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三十七集 非常君臣

刘备病逝于永安后，继位的刘禅只当名以上的国家元首，把所有的军政要务都交给了诸葛亮，蜀汉政权从此进入“诸葛亮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刘禅和诸葛亮也是一对非常君臣。那么，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又有什么历史的隐秘呢？
　　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rì（公元223年6月10rì），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临终前“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时代”的。因为刘备的托孤，托出去的不仅是他儿子，也是整个蜀汉政权。这对于诸葛亮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他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关系。或者说，就是处理好各种关系。诸葛亮要处理的关系至少有四种，即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这些关系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国制度，首当其冲的还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
　　这里面显然有诸多问题。因为刘备的托孤太特别，既有“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时代，又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安排，确实非同一般。因此我们就有了第一个问题：刘禅执行了刘备的遗嘱吗？
　　答案是肯定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显然，刘禅不但执行了刘备的遗嘱，还有加码。我们不妨一项一项来做个解释。
　　一，封武乡侯。武乡，前人解释为南郡的武乡谷，缪钺先生说是错的，应该是琅琊郡的武乡县。因为诸葛亮是琅琊郡人，所以把琅琊郡的武乡县封给他；正如张飞是涿郡人，就封张飞为西乡侯。西乡和武乡都是县。西乡县在今běi 精市房山西南，武乡县西汉时蜀琅琊郡，后来撤销，所以张飞和诸葛亮都是县侯，不是乡侯。有人说，琅琊郡武乡县并非蜀土，怎么能封？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叫做“遥领”。比如刘备的儿子刘永封鲁王，刘理封梁王，都是。后来孙权也用这样的方式封建诸王。这样封，有两个意义。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对于蜀汉政权，则还有一个意义，即表明自己是正统。
　　二，开府治事。开府，就是建立府蜀，自辞僚属，也就是建立属于官员自己的、相对dú lì的办事机构和官僚体系。西汉初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都是开府的。后来的大将军，也开府。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且自任丞相，是开府的；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却不开府。这里面差别很大。开府，就有相对dú lì于皇权的相权，不开府就没有。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最为重大，后面还要再说。
　　三，领益州牧。我们知道，所谓“蜀汉”，其实就是益州。蜀汉丞相管的地方，和益州牧管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丞相而兼益州牧，岂非多此一举？当然不是。尽管从地理范围看，蜀汉就是益州；但从国家体制看，蜀汉丞相是中枢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前者拥有的是中央行政权，后者拥有的是地方行政权。这两个职务的权限是不一样的，任务也是不一样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当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县令），但丞相却不“牧民”。因此从制度上讲，是两个不同的职务。
　　但是刘禅却把这两个职务都交给的诸葛亮。这就很有意思。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封武乡侯，是赋予诸葛亮尊贵地位；开府治事，是授予诸葛亮dú lì相权；领益州牧，则是授予诸葛亮牧民之权。这就等于是把整个蜀国从上到下都交给诸葛亮了。
　　事实上诸葛亮不但位极人臣，而且大权独揽。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刘禅继位后曾明确表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军政要务都由诸葛亮处理，自己只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这话不见于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么，《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云“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总是事实。
　　这就几乎和曹操一模一样。曹操的头衔和职务是什么？武平侯（县侯）、丞相（开府）、领冀州牧。诸葛亮呢？武乡侯（县侯）、丞相（开府）、领益州牧。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是，曹操的头衔和职务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来的，只有武平侯是汉献帝自愿封的，诸葛亮的头衔和职务却都是出自先帝和后主的本意。
　　但是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刘禅和刘协这两个皇帝，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橡皮图章”。于是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刘禅的感觉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证据吗？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后，各地人民纷纷要求为故丞相立庙，不被批准。人民群众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时节私祭”。于是有人提出，处处立庙固然不必，立于成都则未尝不可，然而“后主不从”。这事闹得很僵，实际上已造成朝野对立，幸亏后来有人出来打了圆场。他们上表刘禅说，崇拜圣贤追思功臣，是古往今来的美德。何况诸葛亮功勋盖世，王室幸存实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说让人民群众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巷祭”、“野祀”，也不像话。当然了，丞相的庙建在成都也确实不太合适，因为昭烈皇帝的庙在这里。怎么办呢？办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军山诸葛丞相的墓前立庙（立之于沔阳）。同时规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诸葛亮，都只能到这座庙里面去（限至庙），不能再随随便便“私祭”。也就是说，庙，还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国各地都是，只能建于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只能到汉中的丞相庙里去。刘禅这才同意（于是始从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不是什么头面人物。而且，细读这封表章，也不难看出他们是何等苦心婆口、讨价还价、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为例（周人怀召伯之德，甘裳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后是为刘禅开脱（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最后提出一个后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规定只能在诸葛亮的墓前立庙和祭祀。你想，诸葛亮的墓远在汉中的定军山，又有几个人能去？当然比禁不住的“全民私祭”更能让刘禅接受。由此不难看出，刘禅对这事是多么的不痛快。
