第六部 暗裂
小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总部位于欧洲大陆腹地的世界著名艺术品经纪集团戴维德斯将它的业务拓展到中国。戴维德斯视中国是其“最后一个野心”——中国是一个刚刚开放的艺术品藏品大国，民间宝藏不可限量；中国更是一个艺术品潜在的消费大国，中国尚未形成真正的艺术交易市场。而中国对戴维德斯的意义非凡：中国是陶瓷大国，戴维德斯正在雄心勃勃地向瓷器艺术经纪业务深度拓展。戴维德斯的中国计划是，趁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缺钱、缺艺术长远眼光之机，派出强有力的艺术猎头队伍，进入中国，不惜血本收购民间藏宝。等到若干年后中国富裕了，且艺术市场苏醒，这批藏品可以通过国际拍卖和艺术品的“黑暗通道”高价“回流”，戴维德斯可以赚到数百倍甚至万倍的巨额利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戴维德斯的计划推行得非常顺利。最让总部惊喜的是，戴维德斯的亚太大区专家，在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就从山西和广东民间重金淘得两件惊世之宝: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书画花瓶和一件清代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珐琅彩瓷是清代专为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由于产量少，传世极少，故价值连城。古月轩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是用珐琅彩在玻璃胎上施以彩绘，经高温烧制而成。此器系为乾隆皇帝特别烧制的赏玩器，由宫中造办处御画匠亲绘。珐琅彩瓷大部是艺术精品，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不计工本。制作方法是先由景德镇官窑选用最好的原料制成素胎，烧好后送到清宫中的造办处，由宫廷画师精工绘画，再经彩烧而成。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世上据知仅存四只，一只于60年代由天津博物馆从私人藏家手中购得馆藏，两只在瑞士和英国私人藏家手中。还有一只就是戴维德斯收到的这一只了！而杏林春燕图碗只发现过两只，全世界藏家皆知，另外一只，它在美国著名藏家巴巴瑞·霍顿手上。
201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育已经十分丰满，各种艺术拍卖会上，交易活跃，且真正的艺术珍品重金难求。抛出藏品、套回巨资的最佳时期到来了。戴维德斯一举发布了其两件御制宝瓷的资料，并决定于当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会上亮相出售。因为有这两件惊世之宝，此届秋拍会的预展富豪云集，藏家接踵。然而，让人们喜忧参半的是，预展和拍卖会上只出现了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瓶，御制珐琅彩碗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不过，那只彩瓶没有让人们失望，在拍卖会上引起激烈角逐，最终以1.25亿元港币的价格拍出，一举成为秋拍明星。据说，此价格超过了当年收购价的9000倍！其明星效应又加剧了人们对另一只未能如期亮相宝贝的质疑。业界和新闻媒体纷纷指责戴维德斯和苏富比不守信用，玩姜太公钓鱼，只抛竿摆姿势，不放钓饵钓钩的故弄玄虚、吊人胃口的鬼把戏。
苏富比给出的解释是，戴维德斯对一口气拿出这两件珍品，大概有些后悔了，还是要留一只由其博物馆的“世界瓷器馆”永久收藏。这也是艺术商家的良心和操守表现啊，任何巨额利润都不能绑架人家对艺术极品的珍爱，艺术的最终归属一定是藏，而不是买卖！
好一个良心和操守说辞！
戴维德斯果真有苏富比所说的那么伟大吗？对近万倍巨额利润无动于衷、临阵撤拍？戴维德斯对其“伟大壮举”却一直沉默。其中的蹊跷，后来被意大利著名文化学者、艺术收藏家蒂诺先生揭开。他说，当戴维德斯看到全球大咖为了他们的珐琅彩瓶频频举牌的时候，他们喜悦的心其实有一半在滴血——为那只珐琅彩碗，那只更为珍稀、可以创造更高价格的宝贝，其实已经无法完美亮相。因为，它破裂了，对，它破、裂、了！
事情的真相是，20世纪80年代获得这只彩碗的时候，在碗的底缘有一条暗裂，这条暗裂肉眼几乎无法看出，随着搬运、摆弄、藏家的玩赏和岁月的侵蚀，暗裂终于变成开裂，最终导致破裂。其价格当然随之跳水，几乎失去拍卖价值了。
暗裂，隐藏在器物内部的裂纹，肉眼一般不易察觉。一件艺术品，如瓷器、玉器等，如果内藏暗裂，就很难经得起岁月的磨炼，终有一天会暴露，造成艺术破损，甚至导致艺术品的解体。
所以，戴维德斯用过亿损失和信用危机，给全球艺术藏家上了一堂艺术品的“警示教育课”:岁月驱使贵重的艺术珍品成为轻贱的艺术残次品，只需要一条微乎其微的内伤。
他，教授，博导，理工专业的材料工程学和人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双学科带头人，七个省级以上学会的兼职领导，名牌高校的副校长、党委书记，位居正厅，拥有多个显赫职位；“全国优秀教师”“省英才‘555’工程领军人才”等，拥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地方政府科学决策顾问，省政协委员，全国教育工作委员会研究会理事会成员，在学术界堪称“明星”，在教育界堪称大家，在省级政界堪称要人。如今，他是一个犯人，因为严重违纪，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处1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多万元，成为一个全国教育界作为警示教育反面典型的案例主角。
过去，他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演讲，在国际论坛和全国诸多学术活动中做报告，他是知识界的精英，是学生的楷模。如今，关于他的违法犯罪的警示报告，被拍成警示片，刻成光盘，印成书籍，在教育系统的广大干部中巡回播放，在全国的干部队伍中发行。他是知识界的羞耻，是学者型官员中的败类。
他的形象交织正与邪，他的心灵含蓄着光与暗，他的人生兼并着功与罪，他的命运承载着成与败。在他执掌那所超过两万人规模的名牌大学的最后几年，知情者斥责他为“双面人”“伪君子”“变色龙”，更多的普通师生和群众却依然沿袭着对他一贯的印象，赞誉他“学德兼备，克勤克俭，清高正派”。
在陪同我去他服刑地的路上，该省办案人员介绍，他的案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纪委查办的第一个在任高校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也是为数甚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加高官落马案例。该案不仅在省高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中震动大，甚至在全国高校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他全部的违纪和犯罪行为，竟然仅仅集中在案发前的三四年时间里。在此之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确是如更多知晓他的人所认为的，是一个大专家，好领导，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近乎完美的才俊。如果去掉他后面的这几年，他的人生完全可成为励志的教材。
“我像一台配置较高，价格不菲的宝马，快速行驶在阳光大道上。但是，我有内伤，里面某些零件，比如发动机核心有问题，没有及时维修保养，一直不停地沿着高速向前跑，最后跑偏了，翻车了。”
他见到我，情绪不高，眼睛里充满了不满。当我告诉他，我也曾在高校工作过几年，当年，还到他所在的学校参加过他们承办的一届全国高校董事会研讨会时，他的眼睛里才闪烁出亲切和一丝惊喜，这才滔滔不绝地向我说开来。
“要不是纪委及时查处我，真不知自己会滑到哪里，马力越大，跑偏越狠，那就不仅是翻车了，车毁人亡是分分钟的事。纪委也算是帮我踩了刹车，避免了伤亡最大化啊！所以，你来找我谈，我真的很欢迎，我愿做反面典型现身说法。现在，我在里面也在构思，我要写上一两本小说，好好写写自己的人生，这么大的起伏，是有一些通用型人格教训的。我是研究材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汽车跑偏的例子，是科学，再从人文角度说我的教训，是几十年修成精英，几年全部爆损，可能路上的确有钉子，但精英的身心内藏暗伤，这才是致命的啊。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但人性是最复杂的，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复杂，重中之重，是要认识到自我的复杂，扬长避短，更要扬长补短。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
