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三国鼎立 第二十八集 借刀杀人

荀彧之死和曹魏建国是一个不祥之兆，意味着曹操已彻底由乱世英雄变成了乱世奸雄，也意味着他将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实际上曹操一直就是两面作战的，既要对付公开的敌人，又要对付隐藏的敌人。那么，在此之前，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前三集我们讲到，曹操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军事上半途而废；起先“如萧何故事”，继而封公爵建国家，最后晋爵魏王，政治上得寸进尺。这说明曹操的战略重点已由军事军事转向政治，由战场转向官场，而且在背离自己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是他野心膨胀的结果。于是，进退失据的荀彧只好去死，同样退无可退的曹操则继续杀人。
　　实际上曹操早就在杀人了。自从曹操进入朝廷，“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后，反对派就一直存在。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人，把持朝政，大起大落，为所yù为，居然没人反对，那才是咄咄怪事。何况曹操是要两面作战的，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比如荀彧之死，当时就有人大做文章。孙权把这消息公开告知刘备，刘备马上说：“老贼不死，祸乱未已。”可见当时曹操确实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非心狠手辣不可。
　　问题在于，曹操并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多听不同意见对自己有好处，因此鼓励大家实话实说，多提意见。这有他的言行为证。所谓“言”，就是他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十月颁布的《求直言令》；所谓“行”，就是他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重赏反对他征乌丸的人，这事我们前面讲过。在《求直言令》中，曹操指出，作为下级，最不可取的，就是当面说是，背后说非；而重赏反对征乌丸的人，则是明确告诉大家，只要你是出于好意，又说得对，哪怕和我意见不同，一不会得罪，反倒还会受赏。
　　那么，你怎么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你又怎么在营造轻松环境、鼓励正当批评的同时，防止有人利用舆论图谋不轨？当你打击那些敌对势力时，会不会也弄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可是考水平的。
　　曹操的做法，是“三个区分”。一是区分“提意见”和“唱反调”；二是区分“闹别扭”和“搞yīn谋”；三是区分“一个人”和“一伙人”。如果只是一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那么，哪怕是故意唱反调，曹操也未必杀他，比如祢衡（祢音mí,旧音ní）。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般县（今山东省乐陵市西南）人，《后汉书》将其专列入《文苑》传，并说他“少有才辩”，看来是个文人，也是个才子。文人兼才子多半有个通病，就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祢衡便正是这样。所以，尽管他满腹经纶，却没人用他，只有孔融深爱祢衡之才，上表朝廷，极力推荐，把祢衡说得简直天下第一，后来，又多次向曹操举荐。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据说是“荣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专门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喏。于是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地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材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戴一顶粗布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坐，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棒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sè。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加上不愿意背“不能容之”的恶名，曹操没有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人。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就忙不迭地把他杀了，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在后世博得了许多同情。同情的原因，也无非三个：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的冤。死的冤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不该死，而是他死于曹操之手，是曹操借刀杀人。其实，这些说法都似是而非。不加分析，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问题，祢衡有傲骨吗？好像有。因为他所到之处，都要辱骂最高当局。在曹操那里他骂曹操，在刘表那里他骂刘表，在黄祖那里他骂黄祖。有几个人敢这样做？没有几个。这就很有些人钦佩。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骂当局，也未必就是铮铮傲骨。我们还要问：一，这个当局该不该骂？二，这个人为什么要骂？三，他是不是从来就骂，从来就不和当局合作的？这样一问，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祢衡并非“不合作主义者”，他其实很想和当局黄祖合作的。《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原本是“避难荆州”的。当时在荆州避难的人很多，因为刘表创造了一个对本土人来说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这个时候，祢衡如果真是高士，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像诸葛亮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种是像诸葛亮做的那样，待机而动，择时而出。但祢衡没有选择任何一种。他按捺不住表现自己的冲动，离开荆州，来游许下。据说，祢衡出来寻找发展机会时，曾“yīn怀一刺”。刺，就是名片，也叫名帖。也就是说，祢衡的身上悄悄地揣上了张名片，准备投给他看中的老板。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当时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做的。问题是祢衡走来走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高就”的地方（无所之适）。这就让他非常失望，也就开始骂人。
　　史书所载祢衡的开骂，是在许县，时间则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据《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典略》，那时曹操刚刚迎奉天子，许县也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可谓人才济济。于是有人就好心好意地建议祢衡与陈群、司马郎交往，谁知他竟一脸的不屑，说我岂能和屠户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屠户。司马郎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赵某是当时的荡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瞥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请大家看看，这都是什么话！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
　　现在我们也弄不清楚祢衡是因为到处碰壁而破口大骂，还是因为喜欢骂人而到处碰壁。依我看多半是第二种情况，或者兼而有之，恶性循环。《后汉书》说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故意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典略》则说他“恃才傲逸，臧否过差”。如果认为某个人不如自己，就懒得和他说话（见不如己者不与语），所有的人都因此而讨厌他（人皆以是憎之）。
　　讨厌他也是当然的。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典略》说，祢衡被曹操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相约说：“衡数不逊，今因其后到，以不起报之。”因此，祢衡来到时，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屁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堆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所以很多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众人皆切齿）。
