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二集 无力回天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这一集我们讲蜀汉之亡。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传》载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祗音yīn）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注），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yīn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那么，黄皓是什么人？是刘禅宠信的宦臣。众所周知，东汉灭亡，宦臣干政是原因之一。这条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为适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而且在《出师表》中特别交待刘禅，要他“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负厚望，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上则正sè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结果，董允在任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
　　但是，董允于延熙九年（公元246年）去世后，情况就变了。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狼狈为奸。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则由“始预政事”而“操弄威柄”。两个人都排挤姜维，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说在今甘肃省，一说在今青海省）种麦子。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岂非亡国之相？所以蜀汉的灭亡，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还要加上一条：陈祗乱政。
　　这当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据《华阳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亮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记》，当时主张召回姜维，夺其兵权的，并非只有黄皓，还有诸葛瞻和董厥。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董厥被诸葛亮称作“良士”，显然也不是什么“小人”。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也都迁就（将护）黄皓（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第二，黄皓虽然误了事，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杖还是姜维打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第三，黄皓只是误事，并没有误国，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主张投降三是谯周。所以，许多人认为，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即谯周误国。
　　那么，谯周果真误国吗？
　　不防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前面说过，魏军发兵洛阳，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邓艾军就从yīn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经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一路杀到了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敌不便至），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不作城守调度）。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长驱而前”，因此立马慌了手脚，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跑进荒郊野外，挡都挡不住（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刘禅召集群臣会议，也是“计无所出”。一派主张“奔吴”，因为东吴是盟友（蜀之与吴，本为和过），或许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张“奔南”，因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或许可以躲避一时。究竟应该“奔吴”，还是应该“奔南”，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谯周说话了。
　　谯周的意见，是既不同意“奔吴”，也不主张“奔南”。为什么不能“奔吴”呢？谯周说，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所以，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今若入吴，故当臣服）。既然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要挑小国（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可见，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没有疑问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到那时，我们难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说投降是屈辱，那么，受两次屈辱，与只受一次，哪个更羞辱一些（再辱之，何与一辱）？此为不能“奔吴”之理。
　　至于“奔南”，谯周说，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准备（当早为计，然后可果）。现在，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大敌以近），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祸败将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只怕我们一出门，他们就动手了（恐发足之rì，其变不测），哪里还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只有个别人反问说，现在已经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那又怎么办（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给陛下，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结果，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刘禅倒是仍很忧郁，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于是，谯周又上疏刘禅，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以为愁怨），见我“穷追”，必反无疑。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
　　既不能“奔吴”，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显然，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比如陈寿就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刘氏无虞），蜀汉百姓免遭战乱（一邦蒙赖），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周之谋也）。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头号卖国贼”。因此，痛骂谯周“误国”，痛骂谯周“无耻”，痛骂谯周是“卑鄙小人”的声音，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谯周，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刘禅君臣均无战意。他们与谯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主张跑，谯周主张降。甚至，他们也不反降，只不过担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也就都不说话了。由此可见，没有谯周，他们只怕也会降。第二，谯周的话，虽然是“投降理论”，却不等于“卖国理论”。就算是“卖国理论”，也不等于“一派胡言”。实际上，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国之人”，“必复反叛”。这些都是事实。第三，就算谯周“卖国”，也未必是“小人”。因为当时在“三国”之上，还有“天下”。天下究竟是要重归一统的。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投降者又岂在少数？包括被诸葛亮誉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卖国贼”，岂非打击面太宽？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小人”。从《三国志?谯周传》我们得知，他是一个孤儿，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长大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耽古笃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三国志?杜琼传》称他为“通儒”。当然，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但谯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方说，他家里比较穷，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本传的说法是“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如此安贫乐道，像是小人吗？又比方说，他这个人，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所以，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是，所有的人都笑。本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况别人（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但是，诸葛亮病逝，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这像是小人吗？再比方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还要增加宫廷乐队。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希望刘禅“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又像是小人吗？
