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三国鼎立 第三十六集 永安托孤

兵败猇亭之后，刘备便在次年四月病逝于永安宫。去世前，他妥善地安排了后事，传位于刘禅，托孤于诸葛亮，还说了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的话。对此，历史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那么，刘备说这番话，其目的和想法究竟是什么？在白帝城托孤的背后，有没有讳莫如深的难言之隐呢？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闰六月，刘备兵败猇亭，退回永安县，驻跸白帝城。这时的刘备，既心力交瘁，又身染疾病，而且一病不起。刘备知道，自己已将不久于人世，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所谓“后事”，主要是蜀汉政权交给谁。依照世袭制，皇位当然要传给刘禅。但那时刘禅才十七岁，还是未成年人，才能似乎也远远比不上刘备。这就要有人辅佐，刘备选定的是诸葛亮和李严。这一点，《三国志?先主传》说得很清楚：“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托孤之后，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rì（公元223年6月10rì），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
　　刘备的托孤，在三国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把刘备集团和蜀汉政权不太长的历史一分为二：前期。领导人是刘备；后期，主心骨是诸葛亮。这个分期，是永安宫托孤三直接结果。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病重的时候，特地将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属以后事”，而且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刘备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君才十倍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安国，成就大业（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刘禅还行，请辅佐他（若嗣子可辅，辅之）。如果这孩子不成器（如其不才），先生不妨自行其是（君可自取）。诸葛亮听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为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皇上（臣敢竭股肱之力），忠贞不贰报效国家（效忠贞之节），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继之以死）。刘备便又下诏训示刘禅，今后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丞相（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托孤”，历史上的争论也由此而起。
　　最先表示肯定和赞扬的是陈寿。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的评语中说，刘备此举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中最大公无私的典范（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把整个国家和亲生之子全都托付给了诸葛亮（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已经到了毫无保留和没有二心（心神无贰）的程度。我想，陈寿这样说，无非因为刘备把话说到了“如其不才，君可取之”的份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陈寿没有明说，我们不能乱猜，但一般都理解为如果刘禅“扶不起来”，就请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在一个以君主世袭为天经地义的时代，就不但难得，而且堪称伟大了。因为这意味着巴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宁肯牺牲自己这个家族，放弃天赋的和神授的权力。这当然是大公无私（君臣之至公），当然是空前绝后（古今之盛轨）。
　　但问题是，这可能吗？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第一，中国历史上从无此例。无论刘备之前的秦皇汉武，还是刘备之后的唐宗宋祖，从来就没有一个皇帝会因为自己的儿子不中用，就把江山社稷让别人的。他们rì之所想，都是如何保证自己家族的统治，子孙万代绵延不绝。这是历朝历代所有皇帝的共性，刘备怎么可能是例外？第二，就算刘备是一个例外，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改朝换代”的帝王思想，并无“轮番为治”的mín zhǔ观念。刘备如果有，岂不成了华盛顿？第三，就算刘备想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或者杰弗逊，因为没有人认为这种替代是正当的。孙权权曹操代汉，曹操就说孙权不怀好意；刘备让诸葛亮“自取”，难道不也是把诸葛亮放到火上去烤？何况曹操只不过架空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当真取代刘禅，又会被看作什么？
　　因此，后世就有不少人对陈寿的说法持相反意见。最先质疑的是晋代的孙盛，他认为刘备的托孤简直荒唐（备之命亮，乱孰甚矣）。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孙盛对此发表了很长的一段议论。在他看来，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了人，而不在于怎么说。如果选对了人，就用不着这么说，因为你不说话对方也会忠贞不贰（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果选错了人，就更不能这么说，因为这等于打开篡位叛逆的途径（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所以孙盛说，古往今来，没有这么托孤的（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只不过刘备的运气好，碰巧刘禅是个缺心眼的，不会胡思乱想（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亮威望又高，镇得住（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这才没闹出事来。要不然，早就满城风雨，人心大乱了。
