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他并不容易。他先是答应了,等接到省纪委电话,我飞到广州,刚下了飞机,监狱方面又传来消息,说他又反悔了,拒绝接受任何访谈。省纪委的同志安排我在羊城的宾馆住下,等待监狱方面做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再过去。我在宾馆待了整整两天,终于接到通知,说他愿意见作家了。
我们赶紧驱车前往。
在狱警的陪同下,我穿过两道沉重的铁门,进入监狱的内院,到了监守区,上楼,在监狱方面专门安排的一间“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被媒体称为“江湖大佬”“国企巨贪”的访谈对象。
他矮,壮,黝黑,结实。虽说年近六旬,从犯人头的短发茬里,几乎看不到白发。囚服遮不住他身上流露的南方老男人的精干气质。
为了打破一见面的尴尬,我在来的路上仔细研究了他的家庭资料,以备寒暄。结果,我刚开口问他,最近家里还好吧,老婆的高血压降下来没有,他就不耐烦地向我竖起手掌,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说,对不起丁先生,我不得不打断你啦,你的时间应该很宝贵啦,我们不谈家事好吧,直奔主题啦。
接着,他一口气几乎是自言自语道,你要了解的是我的违法乱纪的无耻轨迹,我的心灵堕落史是吧,那我会坦诚交代。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从调查我到现在,都能背熟了。这回他们又跟我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了,说我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犯罪中的典型,是个有价值的案例,哈,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重新活十辈子,个人能量都无法弥补过失,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做一点深度的剖析,把教训提供给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们。全国国有企业大大小小近20万个,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国企一把手有几十万,确实需要把血的教训告诉这些人。这个有价值,我懂,我当然配合。这些人需要重警示,我不是夸张,国企一把手权力太大了,有时候违纪不违纪,犯罪不犯罪,完全在他个人的一念之间,约束真的太少啦!所以,我想通了,我答应纪委,答应监狱政委提出来的要求,好好配合你的采访。其实,我是一个无期徒刑犯,我答应不答应,你们能拿我怎样?最严重就是改判死刑,哈,这正中下怀,生不如死的生活,可早点结束。但我答应了,因为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曾经的正厅级国家干部,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该有自知之明,我罪孽深重,应该寻求赎罪机会。所以,我今天答应见你,我会扒开我的皮囊,刨出我的心肺,晒出我的灵魂,揪出我的过去,让你看清楚,让你的读者看清楚,让全国人民看清楚啊。我个人那点形象,反正早就一塌糊涂了,你怎么写,也无所谓了。哈,就这点料,让暂时还没有进来的,呵呵,随时有可能进来的大几十万国企领导中的一些人,仔仔细细听清楚了。
他一口气说了好几分钟,说实在的,我竟然接不上他的话茬。他真的太聪明,太犀利和尖刻。他根本就不容我插嘴,单刀直入地说出我企图拐弯抹角表达的所有意图。
说完这番话,他说,“我先背诵一首歪诗,给你听听,我写的,人生悟道诗吧,能反映我的轨迹”。他向我要了一支烟,猛吸几口,说,“这样吧,我慢慢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发表。诗歌水平不见得有多高,就是个顺口溜吧,但内容有特殊意义。这首诗概括了我的后半生,从走上国企领导岗位,到现在这个状况。你回去可以慢慢消化,当然不是消化文采,我这水平,谈不上文采,是消化里面的道道儿,对你写我这篇文章,有用的”。
历尽沧桑展鹏鲲,
失却航标暮色昏;
国企做成家天下,
得道唤来鸡犬跟。
顺者任尔掌舵轮,
逆者整你难翻身。
金钱美色家常饭,
蛀虫布阵私家军。
辉煌已成昨日事,
功劳不是免罪证。
曲终人散晚景凉,
高墙坚壁度残生。
——狱中作《人生悟道诗》
诗歌背完,他的烟就吸完了。他长长、长长地吐出一大口烟,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对我说,再给我一支烟吧。他又开始大口大口吞吐第二支烟。在烟雾缭绕中,他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我是一个实干家,搞经营,我有的是办法。而且我肯卖命干活儿。当然,别人眼里,我胆子也大,很多事摆在面前,我烦不了,想干就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所以,我经手的事业,有很多业绩,甚至奇迹。我不吹牛,靠吹,省委能让一个吹牛的混混儿,担任正厅级领导,驾驭一个大几百亿资产的企业?至少,这个大几百亿,里面有我奋斗的一部分成果吧,我们的企业,在我领导的时间里,一直在保值增值,而且不是一般的增值。可以说,效益率之好,全省也找不出几家啦。
现在有个词,叫作“不作为”,说一些干部不想做事,怕惹事,明哲保身,混日子。其实,在我们的队伍中,不作为的干部从来都有,不是今天反腐力度加大才有的。许多人,你就是想叫他有所作为去,拿鞭子抽他,他也不作为,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作为,即使心有余力,而力,大大不足,这样的平庸之辈太多。还有很多人有能力作为,可是他自私,不肯为别人、为公家作为。像有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许多干部家里有工厂作坊,他上班的时候就混,因为他的精力,他的智慧,都用到自己的产业去了。我今天虽然是一个阶下囚,可我从来不是这种人,你可以去翻翻我的档案。20世纪90年代,我在部队的时候,就为部队做企业。我们有许多会做生意的战友,做着做着就离开部队,自己做生意去了,发了大财,我现在贪的这点钱,说起来吓人,大几千万,可这点钱,跟我那些战友的财产相比,跟我为国家创造的利润相比,真的就是一个零头,很小很小的零头。
我那时有多能干呢?这样说吧,在部队我的级别并不高,但比我级别高的军官,没有人敢小看我,因为他们的待遇里,有我不小的贡献。我因经营好立了功,不是一两次,是好几次。不在战争年代,军人能干出实事,也应该得军功章啊。
我有多牛,举个例子。有一次,大军区的首长来我们部队企业视察,见了我,“啪”给我敬了一个礼,现场,大家都呆了。我没有呆,我也“啪”一个还礼,大声宣誓:感谢首长勉励,请首长放心,一定发扬打硬仗的精神,把企业做得更大、更强!首长特开心,那天喝了好多酒。部队里是这样:首长跟你在一起喝酒,首长自己肯甩开来多喝,就是对你最大的奖赏。从地位上讲,首长跟我的距离,能绕着羊城几圈远,可首长面对面跟我干杯,不用说了,最高肯定,最大激励,无上荣誉。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转业到地方任职后,很快被省委组织部相中,派到这家省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工作。刚去的时候,职务是党委委员、副总裁。送我去上任的省企业工委书记——那时候还没有成立省国资委,省委组织部的企业工委负责代管省属企业的干部人事工作——对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说,给你们送个能人来,你们好好发挥他的才干,一定能助力企业大发展。
