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一集 以攻为守

魏延一案中有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诸葛亮在临终前，为什么要做出不利于魏延的撤军部署。这个部署真与两人的军事路线分歧有关吗？诸葛亮北伐时，为什么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在这个分歧的背后，有什么不能公开的隐情？诸葛亮数出祁山，劳而无功，却仍然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魏延一案。此案的限制，现在大致上已经清楚，即魏延的“作乱”不是“谋反”，而是“内讧”。其直接责任人，是杨仪和魏延自己。但是，诸葛亮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因为他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奇怪的部署。据《三国志?魏延传》，诸葛亮病重时，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榻前会议”，与会的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诸葛亮交待，自己死后立即撤军，让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部队径行开拔。
　　这事十分可疑。众所周知，当时北伐军中，除诸葛亮外，魏延的地位是最高的，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候。南郑候是县候，爵位最高；大将军是失职，军衔最高；假节就是有尚方宝剑，权威最高。按照常规常理，接替诸葛亮指挥全军行动的，当然应该是魏延。然而诸葛亮却指定了杨仪。杨仪是什么职务？丞相长史加绥军将军。丞相长史就是丞相府秘书长，其实是大管家。绥军将军则是不统帅部队的“光杆司令”，实际上是军队里的文职人员。也就是说，诸葛亮的这个部署，是军权不交给军人却交给文人，不交给高官却交给低官，不交给“副统帅”却交给“秘书长”。如此颠倒错乱，难道不奇怪吗？
　　于是我们就要问：一，诸葛亮为什么不用魏延而用杨仪？二，他召开的这个“秘密榻前会议”为什么不通知魏延参加？三，诸葛亮为什么料定魏延不会服从命令。而且要求部队不管魏延自行出发？这里面最奇怪的是这一条：“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谁都看得出来，这简直就是置魏延于死地，或者逼他谋反，至少也是准备抛弃他嘛！其中利害，诸葛亮不会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也有三种解释。《三国演义》的说法，是诸葛亮料定魏延会造反。这当然能够解释所有的疑团。但这是小说家言，靠不住的。事实上，没有哪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采用这个说法。就连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的那些学者（比如余明侠先生），也都认为所谓“魏延谋反”实为“当时的一大冤案”（见《诸葛亮传》）。所以，此说不能成立。
　　但是，魏延不谋反，诸葛亮就有麻烦——统帅抛弃副统帅，你说这是什么事？所以，某些既认为魏延冤枉又维护诸葛亮的历史学家，就主张《三国志》所载并非事实。比如吕思勉先生的《三国话史》就认为，诸葛亮病危时，并没有制定退兵计划就突然去世。所谓“灵延断后，姜维次之”是杨仪的计划，不是诸葛亮的计划。撇下魏延径自开拔，自然也是杨仪的主张，不是诸葛亮的主张。诸葛亮压根儿就没说过“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的话。按照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的猜测，这话很可能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遗命”。
　　这当然也讲得通。魏延不在身边，孔明死无对证，“丞相遗命”之类的“口谕”，还不是由着杨仪信口雌黄？而且，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了百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这只是猜测，只是推理，一点证据都没有。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第三种可能：诸葛亮确实召开了秘密的“榻前会议”，也确实做了“令延断后，姜维次；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的部署。至于诸葛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不利于魏延的部署，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对魏延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他们“在军事战术上有分歧”。
　　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三国志?魏延传》说，每次出征（每随亮出），魏延总是要向诸葛亮请兵（辄yù请兵万人），让他单独率领一支队伍走不同的路线，两路出击，会师潼关（与亮异道会与潼关），就像当年韩信替刘邦打天下那样（如韩信故事），而诸葛亮也总是不答应他（制而不许）。于是魏延便认为诸葛亮胆小怕事（谓亮为怯），因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延与诸葛亮存在分歧还有一个实例，那就是所谓“子午谷奇谋”。我们知道，蜀军从汉中北进中原，必经秦岭，而跨越秦岭的路线则有三条。一条是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六百多里，出口即长安；一条是中间的驻谷通道，全长四百多里，出口即武功；还有一条是西面的斜谷通道，全长五百里，出口即郿国（郿县），斜谷道中段有一条西北向的支道，叫箕谷。从箕谷出散关，就到了陈仓。建兴六年（公元228年）chūn，早已抵达汉中的诸葛亮决定发起进攻，开始他的第一次北伐。走哪条路，就成了问题。
　　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当时诸葛亮是召开了军事会议的，会议地点是在南郑。在会上，魏延第一次提出了百分两路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由他自己率领五千精兵，再加搬运粮草的五千人，从褒中出发，沿秦岭而东，顺子午谷而北。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与此同时，诸葛亮也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郿国、陈仓。魏延说，镇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楙音mào）。这是一个没有用的公子哥儿（怯而无谋）。听说末将神兵天降，肯定吓得掉头就跑（必乘船逃走）。长安城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官员（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钱粮却很充足，末将足可抵挡一阵。等丞相兵到，两军会合，咸阳以西和就搞掂了吗（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不听。
