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制造冤案,杀死孔融;暗施yín威,逼死荀彧。这说明曹操作为政治上的强势和强权人物,决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的政治路线,就连怀疑也不行;也说明曹操的杀人,主要是由于他政治上的需要。那么,曹操杀崔琰,杀杨修,又是什么政治原因呢?
前面三集,我们讲了祢衡之死、孔融之死、荀彧之死。不难看出,这三个人的死因是不一样的。祢衡只是闹别扭,闹意见,人缘又不好,只代表他一个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或一股政治力量,曹操就不杀他。荀彧已经是唱反调,但也是一个人,不代表某个集团或势力,又是自己的大功臣,就不公开杀他,死后也给予厚待(谥曰敬)。孔融一贯唱反调,又代表着社会上和朝廷中的反对势力,长期和曹操作对,就不但要公开处死,满门抄斩,还要妄加罪名,批倒批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以政治划线的。他或许可以容忍别人不给他面子(当然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却绝不能允许反对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安排。谁要是胆敢反对,他就一定会举起屠刀,毫不犹豫地予以消灭,就连荀彧这样的功臣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崔琰和杨修了。
崔琰之死,是当时的一大冤案。就连对曹操多有回护,甚至不敢为孔融作传的陈寿,也忍不住说崔琰的死“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看崔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说他为什么死。
我对崔琰的描述,是十六个字:文武全才,朝廷重臣,正人君子,德高望重。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县西北)人。《三国志?崔琰传》说他小时候喜欢击剑,酷爱武术,而不善言谈。到了二十三岁时,他被乡里定为“正卒”,每年必须出去服一段时间的徭役(包括力役和军役)。这种徭役,只有成为文学弟子后才能免除。于是他便开始发愤学习《论语》和《韩诗》,二十九岁成为经学大师郑玄的第子,后来又被袁绍招聘到麾下,担任骑都尉(统率羽林骑兵的军官)。我们知道,袁绍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崔琰劝他不要去打曹操,袁绍不听,结果败于官渡。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都抢着要崔琰,崔琰之好“称疾固辞”,结果被关进监狱,靠陈琳等人的营救才幸免于死。
曹操攻破邺城以后,崔琰就跟了曹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废除三公,恢复丞相制度,自任丞相。丞相府下设东曹和西曹,负责选拔干部。西曹管中央各部门,东曹管地方和军队,崔琰在东曹和西曹都干过。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说,崔琰在东西两曹任职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事实上,崔琰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他从小性情敦厚,寡言少语,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三国志》本传的说法是“声姿高唱,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先贤行状》则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sè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不但朝廷中人都推崇他(朝士瞻望),就连曹操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其实,曹操要他到东西曹任职,就因为他可以使贪婪的人变得清廉(贪夫慕名而清),勇敢的人得到激励(壮士尚称而厉)。这可是曹操自己说的话。也就是说,曹操是把崔琰当作众人的表率、官员的榜样、时代的楷模来看待的(斯可以率时者已)。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则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据《三国志?崔琰传》,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以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臣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表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然后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封信被人向曹操告密,此案便由此而起。
崔琰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的真实想法和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恐怕是无法确知了。陈寿认为,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反对派的(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表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表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理解翻译过来就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生了女儿,通常都讲“生女耳”,也就是生个女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自眼。“会当有变时”,就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掉头发,去做苦工。对于崔琰这样一个人品和相貌都好,地位和品德都高的人,这当然是极大的侮辱。然而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sè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结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于是赐崔琰死。这事《魏略》还有更详细的描述。《魏略》说,当时曹操派人去对负责此案的官员说,三天以后听消息。几天过去,负责监视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平安无事。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本王动刀动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于是从容自尽。