　　现在看来，孙盛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的，只不过认为刘备“失言”而已。所以，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在反驳孙盛时，就认为刘备担心的是“嗣子不肖”，焦虑的是“成业之倾败”，想到的是要“发愤授贤”，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凭什么要怀疑他心存诡计（何疑为伪乎）？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而且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所谓“情之所出”也只是猜测之词。毕竟，我们不是刘备，谁也不能肯定刘备就是这么想的。既然卢弼可以猜疑，别人当然也可以。比如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认为刘备别有用心，而且“其意甚明”，那就是变着法地逼着诸葛亮表忠心。张先生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其实是“怀有很大疑虑”的。为了保证儿子的皇位稳如泰山，他不惜“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赌咒发誓。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刘备把话说到那个份上，诸葛亮除了把心掏出来给他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消除疑虑呢（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无疑哉）！因此，刘备的这番托国之辞并不是“心神无贰”，反倒是“yīn怀诡诈”。
　　显然，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此，今人方杯辰先生另有说法。方先生《三国志注释》一书说，“君可自取”的取，不是取代的意思，而是选取的意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那孩子不成器，先生可以自行选取处置的办法。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从刘备的其他儿子当中另外挑选一个当皇帝。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要他自立为君。
　　这是有道理的。第一，除刘禅外，刘备至少还有两个儿子，即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有得挑。第二，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时曾把鲁王刘永叫到跟前，对他说，朕死了以后，你们兄弟要“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公事而已”。这和刘备对刘禅说的话如出一辙，也可以理解为已把刘永视为“第二梯队”。第三，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已是十分破格，算是信任到家了，不可能再说把皇位也让出去的话。
　　所以，我认为方先生的解释是讲得通的，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按照这种精神，刘备确实把家和国、儿子和政权都托给了诸葛亮，也确实是“心神无贰”，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诸葛亮对刘备所说的那一段话，当然也不是因为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剖心血以示之”，而是发自肺腑的感激涕零。因此，我在前面没有将“君可自取”翻译为“先生可以取而代之”，而是翻译为“先生可以自行其是”。实际上，赋予臣子自行其是之权，这在当时，已经是黄恩浩荡，而且恩重如山了。
　　但是，我们仍然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刘备的本意，只是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并非让他取而代之，那么，他为什么要提曹丕？曹丕既不是什么“顾命大臣”，更不是什么做臣子的“好榜样”。众所周知，曹丕此时，可是已经把汉献帝赶下了台，自己当了皇帝的。刘备前面说“君才十倍曹丕”，后面又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就只能让人这么理解：曹丕可以做的，你这个才干十倍于曹丕的人也可以做嘛！朕让你做，尽管做就是！
　　第二个问题是：刘备的这种说法，并非史无前例，孙策托孤时就对张昭说过。据《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孙策的说法是“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这可真是无独有偶!当然，孙策说的是“自取之”，刘备说的是“自取”。那么，难道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别吗？
　　第三个问题是：即便刘备的本意，只是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这在当时也是吓死人的事。东汉末年，行废立之事的人是谁？董卓。将现任皇帝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人是谁？曹丕。因此，所谓“自取”，不是当曹丕，就是当董卓，这是诸葛亮能做的事吗？方北辰先生说，刘备的意思当然不是让诸葛亮当董卓，是让他当霍光。霍光是西汉权臣，汉武帝临终时曾托孤于他。霍光则既尽辅佐之忠（辅佐昭帝十三年），亦行废立之事（废昌邑王刘贺，立宣帝刘询）。但霍光死后，其家族却遭致灭顶之灾。包括霍光的夫人在内，霍家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可见就算是当霍光，也很恐怖。将心比心，换了我们，也会吓得魂飞魄散，一身冷汗，只能匍匐在地，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看来，无论将“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理解为取而代之，还是理解为自行其是，是让诸葛亮当霍光，还是让他当曹丕，对诸葛亮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就要问：刘备是“故意施压”，还是“无心失言”？或者说，是“真心相托”，还是“暗中设套”？