　　显然，讨厌祢衡的，并非只是曹操、刘表、黄祖，而是除孔融以外的大多数人。祢衡对抗的，也不仅仅是大局，而是整个社会。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他自我表现的恶性循环膨胀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倒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何况祢衡也不是见了当局就开骂的。据《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傅子》，他对刘表，就曾经赞不绝口（称表之美盈口），也是歌功颂德的。只是到了后来，老毛病又犯了，开始口出狂言（《后汉书》的说法是“后复侮慢于表”），这才被表打发到黄祖那里。到了黄祖那里，黄祖对他也很客气（祖亦善待焉），双方也曾和睦相处。但他忍不住又出言不逊，还骂黄祖是“该死的”（死公），黄祖这次杀了他。所以，祢衡并非傲骨铮铮，而是心理变态，骂人骂惯了，逮住谁就骂谁。
　　弄清楚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曹操该不该骂。
　　曹操无疑有该骂的地方，但不等于祢衡骂了他就是英雄，还要看他骂了什么，为什么要骂？当然，我们也弄不清具体内容。不过，根据祢衡的一贯为人，怕也没有多少正义性。有人说祢衡骂曹操，盖因曹操篡汉，是“汉贼”。其实曹操是否篡汉，本身就是个问题。建安元年时的曹操，也还没有什么篡汉举动，反倒十分遵奉天子。再说了，就算曹操篡汉，荀彧却是忠于汉的，为什么也要挨骂？这就只能认为是祢衡爱骂人。实际上祢衡骂曹操，是因为他对曹操既蔑视，又厌恶；既厌恶，又憎恶。《后汉书》的说法是“素相轻疾”，《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文士传》的说法是“疾恶之”。为什么蔑视、厌恶、憎恨呢？不知道。但除了孔融、杨修，这个世界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是祢衡不蔑视、不厌恶、不憎恨的。何况曹操对祢衡，实在在够意思的了。他受到祢衡的羞辱，并没有报复。听说祢衡肯来见他，还十分高兴，等到很晚（待之极晏）。礼贤下士如此，怎么就该挨骂？
　　现在回答第三个问题：祢衡死得冤不冤？我的回答是，也冤也不冤。说他冤，是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说他不冤，则因为他多少有些咎由自取。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据《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引注《傅子》，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对刘表也不吝赞美之词，却又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赞美将军仁爱宽厚，其实是暗示将军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结果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后汉书》的说法是“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横与之”。我们知道，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能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或者以观其后效（视当如何）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但黄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祢衡难道不知道？怎么就不能收敛一点呢？恐怕是病入膏肓，不骂人没法活。
　　所以，祢衡之死，有三个原因，一是祢衡自己找死，二是刘表借刀杀人，三是时代社会黑暗。而且，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一个江夏太守，仅仅因为没面子，就可以随便杀人，这是什么主义？是**主义！这是什么社会？是黑暗社会！但即便是在**制和人权的社会，祢衡也不会讨人喜欢。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因为他太不尊重别人，也太不会做人，一开口就是狂悖之言，既不给对方面子，也不给自己留余地，而且打击面极广，等于自绝于人民。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结论是：祢衡不该死，但也不值得学习，更不能当作英雄来歌颂。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论者常常将祢衡和孔融归为一类人物，在当时文士中他们两个的关系也确实是最好的，称得上是臭味相投。据《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杀孔融的时候，就有人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这个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不过，孔融的来头比祢衡大，是孔子的第十二世孙；官也大，是将作大匠（建设部长）。所以，他死得也晚。
　　孔融被杀，也是得罪了曹操，而且不止一次。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和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最不相继”，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打官腔，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便反问：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讥讽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才不满。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引注《汉纪》，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风凉话，或者话说得刻薄一点，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比方说，官渡之战时，孔融就在朝廷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遭到荀彧的驳斥，事见《三国志?荀彧传》。又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曾上书朝廷，提出应该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内不封侯。曹操便疑心是冲着自己来的，是要把自己这个侯爵打发到千里之外去。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便决定在用兵荆州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但孔融毕竟不是什么无名鼠辈，杀他还得讲点程序。正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改革官制，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新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部长）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郗虑。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也心领神会。据《孔融传》，郗虑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状，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就很快被下狱、处死，时年五十六岁，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引注《魏氏chūn秋》，因为孔融名气太大，曹操怕别人不服，还特别公布了罪状。据说，孔融有两条“不孝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yù发作而已。子与母，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离，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也就是说，孔融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政治。首先，我们并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布告上讲是听祢衡说的。祢衡从孔融那里听说后，便到处传播，影响恶劣。然而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哪里说得清？依我看，这话倒像是祢衡说给孔融听的。但曹操说是孔融所说，那就是，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这话是孔融所说，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是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消灭孔融的**，还能诋毁孔融的美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非常厉害的。因此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除消灭异己外，也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和当局合作，或假装不和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
　　祢衡死了，事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孔融死了，事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荀彧死了，事在建安十七年（212年）。以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又先后杀了崔琰和杨修。他们的死，在当时也既是大案，又是疑案，而且情况与前三人不同。那么，崔琰和杨修又是为什么被杀的呢？
　　请看下集：命案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