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齐竞接到通知,要他前往光山县王家大塆,参加野战军“前指”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
各路“诸侯”以急行军速度赶到王家大塆,直接进入了会场。大家纷纷抢上前去,与野战军司令员政委握手。绝想不到会碰了一个钉子,“一号”首长根本不予理睬。“老总”们一个个愣在那里,伸出去的手收回不好,不收回也不好。
轮到“一号”讲话了,他劈头就说:“今天开的不是握手的会,不是请安问好的会,今天开的是安卵子的会。我们一些干部,不知怎么变得不像是一个男人了,遭遇敌人强硬不起来。勇敢的‘勇’字怎么写?是男人头上扎一条英雄巾。畏首畏尾,恐惧避战,保存不了自己!”
上山以来,野战军连续举行三次作战,均未达成全歼目的。缺乏山地与水田地带实战经验,是一个客观原因,主要是对无后方作战的严峻局面准备不足。在黄河北,你挂花了,民工担架队立即送到急救所,进行包扎止血后,重伤可以转到后方医院去。现在,对不起,哪里来的那么多担架抬你!所以部队流传一句话:“‘挂花’就等于‘光荣’(牺牲)!”在这种恐战惧战心理支配下,前怕狼后怕虎,腰来腿不来,眼睁睁坐失歼敌良机!
野战军“一号”用手帕擦拭着他正在发炎的假眼,又说:“出发前我就讲了,为完成这一次新的战略任务,我们野战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完全值得的!这个决心,如果有哪一个动摇了早讲话,我不勉强你阁下!”
到会的中、高级指挥员,追随这位独眼龙老将军多年,从未见过他摆出这样一副怒不可遏的威严面孔。“老总”们被骂了一个昏天黑地,但整个会场却一扫丧魂失魄的低沉气氛,顷刻间振作起来,找回了他们昂首阔步的那种雄性姿态。
2
野战军“前指”会议对齐竞触动很大,开会回来,他立即着手整肃战场纪律,采取各种方式激励部队斗志,却不见明显好转。
分区部队夜行军,发现有手电筒光亮,发出口令:“往后传,不许打手电!”过了一会儿,发现后面部队没有跟上来。如果原地等待时间过长,很可能遭遇敌人特工队穿插行动,把部队搞乱,再无法收拾。他不得不决定前队改为后队,掉转头跑步回去,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会合一处,再做定夺。
部队会合了,逐个儿人追查。口令“向后传,不许打手电”没传几个人,变成了“向后传,不许大小便”!不知哪一位仁兄,心想既然不许大小便,可见前方情况严重!于是口令改成了“原地向后转”!再传下去,便只剩了催促起哄:“快跑!快跑!”
是谁第一个发出“原地向后转”口令的,无人承担这个责任。
夜间宿营,安安静静的。忽然有人在催促:“快!紧急集合!紧急集合!”部队集合完毕,负责指挥的参谋长竟然不知道是谁下令部队集合的,请示“一号”,连司令员齐竞也不清楚。闹了个天大的笑话,并无命令,部队却哗啦一下行动起来,迅速列队待命出发。
逐个查问,干部战士都异口同声说,他听到了紧急集合哨声,不住地在吹。值班的作战参谋急得直跳脚,哨子在他口袋里,拿都没有拿出来,可是人人都听到了他的集合哨,并且是越吹越紧。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一点也不怪,在旧军队里,这叫作“炸营”!因为心理过分紧张,恍惚之间,很容易把疑心听到的紧急集合哨当作了真实的。个别人会这样,不可能那么多人全都听错了。既然那么多人同样紧张过度,他们同样陷入幻听状态,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面敌情愈加严重,军分区只得做进一步分遣,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各区县工作队分散开展工作,尽可能避免集中。可是,军分区决定很难落实下去,头天晚上握手告别,次日夜间又不约而同全都向指挥部靠拢过来。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齐竞大发雷霆说:“要我拿棍子赶你们走吗?要我把你们推下山去吗?要我朝你们开枪吗?我听你们的。你们都不讲话,怎么办?看来我们只能抱作一团,与敌人来个同归于尽,万事大吉,革命成功!”