他还是比较坦率的，比较犀利的。他解剖自己的时候，也舍得用一些比较“狠”、比较准的词语。
办案人员告诉我，“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一个书生，但财色令昏，权力使他一度迅速崩溃，实在令人痛惜。当初发现他的问题，开始外围调查，他得到一些风声后，耍了一段时间小聪明，搞了一些小动作，被双规后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责问我们，是不是要搞运动，又要拿知识分子开刀了。但后来经过教育，并找到他的出血点，对症下药，他的态度陡然转好，对自己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了，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了。其实，这个人原先不错的，学校师生对他有不少好的评价。我们认为，他不过是痛定思痛，恢复了本性里的一部分良知。他在里面两年多来，用他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剖析省里发生的许多腐败案子，甚至结合自身，以身说法，深入灵魂，帮我们查找涉案官员的‘病根’。而且，他在里面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做学问。办案点和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对他还是挺佩服的，大家依然喊他‘教授’，言语中多有一份尊重”。
“只是，这结局，太可惜，太可惜，太可惜啦。”陪同我的省纪委办案人员，一说三叹。
而他自己，对我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时，单刀直入，这样开场：
“我将自己腐败犯罪的惨痛代价归纳为十三个一：事业上一直勤奋，人生上一直奋发，人格上一损俱坏，命理上一败俱败，情感上一时糊涂，政治上一撸到底，名誉上一文不值，地位上一落千丈，自由上一无所有，家庭上一塌糊涂，身体上一身病痛，良心上一生自责，总体上一败涂地。”
1
我盘点了一下，我的人生分水岭大概有三个。三个分水岭，其实就是三道灵魂裂痕。现在先从第三个分水岭说起。
2013年4月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召开校务会议。突然，校办的秘书推门进来找我，在我耳边悄悄说，省纪委来了几个同志，要见我，有工作谈。我心里咯噔一下，怦怦跳起来。但我还是故作镇静，有些不耐烦地说，怎么事先没有联系过，怕是私事吧。秘书说，不知道，最好还是见一下，看起来他们挺严肃的，不像是为私事而来。
我这个人，遇事不够冷静，站起来时，差点把椅子带倒。当时心里真是慌神了，直觉觉得不是好事。
省纪委来了三位同志，一见面，寒暄了两句，就拿出一份立案调查的决定文件，口头宣读了短短的两行字。被调查人是我的副手，学校的张副校长。文件说他涉嫌收受学校基建合作商的贿赂，省纪委需要把人带走调查。我知道，这其实就是对张副校长实施“双规”了。我松了一口气，毕竟不是冲着我来的啊。但我的心里还是很乱，因为这位张副校长是我的亲信，学校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对他用得很“重”，凡是有“实惠”的工作几乎都让他分管。他跟我的关系千丝万缕，总能纠结到一起的。我一看省纪委来执行任务的同志，为首的就是某处室的副主任，正处级干部，我有点来气了。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动到我的班子成员了，人家是副厅级干部，又是教授，也不是一般的干部，事先怎么不告知我们党委一声，以让我们有些准备，工作上来得及调整，同时也可以把调查工作配合得好一点啊，如果该同志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也好及时治病救人啊。
那位副主任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不存在您说的如果，希望配合，赶紧把人交给我们带走。
张副校长被从会议室喊出来，带走。我立即中止了会议，回到办公室在脑子里梳理了一番，决定做些补救工作。我自己开车，去了离学校较远的一家银行，上门预约要从存款里提出200万元现金。出了银行，我又给我的情人小于打电话，说要过来吃午饭。小于在电话里呵呵直笑，说你憋不住啦，中午就要过来！
我已经没有心思跟她调情了，挂了电话就往小于的住处猛开。在接近她的小区的弯道上，我的前轮啃了路牙子，把护泥板刮伤了。我下来看了一眼，连警和保险都懒得报，就继续上路，径直开到她住处的楼下。
小于是我2009年认识并发展成情人的。她是我们学校合作办学的民营二级学院的教务处工作人员。那时她刚参加工作，一个外地大学的毕业研究生，应聘到我的下属民营学院工作，租房子住。为了方便跟她约会，同时改善她的生活状况，更多的讨她高兴，我不顾走漏风声的风险，亲自出面找投资该学院的民营企业老板、该学院董事长汪某，要求学院为她解决住房。汪某心领神会，在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买了一个两室一厅精装住房，家具家电都配齐了，让小于拎包入住。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安乐窝。
我来到小于的住处，见小于已经煮了一锅牛肉面，并洗漱一番在屋内等我。我对美人和美食全没了兴趣，直接把上午的事情说了一下，要求她尽快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把这套房子先还给汪老板。我叮嘱她，不管到哪一天，汪老板给你的一切待遇，都跟我无关，可以视为汪某对优秀员工的奖励，也可以视为他对你存在某种“意图”，民营企业家嘛，美人面前，哪个没有动过这样的歪心思！只是记住，千万别说我来过这里，跟你有任何关系。
小于一听就不高兴了，说这么慌张，什么意思啊，又不是你出事，姓张的难道跟你有什么瓜葛，你还会收副手的钱吗？
我说，当然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追责，就有关系，人是我到省里力主提拔的啊，也是我重用他，让他分管那些实惠岗位的啊，我用人失察啊。而且，我估计他收了你们汪老板的钱了，如果这样扯起来，扯到你这里来，如果暴露出我们有这种特殊关系，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性质了。
小于不甘心突然失去这一切，加上受惊害怕，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
张副校长超过两天48小时没有被放出来，我估计他的事铁定过不去了。我赶紧带着现金，在第三天的晚上找到汪老板。我回忆了一下，计算出几年里收受汪老板钱物的大致数目，出来之前，从银行取出的那些钱里拿出150万元，准备去退给他。
汪老板正在一个会所吃饭，接到我的电话就下楼见我。我把装着150万元现金的包塞进他的后备厢。他推了推，就收下了。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跟张副校长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往来，让我放心。最后他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您这也太……那个了，过敏，紧张的吧，即便本人跟张副校长之间有什么不正当交易，最多也是就事论事，自己兜着，怎么可能把其他人带进来呢！
我说，还是小心为好，再说，朋友之间，本就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哦，早就要还给你的，工作太忙，耽误了，希望谅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分别找了几个人，退掉几笔过10万元的款子。我跟他们订立攻守同盟。他们无不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没有他们全家翻天覆地的好日子，一定会终身感恩，怎么会乱说呢，怎么会出卖“朋友”，恩将仇报呢，请书记一万个放心！
我听了他们的保证后，情绪渐渐平息了不少，心里也获得了不少慰藉。
张副校长进去好几个月，并无更多的事情发生。我通过在省委工作的一个学生侧面打听，得知案情可能锁定在姓张的本人身上，主要是他收了承建学校新楼的基建单位的钱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因为把个人私藏的存款都取了出来，退还给别人，我身上几乎没有分文私房钱了。我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心理素质太差，一点风吹草动马上就稳不住了，搞那么多动作，反而惊动了好多人，暴露了自己心虚。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想念小于。于是又找她，让她租好一点的房子住。为了给她筹一笔房款，我豁出去了，居然回家跟妻子撒谎，让她取50万元存款出来，千万不要声张，这个钱是用来“活动关系，捞张副校长”的，张副校长身陷囹圄，他跟我虽是上下级，但情同手足，不能有难不帮啊。