这家企业最初是一家以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的企业为主体组建、发展起来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所以业务构成上名堂较多,有矿业、电子信息、酒店旅游、安装工程等多个板块;干部人事上就更复杂了,各路“军阀”整合在一起,外表是一个整体,内里是一盘散沙,大家一起工作,面合心不合,各把持着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让彼此插足。
我到任了之后,别人越是介绍我是“能人”,我越是无法渗透进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赋闲在那里,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集团一把手很无奈,当然,我认为他也夹带着一点私心——他自己也是部队出来的,把控着这个企业里部队业务那一块;我也是部队出来的,他怕我跟他分羹——于是他说,你要谅解啊,我的确也没有办法的,班子里这些人,还有那些个中层干部,他们就那点可怜境界,没有大局观,只想圈地、守故,要在这里做事,看来,你非得解放思想,开辟出新的业务板块才行啊,我们这里,欢迎英雄加盟,但英雄要用武之地,还得自己打拼呀。
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给我任何一个副总裁该有的权力,除非我能拓展出一块新权力空间。创业是很艰难的,一个人好容易爬到这个位置,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光杆司令,你说气人不气人吧。但我硬着头皮干起来了,干下去了,并且干出来了。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开拓出地产开发、贸易、化工、职业服装制造等业务,有两块还做得相当大。
应该说,那几年虽然辛苦,但没有白干,组织上也没有让创业的人失望。不久,一把手到年纪了,退休,我顺利接班,成为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有了更高平台,自己能说了算,我在产业经营上更是得心应手。接手时企业每年只有几千万元盈利,这些盈利,有一半还是我创立的新业务获得的,到我接任一把手第三年,每年盈利就突破10个亿,而且呈现几何级数快速增长势头。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企业被评为省十大创新发展企业,十大效益优良企业。我也被评为全省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组委会给我的推荐理由中写道:“重视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狠抓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他领导的企业,连续多年在全省直属企业集团中利润增长,名列前茅。”你听,这是念给全省,念给全国人民听的,可不是一个人自说自话出来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如愿成为这个几千人集团的一把手,算是功成名就,但我心里并没有那么痛快,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不光是才干、精力的付出,还有内心尊严付出太多,被同僚挤压的时间太长,被前任冷落排挤得太厉害,我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平衡。记得那些年,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反对。一把手不是帮助协调,朝着有利于协调成事的方向努力,而总是顺着反对者的意思,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然后推翻掉我的意见。很多反对动作,其实就是一把手本人在背后指使操作的;有的甚至不需要他指使,这点小伎俩的默契,在单位里混到处级干部、厅级干部的,谁不懂、谁不会两招呀。我在集团中势单力薄,多数苦心策划出来的项目,都被直接否定,有的甚至在策划过程中,就被他们粗暴中止,从而一路心血,不计成本地夭折了。我的内心蓄积了太多的怨气,我需要释放。
这种心态在日常中表现为,我太急于要“一把手”的感觉。总算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了,却又发现有些事情,来得没那么容易,决策的通过,没那么便捷,做事没预想中的快。于是,一段时间,当上一把手后,脾气反而更急躁了,甚至经常暴躁不安。
其实,我躁得慌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后来者不能居上。我的权威一开始远不如我眼中的前任。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当副职的时候,还要脆弱,地位比那个时候,还要动摇。前任退了,但他的势力还在,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大部分的核心部门负责人和大型子公司老总,都是前任或者某个老资格副总的人,他们表面顺从我这个“新主子”,内心并不服气。所以经常在执行我的命令时阳奉阴违,拖拉敷衍。
更让我不爽的是,省委组织部任命了一位老资格副总担任总经理,在集团形成了“两驾马车”,互相牵制。但我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分权牵制,而是觉得组织存心制造障碍,让我不能完全施展手脚。为此,我甚至在组织部和国资委领导面前发过牢骚。尤其是遇到重大决策的讨论,班子的意见很难统一,我的权威总是受到挑战,这让我倍感羞耻。我觉得这简直是我人生史上的笑话,我怎么能被这帮平庸之辈,束缚住手脚呢。在头两年,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业务,专门盘弄人事。从理论上讲,面对如此大规模企业数百亿资产大几千职工,权重责任大,集权很累也很危险,我本该小心谨慎、认真把握,而我首要解决的是权力问题,是要达到我理想中的一把手的权威目标,我把它称为“五个一工程”,即:高声低声“一个声”、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
第一步,我采取了先发制人,找几个软柿子,狠狠捏一把。有一次,综合行政部经理,在总经理会上向我汇报交办的事情,没有准备书面材料,正好汇报的内容也不符合我的意图,我就故意很夸张地拍桌子,狠狠批评他作风漂浮,信口开河,甚至谩骂他是个混饭吃的,应该趁早收拾东西滚回家养老。还有一次,领导班子开一个务虚会,有位成员因为接待业务单位的客人,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事先其实他是向组织会议的战略部请过假的,说要晚一会儿到。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不容他解释,直接说:“你滚出去吧。”还有一次,我主持会议讨论三个议题,有一位在班子中排名最后的年轻副总,“不懂事”地对第一个议题,发表了不符合我意图的意见。我立即蛮横地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平时不学习,开会乱说,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议题讨论中,每当最后轮到这位副总发言的时候,我就视他不存在,直接说,这个议题就讨论到这儿,看来没有不同意见,通过,现在讨论下一个。弄得那位年轻副总十分狼狈,我看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的心里却十分痛快。我之所以这样粗鲁,也是预先设计过的,因为他们在班子中是老实的,资历浅的,年轻的,我就拿他们几个开刀,杀他们几个下马威,以此把我的威严抖出来,敲山震虎,杀鸡儆猴,警告班子其他成员,和公司里那些倚老卖老的家伙,别以为老虎不发威,牙钝不吃人。