　　有人说，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礼法。《襄阳记》说得很清楚，“朝议以礼秩不听”嘛！这话不通！习隆他们的表文怎么说?大汉王朝四百年，因为一点点小德行小功劳，就树碑难道皇皇大汉从来就是不讲礼仪规范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庙，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为他立庙怎么就犯规了？再说了，刘禅也未必是什么守规矩的人。孔明去世后，丞相制度就被他废除，北伐中原也被他统治，怎么就不能为诸葛亮破一个例？说穿了，就是他心里不愿意，小心眼而已。
　　因此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刘禅为什么不爽？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这孩子继位以后，估计就再没出过宫。直到诸葛亮去世后一年多，也就是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陈寿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见《三国志?后主传》）。众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为蜀汉王朝的一国之君，去视察一下是完全应该的，却也遭到批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诸葛亮不在了（诸葛亮既殁），刘禅就跑出去游山玩水（汉主游观），居然没有人能阻止他（莫之敢止）。可见诸葛亮在世时，他是不敢去的。或者说，如果他想去，诸葛亮是要阻止的。刘禅当皇帝的时候十七岁，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也才二十九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样的年龄，成天关在宫里，能不郁闷吗？再说了。一个将来要亲政的人，难道就不该出去了解一下国情吗？所以陈迩冬先生说“很为刘禅叫屈”。
　　第二，不免挨训。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临行前上表刘禅，这就是有名的《出师表》。《出师表》当然是千古高风的华章，我们每个人读了都要深受感动佩服不已的。但有一个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刘禅。因为诸葛亮这篇表文的口气，完全是训小孩子。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什么“不宜偏私”、“不宜异同”，都不怎么好听。或许有人会说，不好听又怎么着？忠言逆耳么！对不起，你搞错题目了。我这里不是要讨论诸葛亮说得对不对，而是要讨论刘禅听了爽不爽。诸葛亮的话当然是对的，但刘禅听了不爽，怕也是可能的。何况诸葛亮在说这些话时，还动不动就抬出“先帝”来。你看短短一篇《出师表》，提及“先帝”就多达十多处，可见平时也是“先帝”不离口的。我要是刘禅，心里就不爽。什么都是我爸如何，那朕呢？
　　第三，难以亲政。我们知道，诸葛亮只是顾命大臣，不是摄政王，更不是皇帝。他的任务只是辅佐刘禅，不是代替刘禅。所谓“托孤”，只不过新君年幼，这才要托。新君成年以后，就应该让他亲政。何况刘备说得很清楚：“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么，刘禅如果“才”呢？当然就不能“自取”了。但是，我们看不到诸葛亮有还政于君的打算，也不知道在他的计划中，什么时候才能让刘禅从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刘禅三“实习期”好像总是不满，总是不能“转正”。请问，如果你是刘禅，高兴吗？
　　形同软禁，不免挨训，难以亲政，这三条加起来，估计刘禅是不爽的。于是我们就要问第四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肯还政于君？
　　通常的说法是刘禅太差。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么！把属国交给他，还不完蛋？那么，有证据吗？有。四个证据。第一，亲信小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说也罢。而且，刘禅的亲信小人，恐怕早有预兆，否则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不会大讲先汉后汉如何如何了。
　　第二，不战而降。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chūn秋》，刘禅准备投降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北地王刘谌极力表示反对。刘谌对他的父皇说，就算我们穷途未路必败无疑，也得君臣父子齐心协力背水一战以身殉国，才对得起先帝呀！然而，刘禅不听，刘谌只好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有刘谌做比较，刘禅不更显得窝囊吗？
　　第三，忘恩负义。据《三国志?后主传》及《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刘禅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有份。关羽追谥为壮缪候，张飞追谥为桓侯，马超追谥为威候，黄忠追谥为刚候，偏偏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才在第二年追谥赵云为顺平候。赵云是刘备集团的大功臣，更是他刘禅的大恩人。追谥故人，居然不念赵云，还要别人体恤，岂非忘恩负义？
　　第四，没有心肝。据《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chūn秋》，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被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为之作故蜀技）。“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所以“旁人皆为之感怆”，只有刘禅“喜笑自苦”。这一表现，就连司马昭也看不下去。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刘禅说，这里快乐得很，不想念蜀国（此间乐，不思蜀）。这实在太不像话。于是，随刘禅入洛阳的旧臣郤正（郤音xì）就去对他说，下次再问，主公就说先人的坟墓在那里，没有一天不想念，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后来，司马昭又问这个问题，刘禅就按照郤正教的那样说那样做。司马昭听了大为怀疑，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你猜对了，就是他（诚如遵命）！结果所有的人都笑（左右皆笑）。你说刘禅是不是没有心肝？
　　但是这些说法也都可以商量。第一，历朝历代的皇帝，哪个身边没有小人？汉文帝有没有？昭烈皇帝刘备的身边，难道就没有？比如那个法正，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小人，很让诸葛亮伤脑筋的。再说刘禅也并非只是亲信小人。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号为“四英”，前赴后继地辅佐刘禅。刘禅的朝廷，难道不是“贤人内阁”吗？
　　第二，不战而降也可以讨论。历史上不战而降的并非只有刘禅，刘璋也是。难道刘璋不战而降就是弃暗投明，刘禅不战而降就是丧权辱国吗？讲不通吧？当然，刘禅和刘璋还是有区别的。刘璋说得很清楚：我们刘家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反倒让老百姓遭受战争之苦，实在于心不忍！这就值得肯定。刘禅却没有这个境界，他考虑的是保全问题，因此原本准备逃跑。只是因为跑不掉，才投降。所以，刘禅的不战而降没什么可取之处。但蜀汉亡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第三，不追谥赵云也有原因，原因就在刘备称王时只封了四号大将：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没有赵云，也没有“五虎上将”一说。事实上，赵云终其一生，也未能做到“名号将军”。刘备在世时，是翊军将军。刘禅继位后，做到征南将军、镇东将军，后来又因“失利于箕谷”而被贬为镇军将军。所以，赵云的地位一直不如关、张、马、黄。刘禅按照四员大将的名单和规格来追谥已故将军，正是继承了其父的做法。这当然是委屈了赵云，也确实忘恩负义。但这笔帐得先算在刘备头上，不能只骂刘禅宜人。何况刘禅最后还是追谥了赵云，应该说是从善如流，何必厚非？