　　这就是所谓“子午谷奇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一段有名的公案，也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想不通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纳魏延的建议，出奇兵走子午谷打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其实，魏延的建议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分兵（魏延率领万人走子午谷，诸葛亮率领大军走斜谷），二是奇袭（直捣长安）。因此，此案也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诸葛亮为什么不让魏延分兵，二是诸葛亮为什么不走子午谷。
　　先说分兵。分兵其实很正常。刘备和关羽就常常分兵，《隆中对》也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魏延自己也说“如韩信故事”。可见魏延是把诸葛亮拟于刘邦、刘备，把自己看作韩信、关羽，并无不忠，也并无不妥。此其一。其二，诸葛亮也不是绝不分兵。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后来的决策，就是扬言要从斜谷攻郿国，并且派赵云和邓艾占据箕谷，自己却亲率大军进攻西边的祁山。所以，分兵并非绝不可行。但诸葛亮派赵云、邓艾不派魏延，就让人觉得他对魏延不信任。
　　这个说法可以讨论。因为第一，赵云和邓艾率领的只是“疑军”，并不一定非派谁不可。何况这时赵云的地位也不比魏延低（两人均在建兴元年封为亭侯，赵云的职务是中护军、镇东将军，魏延的职务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派赵云不派魏延，不能说就是对魏延不信任。第二，从魏延的履历看，诸葛亮对他还是重用的。毕竟，魏延是刘备赏识的人，正所谓“先主重臣”。刘备在世时，他已经从牙门将军、镇远将军，一直做到镇北将军，诸葛亮接手后，又封都亭侯。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任命魏延为前部指挥官（督前部），兼任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又晋升他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爵位也升了两级，从亭侯（都亭侯）晋升为县侯（南郑侯）。另外，据《三国志?刘琰传》，刘琰与魏延闹矛盾，被诸葛亮责备的还是刘琰。所以，此说不大讲得通。
　　再说子午谷。这也是历史上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多半在魏延的奇谋是否可行。一派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可惜。众所周知，对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略无备预）。等到蜀军出现在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同时“叛魏应亮”，结果“关中响震”，曹魏集团“朝野恐惧”。这个时候，如果魏延的五千精兵也出现在长安，那将是何等情况？惜乎孔明太过谨慎，以至于坐失良机。这当然很在理。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不容忽视。他们认为，魏延的方案，未知数太多。比方说，魏延料定夏侯楙会弃城逃跑，万一不跑呢？或者夏侯楙跑了，其他将领固守呢？何况魏国名将郭淮等人近在咫尺。一旦长安死守，郭淮来援，并无太多粮草的魏延军队岂不和被包了饺子？魏延说诸葛亮的大军从斜谷北上随后就到。那么，赶不到呢？要知道，无论子午，还是斜谷，所经都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险，气候多变，行程算不了那么准的。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何况魏延之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走到长安已是强弩之末，怎么敌得过夏侯楙守株待兔以逸待劳？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显然是对的。
　　这些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也都没有说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是政治。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何况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账，其次才是军事账。诸葛亮在决定是否采纳魏延建议时，也如此。
　　那么，诸葛亮算的又是一笔怎样的政治账？
　　这就要先弄清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北伐？关于这一点，《出师表》是作了交代的。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北伐的目的就是《出师表》所说的那十六个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当然并不错，因为这确实是诸葛亮的理想。我一再说过，诸葛亮不同于一般谋士、谋臣之处，就在于他有理想。他的这个理想，也一直没有忘记。
　　但我们要问：这个理想，他实现了吗？
　　没有。诸葛亮的多次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夺得武都、yīn平，杀了王双、张郃，但总体上说，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就更是相去甚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势所必然。
　　这里的“势”，也有三点。
　　第一，　曹魏非速亡之国。