崔琰之死,几乎不用分析,一看就是冤案。曹操的表现,则近乎歇斯底里。所用的罪名,也等于是“莫须有”。因此这事当时就有反弹。据《三国志?毛玠传》,担任过东曹掾(掾音yuán)和崔琰一起负责选拔干部的毛玠,就很不满。那些卑鄙的告密者和马屁精把这情况告诉了曹操,曹操勃然大怒,找个岔子将毛玠下狱问罪。毛玠坦然面对无妄之灾,冷静陈词。毛玠说,古往今来,被嫉妒,被陷害,被冤杀的,不胜枚举。毛玠从县吏做起,直到成为朝廷大臣,得罪的人岂在少数,要找岔子又有什么困难?毛玠只希望能够有一次当庭对质答辩的机会。如果毛玠理屈词穷,那么,处臣极刑就是加官进爵(极刑之rì,方之安驷之赠),取臣首级就是浩荡天恩(赐剑之来,比之重赏之惠)。毛玠这话当然驳不倒。加上一贯挺曹、甚至主张曹操当皇帝的桓阶(还有其他人)也出面营救,曹操这才放了毛玠,但仍然罢了他的官。
这事早就有人不以为然,比如孙盛就说“魏武于是失政刑亦”。我们也很想不通,因为这不像曹操过去的为人和主张。看来,随着权力的扩张和野心的膨胀,此刻的曹操已不是当年的曹操。但问题是,曹操再歇斯底里,还不至于神经错乱,也不至于像疯子一样无缘无故乱杀人。他杀人,总有原因。更奇怪的是,崔琰一案,明摆着是诬陷,崔琰为什么不像毛玠这样陈词答辩,甚至连解释一下都不肯?崔琰的话,明明可以有两种解释,曹操为什么要曲意误解?曹操和崔琰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杀崔琰,崔琰又为什么要自杀?
陈寿的解释是“恃旧不虔”,陈寿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殊。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许攸之死,确因“不虔”,孔融则不是。他的死因,不是“不虔”,而是“作对”。崔琰呢?既无“不虔”,也不曾“作对”。曹操封魏公,晋魏王,他都没有反对呀!就连被曹操视为或者说成“不虔”的那个“事佳耳”,也未必是冲着曹操来的。那么,曹操到底为什么要杀崔琰?
也有三种猜测。
第一种可能是神经过敏。我们知道,曹操封魏公,建魏国,称魏王,是很有一些人不以为然的。你想,就连荀彧这样的智囊都表示反对,何况其他人?只不过荀彧是公开反对,其他人背后嘀咕罢了。这就不能不让曹操精神紧张,杯弓蛇影,风声鹤唳,疑神疑鬼。而且,按照传统观念,维护王室,防止政变,是正人君子的责任担当。曹操虽然不承认“谋篡”,却有洗刷不掉的“谋篡”嫌疑。所以,对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曹操便格外jǐng惕,特别怀疑。崔琰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曹操一听到崔琰的说法,就不会往善意方面去猜测,只会怀疑他“恶毒攻击”。
问题在于,崔琰为什么不辩解呢?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屑于”。我们知道,崔琰的人品是很高尚也很高贵的。高尚高贵的人往往也都有傲气和傲骨。真君子一身正气,大丈夫视死如归,辩解什么!要杀就杀好了,自己动手也可以,这才从容自尽。还有一种可能是“用不着”。也就是说,崔琰心里有数,曹操迟早要杀他的,辩解也没用。不如从容就义。所以,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除第一种可能外,还有第二种、第三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报复杀人。崔琰得罪过曹操吗?得罪过,只不过时间很早。据《三国志?崔琰传》,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吗?这一番义正严词,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此番杀人,就是要报当年那一箭之仇。我在《品人录》一书中,提出的就是这个观点。
问题是这有可能吗?可能。我们不要忘记,**说到底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是喜欢部下顶撞自己的,也没有一个不想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想不想的问题,只有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什么时候报复。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当场翻脸的是笨蛋,秋后算账的是奸雄。曹操用崔琰的死,证明了自己是奸雄。从建安九年结怨,到建安二十一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自己等得够久的了。
第三种可能是安排后事。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因为曹操是秘密征求意见,大家也都答以密函。惟独身为魏国尚书(政治秘书)的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崔琰说,根据《chūn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操而举荐曹丕,实在是大公无私。曹操“巍然叹息”之余,任命崔琰担任了魏国的中尉(宫廷卫队长兼首都卫戍司令)。
表面上看,这事不可能成为崔琰被杀的原因,因为崔琰的主张和曹操一致。但是,裴松之却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了一条注,说据《世语》,曹植的妻子,也就是崔琰的侄女,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竟被曹操以“违制命”的罪名赐死。崔琰和他的侄女,都和曹植有关,都被曹操“赐死”,而且“赐死”的理由也都不成其为原因,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关系。我甚至认为,裴松之在这里加注,其实就是一种暗示。这当然也是猜测,但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其实就是一种暗示。比如杨修,就被认为是曹丕、曹植夺嫡之争的牺牲品。