　　谯周既然不是“小人”，为什么又要“卖国”呢？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或者说，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甚至希望蜀汉灭亡。为什么蜀汉该亡？因为天下必须统一，也必定统一。而且，在谯周看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汉，才是代汉而立的“天命所归”。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据《三国志》的《杜琼传》。杜琼也是大学问家，而且是谯周的前辈，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了“代汉者，当途高”的问题。所谓“代汉者，当途高”，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意思是说，必将取代大汉的，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这话早就在流传了，而且被袁术利用过，因为袁术字“公路”。公路，在袁术看来就是“当途高”了。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这样一来，什么是“当途高”，就必须重新解释；而益州学术界的解释，则认为“当途高”就是魏。
　　最早提出这种新解释的，是益州的大学问家周舒。他的这种说法在蜀地流传最广，《三国志?周群传》就说“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但周舒只说“当途高者魏也”，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就是魏。于是谯周就去问杜琼。杜琼说，这道理还不简单？魏，就是厥的名字呀（魏，阙名也）！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古代天子、诸侯的宫门外、路两边，有一对高大的建筑物，叫做“阙”或者“观”（音guàn）。因为它们高大魁伟、巍然而立，所以又叫“魏”或者“魏阙”。魏阙下面两边，是悬挂政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也因此，魏阙或者象阙，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词。比如《庄子》的《让王》篇，就说那些身在民间却不忘朝廷的人，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魏阙或者象阙，既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岂非不折不扣地“当途高”？杜琼对谯周就正是这样（魏，阙名也，当途而高）。他还说，前贤们这样讲，乃是一种隐喻呀（圣人取类而言耳）！
　　杜琼这么说，谯周似乎还很犹豫。杜琼又问，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谯周说，学生还是不太明白。杜琼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古时候的官府、官员，有叫“曹”的吗？汉以后呢？都叫“曹”了。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就是汉代的制度，是皇帝所在曰宫，所属曰尚（比如尚书）；宰相所在曰府，所属曰曹（比如东曹、西曹）。这叫皇宫相府、宫尚府曹。府，其实就是zhèng fǔ。zhèng fǔ的办事机构叫“曹”，曹的长官叫“曹掾”，吏员叫“属曹”，勤务兵叫“侍曹”。用杜琼的话说，就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这个“曹”，当然不是曹操的“曹”。但为什么这么巧呢？杜琼认为，这就是天意了（此殆天意也）！也就是说，在杜琼看来，属曹、侍曹，就是属于曹氏、侍奉曹氏。又是“属曹”、“侍曹”，又是“当途而高”，这下子谯周明白了：上天是要由曹魏来统一天下呀！
　　于是谯周也开始散布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他说，咱们的先帝叫什么名字？备。备是什么意思？具备。说得白一点，就是“足够了”。当今圣上叫什么名字？禅。禅是什么意思？禅让。说得白一点，就是“让出去”嘛！
　　这还不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前一年，刘禅宫中的大树无故而折，谯周又在柱子上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说是“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话陈寿做了解释。他说，众，就是草，因为“曹”有群的意思，众的意思（《广韵?豪韵》曰：“曹，众也，群也”）。大，就是魏，因为“魏”通“魏”，有高大的意思。具，就是具备，也就是刘备。授，就是禅让，也就是刘禅。因此，所谓“众而大，期之会”，就是说，曹魏啊曹魏，你又众多，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着汇集到你那里。所谓“具而授，若何复”，则是说，蜀汉啊蜀汉，农民一个已经足够，一个准备禅让，还有什么“后来人”吗？
　　这就是谯周的思想和言论，也是他后来要“出卖”蜀国、主张投降的意义。显然，谯周的“卖国”，不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说白了，他就是要拥护曹魏，反对蜀汉。毫无疑问，周舒也好，杜琼也好，谯周也好，他们的言论都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但是第一，当时兴这一套；第二，人们也吃这一套。《三国志?杜琼传》说，蜀汉灭亡后，大家都说谯周算得真准（咸以周言为验）。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那些人都盼望着曹魏胜利，蜀汉灭亡。
　　那么，蜀汉又是怎么得罪了他们呢？
　　也有四点。
　　第一是“分利不均”。实际上，只要看看反对蜀汉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冲人。这是散布“反动言论”的。此外，还有图谋不轨被诸葛亮所杀的彭羕，广汉人；断言东汉将亡、刘备将失荆州，后来被刘备所杀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很清楚，清一sè都是益州人。
　　再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音qǘ）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音méng）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大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
　　平心而论，这个问题，诸葛亮不是没有意识到，也不是没有做工作。比如杨洪，犍为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据《三国志?杨洪传》，当时，李严在犍为当太守，杨洪在他手下做功曹（办事员）。因为反对郡zhèng fǔ搬家，杨洪与李严分手，到了成都，被诸葛亮发现是人才。结果，李严还在犍为，杨洪就当了蜀郡太守（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抄写文书的办事员）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而这时杨洪也还仍然是蜀郡太守（时洪亦在蜀郡）。所以，当时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人尽其才（是以稀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重佩服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等等。
　　不过，这些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能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又无法消除益州集团的顾虑。他们的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分利不均”？刘璋的时代，他们是“二等公民”。刘备一来，他们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
　　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举本籍人士。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记得，他们反蜀是反对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政，实行的是依法治国，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这原本是对的，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个说法是“未闻善政以刻禄为称”。第二，陈寿对此另有说法，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说的是“刑政虽峻而怨者”。一个是“咸怀怨叹”，一个是“而无怨者”，这就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虽然宁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无怨”。
　　我的看法，是两说并不矛盾。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地公正（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公平，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陈寿说，为什么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呢？就因为他“用心平而劝诫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既公开又公正，也就公平。不过，公平不等于不严俊（事实上陈寿也承认“峻”）。所以，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所以，《三国志》的说法和《蜀记》的说法都对。
　　第三是“战事太多”。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明确指出，现在并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倒像是战国初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咱们当不了汉高祖，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如遂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此论，无疑是一篇“反战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奇怪的是，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后来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这至少说明，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也私下里以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要不然，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但我们要记住，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看来，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chūn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音xǔ）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sè（经其野民皆菜sè）。是啊，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就算诸葛亮再生，怕也无力回天吧！
　　所以，和钟会刚刚出兵，有一个名叫张悌的人就断定蜀汉的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三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里，也记载在《资治通鉴》里。张悌和薛珝都是吴人，他们预言蜀汉必亡，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的东吴又如何呢？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