　　在刘备和诸葛亮的眼里、嘴里、心目中，曹魏是“汉贼”，是“罪人”。这个政治立场，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孙权则是放弃过的）。据《诸葛亮集》，刘备去世后，曹魏方面一些人，包括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都先后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诸葛亮并不一一作复，乃作《正义》一文，公开表明态度。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而最后一句话，则完全可以看作诸葛亮对北伐战争性质的认识，这就是“据正道而临有罪”。也就是说，诸葛亮认为他发动的，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诸葛亮说这话并不奇怪。不说，反倒不是诸葛亮了。但所谓“据正道而临有罪”这种说法，做政治口号可以，用来鼓舞士气也可以。当了真，那就是书呆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个时候，无论谁出来收拾河山，一统天下，让人民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rì子，便都是正义的。三国鼎立以后，话就不好讲了。从正面说，魏、蜀、吴三家都想统一中国；从负面说，他们也都想独霸天下。你总不能说只有蜀汉来统一才是“正道”，曹魏来统一就是“有罪”吧？何况蜀汉自以为“正道”，无非因为姓刘。那么，刘备姓刘，刘表、刘璋就不姓刘？荆州和益州“江山易主”，难道是因为刘备“正道”，而刘表、刘璋有罪？不是吧！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他的《〈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所言，刘备终于并吞刘表父子及刘璋势力，靠的是“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靠的是“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算清了这笔账，孔明先生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据正道而临有罪”吗？
　　实际上，曹魏方面也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当年曹操确实是内外交困、困难重重，至死也不敢称帝。但其原因，却不是因为他自知“篡汉有罪”，而是与士族阶级有矛盾。士族既看不起他这个“赘阉遗丑”，（陈琳语），也不喜欢他那个“唯才是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曹丕解决了。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已经与士族喝酒，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政权了。他们那边，正是一片“安定团结”呢！这一点，诸葛亮其实是心里有数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说，人们都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是胆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之计畏怯），其实不然。打仗，必须弄清楚对方是什么君什么将（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计”，就因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曹魏，并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　益州非进取之地。
　　众所周知，蜀汉虽以正统自居，实际情况却不过据守一州，偏霸一隅。请注意，不是“偏安一隅”，是“偏霸一隅”。偏霸，是田余庆先生的说法，我以为精准。这也是蜀汉和历史上其他那些地方割据政权的区别，即“小国有雄心”，“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想法一直没变（至少口头上没变），所以是“偏霸”，不是“偏安”。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刘备、诸葛亮在世时的情况。诸葛亮去世后，事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禅、蒋琬、费祎，都对北伐不感兴趣。等到姜维来重操旧业，已是“偏霸”不得，“偏安”也不成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想当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盘踞蜀地十二年之久，多次出入三峡，也未能跨有荆益。后来刘焉入蜀，就干脆是为了避世乱而求自保。原因就在于蜀这个地方，避难可以，守成可以，作为“北定中原”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北有汉中，东有山峡，剑阁之守，夔门之险，再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挡住了别人，也关闭了自己。所以，据有蜀地者，关起门来过rì子、奔小康，没问题。冲出门去图天下，难。换句话说，刘备入蜀，就既是进了保险箱，也是进了死胡同。
　　如此看来，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对于刘备、诸葛亮来说，就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他们此次有了一片安身建国的土地，不用再害怕被敌人围追堵截；不幸的是《隆中对》规划的事业也就到了极限和顶峰。正如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所说:“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sè，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当然，小国也要偏霸，入蜀亦应图强。但是，“北定中原，还于旧都”云云，只能是虚张声势、以攻为守，当得不贞。事实上，亦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刘备出峡，全军覆没；诸葛北伐，积年无成。”这无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才能，而是条件所限命中注定。或者用温庭筠的话说，是“中原得鹿不由人”。
　　第三，　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曹魏非速亡之国，此为不得天时；益州非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蜀汉方面能有的优势，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连这个优势，也要打折扣。毫无疑问，诸葛亮指正以后，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依法治国，蜀国没有发生刘焉、刘璋父子时代的那种动乱。不过，第一次北伐时，李严的势力还在，不服和不满诸葛亮的人还有。知道诸葛亮杀了马谡，废了李严，局势才算基本上平静。但是，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正是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此其一。