我老婆，呵呵，还是挺善良的，也挺糊涂的。她什么也没说，就把钱取出来给了我。我这哪里是报手足情，是买孽情啊。我前脚从老婆手中拿到钱，后脚就找到小于，把钱给了她，还鱼水之欢了一个夜晚，把上次没吃的牛肉面也补回来了。想想，那时候的我，真的如一个卑劣小人，不知被哪根错乱的神经支配着，人生表现真是猥琐而又放纵，麻木而又破碎。
这两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点那几年的生活。说实话，如我刚才见面时跟你说的，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内容确实丰富，但也很糟糕，后半部，会很脏。
事实上，那些所谓的承诺，所谓的恩情和爱情，后来证实都是滑稽不堪的。几乎所有向我送好处的和我送好处给对方的，都在第一时间揭发了我。比如，其中我最亲密的几个人，第一个，姓汪的老板，他来找我投资办学，我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为报批各种手续，腿都跑断了，使得他的学院很快上马运营，每年赚数千万元，前面我一直没有收他的钱物，甚至饭都很少吃他的。直到他开始哗啦啦进账，我才拿了他一些好处。可是，这个人特奸深，把送人的每一笔哪怕只有几百块钱的账，都做了笔记，事发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主动把账本拿出来，交给检察院。还有一个，我的情人小于，据说协助调查时，办案人员都不需要问第二句，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就爽快地说，情人关系。还哭诉，说自己年幼无知，一个人在他乡生存发展很难，说我乘虚而入，并威胁她如果不从，这么好的工作是保不住的，等等。
小女人为了洗刷自己，把自己都快塑造成喜儿了。而姓汪的，现在看来，你看，证据收集得跟特工似的。这些老板，从来都没有把官员当真正的朋友。他们利用你的弱点获利，然后再揭发你的弱点，以换来自己的“坦白从宽”。他们从向你求助的第一刻起，就为你建起了腐败档案。而你，还在乐悠悠地为这个档案积累材料。
坐在一把有权力的椅子上，我们不自觉地就太自信了。我们若是掉以轻心，真的就成了被别人卖掉而不知道在哪里过年的傻子。呵呵。
这一年，就是我人生的第三个分水岭，我灵魂的裂痕完全张开，无法修补了，它让我的人生彻底瓦解、彻底破败了，成了一个残局。
2
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内心深处，产生裂痕的呢？我这两年想得很多，很深。应该是从做第一件不耻之事开始的吧？
比如，2009年开始收下了别人送的第一笔钱。第一笔，就是那个汪老板给的，一下子就甩给我80万元。刚才我说了，在与科技职业学院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为该科技职业学院董事长汪某提供了太多的帮助，但我一直拒收他的任何好处，甚至一顿饭都没有吃他的。有一次，他给我送了一盒新茶，我随手就扔在了办公室的角落，可几天后，在校园里遇到汪老板，他上来跟我打招呼，然后随口问我，说书记，那盒茶喝了没有？那是很好的茶，包装也忒考究，您一定不要送人，要亲自拆了喝，味道很特别。我想，一盒茶嘛，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回来一想，不对啊，这里面是不是有名堂啊。到办公室拆开一看，果然里面放着一条钻石项链。我当即重新包起来，找了个机会还给了他。
但事情办成了，那年一开学，汪某就从新生住宿费中直接提取了80万元送给我。我心里有数，他这项实业，只要开始运转，每年的利润进账都会过千万。我就跟他客气了两句，收下了。
噢，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分水岭，是我灵魂第二次裂开吧，我灵魂里的丑恶终于调动出来，开始出头活动了。但请您相信我，这个裂痕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那一刻才长大的。40岁之前，我的言行可以说，天衣无缝，好男人，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表现比较优秀。当然，这也不代表我的灵魂十全十美，谁敢肯定自己的灵魂天衣无缝？人太复杂了，看不清别人，更看不清自己。不撞墙也不知道自己额头软啊。正是灵魂深处有硬伤，丑恶的种子才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隐藏的裂缝，在里面慢慢发育，长大，变质，恶化。等我有足够的力量，或者一个契机，它就跳出来了，借力借机，发挥它的恶了。
刚才我说了，我要写一本书，把自己灵魂的轨迹画出来。在这里，百无聊赖中，我经常逆着我的人生河流，到上游，到源头去寻找问题，去挖出这个种子。我弄清楚这个，至少对我自己，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它解决了我一个心理上的症结，给自己这个莫名其妙的跳水人生，一个合理的发展逻辑。
这些，虽然对我本人用途有限——我已经这样了，可以回去找问题，但人生回不去了——但弄清楚这个，对别人会有帮助，特别是我们体制里的那些年轻干部，那些像我当年那样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们，会不会灵魂有个伤口，有个裂缝，有个植入的丑陋小人胚胎蹲在深处，最好能看清楚。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洗洗澡，照照镜子，早查早知道，早发现早好。
要说好这个事，还是要从我的第一次人生分水岭、第一次灵魂开裂说起。
先允许我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17岁就考上了大学，然后一口气念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参加工作的时候，我26岁，因为学历高，论文发表得多，第二年就直接弄了一个行政事业的正科级。提完正科级，我就得到一个机遇，被借调到团省委工作。
在团省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借调工作，说到底是客人，一定要低调，勤奋，把工作做漂亮。这个代表学校出来工作，事关学校的形象啊。就是在那里，我学到了团机关干部的一些作风，也染上了某些团干部的做派。比如，积极，上进，有活力，办事讲效率，不拖拉。善于举办各种活动，尽可能在一定范围扩大工作影响力。还有，练好嘴皮子，要练就出口成章，句句精彩的语言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政治抱负大，但为了抱负身子要放得低，把自己摆在服务生的姿态上，尤其在党委和政府领导面前，要善于做学生，藏起自己那些趾高气扬的书生意气。
由于工作出色，在那里借调工作几个月后，团省委就给我挂了一个学少部副部长的头衔，并选我当上了省学联主席。借调两年结束后，团省委的一位分管学联工作的副书记对我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机会，一个是留在团省委，留在学少部，团省委发个正式的任命文，你就是正规的机关副处长了。第二个选择就是回学校，我们也会对你有个交代，建议学校让你到校团委担任副书记什么的，这样也方便你继续跟我们团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联系，也有利于学校这一块的工作嘛。
我表示感谢，然后说回去跟学校的书记请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回来给您答复。团省委的副书记说好，还表扬了我一通，说你政治上进步很快，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你的组织意识很强，个人属于组织里的一员，凡事有请示汇报的习惯，很好。
其实，我这是给自己留一个可以迂回的空间。
我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前途，念到那么高的文凭，发表了那么多论文，难道就是为了出来当一名埋在杂事堆里的政工干部？我有点不甘心。我回到学校，找党委书记谈这事。我在表述的时候，玩了一点语言技巧。首先，我感谢书记给了我到上级团委锻炼的机会，两年里工作辛苦但水平提高很快，收获很大。然后我把团省委副书记对我工作安排的建议转述了一下，我在转述第二条意见里的推荐回校团委担任副书记时，故意把这句话里的副字漏掉，直接说他建议我回来当校团委书记什么的，说是便于学校团委跟团省委对接工作。书记就问我自己的想法。我说自己留恋学校，留恋学术氛围，还是不想丢掉专业。
