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三国鼎立 第二十六集 得寸进尺

赤壁之好，曹操又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时间都不超过一年。曹操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每次都匆匆忙忙地赶了回去，究竟是要做什么？是什么事情他一直在牵挂着呢？
　　上一集我们讲到，法正指出，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继续前进拿下巴、蜀，反倒“身遽北还”，一定是因为“内有忧逼”。这是有道理的。曹操的大后方，一直不太稳定，这是他和孙权、刘备不同的地方。孙权的情况最好。他那个东吴政权，基本上都是自己人。不是孙坚、孙策留下的老臣，如程普、黄盖、张昭、周瑜，就是他自己网罗、发现、提拔、培养的，如鲁肃、甘宁、吕蒙、陆逊。刘备的情况复杂一点。他得到益州以后，蜀汉政权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他从荆州带来的，包括诸葛亮，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关羽、张飞，无妨称之为“东州集团”。还有一个部分是当地的，无妨称之为“益州集团”。这三个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后来汉蜀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不过，刘备入蜀之前，并无此矛盾。入蜀之后，也没有尖锐到刘备镇不住的程度。
　　曹操就不一样了。曹操不像刘备、孙权那样自立门户，而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挟天子而令诸侯”。这样一来，他的“大后方”，也往往同时是他的“大前方”，因为朝廷里并不都是他的人。相反，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打他的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赤壁之战前，曹操所向披靡，战果辉煌，反对派一般不敢公开非议。而且，赤壁之战前，曹操对朝廷、对百官的态度可能还相对比较谦和，野心也不那么明显，一些心存汉室的人对他还保有希望，也表示支持。赤壁之战后就不同了。曹操的功劳没有以前多，野心倒比以前大。这就引起不满。朝廷内部，一方面，正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所云，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趁机取而代之（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yù因其败而图之）；另一方面，也开始有人对曹操是忠是奸产生jǐng惕和怀疑。这些人以前不多，或者不公开，赤壁之战后就多起来了，甚至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对此，曹操心里非常清楚。因此，他在赤壁之战后，征讨马超、韩遂前，也就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发布了一道教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也叫《述志令》，我们在第二集《奸雄之谜》已经讲过。这事的起因，是汉献帝给曹操增加了封地。我们知道，曹操把汉献帝迎奉到许县后，就被封为武平侯。武平是一个大县，食一万户。所以，武平侯是县侯，也是万户侯。这个等级已经很高了，比他的祖父和父亲高了两级。曹操和曹嵩的封侯（费亭侯），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才是县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术、袁绍、滤布、刘表他们都还在，曹操便已是县侯，地位是很高的。
　　十五年光yīn过去，此刻的曹操，已不是一个万户侯就可以满足的了。但是，县侯已是最高规格，再封就是公爵和王爵。这是不可以的，至少暂时不行。于是，傀儡皇帝就给曹操增加封地，增封阳夏（音jiá,今河南省大康县）、柘（音zhè,今河南省柘城县），苦（音hù,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三县二万户。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是要辞让增封的这三县二万户。
　　这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也是他沽名钓誉的惯用伎俩。事情很简单，如果不是演戏，做秀，那就该真让。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增封曹操的三县二万户倒是收回了，他的三个儿子却在几天后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均食邑五千户。平原在青州平原郡，范阳在幽州涿郡，饶阳在冀州安平县。表面上看，曹操少了五千户，换来的却是三个县侯，而且一个州一个，封地都是战略要冲，你说曹操是赔了还是赚了？
　　再说了，曹操的目的如果真是让封，或者只是让封，那就应该给皇帝上表章。然而曹操的做法却是给群臣下教令。这是临下，不是奏上。很显然，曹操是要借个由头把自己想说该说的话说出来，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制造一个事件，以便开新闻发布会一样。这一点，曹操到不避讳。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得很清楚，发布这个教令，就是要让朝廷内朝廷外的反对派都没有话说（yù人言尽）。这就是大实话了。此外，令中所言，比如绝不让权等等，也都是真话。所以，也不能说他全是演戏做秀。有些学者因为曹操让县并非本志，就说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也不是真话，这就未免书呆子气了。要知道曹操原本就是借鸡下蛋借壳上市，你管他让县是真是假呢？实际上，曹操让县是假的，让县时说的话是真的，或基本上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以假乱真，这就是曹操高明的地方。