我一向信奉“宁可得罪君子,而不得罪小人”,在工作的几十年,特别是有了一官半职之后,这个教条屡试不爽。我这一手,就是通过重击那些素质较高的同僚,来让我的小人对手“窥见”我的凶猛。一般说来,这些看起来素质高的人,多半读书多,有些书生气,内心很脆弱,面皮子很薄,跟人争斗的时候,心慈手软,得过且过,所以你得罪他,对你自己不会产生太严重后果,只是他自己心里非常受伤而已。反过来,你要是跟小人干,就不能轻易出拳,除非能确定一拳致命,让小人永远爬不起来。你跟他过手要注意,小人皮厚心黑,轻则会当场弄得你下不来台,狠的给你记一笔,不知什么时候暗中反咬你一口,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是个很不好的歪理,我也心软过,是不是不要这样做,后来想想,这些所谓的君子也是活该,吃这碗饭就得受得住这口气,谁叫你选择吃公家饭的,单位不就是个斗争窝嘛,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还有,枪杆子里出政权啊,权是跟枪连在一起的,我不惹你,你躺着也一样有中枪的可能呢。在后来的几年,我继续运用此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我不怕人说我狠,这个比让人说,要强一百倍。我在办公室挂上“厚德载物”,大会小会必讲做人要厚道,做事要实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把“控制”作为权力王道。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教导“以德服人”,不过是有权有势者,用来忽悠老百姓的。国有企业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财、物集权独揽,一个一把手,只要别人怕你,不敢跟你唱反调,他自然就服你,还需要费尽那个心机,搬弄什么道德“软腿”呢!我多年来就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这么做的,很成功。当然,我最后也很失败。但我不这么做,最后也不一定不失败。现在在位的国企领导,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不需要调查,大多数一把手都是独揽大权,是他那块领地上的皇上。别人不敢说破,我现在是“死虾子”一只,就无所谓了,不担心谁派人来砍我。
怎么独裁,你要会弄,不能权还未揽到手,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所以你得注意,对上对下,搞好舆论,炮制说法。为了堵住那些说我独揽大权人的臭嘴,我在上任一把手的头两年里,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技术管理、行政管理、经营管理、财务资产管理,甚至党群纪检工作,都重新出台了详尽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的还是我亲自起草制定或修订的。我把这些制度,广泛散布。对上反复报送,对内大张旗鼓宣教、张贴、印制成册,广泛发放。
我本人也把这些制度搞得烂熟,但并不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执行,而是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他人的“漏洞”。比如,讨论重大事项决策的时候,我会突然袭击,质问某一位妄图反对我意见的同僚,你知道某某规定里的第某某条怎么说的吧,回忆一下,对照一下,看看是我的意见对还是你的意见对?对方一般立马被问住,支支吾吾,便把他的废话咽回去啦。对于我来说,制定很多的制度是为了更好地管束别人。私下里,我自以为“吃透”了国有单位的实质,就是一把手的想法就是制度、就是决策,单位不同层级领导分管的事务必须按照一把手的意思办。否则,就不符合“规章制度”。
比如,关于集团的物资采购,我们有详细的《物资采购管理制度》《采购招标审批小组工作制度》等制度规范。事实上,采购不采购,采购谁家的,往往由我授意给采购部门,下边就必须执行,根本不可能按纸上所谓的制度执行。但如果是别的老总提出来的采购项目,我会授意计划部门制约立项,即便立项了,执行采购的时候,各种规定一哄而上,他们根本无法招架,直到习惯了按照我的意图执行为止。一开始,采购由各个采购单位执行,后来为了全控,我以集团强化高层管理的名义,在总部设置了一个采购部,安排班子中自己的心腹来管理采购部。这位心腹同时是管财务和审计的,这样整个花钱的流程,我可以通过他全控,其他领导根本连插针的缝都没有。很多采购项目,我只管两头,布置和结果。只要结果符合我布置的初衷,我就认为工作合格合规,无须考究过程是否按程序、守规矩、无猫腻。如果不符合我的意图,我就严控所有的环节,从中找碴儿,使得采购招标进程举步维艰。到了后期,只要不是我钦定的企业,跟我们合作我都会制造一点障碍。我被纪委立案调查后,自己才发现,当时的采购招标工作,只有宏观的管理规定,具体实施许多项目连合同登记台账都没有,也没有对合同统一编号,更没有统一的合同范本,随意性非常大。合同漏洞百出,有的没有签订日期,有的大小写金额不一致。个别合同约定金额与实际执行的金额,单笔竟相差3000万元以上,合同账面核对实际损失,这些年累计将近10个亿,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当时,有人在背后曾经“编排”我说,我在公司可谓是熊瞎子画个眼圈装瞎子,其实那是“钱圈儿”,不是眼圈儿;熊瞎子画了眼圈打立正,其实不为站得直,而是——一手遮天。
这些,都是出事之后听到的。
都这样了,我对自己的状态并未满意。许多事情做起来不方便啊,要大费周折,大动脑筋,甚至大动干戈。我一度都怀疑自己的驾驭能力,是不是太老了,力道不够。仔细想想,为什么财务、采购招标等业务让我称心满意,而其他许多事上,我的意见推行不畅?还是因为人的问题。有些人本来就不是我的人,有些人不够贴心,有些人鼠头鼠脑,遇事不敢担当,有些人过于呆瓜,不会为领导着想,不会顺势变通。以人为本,无人无本,人多本大,本大本事大。我把这个琢磨透了之后,就开始从干部人事问题入手。我要打造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江湖”。
任董事长后,我故意把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进行“扁平化”处理。方法之一,就是打造一种江湖气氛,比如称呼这种小事,就做了精心的设计:不是按正常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称同志,或者喊职务,而是彼此之间称兄道弟,这样既可以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集团,又可以给外人造成一个印象,我平易近人,且视同僚为兄弟姊妹。特别是当一个我讨厌的班子成员与一个普通的职工,比如一个内勤工,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兄弟长兄弟短地呼喊,这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效果,就是做领导的你不要得意,在我眼中你跟一个勤杂工没有什么区别;勤杂工呢,大为受用,觉得自己在大领导眼中,跟其他领导一样待遇,都是兄弟;旁观者一看,更是佩服,觉得我这个人没有领导架子,没有等级观念,位高的不怕,位低的不欺。在全集团,我只跟女人和一个人,不称兄道弟,这个人就是总经理。我这样做就是告诉世人,总经理要跟我平起平坐,我对他敬畏三分,咱们按原则相处,你喊我某董事长,我喊你某总,客客气气,规规矩矩。我们成不了兄弟啦,你们下面的人都给我看好了啊。