我们那位老党委书记有高校领导的显著特点，就是爱才，喜欢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他一听我这话很高兴，就说，也好，你们年轻教师精力旺盛，做点团干工作，学问也不要撂下，是明智的选择。这件事就这样办成了，我回来当上了校团委书记，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年龄刚刚30岁啊。
为了消除我那个“副”字的后患——万一哪天校党委书记遇到那位团省委的副书记，聊起来这个事可能会出逻辑上的“纰漏”——我故意在书记找我任职谈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用重了的惶恐。我说，我也跟团省委副书记表达过自己的心态，太年轻了，经验不足，从团委副书记岗位干起就很好了。党委书记呵呵笑了，还拍打了两下我的肩，说压重担才能长大力，团的工作岗位，本来就不同于其他岗位，设那么多死台阶干什么，再说，这也是学校对落实上级团委意见的重视嘛。
我想想，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在任职报到的当天，又跑到团省委，找到那位副书记，汇报自己的事。副书记很高兴，说学校落实得好，很到位。我就说，我正是为这事来的呢，我觉得当个副书记就很好，校党委硬是要给我压担子，而且我们书记说您的意见，一定要重视，您是一位很少向基层团委推荐干部的人，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不会看走眼。副书记哈哈大笑，说你当然能干好，我告诉你，你不要怕担子重挑不起，书记比副书记好干，一把手，好想法、好办法之间，没有周折，副手就不一样了，我支持学校的安排，你就甩开膀子干吧，干好了也算我们团省委培养干部有方啊。
就这样，我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你可能察觉到了，这里面埋下了一点隐患，为了前途，我不是真正选择学问之路，关键时刻也不是那种很人文情怀的做法，而是选择功利，选择了手段，玩弄了一些恶俗小聪明。这种方法一旦侥幸成功，必然在内心深处埋下种子。当然，这点种子，如果在不断优化的心灵土壤里，恐怕也就死掉了，发不出芽来。能成为一种羞耻的隐私，说不定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好处，知耻乎而后勇，许多人年轻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没有受到惩戒，但心里清楚，通过反省悔悟，不断激发内在正能量救赎自己，最后成为伟大的人。美国有1/3的总统年轻时都是坏小子，像林肯、奥巴马、小布什，还有肯尼迪这些人，年轻时有的学习成绩很差，调皮捣蛋，但后来都陷入懊悔、自责，最终奋发有为，不只成就伟大，品德也堪称楷模。有些事情，我也知道做得不好，做多了会遭报应。但是，我一方面小心翼翼，藏起这些隐私，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中国文化胎里出来的，中国自古不以人品论英雄，而以成败论英雄，难道谁能有三头六臂，仅仅以品德高尚成就英雄地位吗？我们不都在动用着孔明的脑筋，表演着刘备的伪善，实施着曹操的手段，成就着自己的江山吗！
我那几年甚至跨学科做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做一个不同于众的古小说人物形象归类研究。我的论点是，四大名著里没有一个好人，有好人也是一些很烂的好人，比如武大郎、贾宝玉这样的，很，还有孙猴子那样一身才艺却永远只能做奴隶的苦命汉。这就是我当时反思的结果。我觉得跟许多成功人士相比，我那点小伎俩，都摆不上台面，小得不易察觉，小得不值一提。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人生的第一分水岭，还不能看出灵魂有太大的口子。
应该说，我的整个中青年时代，虽然不反省自己，但很激励自己。我的工作是拼命的，我的学问是扎实的。我奋斗的弦绷得很紧，一刻也没有放松。这里面可以举无数例子。
我记得40岁前后的十来年内，是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数数倍扩大，教职工和学生人数破一万，再破两万，重点学科拿下一个又一个，新校舍和新校区规划、落成和投入使用，二级学院、民营学院崛起，等等，无一不是我的亲力亲为。我个人的事业也是飞速发展，从团委书记到二级学院院长到副校长，职务不断升迁。我当学院院长的时候，是全校最年轻的院长，我当副校长的时候，是全省最年轻的高校领导之一。在学术上，33岁的我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之后逐步展现出我的出色才华，36岁担任博导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的领导小组成员。次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全省材料科学领域甚至全国的中坚。同时，我还是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省级科研课题项目的评审专家。其间还到清华大学进修了管理，被组织部派到国外参加干部境外培训半年，到老家的县乡教育扶贫一年。我的状态就是一个陀螺，被抽打着快速旋转的陀螺。我得到了很多，仕途顺进，著作等身，荣誉满满。但是，我也付出了很多，比如儿子上学受到了耽误，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才华和特长。夫妻感情破裂，跟结发妻子离婚，然后匆匆忙忙找了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女人再婚，婚后发现两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前妻的父亲待我如亲生儿子，可是他得了肝癌，去世前我都未能照顾他一天，只是出差时绕道到前妻老家，送了5000元钱到老人床头。也就是从那件事起，我前妻对我失望透顶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激化。我自己的父亲三次住院，我只得空去陪护过半天，未能尽到应有的孝心。
那么，我当时志满意得了吗？没有。
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在老家名气已经很大。不久省教育厅安排部分高校领导带队，为全省部分县区开展“教育扶贫”。我带了一个队，到我老家那个县的邻县蹲点。有一个周末，我回老家，老家县里的教育局长得知消息，就过来请我吃饭，而且告诉我，已经跟县里领导汇报了。我说不要打扰县里领导吧，我们教育上的自己人，吃个便饭交流一下工作就好。可局长说，那哪成啊，您是副厅级干部，相当于我们县上面的地级市的副市长啊，您来了，县长书记都要出面接待的。再说，您是家乡的杰出人才，大专家，您不肯见这些县老爷，他们会感觉没面子。我要是不告诉他们，不安排好这件事，还不得罪狠了这些县太爷啊。
他说得这么严重，我想想，也是啊，符合情理啊。于是我说，那就好吧。
结果，这顿饭吃得很有戏剧性，吃得我心理严重失衡。
县委书记听了教育局长的汇报，说正好有几个接待，要赶个场子。就委托县长来陪我吃饭。到了县长那里，县长说县委书记接待的那批客人很重要，是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市委组织部的领导陪同过来的，自己不便不参加。然后就委托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陪我。副县长就对教育局长说，书记和县长很不好意思，为了弥补不敬，就吩咐把接待放在同一个饭店，到时候他们方便过来交错陪我。我觉得这也挺好，人家这么忙，还动这么大心思，想尽办法照顾到我，真是太热情太诚恳了。我就愉悦地赴宴了。
那晚，饭吃到一半，副县长就提着酒壶，说我先去给省市领导敬个酒，顺便帮书记、县长领个路，再过来陪我们的校长大教授。然后，他去了，这一去就是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回来。我们就干坐在那里等他。所有的菜都上完了，都上餐后水果了，副县长才歪着身子，一个人进来了。他喝得满面红光，看来兴致不错，说领导们知道他酒量好，一定要拽着他，把省市领导陪尽兴了。
说话间，我们就发现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呼啦啦路过我们的包间外，走了。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一看，说正是领导们，马上跑出去。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回来了，说他们喝多了，书记和县长送省市领导去住的酒店了，一时回不来，让给校长打个招呼，失礼了，只能下次补偿。
