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七集 逆流而上

陆逊作为孙吴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由统帅而居相位，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与此同时，另一些同样卷入太子与鲁王党争的人，却又升了官。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有什么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吗？这个背景和原因，又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有什么关系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陆逊的遭遇像谁？崔琰还是荀彧？我看都像，也都不像。陆逊和荀彧一样，都是忧愤而死（荀彧“以忧薨”，陆逊“愤恚致卒”）。但荀彧死于理想，他和曹操有重大政治分歧，陆逊则谈不上。在立储的问题上，孙权只是处理不当态度含糊，并没有明确要另立孙霸。孙霸最后被赐死,恐怕说明他的想当太子，多少有点自作多情。所以，陆逊死得莫名其妙。这一点又像崔琰。不过崔琰的死，曹操是发了话的，《三国志?崔琰传》就说“赐琰死”。陆逊却不是赐死，是被气死的，这又与崔琰不同。
　　实际上崔琰之死，十分费解。我在《命案真相》一集作了很多猜测，总觉得还缺了一点什么。后来读樊树志先生的《国史概要》，恍然大悟。樊先生是把崔琰之死与孔融、祢衡之死归为一类的，因为他们都是“名士”。这就对了。陆逊的问题，其实也正是如此。上一集我们说了，陆逊死后，同样陷入了“南鲁党争”的那些人，比如“tài子dǎng”二号人物诸葛恪，“鲁王党”头号人物步骘、二号人物吕岱、三号人物全琮，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倒都升了官。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不同。查查履历就知道，步骘“避难江东”，吕岱“避乱南渡”，都是“流亡北士”。诸葛恪则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其父诸葛瑾“避乱江东”。全琮倒是江东的（吴郡钱唐人），但孙策一到吴，他就带领自己的队伍率先投靠（举兵先附），算是“从龙之臣”，多少有点“淮泗将领”的意味。还要“tài子dǎng”的五号人物会稽太守滕胤，虽然没有升官，却也无事。孙权临终时，他还当了顾命大臣。原因也很简单，他和诸葛恪一样，也是“流亡北士”的后代。此外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是仪。他是鲁王孙霸的师傅，却早在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就主张降低孙霸的待遇，甚至让他出京，却也没事。当然没事的。是仪北海营陵人，汉末“避乱江东”，也是“流亡北士”嘛！
　　相反，我们看在南鲁一案中挨整的，无一不是江东人。被下狱处死的太子太傅吾粲，吴郡乌程人。被撤职流放的太常顾谭，吴郡吴县人。其实顾谭很有来历，他是顾雍的孙子，陆逊的外甥。这就活该他倒霉。不过，顾谭是“tài子dǎng”三号人物，而且跳得很高（给孙权上书），算是“罪有应得”。他的弟弟顾承也和顾谭一起流放，恐怕就是受牵连了。
　　为了说清问题，让大家一目了然，我们不妨开一个名单。
　　tài子dǎng：
　　陆逊，吴郡吴县人，江东和吴郡“四大家族”之一，被逼“愤恚致卒”；
　　诸葛恪，琅琊阳都人，“流亡北士”之后，升官；
　　顾谭，吴郡吴县人，江东和吴郡“四大家族”之一，陆逊外甥，撤职流放；
　　滕胤，北海剧县人，“流亡北士”之后，无事；
　　吾粲，吴郡乌程人，下狱处死；
　　是仪，北海营陵人，流亡北士，无事。
　　鲁王党：
　　步骘；临淮淮yīn人，流亡北士，升官；
　　吕岱，广陵海陵人，流亡北士，升官；
　　全琮，吴郡钱唐人，但属于“淮泗将领”派系，升官。
　　这就很清楚了。在此案中，孙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按照对太子和鲁王的态度来划线的。其实孙权废黜孙和，赐死孙霸，是在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八月。逼死陆逊，则是在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二月。两事相隔五年，可见孙权逼死陆逊时，还没有要彻底解决“南鲁党争”问题都想法；而“tài子dǎng”和“鲁王党”闹得“举国中分”，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南鲁党争，不是陆逊挨整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孙权划线的标准。