　　这当然只有刘备自己清楚，但也并非不可猜测。实际上，无论陈寿的“心神无贰”，或者卢弼“情之所出”，也都是猜测。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毫无隔阂。临终托孤，当然是披肝沥胆，坦诚相待了。但是，这些可爱的先生们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关系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对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况，刘备还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的江山，是他自己打下来的；他的为人，也被称为“天下枭雄”。因此，他的心思，恐怕没有书生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最懂君主心思的，应该说还是君主。因此，康熙皇帝的评语，就值得注意了。据《御批通鉴辑览》，康熙也看出刘备话里有话，话外有音，而且深表鄙视，不以为然。康熙说，昭烈（刘备）平时不总说自己和诸葛亮鱼水情深吗？诸葛亮的忠贞不贰他难道不清楚？为什么托孤之时还要说这种疑神疑鬼yīn阳怪气的话（猜疑语）？康熙的结论是：三国时代的人，都是那种德行，十分可鄙（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康熙的这个结论。也就聊备一格罢了。其实，刘备的托孤之辞哪里是什么“三国陋习”？准确地说，是“帝王心思”。这种心思，就连不是帝王的孙策也有。因为孙策虽然不是皇帝，却实际上是君主，而且是自己打江山的君主。这样的人，是绝不甘心自己打下来的基业落入他人之手的。可惜，正如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所言，孙策和刘备的运气都不好。两个接班的人，孙权十八，刘禅十七，都还未成年（皆未及冠）。年纪轻轻，就做那些骄兵悍将开国元勋的“主子”，镇得住吗？这就不能放心。不放心，就要托孤。所托之人，也不能随便，一要关系好，二要威武高，三要能力强。关系不好不能托。威望不高能力不强，托了也没有用。但是，一个人，威望又高，能力又强，就不会趁着孤儿寡母坐不稳江山，自己取而代之吗？托也不是，不托也不是，这就为难。为难的结果是只有摊牌。或者用陈先生的话说，是“把话当面说透——透底”。怎么个透底呢？“如其不才，君可取之。”话说到这个份上，谁都没话可说了。
　　这是很高明的一着。前面说过，关系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对臣子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况，正如陈迩冬先生所言，对于孙策、刘备这样的“英雄之主”来说，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是最猜疑的人，因为彼此之间实在太知根知底了。这一点，为君的心理清楚，为臣的心里也清楚。如果大家都憋在心里，就会产生隔阂和怀疑；而在托孤之时，是万万不能有隔阂和怀疑的。这就不如把话说开，说头。说开说透了，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放心去死，诸葛亮放心去做，岂不两全其美，于公于私都有利？当然，这种“高明”是站在“古代立场”上说的，不是“现代视角”，但也只能如此。你总不能要求刘备去当华盛顿吧？
　　或许有人会说，你说的君臣关系、帝王心思，那是一般而言，刘备和诸葛亮就不能是特例吗？要知道，他们的际遇，前有“三顾茅庐”，后有“永安托孤”，正可谓肝胆相照，休戚与共，岂能一概而论？这其实也是历史上许多人的共识。比如裴松之在《诸葛亮传》的注文中就说“观亮君臣相遇，可谓稀世一时”。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既然如此，托孤之时，又怎么会有猜疑，怎么会要透底呢？
　　看来，我们还得说说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
　　那么，刘备和诸葛亮关系究竟如何呢？确实曾经是“稀世一时”，但那只是“相遇”之初；确实曾经是如鱼得水，但也只是在赤壁之战前。后来就难讲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得很清楚，三顾茅庐后，刘备和诸葛亮经常促膝谈心，双方“情好rì密”，以至于“关羽、张飞等不悦”。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孙刘联盟，帮助刘备克敌制胜，渡过难关，还拥有了荆州的江南四郡，自己也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刘备和诸葛亮的“蜜月期”。
　　但是，从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到白帝托孤（公元223年），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也很少听见他的声音。刘备入蜀，带的是庞统；进攻汉中，带的是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或者是“调其赋税，以充军实”，或者是“镇守成都，足兵足食”，再就是和张飞、赵云一起带兵入蜀“共围成都”，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已经好像是已经“退居二线”。
　　当然，这并不说明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有什么问题。恰恰相反，诸葛亮这时的地位，类似于当年的萧何。据《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打天下时，萧何也跟着南征北战，诸将谓之“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但事后论功行赏，刘邦却将萧何定位第一。刘备称帝以后，诸葛亮在大臣中也是位居第一。实际上，前期手荆州也好，后期守成都也好，都是责任重大。因为荆州和成都是刘备的根据地、大本营，非有老成谋国、稳重可靠的人看守不可。调集赋税、足兵足食也同样重要，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饷，杖是打不成的。何况，按照陈寿《进〈诸葛亮集〉表》的说法，诸葛亮的才能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那么，让善于理民的诸葛亮留守大后方，让善于奇谋的庞统、法正随军出征，不正说明刘备知人善任吗？所以没问题。
　　不过，赤壁之战后，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为刘备做过战略规划的，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照理，赤壁之战后，刘备有可能实施这一战略规划了，诸葛亮应该大显身手才是。然而不知为什么，诸葛亮却变得沉默了。入蜀，是庞统的极力怂恿，而且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的极力主张，而且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痛惜，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为之流涕累rì”。为刘备出力更多，和刘备情感更深的，似乎是庞统和法正。