当时的气氛有点尴尬。我有点不高兴，但想想，还是能理解。省市领导，人家的顶头上司，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容易来一趟小地方，地方官员们高度重视也是应该的。管组织的省领导，不要说是到一个小县里，即便是到我们省城的任意一所大学，学校领导一样也会倾巢出动。
我们就怏怏地结束了饭局。跟副县长告别后，我多了一句嘴，问教育局长，今天来的是不是省委常委、组织部某某部长啊。局长笑了，说，哪里啊，省委组织部市干部处的一位副处长，陪他过来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两个副处级干部而已。
那一刻，我的心里的自傲自尊，我的价值之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在省城混成一个名流，一个名牌大学的副校长，一个体制内的副厅级干部，竟然跑到老家，面子抵不上组织部门的副处级干部。
教育局长可能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好，连忙解释说，也是特殊情况，今天他们喝多了，本来都要来敬酒的，要不然也不会提议放到同一个饭店接待。他还说，其实基层都是这样的，如果是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来人，哪怕是科长，县领导都愿意出面。他们也没办法，为了地方发展，越来越务实，非常对不起，代表他们向您致歉，绝对不是有心，这车实在是撞得不好。
这件事还是在我们老家那一带传开了，而且越传越歪。最后的版本变成：书记县长请省里的副处长和市里的科长吃饭，顺便请回乡的大学校长、大学者吃饭，弄到一桌，省里的副处长被安排到书记右手的主宾位置，市里的科长被安排到书记左手副宾，大学校长被安排到第三嘉宾位置，坐在了县长身边。宴会开始后，书记、县长、副书记、常委、副县长竞相给副处长和科长敬酒，酒喝到第二瓶，还没有轮到给校长敬酒。校长不高兴，中途拂袖而去。
这些八卦传来传去，从家乡传到了省城，传到我的耳朵，更加走形，更加变态，让我颜面尽失。我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在家乡搞养殖，发了一点小财，据说可以经常请到县里的领导吃饭，居然发信息劝我，不要跟家乡领导把关系搞僵，没有面子，甚至波及同学圈，对大家都不好。
我的肺简直都气炸了。
这件事，才真正导致我的内心巨变，导致我的人生第一次分水岭。我自认为我顿悟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世界之最的官本位文化，覆盖到每一个角落。虚名轻如鸿毛，知识不能增加你在人心目中的分量，有时候，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实力，想在社会上搬弄这个空架子，只能自取其辱。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功名，原来就是搭了一个巨大的空架子，经不起别人轻轻一推。我开始苦思冥想，我甚至后悔当初不该为了虚长一级，回到高校，应该留在团省委发展，留在省级机关从政。
从那件事情后，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的两年，我几乎都没有心思做任何学问，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向经营仕途倾斜，而不是在学校围墙内死干活儿。我才40多岁，已经拥有好几年副厅资历了，我希望通过“各种努力”，能尽快解决正厅，并把自己的屁股落到省级机关或者地方大市的领导岗位上。
我内心的伤口，迅速开裂，一个小人从灵魂里钻出，迅速茁壮。
但是，我的苦心经营，只成就了一半美梦：没有几年，我得到了正厅的位置，但没有出得去，还是落实在围墙内，走上了学校党委书记的岗位。
3
省委来学校宣布我任职时，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对党、对学校效忠履职的书面报告，在全校干部大会上慷慨演讲。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内心的真诚与感恩，是打了折扣的。我已经看透了所谓正厅副厅，我在乎的是赋予这个位置的权力有多大，权力有多少。所以，在我任职书记的几年里，我变得非常老辣。我观察了几个月，进行了一场大的人事改革，以此名义干掉了一批卖老资格或者书生气太重的干部，换上一批对我逢迎的干将。然后我就开始布局各项事业。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情，能不干就不干；能为我带来名而无实利的事，放权给别人去干；能为我带来利的事，积极支持并参与干；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我举全校之力，真抓实干。由于干了不少实事，客观上学校也收益了，在我主持下发展态势良好，而我本人更是获得了很多实惠。
在这个利益大布局中，为了掩盖我的“蓝图”，我暗地里谋取实惠，明里开始设计和塑造自己的正大形象。每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忙着“表演”这种形象。
我曾对青年学子这样谈自己的人生观，要“以哲学的姿态生活”，提出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我告诉学生，“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问题想通了，人的一辈子就会很平静。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士淡泊有为的例子，左手教条，右手举案，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年轻学生在台下，经常听得热泪盈眶，给我的掌声如雷贯耳。由此，我在这群不谙世事，更不谙老江湖心机的年轻人中，赢得了很多的粉丝，成了他们的“人生导师”。我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把马列主义讲得十足接地气，当代大学生不怎么感兴趣的一个学科，在我这里，硬是被盘活了，每次选修我课程的学生都超过指标。有时候开大课，连楼道里都挤满了学生。我还是省里各种道德教育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我主编的道德教材进入到很多大中小学的课堂。
一个人越是哪里软腿，有时候越是在哪里硬嘴。什么意思？比如，天天喊实事求是的干部，往往都是些混世干部，一屁三谎，不干实事。比如，有些商人请你吃饭，口口声声说交朋友，不是有所图，只是喜欢交朋友，这类商人其实最唯利是图，你吃他一百块钱饭，他恨不得从你身上挣一万、十万的，一件事没办成，他就翻脸，恨不能把你吃下去的饭给抠出来。比如，有些女人，喜欢表白自己多么能抵制男人，面对频繁骚扰无不严词以拒，哼哼，这种女人，多是既虚荣又不检点的，她就是缺别人的频繁献媚，更不具备强大的抵御能力。说到我身上，因为我心里重名利，所以嘴上就整天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我背地里开始向不正当利益伸手，表面上在反腐倡廉方面抓得很紧。每次会议都大讲特讲廉政；每年都出台一两个文件，针对廉政建设，建章立制；跟每个利益岗位，比如基建办、联合办学办、招生办、后勤保障部、人事处、校办产业公司等等，每年都签订廉政责任书。我还在学校专门拿出地方开办了廉政教育室，每年新生开学都要参观，干部上岗必来观摩。其实，这些表面文章，也许能吓吓下属，制约一下他们的放纵，但对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作为一把手，我的任何决策，只要朝自己的小九九里歪一下，好处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门了。
在执行组织纪律上，我自有一套“爪子”。为了体现我的清正廉明，我对班子其他成员要求还是比较严的，经常以班长的名义“敲打敲打”他们。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私人活动，不收他们一点好处，杜绝了人情往来。有一次，一位副校长出国访学回来，在免税店给我爱人带了一个古驰包包，里面还装了一些外国巧克力和点心。我象征性地从里面拿了一盒巧克力，其他全部还他。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尴尬。这个副校长就在一次应酬时把这件事讲出去了，说我不近人情，很难相处。我表面上很不高兴，其实心里窃喜。这不正是我要的宣传效果嘛。你拿这个说事，不等于是我廉洁形象的义务宣传员啊！
程序，是我最喜欢的说辞。我多次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讲，“你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乍一听，我是个懂规矩、讲规矩的领导干部，其实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我是这么要求别人的，却不会或者不需要这么要求自己。