　　那么，曹操把别人的嘴巴都堵起来了吗？没有，也堵不住。事实上，《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以后，反对的声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小了，而是大了。这些“谤议”让曹操清醒地意识到，舆论固然重要，权力就更重要；笔杆子固然重要，枪杆子就更重要；与其堵住天下人的嘴巴，不如捏住天下人的脑袋。因此，曹操在利用甚至在创造机会来大造舆论的同时，加紧了对权力的攫取和控制。
　　要攫取和控制权力，尤其是中央zhèng fǔ的最高权力，就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政治中心。所以，上一集说到的三次出征，曹操用的时间都不长，甚至不惜无功而返，半途而废。西征马超、韩遂，是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回到邺城，前后不超过七个月；南征孙权，是建安十七年十月出兵，次年四月回到邺城，前后也不超过七个月；征张鲁的时间长一点，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兵，次年二月回到邺城，也不超过一年。
　　曹操匆匆忙忙赶回邺城，并不是为了陪老婆孩子。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他要在官场上捞回来。西征马超、韩遂归来，他得到的是“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南征孙权归来，他得到的是封魏公，加九锡，建社稷；征张鲁归来，他得到的都是“进公爵为魏王”。所谓“赞拜不名”，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司仪官只报他的官衔，不呼他的名字。所谓“入朝不趋”，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用不着小步快走表示恭敬。所谓“剑履上殿”，就是朝见天子的时候，可以佩戴兵器穿着鞋子。所谓“如萧何故事”，就是享受当年刘邦给萧何的待遇。封魏公，晋魏王，就是从侯爵升为公爵，又由公爵升为王爵了。这三件事，第一件是在建安十七年，第二件是在建安十八年，第三件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中间，建安十九年时，还有一个“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真可谓年年都有新套套，一步一个新台阶。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的政治待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月，皇帝批准他“设天子旌旗，出入称jǐng跸（音bì）”,是天子出入的专称。出称jǐng，入称跸。冕十二旒，是天子的服饰。东汉制度，皇帝十二旒，白玉；三公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金根车是皇帝的专车，驾六马也是皇帝的待遇，诸侯只能四匹。五sè副车是和金根车配套的，按东西南北中涂成青白红黑黄五sè，也是皇帝专用的。天子旌旗就更不用说了。曹操获得这些待遇以后，在礼仪上和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他大权独揽，已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而且比那个傀儡皇帝更像皇帝。
　　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要代汉自立了，而实际情况是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迈出这一步。那么，曹操为什么不称帝呢？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曹操虽有此念，但他审时度势，最终还是决定知难而退，适可而止，把代汉自立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证据则在《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和《魏氏chūn秋》。据两书，曹操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后，代汉自立的呼声就开始高涨起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拒绝劝进。陈群、桓阶认为，汉朝早已名存实亡，天底下一尺土地一个子民都不属于汉（尺土一民，皆非汉有〉，只剩下一个虚名（唯有名号），取而代之有什么不可以？夏侯惇则说，什么是万民之主？就是能够为民除害众望所归的人。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殿下就是这样的人，应该尽快“应天顺民”，有什么犹豫的？曹操的回答是：孔子说过，施行的是政事，就是从政（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确实眷顾我，我就做周文王好了（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亦），众所周知，周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然服事殷商的。取代殷商的是他的儿子周武王。所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曹操这话的意思是要曹丕去做他想做的事。果然，曹操去世才几个月，曹丕就逼汉禅位了。
　　然而吕思勉先生不同意。吕先生的《三国话史》中有一节《替魏武帝辨诬》，全盘否定曹操代汉自立的说法，认为曹操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他说，曹操自比周文王，“正见得他不肯篡汉”。至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话的意思是暗示曹丕来做，吕先生的评论是“岂非梦呓”。我对吕思勉先生是十分敬佩的，先前曾多次引用先生的话以为论据。但实在地讲，这段话我真没看懂。周文王的儿子不就是周武王吗？周武王不是把殷商王朝灭了吗？怎么曹操的自比周文，就只不过是想做齐桓、晋文呢？