　　其二，诸葛亮本人并不具备统帅三军夺取天下的条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关于这一点，原本是有定论的。陈寿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军事才能当中，治军又优于用兵。所以，让他治国，绝对一流；让他治军，也没有问题。但要说设奇谋、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这原本是实事求是的评价，然而后世却徒起纷纷。反对派的依据，主要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司马懿巡视诸葛亮军营时，曾经佩服地说了一句“天下奇才也”的话。其实，司马懿赞叹的，正是诸葛亮的治军之才。对于他的用兵，则另有评价。这个评价记载在《晋书?宣武帝纪》中，原文是“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志向很大却不识机微，谋划很多却稀少决断，喜欢用兵却不知权变，简直就等于说他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司马懿说，别看诸葛亮人多势众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是指rì可待（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至于诸葛亮北伐战争中用兵之误，许多历史学家都已说到，此处不再赘言。
　　以上三点，就是诸葛亮的北伐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宋代理学家责备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纯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驳。
　　问题是，所有这一切，诸葛亮本人清楚吗？
　　清楚。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明摆着的事实，岂能不清楚！也许，第一次北伐时，他还是比较乐观的（同时也很谨慎），但后来头脑就清醒了。实际上，当年在隆中为刘备做规划时，诸葛亮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这样一讲，就又有了问题：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仍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但如果以为“危急存亡”是因为曹魏的威胁，那就大错特错了。赤壁之战后，曹魏方面可是从来就没主动进攻过刘备或者蜀汉（打孙权倒有好几次）。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益州疲弊”的账，不能算在曹魏头上。东吴那边也没有威胁。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所以，益州之所以“疲弊”，问题主要在内部。
　　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此其一。
　　第二，曹魏和孙吴虽然尚无直接威胁，但蜀汉在三国当中毕竟是最弱小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图强。《后出师表》说：“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话无论是不是诸葛亮所说（《后出师表》疑为伪作），道理都是对的。的确，“以弱为强，犹可资保”(《华阳国志?后主传》）。如果不主动进攻，那就只有坐以待毙。更何况在进攻的过程中，也未必没有可乘之机。所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就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王夫之说，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就在这里（公之定算在此矣）。
　　第三，诸葛亮毕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没有变。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只要有机会，就会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问题在于，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因此，目标和策略也要变。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高举“兴复汉室，还与旧都”的旗帜，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不断北伐；另一方面，又必须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绝不能再有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那样的惨重损失。
　　安内必先攘外，小国更要图强，理想必须坚持，这三条加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攻为守”。这个“守”，既是守住蜀汉政权，也是守住荆州集团，还是守住道德底线。这样复杂的问题，怎么能对魏延说？又怎么说得清？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公盖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辈语也”。诸葛亮很清楚，魏延灭曹的志有多大，立功的心有多切（这可以从他后来所说“吾自当率诸军击贼”得到证明）。把话说明白，他还不得跳起来！
　　何况，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有这样的人冲在前面，对于现实“以攻为守”的计划是有好处的。因此，不必也不能对魏延说穿。
　　魏延既然是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交待“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呢？这就只能猜测了。我的猜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挡不住，二是保蜀汉。我们知道，魏延不但是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而且是一个自视甚高、自命不凡的人，当时大约只有诸葛亮镇得住他。不过他对诸葛亮，也是口服心不服，背后仍不免嘀嘀咕咕。所以，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服从命令，而且估计他会继续北伐（可惜魏延并未这样做）。既然挡不住，不如由他去。所以，诸葛亮并没有说“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杀了他”，而是说“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因为这个时候，要紧的是撤回大军，以便保住蜀汉。这可比消灭曹魏更重要。因为只有先保住蜀汉，才谈得上消灭曹魏。
　　可惜这事不由人。诸葛亮去世三十年后，蜀汉还是亡了。那么，蜀汉为什么会亡呢？
　　请看下集：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