3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近二十副担架,如果继续随队行动,非把分区拖垮不可。必须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能够坚持行军者留下,重伤重病者无一例外,一律作“分散安置”——分散隐藏在可以信赖的贫雇农家里。一切费用都折成钱币,出具欠条,日后由地方政府加倍归还。
只有汪可逾,属于极个别的特殊情况,由“一号”拍板,留下她的一副担架,仍随军分区指挥部行动。
从苏维埃时代起,民团武装就把搜查“分散安置”的红军人员当作一种游戏,已玩得滚瓜烂熟了。无论你隐藏怎样巧妙、保密怎样严格,终逃不过他们的手段。被安置户出卖,也并非绝无可能。汪可逾明明知道会是凶多吉少,仍一再向领导要求分散安置。
司令员齐竞陷入深深的内心矛盾。那么多重伤员,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可以破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犹豫再三。决定汪参谋分散安置,岂不等于明白宣告,因为恼羞成怒,借此机会把人推出去不管了?
汪参谋争辩说:“首长!不要讲是我,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如此麻木不仁,情况这样危急,要四名担架队员抬着自己。”
“在你,当然会是这样想,不让我为难。在我,总不能显得那么自私、那么冷血!”
明白的这个话里有话。为汪可逾保留一副担架,显然这是出于齐竞个人的一种隐秘意图。借此平衡一下他给汪可逾造成的内心创伤,以便找到心安理得的感觉。
汪可逾更来气了:“首长!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把自己的任何图谋强加给我吗?你真的认为我只能接受你的特别关照,只能接受你的特别保护吗?”
“一号”沉重地说:“看来,不是什么安置问题,是你要尽快离开指挥部,尽快离开我!是不是?”
4
汪可逾扶着双拐,踉踉跄跄要独自上路,旁边几个警卫人员赶忙把她拦下来。汪参谋与分区司令员背对背站在那里不动,部队集合完毕,等待下令出发,两人却仍然僵在那里。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急坏了,上前一步说:“‘一号’!要不,我和汪参谋组成一个小分队单独行动,我背着汪参谋,保证完成警卫任务。”
这实在是一个好主意。既不须勉强汪可逾分散安置,又不必为她保留一副担架,一切迎刃而解。曹水儿单人独骑护送汪可逾直抵大别山,两人一起坚持反“围剿”斗争,也应该毫无问题。齐竞直直望着汪参谋,不知她是否通得过。
“如果首长批准,我没有意见。”汪参谋望着天上说。
“好!我们就这么定下来!”司令员拍板了。
曹水儿将卡宾枪、“二十响”、五个弹匣连同武装带,以立正姿势交给“一号”首长。警卫员离开,必须将枪械子弹全部缴回。
齐竞随手接收了下来:“曹水儿,需要什么,你提出来。”
“有首长这个话,我可就要狮子大张口了。”
“你只管讲!”
“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搪瓷缸子、一只手电筒、一盒火柴、一包蜡烛、一块油布、一把匕首、一柄圆锹,全在我这里。首长点头,我留下来就是。”
其余都是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一柄圆锹,有什么用场,值得特别提出来呢?一般人不了解,只有曹水儿这样的老兵油子才知道,圆锹的妙用实在是数说不尽的。在丛林中行军,要靠它削劈出一条路来。上了火线,几分钟挖成一个掩体,大大减少了伤亡的可能性。进入白刃格斗,一柄称手的圆锹舞弄起来,决不下于一柄三棱刺刀。
“没有问题,你全拿去!”
司令员将缠在腰间的米袋子解下,从里面倒出五块银元,又随手打开了勃朗宁子弹盒。小盒里装的是四两大烟土,这是军分区部队的给养,由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分别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凡遇有各种各样无法预想的最后关头,一小疙瘩烟土便足可交换一条人命的。齐竞将五块银元和几块烟土交给曹水儿。
“我用不上!我用不上!”曹水儿推回“一号”的手。
汪可逾早已是极不耐烦:“曹水儿!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拿着拿着!又不是给你的。”齐竞把烟土塞回曹水儿手里。
“是是是,我就先拿着。”
“曹水儿!走了走了!”汪可逾又在催促。
“是是是,我们走!我们走!”
骑兵通信员不免犹豫起来。以他强壮的体力,背一个女同志上路不在话下。问题是他必须倒背两手,十指成交叉状,托住汪参谋的臀部,或是两手从左右揽住她的大腿,这样才能使得上力。令他为难的是,他汗津津的两只大手,只要触及汪参谋臀部或是大腿,便是对她最大的不敬,他无论如何做不出这样的动作。
扭头看见汪参谋的一对木拐,好,有主意了!他从背后将一对拐横过来握着,做成一条没有腿的长板凳,伤员便可以虚虚坐在拐上。这一来至少省下了一半气力,汪参谋也放松多了,不必两臂紧紧绕住曹水儿的脖颈。
曹水儿知道,“一号”还站在那里目送他们。本应当转回身去,让汪参谋向首长道一声再见。随即又意识到,那是犯傻,于是曹水儿头也不回,背着汪参谋大步流星朝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