　　那么，孙权划线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派系。“tài子dǎng”中，挨整的都是江东人，其他人就没事，诸葛恪还升了官。这意思很清楚，别人（淮泗将领或者流亡北士）掺和到立储之争当中，马马虎虎还可以，你们江东士族不行，陆逊就更加不行！事实上，陆逊一案中挨整的，无一不是江东人，无一不与陆逊有关系，比如顾谭是陆逊的外甥，吾粲向陆逊通风报信。另一位重要人物朱据，虽然是“tài子dǎng”，还属于吴郡“四大家族”，却要到五年后才挨整。因此我认为，陆逊保太子，只是他挨整的表面原因。身为江东士族，也只是他挨整的部分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孙权想整他。
　　那么，孙权为为什么要整陆逊呢？
　　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讲了四个原因。第一，陆逊是江东士族，而且是其中势力最大的。陆家子弟和姻亲，在吴高官厚禄，地位显赫。第二，陆逊镇守武昌，声望至隆。上至太子孙登，下至吴国权要，都与陆逊交好。这两条，都让孙权畏忌。因此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必须在自己身前将他干掉。第四，陆逊是孙策的女婿，而孙权是不想让孙策的子女势力太大的。由此可见，陆逊有数不该。第一，他不该是士族；第二，即便是士族，也不该是士族中最大的；第三，即便是士族，就不该到孙权那里做官；第四，就算做官，也不该该做得很大。有这四条，他就该死，何况还要掺和立储之争当中去，岂非找死？要知道，那是人家的“家务事”，你掺和什么？
　　然而陆逊不会这么想，因为他是“士”。士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天下为己任。天下是谁的？在国士们看来，既是皇帝的，也是士人的。皇帝是天下一统的象征，士人是天下太平的支柱。士人作为国家的栋梁，不但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还要协助皇帝处理好立储问题。因为太子命系国本。太子不牢，国本动摇。保住太子，这是国士们的责任。因此，陆逊不认为这是孙权的“家事”，而认为是东吴的“国事”。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多管闲事，而认为是忠心耿耿。然而，陆逊的一腔热血却被迎头泼了一瓢冷水，而且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让他冷彻心脾，难怪要“愤恚致卒”了。
　　陆逊实在太天真。他以为，孙吴政权已经“江东化”，江东士族也已经“孙吴化”，孙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已经融为一体，变成了“一家人”了。他哪里知道，孙权的“江东化”是不得已。孙权只是利用江东士族，永远都不会信任他们。他更不知道，由于前面说的那些原因，孙权其实早就想整他了，只是没有机会。这一次，不过是借机发难。
　　孙权会借一件事整另一个人吗？会。张温一案就是。张温的遭遇，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冷暖人生”。张温是江东名士，出身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的张家。他本人的素质也很好，《三国志?张温传》说是“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据田余庆先生考证，张温出仕，是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想当时推荐他的人一定很多，引起孙权的注意，孙权便问群臣，张温可以和谁相比。大司农（农业部长）刘基说，可以和绥南将军、钱唐侯全琮相提并论。太常（）首席部长，管礼仪祭祀）顾雍却说，张温这个人，当今之世，无与伦比（）当今无辈）。于是孙权召见张温。召见的时候，张温文采斐然，对答如流，旁观者都斜着身子伸长脖子听得入迷，孙权也肃然起敬礼遇有加。召见结束出来后，张昭还特地拉着张温的手，说老夫向先生致意了，先生应该明白老夫的意思吧！张昭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但他对张温另眼相待，则是肯定的。可以说，张温的出仕，是隆重推出的，闪亮登场。所以，他刚一进入东吴政权，就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两三年内迅速提升，从议郎、选曹尚书而至太子太傅，并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
　　然而，张温从蜀国回来后，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孙权开始莫名其妙地忌恨他，终于找岔子将他下了大狱，后来又罚往本郡做苦力，六年后病死。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废。三个姐妹也受连累，命运非常凄惨。
　　那么，张温又是因为什么案子而挨整的呢？