当然，在这里面得有一点技巧，实际上，我也并不是对班子里的每个人平均用力。后来在我之前出事的张副校长，我表面上对他也很严厉，暗地里其实是给他空间的。他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亲信，所有有实权的事，我需要通过他控制。一块肉递过来，尽管最终必须到我手里再分配，但是是别人去搬运的，你无法不让别人过手留油。张副校长就这样被我“惯”坏了。他的名声并不好，有他的自作自受，其实也有很多事是替我背锅的。所以，他一旦出事，我就有些慌，感觉省纪委在顺藤摸瓜。七八个人的一个班子，班长对谁偏心眼，对哪个特别关照，特别放权，怎么可能蒙得住其他人的眼睛呢，这里面怎么可能不存私心，不存利益交易呢！
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关心下属职工的生活。如果某个教职工家里遇到不幸之事或者生活难事，我都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一位老门卫得了癌症，我亲自把学校的慰问金送到病房，这件事成为教职工口传的佳话。我也经常跑到学生宿舍和食堂去，跟他们一起聊聊天，问问生活，吃吃学生餐，指点一下厨房里的咸淡酸辣。我还倡导学校成立了爱心基金会，每年开春带头捐款2000元给基金会，一直到我被“双规”，一年未落下过。
在单位里，我总是一副很清廉的样子，不穿名牌，装扮朴素。我在学校参与接待不多，吃吃喝喝的事，尽量让班子其他成员参加，他们也乐得。因为有大食堂的“饭卡”，所以我从来不在学校接待点多吃一顿饭，而是经常拿着饭卡，大摇大摆地进出校职工食堂，跟师生们打成一片。我出门一般不用专车，自己开车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出入。有时候，我还故意在下班后，提着一个买菜的帆布袋，从学校迈着老腿，走到对面街道的农贸市场，去买点菜提着。次数多了，许多师生都看到了。有女生还把这件事写到作文里去，称我是“烛光里的教授，菜场里的爸爸”，文字煽情，十分感人。其实，我的白天跟夜晚完全不一样，在台上跟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在单位一套，在企业老板朋友面前一套。我像一个活动变形人，根据不同场合切换着自己的“形状”，变换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我切换得很麻利，很严密，不露声色，几无破绽。因此，当我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传出后，教职工都大吃一惊，认为是被别人诬告。有的人甚至提出到省委上访，还我“清白”。
事实上，自从我当上一把手，并收受了合作办学的汪老板的80万元第一笔贿赂，我的人生第二个分水岭完全形成，在我表演好领导、好男人的当儿，开始开足马力谋私利。说得难听点，我感觉几十年的奋斗，就是奔这些来的。我不是权力部门和地方领导，我的价值建立在什么之上，难道是写一大堆论文，忙几十年教学和管理，换一头粉笔灰和一张退休证？党委书记任上的几年，尤其是后两年，随着白天演技的日臻完美，黑夜我抓紧时间肆意妄为，征收权力的租子。
在大学新校区路网、综合实验大楼、新校区大楼、新体育馆等工程项目中，我为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暗施帮助。之后，老板为表示感谢，先后9次送给我人民币80余万元和豪华沃尔沃越野车一部。这位老板还多次向我承诺，等新的两栋承建大楼竣工后，将“重重地报答”我。当他得知我多年忙于公务和学问，耽误了儿子的学习和前途，儿子只读了一个专科文凭就匆匆走上社会，瞎七瞎八混着，生活很不景气，老板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拍着胸脯说，将亲自带儿子，用三五年的时间，帮儿子成为身家千万的商业成功人士。后来，这个老板把儿子安插到他入股的一个公司，变相给儿子高报酬累计数百万元。
我常年绕过组织程序，习以为常地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提拔任用，调换岗位，评聘高职等等的个人问题，提供特殊通道，达到超越能力范围和政策限制的目的，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感谢”。为了方便在人事上任性操控，我选用一个特别无能却对我俯首帖耳的干部，担任人事处长。此人不过是我的木偶和舆论挡箭牌。有一年，我要求人事处将某校财务处一位有问题，正被人举报的副处长调入我校财务处任副处长，把某市出问题的副市长的司机，调入校党政办工作，把某兄弟学校的一位被纪律处分的主任，调到我们学校任工会副主席，把某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情人，调到学校产业办打杂……这一切，我一般放在暑假进行，这样干脆连会议都不用开，只需让人事处负责人，跟班子其他成员，打打电话，说一下，就算会商过了。无须考察，直接办理，开学就到位上班，其他校领导均稀里糊涂。我这么讲义气讲效率，说到底就是每一个调动里，都有“好处”在驱动。
至于跟汪老板，我的牵扯就更多了。我帮他办成了民营合作学院，我认为他这个稳赚不赔的董事长，就是我给的，所以每年拿他几十万元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在与他的合作办学问题上，校纪委曾发现该院不仅不符合上级规定的合作办学条件，而且连学校的土地证等有关手续都是假的。对此，我却总以各种理由来帮助他们搪塞。纪委书记反复提醒我，这里面有问题，最好停一停，说多了，我就烦透他了。为了尽快成功签署合作协议，我干脆就找了一个机会，把校纪委书记支到省委党校，参加一个时间较长的培训学习去了。等他回来，不单手续早就办完，相关业务已经正常运转好一阵子了。
短短的几年间，我收受、索取数十名行贿人的财物共计几百万元，这些财物包括人民币、美元、澳大利亚元、股份、房产、轿车、购物消费卡券等。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00万元。作为回报，我在工程建设、人事任用、考生招录等方面挖空心思，寻求突破，为他们大肆谋取利益，包括为没有建筑资质的工程队获得基建工程项目、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行贿人提拔、为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增补录取，等等。金钱加速了我的腐化堕落，腐化堕落又加重、加剧了我经济上的压力。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我的情人小于是我在帮助汪某筹备合作办学过程中认识的。汪某见我喜欢她，就故意在一次我出差海南的时候，派小于去找我签署一个“急件”。那时候我刚刚再婚，跟第二个妻子在一起时间不算长，应该说，还处在“来电”期。可是，我仍然没有控制得住自己的欲望，当天晚上就带着小于在三亚泡吧，然后喝得半醉，以醉酒的名义，胆大包天地把小于带进房间同宿。我在三亚三天的会议，肆无忌惮地把她藏在房间三天。会议结束后，又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多滞留了两天，与小于共度了一段浪漫春宵。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散步，在夜空下的海水里嬉戏，在海鲜大排档享受美食。
小于年轻，娇艳，给了我从未有过的“蜜月”体验。我疯狂迷恋她，编织了一套美妙的说辞，套取她的芳心，也给自己找到了出轨的台阶。我告诉她，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成功，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问号，横在心里，无法跟人言说。我说，我常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匆匆而行，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却不知来路和去处。所以，不要看我今天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有三尺之台，海阔天空，其实，从来没能找到知己，无法确定归属。我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豁然开朗，你，就是我等到的缘分，就是我人生的指向，就是我生命的归属，就是我落定的江山。
这些话，文采飞扬。那时候说出来不觉得肉麻，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想想我这个孩子已长大成人的父亲，老婆已换了一个的老男人，一个整天坐主席台上慷慨陈词的高级干部、德育专家，竟然对着一个小自己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极言献媚，用尽铅华。而且，为了维持住跟这个年轻肉体的关系，我从受贿发展到后来的索贿，全然不顾被索贿者的感受，不顾一点点一个万人大学一把手的尊严。