　　那么，事情到底是怎样的？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曹操的内心深处其实很矛盾。要说曹操从来就没想过要代汉自立，怕不是事实。说曹操没有这个资格和条件，就更不是事实。但他终其一生确实没有这样做，确是事实。原因何在呢？有障碍。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总结了四条，我归纳为十二个字：不吉利，想报仇，难改口，不合算。具体说就是：一，曹操年轻的时候说过“废立之时，天下之至不详也”的话。这个观念，晚年时可能还有。二，曹操世受汉恩，报答之心是有的。三，曹操一直信誓旦旦，绝无篡汉之意，总不能自食其言。四，刘备和孙权一直把曹操看作对手和榜样，一方面骂他汉贼，另一方面又巴不得他早点称帝。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孙权甚至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上表称臣，说天命就在曹操这里。对此，曹操的头脑倒是很清醒。他明白，只要自己称帝，刘备、孙权他们马上就会跟着来，“篡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他不可能上这个当。再说了，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却是“中央”，刘备、孙权也只是“地方”。如果三个人都称帝，刘备、孙权他们就不是“地方”，而是“对方”了。这不划算。所以，曹操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哇（是儿yù踞吾著炉上火邪）！这才有“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亦”的说法。也就是说，是否代汉自立，令创打魏王朝，听天由命吧！但是，封公、建国、称王这些事，该做还得做，而且一往无前。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封魏公，加九锡，建社稷，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点。封公和封侯有什么不同呢?表面上看，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从侯爵晋升为公爵，然而实际上却有质的区别。封侯，不过得到了一片土地，一个食邑，甚至只是荣誉和面子（比如关内侯）；封公，就可以建立社稷和宗庙了。社稷，就是社神和稷神，亦即土神和谷神。《白虎通?社稷》说：“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拥有了土地和五谷，也就拥有了统治权。所以，在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立社以祭土神，立稷以祭谷神。它们也叫“社稷”，即社坛和稷坛。宗庙则是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中国古代的国家元首（天子或诸侯，皇帝或国君）都是世袭的。建立宗庙，就表示某个公族、王族或皇族的统治有由来有自，而且万代千秋。
　　宗庙和社稷分别建在宫殿前方的左右两边。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叫“左祖右社”。在中国古代，这是只有dú lì主权国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它们也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dú lì主权。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兼并战争中，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那么，在攻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后，一定要毁灭它的宗庙和社稷，叫“毁庙灭国”。相反，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则一定会同时把宗庙和社稷建立起来，叫“建庙立国”。在西汉初年，只有诸侯王才能这样做，侯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封侯是赐爵，封公是建国。曹操被封为魏公，而且明文规定“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就意味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dú lì公国。
　　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非同小可的事，事先一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其间也颇有些周折。据《三国志?董昭传》，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董昭。董昭这个人，我们在《深谋远虑》那一集讲过。他三事迹虽然不算太多，却总是出现在关键时刻。建安元年，曹操到洛阳见皇帝，又把天子迎奉到许县，把许县变成大汉王朝的陪读，就是董昭帮的大忙。这一次曹操策封魏公，后来又晋爵魏王，也都是董昭的倡议（皆昭所创）。
　　董昭的这个建议是他自己想到的，还是曹操授意的?不知道，也不重要。再说这事也用不着多少创造性，只要像上一回一样，“如某某故事”就行。因此依我看，很可能是董昭看透了曹操的心思，投其所好。实际上曹操恐怕早就想干这事了。此前，他做了三项准备工作。第一是扩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的待遇，同时还得到了十五座城池，地盘就由原来的十五城变成了三十城，翻了一倍。第二是并州，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将原来的十四个州变成九个，并州和幽州两个州，司州的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个郡，都划归曹操当州牧的冀州。第三件事也在同时进行，那就是造舆论。这是曹操当然不便亲自出面，而且也用不着，自然有人帮他做，比如董昭。董昭至少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中，也就是曹操“如萧何故事”之后，十月南征孙权之前，就开始游说了。据《三国志?董昭传》，裴松之注引《献帝chūn秋》，还有《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董昭找了曹操，找了荀彧，还在朝廷上到处找人说，终于形成议案，而且得到天子的批准。