方法之二就是,我策划了一个“管理与业务精英百人方阵”,在各部门各下属单位,推举出一些管理和业务骨干,进行重点培养。这个团队既体现了集团的人才优势,发挥精英团队作用,同时,我让这些人有权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部门、子公司甚至总公司的决策,以体现民主,调动和利用公司中坚力量,实现普遍性的民主。这当然只是大家看得到的显性作用。潜在的作用是,我通过这个团队,参与到各级管理中去“搅浑水”,使下级单位无法抱团做小动作。这些人都是我上任后亲自选择的,集团里有人暗称他们是我的“一百单八将”,我对他们高看一眼,凡事可以直接跨层向我诉求。其实,就是让他们直接向我打“小报告”。百人精英团队健全之后,我不光赢得了民心,架空或者削弱,至少透明了部分不是我上任之后任命的大小领导。
基层的事情搞定后,我开始布局中层以上重要岗位的人事。首当其冲的是行政人事部总裁人选,是我在部队时办军企的小兄弟。他人不算聪明,但非常听话,没有主见,也没有太强原则性;而且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用”的缺点,就是贪图小恩小惠。这种人非常好驾驭,而且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不管什么过分的事,有了利益就有了胆子。说实话,一般人事安排,在我这里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虑,到他那里只是利益考虑,而且是小利益考虑。公司其他领导要安排人,哪怕是分管单位的副职,甚至一个科级干部,我都让他卡掉,其他人有苦说不出,最多冲着他发火。省委组织部原则上要求各单位一把手管人事,要有一位班子成员协管,但班子成员里,我完全信任的人只有一个,而那位副总已经管得很多了,无法再给他权力加码,所以我干脆不设协管。这些年我倒没有直接通过安排人拿人家多少好处,但行政人事部那小子拿得不少。他是在我前面两个月被纪委调查的,这些年收的碎银子加起来竟然超过300万元!我当时听到通报,也大吃一惊。
其他像办公室、投资部、产业管理部、财务部、市场拓展部、地方管理部等等这些属于总经理管理的部门,我都通过一次“竞岗活动”,巧妙换掉前任时期的负责人。我有个搬弄干部的原则,就是谁特别效忠其他领导而不是我,我就设法换掉谁。实在换不掉的,我就为他们设置一个支部书记实岗,党政分开,安排一个心腹进去担任书记,对其进行牵制。如果仍然无效,我就授意公司纪检部门和审计部门,对他们某一个项目突然袭击,进行审计,然后抓住一个小辫子,让他自己败下阵去。
有一阵子,我跟总经理之间利益冲突严重,就是采取了突然审计的办法,抓住了公司开发的一栋商业楼盘的营销行为,进行了一场严苛的审计,一举扳倒了总经理和地产公司总经理等十几个重要人物。此事一举两得。一是总经理被省委处分并调走,他的一批亲信被我顺便铲除,二是为我的亲信腾出了一大批岗位。那一段时间,我把在我这边“排队”等位子的兄弟召集起来,连续喝了几天庆贺酒。在总经理失去发言权、人尚未调离的情况下,一口气调整了将近30个岗位人选,积累在我这里等位置的兄弟,一大半笑眯眯地上岗了。他们围着我,弹冠相庆,歌功颂德,我们一连喝了几个通宵。也不是我疯狂,那时候,喝酒这种事,管得还不算紧。
这些兄弟也不是没有给我惹麻烦,可以说是经常惹麻烦。但我当时有个观点,就是我不怕你惹麻烦,就怕你不惹麻烦。四平八稳、规规矩矩的人,做不了什么事,畏首畏尾,不会帮我挡子弹,怎么冲锋陷阵打江山?他们自保最重要。这类人往往性格懦弱,中庸保守,来了工作推给下面,来了问题上交领导,等于国家养了一群看上去像好人的废物,我最烦这种“好人”了。我为什么不怕下属惹事,反而怕下属不惹事?举个例子吧。吴强,我任命的集团二级企业物贸股份公司总经理,是我的“一线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他从基层单位一名普通的业务员,成长为业务主管、物贸公司办公室主任、集团拓展部副主任,直至物贸公司总经理,每一步提升都离不开我的“关照”。他在基层的时候,并不得意。他原先的领导是位小少妇,是集团总经理这条线上的人。这女人对吴强非常排斥。后来,吴强到国资委举报这位总经理和集团总经理之间存在不当利益关系和生活作风问题。国资委的领导找我说这件事,因为没有实据,要求我分头找女经理和举报人私下谈一下,稳妥处理好,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同时要做好保密。有一天上午,集团开经营工作会,我故意把吴强喊过来谈话,在楼道口大声训斥他不懂规矩,无依无据,败坏公司领导形象。很多人看到和听到我在愤怒地训斥吴强,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从话里猜出了“有料”,散会后到处打听。集团上下,很快谣言四起,关于总经理与女经理暧昧的绯闻,迅速传播开来。等过了这件事的高潮,我就开始起用吴强。他看起来在“惹麻烦”,其实是为我做贡献。我就要用这样的兄弟。慢慢地,这就在系统内形成一种微妙的“导向”,只要无利于我的对手的“麻烦”,不管对别人的伤害,对公司荣誉和利益的伤害有多大,不管多么没有节操,在受到我的“严厉批评”之后,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集团里许多重要事情,逐渐都是由以我为核心的兄弟帮私下拍板决定,之后再拿到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上,认认真真地走程序。尤其在涉及人员调入、干部提拔方面,更是由兄弟们自己的“组织部”操纵。
我还琢磨出一套特殊的干部“加塞”法:就是批量的干部任免,一定趁着有上级组织推荐人过来,或者重要领导推荐人过来,再召开党委会。这样,召开党委会的时候,我再把这些特殊人员的背景关系在会上一一说明,再三强调“都是必须办的”。如果有党委委员胆敢质疑,我就说,好吧,这批人我们就放一放再说。事后,人事部门负责人会巧妙地把风放出去,让推荐人选的组织部门或领导,知道谁卡住他们的事了。其实,要想真正卡住是不可能的,过一阵子我会重新开会,再次讨论,一般就统统通过了。这种周折,只会增加我的威信和人脉,因为别人觉得我既讲民主,又具备最终达到目的的能力,而且帮人的时候,有办法,有诚心。而那个质疑我的班子成员,一般都是在班子里不听我话的,或者是愚拙之辈,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一批人,推荐人,被推荐人,全都会记他这一笔,他不但质疑无效,还会惹得越来越孤立。于是,每一次正常不正常的人员调动、干部提拔使用,都会变成了我个人平衡利害关系、笼络人心、卖人情、打造“小圈子”的绝好机会。
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我在集团内逐渐打造出一支强势的“私家军”,后来形成了个人力量“一面倒”,我的人占绝对优势,集团内部失去了制衡,我想不任性都不行了。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家国企的老总,比民营企业老板还要牛。喜欢我的人,说我驾驭能力强;恨我的人,说我把国有单位打造成个人帝国,严重挑衅党的组织原则。这真是一种血的教训,我悟过来时已经太晚。
当然,我任性,我栽培的人也任性。在他们眼里,这个企业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我,根本不存在领导集体这回事。而这些人惹的真正的、最严重的麻烦,最终还是由我兜底了。早在我连续调进了好几个老乡,担任重要部门和子公司老总时,就有人举报我,省委组织部和国资委干部处的同志,约我谈过这个问题,提醒我“举贤不避亲”应该有一个限度。但我打保票说这些人,我大都没有渊源关系,有才干就用,能把事情做起来是硬道理,再说,我的管理很严格,不管他来自哪里,哪怕是皇亲国戚,我也有严格的纪律和程序,完全约束得住,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我的这批老乡提拔后,占据了集团十几个重要岗位,有11个老乡后来出了问题,有的管理不力,有的徇私舞弊,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受到法律制裁。而我的案件的线索,也正是来源于这些人,和所在的单位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而他们进去之后,无一不“爽快”地供出了与我的利益瓜葛。