　　这倒也没什么。诸葛亮是做规划的，并不一定要执行；庞统和法正跟着刘备南征北战，情感rì深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决策，诸葛亮为什么不反对？当然，关羽伐魏时（公元219年），法正还在（任尚书令，兼护军将军），不妨多听法正的。但刘备征东吴时（公元221年），庞统早死，法正亦亡（卒于公元220年），诸葛亮为什么还是一言不发？我们只知道，据《法正传》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长叹一声说，如果法孝直（法正）在，就不会这样了。他一定能阻止皇上，不让皇上东征（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必不倾危矣）！
　　这就是诸葛亮对猇亭之战的态度，也是我们能够在史书上找到的惟一记载。那么，它是诸葛亮事后的反省吗？恐怕不是。如果是，岂不当真成了“事后诸葛亮”？实际上，诸葛亮是有难言之隐的。众所周知，诸葛亮的战略规划，是主张“结好孙权”，并且认为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从这一点看，他不大可能赞成伐吴，然而他没有说。为什么不说？一种可能是他也不甘心丢失荆州，或者对猇亭之战抱有侥幸心理。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不如不说。
　　那么，后一种可能有证据吗？有。证据就在诸葛亮自己的话：“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言外之意也很清楚：第一，刘备只听法正的。如果法正反对，刘备就不会伐吴。第二，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也不听，包括他诸葛亮。显然，法正和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是不同的。刘备对诸葛亮只能叫“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这恐怕也是关羽征襄樊时诸葛亮一言不发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两人的关系之微妙。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称帝后，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并以丞相的身份录尚书事，假节，张飞死后又兼司隶校尉。表面上看，无论身份、地位、权力，诸葛亮在蜀汉政权群臣之中都堪称第一，而且无可比拟。但请注意，诸葛亮这个丞相是不“开府”的，“开府”是刘备去世之后。我们知道，东汉没有丞相，丞相是西汉的制度，其特点是可以“开府治事”。所谓“开府”，即开建府署，设置署官，也就是有自己的直属办事机构和下级官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丞相有dú lì于“皇宫”的“相府”，也有dú lì于“皇权”的“相权”。所以，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且自任丞相，其实就是要从汉献帝手上分权。那么，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却又不“开府”，恐怕就只能如张作耀先生所言，理解为“隐含着刘备的无奈和担心大权旁落以及对诸葛亮的不完全信任”。也就是说，刘备对诸葛亮，并非“无限信任”或者“完全信任”，而是“有限信任”或者“有保留的信任”。
　　诸葛亮与刘备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如果仅仅因为刘备“喜新厌旧”，倒也无妨。可怕的是两人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冲突。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理想就是“复兴汉室”。这个理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刘备有没有理想呢？原先或许是有的，但后来忘记了。忘记的时间，王夫子《读通鉴论》说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乃分荆州得益而忘之矣）。这个时候，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所以王夫子说：“先主之治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什么“汉贼不两立”，不过是自己称王称帝的招牌。
　　刘备忘记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原本就没有），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出来。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戳穿或者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刘备则依靠法正去攫取更多的理由。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经死了。谋臣当中，庞统、许靖、刘巴、马良死了；武将当中，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也死了。剩下有威望有能力的，除了诸葛亮，只有赵云和魏延。魏延倒是很受刘备信任，所谓先主出征，文有法正，武有威严，但总不能托孤于魏延吧？能够托孤的，也就只有诸葛亮，何况此时诸葛亮的职务已是丞相、录尚书事，假节，还兼司隶校尉。但此刻的君臣关系，已不同于先前，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也才有了“掺沙子”的方案——“尚书令李严为副”。这个李严，原本是犍为太守，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十月被任命为尚书令。这时，是兵败猇亭之后四个月，永安托孤之前六个月，显然是刘备的特意安排。关于这个安排，běi 精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另有说法，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以上是我对“永安托孤”的看法，而且仅仅是猜测而已。无论如何，刘备是托孤于诸葛亮了，诸葛亮也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担子。这对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言，既是他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重大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显然，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治理这片国土，巩固这个政权，首先就必须处理好种种关系。那么，诸葛亮是怎样做的，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
　　请看下集：非常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