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第三章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 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婺源县有意 无意地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是不是有当地的土 豪劣绅在背后指使老百姓烧灰？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几个愚民， 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以后自己再 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 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个体户烧灰加卖灰，这个营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带了一船灯 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两。眼看往前又有税 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船槽岭统一 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说得 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得更直白一点，搞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 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个船槽岭的 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着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使，实同顽 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
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 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跳出来反对了。您 就尽管放心吧。
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一个一个村 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就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霖泽乡 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 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是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牟利，可再仔细一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碰，他们抗 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岭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可又不取消灰 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没提取消的事，难道是知县 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 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一来，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 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 来，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库之内，跟朝廷财政无关。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吧，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太窄，自作 主张，又想开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怎么办呢？简单，直 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
这种税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挖了一个 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府的矿场税薄有你这 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 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 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可是不免 税，烧灰根本无从禁止，非激起民变不可。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细勘问，才 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所谓包 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 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 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让灰户王五、付六两家开烧，统共收上120两银子，100两给公公，20 两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 润。
对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别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为了获取利润会 拼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在那个例子里，张三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一定会拼命压榨王五和付 六，压榨越狠，他得钱越多。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 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 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梧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 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 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 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暖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藉口于灰税…..向以包 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长林抗议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包税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 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 公们，一骂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 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 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 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前 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 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 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免了税还闹事。
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这么一挪移，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 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在县里把麻 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意，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 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 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 以及民众的国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央，月峰左 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思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则 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采者，官府学校共 仇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 告，从重究罪。仍编纂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缴。
这篇通知为梁应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缺表章，是以 官失呵护”，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 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应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是到达、去向，就差 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吗？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不 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 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矿税了，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官三人， 囊括了整个微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官—知县金汝谐、县丞马孟复、主薄孙良 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 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姣、游应乾、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余懋 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单位 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 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 外号叫作“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这 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梁应泽说的那 样：“官府学校共仇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 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 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大乡宦游应乾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 “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 言在离职时，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恫矣。” 【注释】
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英明神武，所立的禁令如同日月星辰 一样熠熠发光！谁还敢明知故犯，触犯严明的法令呢！
予兹疚心销骨，遽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惘矣：我现在心中忧苦、愧疚不安，毁谤之言害人甚 烈，恐怕以后还会有人舍弃山灵，再次伐石烧灰，倘若成真，这将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居龙 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弭近害，怀永图，挽文 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周密。可惜百密一疏，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 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种植罂粟，改种热带水果，但失败了。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任何经济作 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农民趋利避亏，天性使然，这是法律也无法禁止的事。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糊口，跟在龙脉上烧“白粉”相 比，收入天差地远。一边是田里刨食儿，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大秤金小秤银。你说山民们会 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
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不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根本没有多少 人去赎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 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但谁也没想到，崩坏来得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偷偷摸摸 扒开窑口，继续开凿烧灰。
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而且 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 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 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 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 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 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 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直接派 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作鸟兽 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马孟复 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佣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 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国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他们雇用穷人进山 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 吗？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国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终于现身 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成了矿 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围户，一个叫俞辛字，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手辣，又聪 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 之一，可谓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深入调查之 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士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涌山、石壁、 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人少。灰户 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撩边球，在两可之间，官 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请求也划入 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 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 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得不亦乐 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借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同虚设，反成了国户排除竞争对手、扩大生 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结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震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程济等在船 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殊属诡诈。俞辛字、程 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意思是要严加惩治，以儆效尤。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讲道：“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 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 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 话，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限制很严格。知县的权限， 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 定夺。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 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 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巨大。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 吃不消，会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 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 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 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 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 六钱。
【注释】
《在京纳赎诸例图》：《大明会典》卷176《五刑·赎罪》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其中， 《在京纳赎诸例图》列有针对笞、杖、徒、流罪、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包括做工、纳米、 运灰、运砖、碎砖、运水和炭、运石等不同种类，并且，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可折钱缴纳。有 的项目空缺，表示不适用于赎刑，如流罪与杂犯死罪，不能以“老疾折钱”来赎。

图二·3《在京纳赎诸例图》，来自《大明会典》
这是在京城的价格，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最重的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 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如果重 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土，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 资历，自然要以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 “各宜体谅”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金
个国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 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没办法，县里的 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 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知。不过从灰户们此起 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国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书归正传。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 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 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这个消息一出来，囤 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 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 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 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 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 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跟婺源龙脉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应天乡试中，局面更惨了。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 份都颇尴尬。
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和婺源县学无关，另外一个叫汪秉元，人家是土 生土长的京城人，只不过籍贯是婺源而已，而且他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跟南直隶都不是一个 榜—大明为了保证各个地区的考生平衡，榜分南北，各考各的。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这一届又是颗粒无收。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 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叫赵昌期的官员，籍贯慈溪。
赵昌期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进士，三甲第二十八名，成绩中等。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 花，叫钱谦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