真是把我肠子都悔青了。唉,这是后话啦。
在我任上的最后三年,我的确攀到了权力的巅峰,个人精神状态,也是无比癫狂的。进到这里,我经常反思自己那时的生活,真的如一场吸毒之后的迷幻。如果是别人的事,说给我听,我自己也未必敢相信。
由于每天晚上,我几乎都有应酬,每天早上,我都睡到自然醒,才下楼上班。我从来不在家里吃早饭,上车之后,有先喝一瓶纯净水涮涮肠胃的习惯。驾驶员会把水早早放在后座位上。办公室主任每个星期会让司机搬一箱纯净水上车。而且我只喝“依云”一种品牌的水,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搬那些杂牌子水给我。我的车是一辆黑色奥迪A6,3.0排量,属于超标车,购买的时候后勤部门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从资产账面和车子外形上,都无法看出来。车子里面全部做了真皮装潢。我喜欢听音乐,驾驶员便到汽修厂,把汽车原装音响扒掉,换上了最高档的新型BOSS。这辆车是我平时在城里的座驾。另外,因集团有矿厂业务,单位以领导经常要到工作一线为名义,配备了一些工作用车,专门为我配了一辆奔驰商务车,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留着我出差或搞私人活动时用。
每天,我进入大楼,所过之处,保安都会向我立正敬礼。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待遇。一开始,保安按照行规,对集团所有领导都敬礼,后来遭到保安部负责人的训斥,就改为向我一个人敬礼。
我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边楼层,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之后,我们为了规避检查风险,就把这间超大办公室,分隔成里外三间。我在最里面办公,最外面是接待室,中间是小会议室,说是公用,其实绝对是我的私人空间。而且改造过之后,面积没有缩减,私密性和豪华程度更强了。会议室和接待室吧台咖啡机冰箱一应俱全。我进入办公室,才开始吃早饭。每天在我上班路上,秘书会接到驾驶员的电话指令,然后他就会掐着时间,通知餐厅把早饭送上来。他再现磨一杯热咖啡,这个时候,我差不多也就到了。每周内我每天的早饭都不重复,中西混合。我喜欢吃北方的红肠,餐厅负责人专程去黑龙江,联系了一家红肠加工企业,定点供应我们公司。后来我对批量生产的红肠,卫生和质量放心不下,餐厅负责人又专程去东北联系了一家高级私人作坊,定制生产精品红肠。起初,集团领导层有专用的小餐厅,班子成员在小餐厅吃饭,不跟职工一起吃大食堂。“八项规定”后,因这事我们受到举报,我立即命令撤销了小餐厅,大家一起吃大食堂。其实,我只在整改的第一天,象征性地到职工大食堂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再也没有去过。办公室说,我工作太忙了,经常12点甚至1点多还在开会,谈事情,到大食堂后,菜全冷了,于是安排餐厅直接按“常规标准”送盒饭到我办公室。说是常规标准,实际上是专门为我做的“小灶”,配有海虾仁、鲍鱼仔、海参、鱼片、雪花牛肉等“家常菜”,以及鲜榨果汁、中式面点等等。
每天下午四点钟之后,我的那些兄弟哥们,就争着过来接我出去打一局高尔夫,然后吃饭,再泡个桑拿。我喜欢年份酒,他们就变戏法地搞来一些老酒给我。有一次,一位下属看到深圳的一场拍卖预告中展示了20多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茅台等品牌的白酒,他立即驱车到深圳,拍下了两瓶茅台和两瓶洋河大曲,据说花费了近30万元。当年我过生日,他就拿了出来,四瓶酒一顿晚餐就喝掉了。
我是个特讲传统文化的人,每年清明都要回老家祭祖。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掌控度的加强,每年陪我回老家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下属,谁要是被允许随我回乡祭祖,都会感到莫大荣幸,因为这标志着他进入我的“核心圈子”了。后来的几年,每年我回乡,我的祖坟前都是一大群跪拜者。乡里人都是势利的,他们拿我做成功荣归故里的榜样,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奋斗,把我的排场作为一种光宗耀祖的标杆。
大概是2012年的春天,我们集团与合作建设楼盘的开发商费某,说要为我介绍一位易经大师,来看看我的办公室,调节一下风水。那位大师掏出来的名片,有整整两版的头衔,各种学会顾问和理事,各种大学科研机构名誉教授、客座研究员。在他的“熏陶”下,我迷上了风水学。因为他有一些判断太准,让我心惊肉跳。比如,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入我办公室,看到接待室挂了一幅仿李可染《万山红遍》图,就问我,我的出生年月和时辰。问完之后,立即建议,赶紧把这画摘掉,换一张其他色调的。理由是,我五行缺水,而这张画大红色调,属性火,火火成灾,公司里会有火灾隐患。我当即惊得跳了起来,握着大师的手,直喊佩服,因为就在4月初,我们公司大楼的餐厅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
大师在我办公室巡视了一圈,然后问我,每天在这里办公,有没有某个时候,突然有烦躁的感觉。我想了一下,确实啊,每天上午我几乎都要冲着下属发火,这么大的单位,怎么可能没有不顺利的事呢,我是个急性子,上午上班开始处理公务,处理着处理着,火气就上来了,一些人、一些事,总会撞上来,被我臭骂一通。大师说,这个楼对面有个玻璃大楼,大概每天上午11点前后,楼宇的反光正好到达你这里,这叫“反光煞”,特别凶。这会让你的气场变得越来越凶,对脾气、身体、个人和公司运势,都有害。我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有道理,根据大师的建议,就命令把大楼这个朝向的窗户玻璃,不惜巨资,全部改成不反光玻璃。
晚上,我请风水大师在公司餐厅吃饭。大师喝了几杯酒,高兴了,就在耳边悄悄对我说,过几天我给你送一张画,对你的身体和运势大有好处。过了几天,大师果然拿来一张画,包装得严严实实。到了我办公室,大师掩上门,才拆开画。我一看,竟然是一幅群裸女图。我说,“这画,在我这里挂不出来啊,这是个国有单位。”大师说,“我自有办法,无须悬挂。然后把这幅画藏在我办公室里的小卫生间里。他说,阴阳需要调和,你这里阳气太足,气场会紧张直至崩溃,必须要补点‘阴’。”然后,他竖起大拇指,对我说,看得出来,您是个好人,您的女人嘛,有点少,有点缺啊。