　　于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傀儡皇帝派御史大夫郗虑（郗音chī）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措词冠冕堂皇，条件也非常优厚。成为魏公的曹操不但照样担任丞相，而且仍然兼领冀州牧一职。新建立的魏国的制度，则“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这正是曹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实权实惠一点都没少，地位却高了许多，名誉也得不少。曹操的主张，是“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但如果名利双收，实权不小，实惠不少，那又为什么不呢？何况“魏公”这个头衔也不是虚名，也是意味着实惠的。所以，这时曹操心里肯定高兴，却还是要做谦让状，先后让了三次。于是，以中军师荀攸为首，包括钟繇、毛玠、程昱、贾诩、董昭等三十多人联名上书劝进。曹操说，封公爵，加九锡（九种特殊赏赐），这是周公才能享受的待遇呀！我怎么敢当呢？这些人说，敢当，敢当！明公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比明公功劳更大的。曹操还是要让，只接受封地，不接受爵位。这些人又说，明公这样，就是既不尊重皇上，又不给我们面子了（是犹汉朝之赏不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话说到这个份上，从此才扭扭捏捏地当上了魏公。
　　现在看来，曹操这戏演得真是恶心，让人看了很是不爽，也不符合曹操的性格。但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规矩，是惯例，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如果不装模作样让一让，他就会被破骂作“厚颜无耻”。更何况，曹操还必须应对舆论的压力。他的封公建国，毕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时并非一片赞成。这不能不让他多加小心，甚至演戏做秀。
　　事实上，反对派大有人在。而且，有一个曹操最信任、最看重的人，也不是反对。这个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在关键时刻支持和帮助着曹操，这回却唱起了反调。这就让曹操意想不到和倍感伤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是荀彧。
　　荀彧在曹操的阵营中，绝对是一等一的重量级人物。曹操是把他当作张良来看待的。他二十九岁投奔曹操时，曹操就说“吾之子房也”。在后来的岁月里，荀彧不负厚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甚至出生入死。据《三国志》之《武帝纪》、《程昱传〉〉、和《荀彧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身为代理兖　州牧的曹操率军倾巢而出征陶谦，留荀彧和程昱守鄄城（鄄音juàn,鄄城在今山东省鄄城县北）。这时，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和陈宫突然翻脸，联合吕布来打兖州。兖州境内，处处举起了降旗。没投降的，只有鄄城、范县（今河南省范县）和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这三座城再保不住，曹操就变成丧家之犬了。荀彧就和程昱商量，两人分头行事。程昱先稳定的范县，然后和枣祗（音zhī）一起固守东阿。荀彧则急调东郡太守夏侯惇前来同守邺城。夏侯惇到了邺城以后，一个晚上“诛谋叛者数十人”，局势才算稳定下来。这时，豫州刺史郭贡带了数万人来到城下，要见荀彧。夏侯惇说，见不得!阁下是一州之镇守，一去，必有生命危险。荀彧说，无碍！郭贡和张邈一伙平时并无勾结。如今匆匆忙忙赶过来，显然还没有拿定主意，正好可以去劝说以下。即使不能把他争取过来，也可以让他守中立。如果不去见他，他觉得我们不信任，反倒会恼羞成怒。于是荀彧只身一人去见郭贡。郭贡见荀彧毫无怯sè，知道鄄城不容易攻下，便撤了回去，鄄城也得以保全。荀彧词句，实在可以和传说中关羽的“单刀赴会”相媲美。
　　实际上，在曹操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几乎总能看到荀彧的重要作用。初起兵时，董卓威陵天下，曹操信心不足，是荀彧告诉他董卓“必以乱终，未能为也”，事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发展时期，诸侯割据中原，曹操举棋不定，是荀彧指点迷津，帮他做出战略规划，事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yù迎天灾，诸将众说纷纭，是荀彧为他制定政治上的三大纲领，支持他“奉天子以令不臣”，事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yù战袁绍，痛感力不从心，是荀彧为他分析必能顺利的四大原因，激励了他的斗志，是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甚至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南征刘表时，为曹操战略方案的，也还是荀彧。
　　然而，正当曹操兴致勃勃准备封公建国的时候，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荀彧对前来秘密征求意见的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匡朝宁国）。他秉持的是忠诚（秉忠贞之诚），坚守的是谦让（退守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呀！你们如果真爱曹公，就应该帮助他保持晚节。即使不能功成身退，至少也别得寸进尺，“如萧何故事”以后又“如周公故事”。所以这事怕不合适（不宜如此）!
　　这就奇怪！荀彧不是曹操的“张良”吗？他怎么会唱反调呢？荀彧唱了反调以后，结果又如何呢？
　　请看下集：进退失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