　　第四，刘禅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确实恶心。即便是亡国之君，也不该这样窝囊，这样没有骨气，没有心肝。刘禅降魏十三年后，吴帝孙皓降晋，被封为“归命侯”，级别比刘禅低一等。据《晋书?武帝纪》，孙皓到了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让他坐下，并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等得很久了。谁知孙皓倒驴不倒架，鸭子死了嘴巴硬，反唇相讥说，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常言道，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孙皓作为一个亡国之君，面对受降者，竟然如此张狂，至少比刘禅的表演更有“审美价值”。
　　但是，刘禅虽然窝囊，却绝不弱智。他只是没有骨气，并非没有颜面。说白了，他是装疯卖傻。刘禅很清楚，作为亡国之君，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能保全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正如《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所言：“思蜀之心，（司马）昭之所不yù闻也。”因此，他必须表示自己“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必须表示，即便有了思蜀之心，也是别人教的，自己学不像。结果，“左右皆笑”时，他这个“安乐公”就“安乐”定了。因为他那一句“诚如尊命”，不但证明自己并不思蜀，还证明自己缺心眼儿，可谓“一举两得”。做到这一点其实极难。试想，刘禅在照着郤正所教说了做了以后，如果司马昭不问“何乃似郤正语邪”这句话，又该怎么办？这就说明，刘禅要么由胆，敢赌这一把；要么有智，算准了司马昭会问。无论何种情况，都证明刘禅不是草包。
　　其实，对于刘禅的智力，诸葛亮是有过评价的。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前曾有遗诏给刘禅，说丞相感叹你“智量甚大”，进步也快（增修过于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诸葛亮不会拍马屁，刘备也不是护短的人，此说应该可靠。或许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安慰刘备，属于“善意的谎言”。这当然也有可靠。但再夸张，也不至于“智量甚大”。也就是说，刘禅顶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实上刘禅并非弱智之人。尹韵公先生的《刘禅与诸葛亮》一文，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接替诸葛亮“总统国事”。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蒋琬为大司令。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也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较差，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如此这般不动声sè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征讨公孙渊。这在蜀人看来，无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然而刘禅给蒋琬的指令，却很沉着冷静。据《三国志?蒋琬传》，刘禅说：辽东三郡发生的反曹事件，就是当年陈胜、吴广的起义呀！看来上天是要灭亡曹魏了。请爱卿整治行装，奖率三军，进驻汗珠。等到吴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须吴举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东西猗角），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就可以发动进攻了（以乘其衅）。好一个“须吴举动，东西猗角，以乘其衅”！其实就是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弱智吗？否！
　　由此可见，刘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他之所以显得很差，是因为他的父辈（刘备、诸葛亮）和对手（孙权、司马懿）太强，自己又是一个王国之君。如果是一统天下的承平时代，他当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对付的。
　　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有一种说法是刘禅没有执政经验。比如《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说诸葛亮“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闲通娴。所谓“未闲”，也就是不熟习。刘禅没当过皇帝，当然是不熟习政务的。那么，如果“闲”了呢？再说了，你不让他实习、实践，他怎么“闲”得了？所以此说不通，或只能勉强做出解释。
　　我猜测，诸葛亮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zhèng fǔ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复杂，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zhèng fǔ，宰相和zhèng fǔ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zhèng fǔ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zhèng fǔ”。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了，是最好的。反过来，皇帝亲政并不好。皇帝自己授权，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是不好的。所以必须“虚君实相”，即刘禅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惜，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出师表》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是实话。诸葛亮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他总怕事情做不好，也总是不放心别人。宁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许，在他眼里，刘禅还是孩子，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
　　第三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也是实话。事实上，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时，蜀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北有曹魏，东有孙吴，蜀汉政权内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这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诸葛亮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小心翼翼处理他和同僚的关系，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他能够处理好。这恐怕也是他不能轻易就还政于君的原因之一。
　　那么，蜀汉政权内部又有什么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诸葛亮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请看下集：难容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