我那时在外面有一个情人,在单位有两个。我不知道大师所说的少,是什么意思。大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说,男人嘛,特别是成功的男人,阳刚之气旺盛。您看古人上到皇帝,下到乡绅,一夫多妻,妻外有小妾,妾还带着丫鬟,所以阴阳才取得平衡。现在的成功男人,特别是干部,受管束,不敢过分越雷池,但私下里,哪个没有三个五个女朋友的呢。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完全放纵了自己。以致后来短短几年,在女人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在外面,生了两个私生子,也是那之后惹的祸。每次,我与一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甚至致使其打胎或者生孩子,我在惊慌之余,马上会跟大师见个面,大师的理论,在心理上为我取得了绝对的平衡。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都是这样生活的吗。每次我去参加省里的大会,看看会场里的领导干部们,都会浮想联翩,觉得这么多领导,跟我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谁没有这些事啊。这或许就是——社会。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不太正常,有时很糜烂。我的随从和下属,我们合作单位的老板们,挖空心思取悦我。我喜欢排场,出行至少要两个下属跟着。出差要走贵宾通道。“八项规定”之后,不让走贵宾通道,不让坐头等舱,我的下属很快就找到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以做广告的名义,与机场签订了一个贵宾通道合作合同,这样我就有了走贵宾通道的专属权。到了飞机上,他们马上为我升舱,现金补款,回来用其他发票冲抵。他们在广州最豪华的几家大饭店,考察了几个超级豪华包间,每次只要是我出场吃饭,就订这些包间。其中有的包间,面积达到五六百平方米。有一个包间,光黄花梨家具据说就价值上千万。我吃饭的场合,一二十人规模,是标配。大家轮番上来敬酒,献歌,祝福。有几个下属还特别会逗我开心。我喜欢看人喝多出洋相,他们有几个恰恰就好酒,逢喝必醉,一醉酒就丑态百出。有一个兄弟会口技,喝醉之前学鸟叫,学首长讲话。一旦醉了,就开始学猪叫。他说猪根据叫唤的声调,传达不同的情感或诉求,就表演猪高兴了怎么叫,愤怒了怎么叫,饿了怎么叫,发情了怎么叫,感恩主人时怎么叫,骂主人王八蛋不得好死怎么叫,被杀时,哪些叫唤代表怎样的遗言,等等,一叫唤就是半个时辰一个时辰,直笑得我们人仰马翻。我很享受那种氛围。
在单位,我已经不只是一言九鼎的权威。有时候,无言自威,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让下属胆战心惊,夜不能寐。有一次,我接待一位河南来的老战友,他是河南一家大企业的老总,到这里来考察。战友之间交往,有个特点,丁先生您没有当过兵,您不知道,我们特别讲义气,也特别爱面子。所以,我对接待战友老总,特别重视,命令几大部门做好方案,严阵以待。我们那个接待阵势,不是吹牛,只要我重视了,绝对不会比省一级政府接待规格低、排场小、气势弱,一切都是部队作风,严阵以待。可是就在双方交流、对口汇报工作的会议上,我正在讲话,介绍公司情况,在场做记录的战略规划部副主任,一个瘦高个儿中年男人,忘记把手机调成静音,电话哗啦哗啦唱起来,唱那个什么歌,凤凰传奇,遥望月亮之上啊啊啊的什么,我立即停住,朝他看了一眼。等他慌乱中关掉手机,我才重新开始。听说他接下来的会议一个多小时内,一直在流汗,那可是冷气充足的全封闭会议室里啊。事后,这个人吓得在家请病假待了好几天,再来上班就主动要求,平级调到基层单位去工作。人事部负责人来跟我说这事,我只是干笑了两声。谁让他不知轻重,在不该响铃的时候叽叽喳喳的呢。
这类事,我不能表态,必须听任下面的人处置。重点儿,不要紧,维护规矩,维护公司领导的威信,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我对别人狠了一点,对自己放纵了一点。后来,我说的是后来啦。那时,当然不会这么想,也用不着这么想,是吧?
我有一套“远交近攻”的处世哲学。与顶头上司和同僚的关系一向不佳。我不会把心思用在直接领导身上,有人问我,在单位这么横,对同僚那么狠,对省里的相关单位那么冷,就不怕得罪人吗。我有我的方法,我集中精力,在省领导中找一个赏识我的大领导,利用上级大领导打压直接上司,威震同僚和下属。这样,点准了一个穴道,便可制约全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作为偌大企业集团的一把手,对内是组织任命的正厅级干部,对外是资产总额为大几百亿元的国企老总,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让我广结政商两界人脉,身边围绕众多资源,各种利益均沾。坐稳了江山之后,我身边希望通过我的权力寻求利益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些人的吹捧和央求下,我和他们就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我的胆子也放开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家敢送,我就敢收……现在我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和痛心,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罪行严重。
2011年春节期间,在广州花园酒店一次饭局上,经一位老战友介绍,我与广州一家民营房地产老板黄某相识。像我这样的实力和身份,一般的民营企业,在我眼里,是没有什么分量的。当时双方礼貌地交换了名片,我见他拥有人大代表头衔,顿时倍增好感和信任。事后,我了解到黄某经营着一家涉及地产、酒店服务、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身家超100亿元。在心理上,顿时觉得亲近起来。
那次应酬后,黄某又几次打电话,热诚邀请我去他的企业考察。那年夏天,我亲自带着一个近20人的队伍,到黄某公司“考察”,看见其办公室摆放、悬挂多张与上级领导的合影,巨大的博古架上,陈列的文物和玉器,琳琅满目。光一件彩色祥云翡翠莲花观音雕像,据介绍就价值2000万元。墙上一张巨幅的彩墨黄山图,是刘海粟的作品,若干年前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花费了200多万元。有一套牛黄雕塑十八罗汉,据说国内稀罕,价值不菲。这就让我更坚信了他拥有“深厚背景”和“强大实力”。
2011年下半年,我们公司下属的一家数码科技城项目建设启动,我毫不犹豫将该项目介绍给黄某,在尚未招标的情况下,就与黄某的公司签订了意向合同。
之所以将数码科技城项目介绍给黄某,一方面是因为项目投资巨大,利润丰厚,利益输送空间大;另一方面是项目所在地广州的番禺区域,黄某在那里创业发迹,拥有“强大背景”,办理各种报批手续方便快捷。我自认为此事运作高明,既捞了好处,又送了顺水人情,还利用黄某的关系推进了项目进度,一箭三雕,于人于己于国家,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黄某这种有实力的人,能把私企做这么大,“不懂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先,我什么也没有暗示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利益企图。
黄某当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拿到项目后,一次专门请我一个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说,“我这个人,懒惰,大大咧咧的,处朋友不够细心,逢年过节,想不起来关照朋友,送什么礼金、礼品,哎呀这样太啰嗦、太麻烦,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对人家没有用的东西,费钱费精力还给人家增加心理负担,何必!但这么多年,一旦成了我朋友的,就一直是朋友,而且会很铁,再大的官,都视我为兄弟。说实话,亲兄弟可能比我细心,但不一定有我铁。知恩不报非君子,您是我哥,又是恩人,我不能光顾着自己赚钱自己花——再说,愚弟我的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啊。所以,我干脆一次性给哥哥您1500万元,分三次给,您自己安排着过年过节,买点小东西啊。求大哥原谅愚弟做事懒惰,只求方便,不动脑筋,原谅我好吗,哥?”