我的这些钱，大都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女人，也把一个本来出身贫寒、还算朴素的女孩，逐步侵蚀成一个欲望膨胀的物质女。后来，小于花钱的气势，连我自己都看呆了。几十件一万多元的衣服，买回来，穿一次发现不理想，立即淘汰，随手送给闺密。出国买名牌包包，论打，而不是论个买。有一次，我带她到杭州玩，逛商场的时候，她看中一套皮衣皮裤，反复试穿，觉得合身，时尚，得体，满意得不行。可是，结账的时候，她却突然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她是心疼钱，嫌贵吧，就安慰她说不要紧，贵一点没事，喜欢就行。可是，她还是放弃了。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女孩的朴素本性并没有丧失。吃饭的时候，我就劝她回头可以再去买回来，这套皮衣穿起来确实不错，我要你美给我看，钱不是问题，美才是最贵的。小于哈哈大笑，说，傻子，我告诉你吧，我不是嫌贵，我是嫌便宜，担心便宜没好货呢。我说，多少钱啊。她说，一开始我看多了一个零，才愿意试穿的，结账时发现是3000多，营业员还说，可以打九五折，我就傻了，不敢要了，三千多块钱的皮衣，能穿吗！亲爱的，你说我的决定是不是很明智。
我那几年在这个女孩身上花掉和送给她近600万元，最后专案组查到她时，只追回来80多万元。
有一句俗语说恶人装忠厚，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这种人啊，最后几年成了披着君子皮囊的流氓。我坐上高位，最好的平台没有用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上；最鼎盛的精力，没有用在事业正道上快马加鞭；甚至最好的词语，最后都用在赞美女人，滋养情色的歪门邪道上了。踏过人生的三道分水岭，我彻底改变了本色，丢掉了正派，陷入了无耻。我暗藏的虚荣、功利观，潜在的学而优则仕、仕而高则作威作福的青云梦，最终走到了尽头，彻底覆没。
一道内伤，可以潜伏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然而，它的爆裂，发生在我身上，不过就那么短短的几年。
不知为什么，跟他谈了半天话，听得还是比较累。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陪同我的省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一位参与办案的主任告诉我，就是他当时带着人，去学校双规张姓副校长的。那时自己是处长。“当时，他有过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镇定了下来。”主任告诉我，“我立即预料到，张姓副校长跟他关系不一般，一个出事，另一个心里有震动，有恐惧。其实那时，我们除了知道张姓副校长是他的亲信，其他牵涉他的线索，并未掌握。可他太慌，到处找人打听，甚至妄图通过‘上面’做做工作”。
主任还介绍说，他是名人，又是高官，有一种自命不凡的自负和麻木。他天真地认为，就那点事，根本不至于扳倒他，顶多弄个党纪处分，退了赃，继续回去上班。所以，纪委把他带走时，在被带走的路上，他还与我们谈笑风生。不仅如此，他还在接受办案人员谈话时，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派，抱定与组织对抗到底的“决心”，拒不配合。整整两个星期，他反复“强调”四点：
“1.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光明正大，坦坦荡荡，没什么经济问题。
2.我比你们还要懂党纪国法，你们这样做事是错误的，你们要保证我的自由、申诉等合法权益。
3.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双学科专家，你们这样草率决定调查我，是不负责任的，要给我恢复名誉。
4.你们要尽快让我回去工作，几万教职工和学生在等着我，我回去时，你们要代表组织，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澄清事实。”
后来，纪委的同志，只好先向他爆了几件已经掌握了的“料”。看得出，他非常震惊。他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主动请求交代问题。从此，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对自己的认识，说得特别到位。
听了这番介绍，我提出来，能否再递一个纸条给他，请他书面回答我一个问题。纪委的同志说，当然可以，他现在对我们的工作很配合。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如实谈一谈你在被双规后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认识。”
我人一回到江苏，就收到了此案的审理主任帮他快递过来的回答材料。
他的字娟秀中不乏硬朗。但字写得很小，整体感觉是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约束，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克制和内敛。都说字如其人，字映其态，我能从他的字，隐约看到他这个人，部分内在的情志，外在的处境。
他的书面陈述如下：
纪委开始调查我的时候，我既恐惧，又愤怒。我觉得自己为党和国家，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把一个脱胎于高专的学校，发展成地方最重要的万人大学，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怎么会为那么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对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一个著名学者，动手段呢！我想不通。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拒不承认错误，大闹情绪，跟调查组的同志拧着干。
为打消我的对抗和侥幸心理，办案组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导，给我讲政策讲法纪，要求我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另一方面主动关心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检查身体。我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
回顾这段时间自己的思想变化、灵魂洗礼、情感起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正是组织上温暖的怀抱、办案人员无私的关心，自己的心情能够得以平复，能够坦然地面对组织敞开心扉，忏悔自己错误的过去。自从进入省纪委办案点至今，我在思想认识上和认错态度上经过这样一些阶段：
刚到办案点初期，一开始思想情绪上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麻木，心里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自己还搞不清。其实在这个时候，自己最应该清楚过去做错了什么，然而，这个时候，自己头脑是不清醒的，这时候自己考虑的不是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是组织上掌握、了解自己多少事情，这些事情说出来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十分害怕，也潜伏了不少怨气，觉得组织上不包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体谅我们开展工作的难处。特别担忧的是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数字大肯定问题重，一旦暴露了，将来会是什么出路等等。这些就是当时在思想上、头脑里反复盘算的问题。在这种心态下，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必然是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去，即能不说则不说，不能讲的则不讲，因此自己的态度一直不能端正。