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系杨彪之子,杨赐之孙,杨秉之曾孙,杨震之玄孙。杨震当过司徒、太尉,杨秉当过司空、司徒、太尉,杨彪也当过司空、司徒、太尉。所以他们杨家,和袁绍、袁术家一样,也是“四世三公”(四代人当中都有位居三公的),而且还是“四世三太尉”,一脉相承。杨修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
杨修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三国志?曹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说他“谦恭才博”,曹操所有的儿子包括曹丕,都争着和他交朋友。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操决意立曹丕为储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弄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再加上杨修是袁术的外甥,便在自己去世一百多天前,把杨修杀了。《三国志?曹植传》和《后汉书?杨修传》就是这种说法。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据《三国志?曹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三公,但此刻就连皇dì dū成了曹操的玩偶,屡受曹操打击的杨彪又算什么?据《后汉书?杨修传》,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杨彪被免去职务;十一年(公元206年),所有因为“恩泽”(即不是因为战功)而封侯的,都被削去爵位,杨彪也在其中。此公即被罢官又被夺封,虽非“冢中枯骨”,已是“明rì黄花”,杨修对曹氏兄弟能不巴结着点吗?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据《典略》,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雄厚,经常把它佩带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阳,也仍佩带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宫,睹物思人,突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了。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操替他杀什么!
所以我认为,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据《后汉书?杨修传》,他身为丞相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写出答案,让侍从转交。一来二去,曹操就奇怪了:杨修怎么答得这样快?派人去看,原来如此,便开始忌恨杨修。
这事还有一个版本。据《世说新语?捷悟》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杨修写这些答案时,连曹操的提问会有几次反复都算准了,便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犬乱。侍从按乱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呢不对题。曹操勃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交待。结果是什么呢?是小聪明误了大事情,曹操的不满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这种小聪明。据《世说新语?捷悟》,有一次曹操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因为“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就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操大起杀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chūn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操yù攻不得进,yù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之以“鸡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连忙问他为什么。杨修说“鸡肋这玩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魏王是打算回家了。
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但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的体制之中,而曹操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很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dú cái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总之,dú cái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迟早要拔。更何况,他又和曹植及其党羽搅和在一起,那就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其实,崔琰之死也一样,也是犯了**政治的大忌。表面上看,崔琰在立储问题并没有站错队,问题在于他不该“露板”作答。第一,**政治是一种秘密政治,喜欢的是暗箱操作。你公开,就坏可规矩。第二,在暗箱操作的时代,公开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往往藏在幕后。崔琰公开,在他自己或许是心底无私,在曹操看来却可能是刻意做秀,否则为什么别人都密封唯独你露板?第三,就算崔琰是襟怀坦荡,但你这样做,岂非显得曹操鬼鬼祟祟?你是坦荡荡的君子,岂非显得曹操是常戚戚的小人?你说曹操怎么会高兴?所以他在“渭然叹息”之余,没准也起了别的心思。
当然这都是猜测。所谓“历史的真相”,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打探吧!我想说的是,**政权杀人是不讲道理的。尤其是涉及皇权、皇位等问题时,往往毫无人性、人情、人权可言。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子女,杀起来也毫不手软。汉武帝不是杀了儿子吗?唐太宗不是杀了兄弟吗?那么曹操做得又如何呢?
请看下集:夺嫡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