我当时一听,觉得够意思,就笑着说,兄弟情分,互相帮助,应该的,您见外。但我并未拒绝,当场约定在东莞交易。
我当时的心态很可笑,觉得广州不够安全,一定要到东莞去收受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莞有我一个情妇,我每个月都要去跟她约会一次,给她带点钱啊,礼品啊。当年国庆节,我和黄某在东莞大富豪饭店见面,他送给我首笔500万元现金。我将其中400万元存到自己家的账户上,另外100万元给了情妇。第二年春天,黄某又给我第二笔500万元。我觉得存钱太多不好,家里人也会问三问四的,特别麻烦。于是,我将这笔钱,一部分拿到老家去购买宅基地,一部分投资自己私下运作的某农改项目,并在后来的几年,盈利了200多万元。第二年夏天,黄某又给我剩下的500万元,我把这笔钱拿出去,投资了另外一个公司。当时,正好一个地产营销公司和一个民营投资公司找我谈合作,一个要营销我们开发的一个商业楼盘,一个想跟我们的矿产公司谈合作开发,我就授意我的女婿,去跟他们谈合作,然后用女婿跟他们合股的公司来跟我的下属公司再合作,并为他们在合作条件的谈判上,大大提供优惠。我把500万元交给女婿,投资到那两个企业里去占股份,然后参与分成,不到四年的时间分到了将近3000万元的红利。
2013年,上海某公司为了做我们新楼的装修和智能化,送给我一张银行卡,并陆续往卡里汇钱共计870万元。2014年7月,我将卡“推给”这个公司经理“保管”,并称现在银行卡都是实名制,还是放在你那里好。该经理向我承诺,这些钱永远是我的。我说我相信他,以后需要用钱,一定会对他说。第二年初,我想在美国买一栋别墅养老,与女儿和外孙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对上海这位经理支会了一声,该经理马上专程去美国,陪我女儿在那里选房,花掉了500多万元。
还有许多不正当收入,我就不一一说了,纪委那边有我口供详细材料的。我对组织上是坦诚的,尽量说出记忆里的每一笔钱,有些几千元的小钱,我能回忆起来的,也都毫无保留地交代了。对我立案调查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正准备安排自己到老家和美国,交替季节安度晚年。没想到,人都上岸了,还一跤滑回了泥潭里。
真是,人各有命。我就是那种看起来命很旺的灾星一个。发了那么多光和热,最终,还是一颗灾星。这就是——命,命里注定的!
我一生都忘不了退休那天的情景,宣布干部调整的大会结束后,我之前提拔的那些亲信、铁杆,包括那么多老乡,一下子就涌到了新的董事长面前,争相效忠表态。我内心极度失落,不知自己是怎么从会场走回办公室的。然而,在接受审查的时候,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实话,好像也不是那样。还是有一些人到办公室来看我,跟我道别。办公室的同志,加班好几天,帮我整理杂物,大家还纷纷祝贺我光荣退休,并没有对我不理不睬。只是我当时的心态不太好,我的这种被冷落感觉,也许是失去权力的“落差”使然,也许是记忆有误。
其实,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那些以前一直围着我转的人,反而不见了。那些我内心里认为,对他们有功劳,有恩情的人,那些向我承诺终身报答我的人,他们不——见——啦!
即使在我退休半年后,我有一些私事,想找原来的老部下帮忙,往往热心的,倒是那些我在位时,不常在眼前转悠的人。可是,我特别有把握的那些人,往往是对我最阳奉阴违的人。这些混账东西,后来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外面,但大多数都不跟我再联系。
说一个可笑的无聊事。我退休的第一个春节,自己心里算了一下,怎么着也应该有二三十个下属和生意伙伴,来给我拜年,可结果是门庭冷落啊,不提这事了。有些人,狗都不如,一转身,跑到新主子那里摇尾巴去了。还有些伪君子,过年时发条短信给我,就觉得对我好得不得了,还振振有词地在短信里说,响应党中央号召,移风易俗,文明过年,清风祝福。哼,好像你有了什么想法,被他看穿了,他不但不理睬你,还唱高调,教育你一通。凡这类浑蛋,我看完信息,立马把他们从我的通讯录中删掉。过了一个年,我的手机通讯录,删掉了三分之二的人,你说可笑不可笑。当然可笑,丢人现眼。
我正式服刑之后,没有一个我栽培过的亲信来看过我。听说,有两个浑蛋也在这里服刑,当然,没有遇到过,我们级别不同,我一个正厅级干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也不屑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当然,说这些,没意思。
我的那些女人,早就不知道烟消云散到哪里了。也许她们重新包装一番,又会粉墨登场,再去害几个干部,捞一点好处。也许她们会把自己洗洗白,重新嫁人。我老婆听说我出事了,起初还挺同情我,说陪我终老终死。可我在受审过程中,暴露出外面有女人,还有私生子,她就愤怒了,马上露出狰狞面目,说要来抽我嘴巴子。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死人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都源于一件事,就是当上了一个大单位的一把手,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毁了自己的人生。当我完全掌控这个企业时,也是一步一步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我太迷恋权力,迷恋那种唯我独尊、来往皆利的生活。我的确有“捞一把就走”的赌徒心理,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市侩心理,更有“自己贡献大,捞点算啥”的补偿心理……我被“双规”时,已是具有43年党龄的老党员。任副职和正职最初的一段时间,工作能力和成效均得到肯定,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业绩蒸蒸日上,取得跨越式发展。但后来,手中有了人事权、项目决策权,大额资金调拨权,花香引蜂,屎臭招蝇,好逸恶劳的女人,投机取巧的下属,像黄老板这样惯于通过放倒领导干部,挖国家墙脚发私人之财的商人,就聚拢过来了。奉承、巴结的人多了,自己开始飘飘然,放松了警惕,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见怪不怪,从看得惯,到自己做得惯,是转眼间的事。
我在自己交给组织的忏悔书中也总结过,作为一个单位的党委一把手,只顾着管别人,管不与自己穿一条裤子的人,自己党纪观念很差却浑然无知。对上级给予的纪律教育应付了事,总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党务“工作秀”。党的十八大之后,对上级党委的各项从严要求,视为走过场,搞形式,没有当回事。继续在逢年过节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地收受红包,严重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带坏了企业风气。
我既是一名国企老总,又是一名厅级干部,亦官亦商,同级纪委不敢、不能监督,上级纪委又鞭长莫及。我在担任一把手期间,在业务工作上大权独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企业党委内设的纪委监督机构成为摆设,甚至沦为我整人的工具。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省委派来一名纪委书记,这人想在我的地盘上有所作为,一度干预我的一些做法,我就指使亲信,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他的秘密攻讦。比如,我们捏造了一些他的绯闻,说他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生活作风有问题。我的一位亲信有贪污受贿嫌疑,纪委书记想问查追究,我就故意在这段时间,指使人事部负责人考察提拔这位亲信。果然,纪委书记中计,指出提拔此人不妥,并在党委会上建议,一定要等问题弄清楚之后再提拔不迟。然后,考察中止。“个中原因”很快传到那位亲信耳朵里,他就拼命地写人民来信,到上级部门去告纪委书记。在年终干部考评的时候,我授意人事部,故意安排了以此人为代表的痛恨纪委书记的一帮亲信,接受考察组谈话,众口一词地列举纪委书记的种种不是,让纪委书记年终考核,差点没有过关。几招下来,这位纪委书记整天忙着洗刷自己,狼狈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问责我的下属们。我知道他来我们单位时间短,没有什么乌七八糟的鸟事,要扳倒他不可能。但我可以通过搅浑水,让他乖一点,不要妄想在我的江山里,挑战我的权威,为难我的小兄弟们。同时,我也要告诉他,不要以为你清高清白,在这里,谁干净谁脏,是我说了算。如此一番动作下来,这位纪委书记很快蔫了,忙洗刷自己还来不及呢。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变相的晓谕,是给上级纪委部门的:你纪委不是整天查干部吗,你们纪委书记不是打铁要自身硬吗,我就告诉你,快去帮你们的基层纪检干部澄清澄清吧。哈,他们就整天忙着“洗刷刷”去了,头也没昂得那么高了。