针对我的这些思想认识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办案人员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严肃批评及和风细雨式的耐心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我在震惊中思考，在思考中提高，在这一阶段，也就是我对是否向组织靠拢左右摇摆、徘徊不定的时候。办案人员摆事实、讲道理，拿出我认识的落马干部魏某某、沈某某以及安徽的王怀忠、江苏的王益民等，态度完全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开导、教育我，使我慢慢打消思想顾虑，自觉地、积极地向组织靠拢。经过他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组织，以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实际行动向组织靠拢，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好这些问题，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自己开始转过思想认识上的弯子，开始慢慢地梳理自己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有过在良知初醒阶段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转到震惊、恐惧的情况，而针对这些情况，办案组领导都有预测，并且都及时地做好了我的思想工作，使我安稳度过了认识波动的阶段。
通过组织上耐心的教育和细致的工作，我幡然醒悟，开始意识到，在自己犯错误的问题上，领导的话哪一句用在自己身上都是对的，组织对每个人都是负责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在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挽救自己的只有组织。
我还从组织的关心、关怀中看到了组织的大度。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上了解到我的自身情况和家庭状况后，各位领导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生病了为我请医送药，带我到医院做检查；春节前领导专门到我家中看望我家人，对我妻子说了不少我的好话，安排我与儿子通信，使我能够安心放心，集中精力在这里交代问题；办案组的同志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陪我吃年夜饭、看春晚。特别是中秋夜，还让我与儿子互通手机信息。这些都让我为之感动，使我在积极配合组织交代问题的过程中充满了正能量。
正是组织上源源不断地给了我这样的动力，使我有一种向组织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信心。尽管在这样一个半月左右的过程中，在我对问题的认识方面，在交代问题的态度方面还出现过一些反复，这些反复有的甚至还比较大，分析下来，小反复是一些认识问题的苗头，而大的反复则是这些苗头的集中爆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及时帮助了我，我也在第一时间认识了错误，并比较深刻地向组织做了检讨。这些情况的出现，既在组织的意料之中，又在组织的掌控之中，没有对我认识问题、交代问题带来太大的影响。另外，是今后朝着组织指引的方向前行中的重要教训、反面坐标。正是在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使自己对组织更加充分信任，主动积极向组织靠拢，让组织拉着自己走向光明大道的决心和勇气更加坚定，向组织交代了全部问题。
回顾这段时光，我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选择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彻底告别旧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经历这段时光，我的体会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出路就是听组织的话，按“两规”要求，如实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走好后面的每一步。还有就是“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绝不是一句空话，我按照组织要求，交代全部问题后，更感受到组织怀抱的温暖。有了一种要反思自己的过去、要向组织忏悔、要向组织吐露心声的决心。
最后，我要结合我的职务，结合我的失控教训，跟全国高校的同行说几句话，也斗胆对组织进几句言。
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想想我在位最后的几年，确实是表面上朴素谦和，骨子里狂妄、霸道，且耍弄了不少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官场手段，为所欲为，在学校几乎一手遮天，没有人敢挑战我的权威。一个人在某个单位、某个地方任职，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警醒，而是我行我素，基本上就是走上悬崖，离坠落近在咫尺了。
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小社会，一旦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无人能制约，权力过于集中，以权谋私就变得非常方便，人性中的丑恶就会脱缰而出，纵横驰骋，无法无天。这就像一件瓷器，几乎很少有碰不坏的瓷器，磕磕绊绊中，一个人灵魂的瓷器总会有一些裂痕，这个时候需要把瓷器捆绑住，以便及时做内部的修复。如果得不到束缚，再继续甚至更加大幅度的磕磕绊绊中，瓷器一定会突然破碎，散落一地，像我这样，无法收拾。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常常如赤裸的皇帝，自己认为穿着新装，一些不怀好意的身边人，也告诉你穿着新装。你会麻木自大，感到自己如同君主，万人之下，一呼万应，无所不能。等很多东西传递到上级组织那里，组织上下来视察，往往发现事态已经严重，连亡羊补牢都来不及了。害了自己，也害得整个学校的事业受到损伤。这样的事例在全国高校系统，多有发生，绝非我这一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迅猛发展，高校办学产业化，导致高校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了围墙，社会风气长驱直入，鱼目混珠，无法过滤。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内部监督、上级监督、社会监督均存在缺位或弱化现象。这种情况下，高校领导的人性善恶，道德高低，自控强弱，都会直接映射到整个学校的管理效能中去。一个人与一个学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过度依赖高校领导办大学的情形，成为常态，特别危险。
如何监督制约高校一把手，让我们这样的人不再成为“爆裂的瓷器”？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是要紧抓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方面，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对人、财、物权力集中的岗位，要进行职权梳理，切实找准岗位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等的监管，继续推行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三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再一方面，完善基建和修缮等工程监管制度，健全物资采购制度，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使用、财务管理。
最后要建议的是，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这类相对独立的单位，事业、经营兼具，情况特别复杂，其纪检监察机构，最好不要在单位党委内设，而是由上级纪委派驻，比较有威慑力和制约性。这种单位比党政机关更复杂，为什么机关采用纪检派驻制，我们这样的单位却内设呢？我觉得纪检体制建设的完善工作，还有空间。
想了很多。觉得仍未说到点子上。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