唉,现在想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其实,身边多一个人经常提醒自己,是好事啊。所有的人都不敢说你一个不字,你离死也就没几步了。
我在一个单位当领导,从1999年到退休,十四五年,久居要职,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小群体。国企领导跟党政机关负责人不一样,缺乏轮岗机会。一旦屁股坐在哪个单位,大多数一直到退休,都不会再挪窝。古语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在同一个单位担任副职几年后,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余年。这十几年,我不是没有发现单位存在很多隐秘黑洞,但一是因为自己身子不正,不敢较真;二是因为这些黑洞的制造者,大多数是自己培养的人,暴露了他们,对我自己也构成了危险系数,所以,我就拼命捂住盖子,自欺欺人地往前混,总觉得混到退休,不出事就万事大吉了。在此期间,组织上也警觉过,曾找我谈话,希望将我交流到省属另一个国企任董事长,或者到省政府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协助副省长协调国资管理工作。按理讲,这两个位置都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有些政治头脑的,觉得除非提拔成副省岗位,仍然能控制这个单位的局面,否则不能离开原来的位置,离开了就会失控于这个单位。所以,我当时就淡定地以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一些重要战略部署尚未完成为由,拒绝组织的这份“好意”。我越是理直气壮,才越是能表明自己大公无私,在这个单位干干净净,底气很足。组织上见状,真的相信我了,让我留在原岗。跟我谈话的一位副部长,还到处替我讲话,说我为了企业发展中间过程不断气,宁可放弃重用机会,放弃个人的又一次人生提升机遇,很了不起。唉,很多的好事,在我身上最后都演化成了恶果。如果当年我接受了组织的轮岗安排,也许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多年来,我在贪腐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我把这个单位,管得好好的,正常发展着,每年上缴那么多利税,劳苦功高,组织上不会轻易来查我。甚至在闻到组织调查风声后,我也没有想过坦白自首,存在躲一躲就过去了的侥幸心理。
我现在能做的一点贡献,就是通过解剖自己,说一些实话。
我有几点关于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体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问题,需要有人来思考和解答。国有企业,显然是腐败的地雷密集地,风险太多了。让个人管公家的人、财、物,而且还一把抓,一个人一支笔,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毛骨悚然啊。一个人,一旦坐在了钱山上,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坐怀不乱啊。我觉得,光靠党性、靠觉悟、靠个人道德素质,真的不靠谱。请把国企反腐倡廉建设永远赶在大路上,马不停蹄。一方面要加强党风和法制教育,大力推进廉洁国企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省属国企的监管巡察工作,对国企的巡视应该成为日常,不能三年五年才来一次,最好年年来。国有企业领导分工,里面猫腻特别多,上级组织部门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规定,比如,同一个领导,不能同时分管管钱的部门和用钱的部门,不能同时分管用钱的部门和查钱的部门,具体说,就是投资、财务、采购、审计等,必须由不同的领导分管,才能互相牵制。一个单位,如果像我以前那样,让自己的人包管了所有这些部门,不是徇私,又能是什么呢!另外,重中之重,对国企高管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不能等纪委来了,一个单位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损失了人,更损失了单位的事业。要建立国有企业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定期轮岗机制,避免出现腐败问题的“长期经营”现象。唯其如此,才能还国有企业一个风清气正的经营和从业环境,也才能有效遏制“能人腐败”,及时挽救像我这样的“腐败能人”。
你看我现在的处境,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吧。快到中秋节了,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月饼。前几天,狱警也给我拿来了月饼。你知道我看到月饼是什么心情吗?我想号啕大哭啊。月饼是什么,是一种美食吗?不是啊,月饼是中国人的亲情寄托,是幸福生活的一种标志啊。可是,在我这里,月饼的残缺,残得不如任何人,甚至一个没有过一天体面生活的、在社会上胡混的小偷、强奸犯、杀人犯,他们的月饼都比我的大,比我的甜,比我的全。人家至少还有几个家人来看望,有几个朋友来看望,有几个同事、有几个哪怕是同伙来看望,而我,没有。也许我的女儿会过来看我。但其他一切亲人、同事,恐怕都不会来的。
他们啊,不对着一轮圆月诅咒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为本书的写作,深谈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也是谈完之后,让人心情最沉重的一个。
在结束采访时,我没有忘记为他加了两个问题,来追问他的内心。
“我看到你人生的前、后两段,有很大的落差,你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这两个时期的你自己?”
他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前半段,我是一个受束缚的成熟能干大男人;后半段,我是一个任性放纵的坏小子。”
我又问他:“那你最深的教训,或者说,结合你最深的教训,你最想告诉人们一个什么道理?”
他又斟酌了一番,用了最初的语速,一字一顿,像背诵似的,说:
“利益一来,人头攒动;利益一去,曲尽人散;以利结盟,四面楚歌;平平淡淡,天长地久。”
哎呀,我几乎是惊叹起来。他的头脑真的很聪明,反应非常敏捷,思辨能力也很强。我除了哎呀一声,竟然说不出话来了,只是赶紧记下了他最后这几句凝炼的句子。
他还想要抽烟,我说:“你还是吃一块月饼吧。”我拆开包装,拿了一个月饼给他。月饼上印着一个“圆”字。他在手上掂了掂,把月饼转了一圈,看看那个字,然后掰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嚼起来。
嚼着嚼着,他的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走出监狱的心理辅导室,在狱警的陪同下,我再次穿过那两道沉重的大铁门,走出了监区。一个半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南方的天空中,堆积着一些暮云,那轮已经升在半空的月亮,在暮云中,忽隐忽现。前来为我送行的监狱政委,是一名头发花白、临近退休年龄的老狱警。他握着我的手,似乎有些过意不去地说:
“也不知这天气,能不能让你看到我们广东的中秋月亮。”
我说,肯定能,嗯嗯,应该,能吧。
我还沉浸在采访最后一刻的气氛中,那个看起来精干、刚毅的老男人,他嚼着月饼流泪的样子,不知道冲击到了我心里的哪一个角落,我的心一时未能平静。
上车时,我忍不住对政委说:
“您看,快过节了,咱们是不是暗地里做做工作,让他的家人来探个视。哪怕来跟他吵一架,也好啊。”
政委告诉我,这些都想到了,已经联系了他的女儿女婿和老伴。他们终究是家人,相信,会来的,至少,会有人来的吧。
“不过,这人真的蛮邪的。”政委摇着头,哀叹道,“估计喜欢他的人,很少,我看,几乎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