　　此案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名叫暨艳的官员，检核三署，惹出事来。三署，就是五官中郎将署、左中郎将署、右中郎将署。三署的干部叫郎，也叫郎官，有郎中、中郎、侍郎。这些人平时跟随在皇帝身边，宿卫扈从，培养锻炼，有了机会就放出去做官。所以，所谓“三署”，用田余庆先生的话说，其实就是吴国官员的“养成和储备机构”。三署中的郎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当时，暨艳担任的职务，是选曹尚书，也就是负责选拔任命官吏的主办官员。他发现三署郎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很多人是靠关系或者走后门混进来的，便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结果得罪权贵，被诬自杀，祸及张温。为什么会牵连到张温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张温和暨艳都是吴郡人。第二，暨艳是张温推荐的。第三，张温与暨艳的观点相同，而且过从甚密（数交书疏，闻问往还）。暨艳被逼死，张温也就跟着倒霉（即罪温）。据《三国志?张温传》，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这无疑是冤案。暨艳冤，张温更冤。暨艳帮孙权监督官员。澄清吏治，打击不正之风，怎么就该死呢？张温不过与暨艳来往密切，就更没有罪。然而你看孙权强加在张温身上的罪名，又是“何图凶丑，专挟异心”，又是“察其中间。形态果现”，又是“炫贾国恩，为己形势”，又是“揆其奸心，无所不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把穷凶极恶、原形毕露，以权谋私、十恶不赦这些词语用上了，简直就是恨得咬牙切齿。
　　孙权为什么这样狠张温？联系到后来的陆逊一案，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仇恨江东士族。但这是不对的。张温确实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暨艳也是吴郡人。然而张温、暨艳检核三署，整顿吏治，首先得罪的恰恰就是江东士族。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通过在三署做郎官而进入东吴政权，正是“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利益所在”。反对张温、暨艳这样做的，比如陆逊、陆瑁、朱据等人，也都属于吴郡“四大家族”。由此可见，张温一案的性质，与陆逊一案并不相同。这一回，孙权反倒是保护江东士族根本利益的。
　　这就更奇怪了！看来，此案既是冤案又是奇案，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连诸葛亮也觉得不可思议。据《三国志?张温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诸葛亮听说张温的事，百思不得其解。想了好几天，才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张温这个人，是把是非善恶、清流浊流这些事，看得太明白，分得太清楚了（清浊太明，善恶太分）了。
　　诸葛亮的话值得注意。的确，人，不可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不能没有正义感，更不能姑息养奸。但是，凡是要有一个“度”。清浊要明，不可太明；善恶要分，不可太分。大奸大恶当然不能纵容，小毛病就不必太较真。然而从《张温传》的记载看，暨艳、张温他们整顿吏治时，似乎是“一个都不放过”的。三署郎官，几乎全部降级（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保留原位的没几个（其守故者十未能一）。给人的感觉，只有他们自己是好人。这就欠妥。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惟我独清的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这个道理，看来张温不懂。
　　张温不懂这个道理，他的朋友将军骆统也不懂。张温下狱后，骆统上表为张温辩护，将孙权强加在张温身上是罪名一一驳回。裴松之认为这其实是帮倒忙。裴松之在《张温传》的注文里说，庄子讲过：“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一个人，名声太大，不是好事。张温遭到打击，就因为他“取名之多”，这才遭到孙权的忌恨。然而骆统上书，却还要说张温“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显然，在诸葛亮看来，张温倒霉是因为他太耿直；而在裴松之看来，张温倒霉是因为他太张扬。其实，两说都有道理。因为耿直和张扬，恰是张温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那么，所谓“张温这一类人”，又是哪一类人呢？
　　名士。
　　张温是名士吗？是。不但是名士，而且按照田余庆先生《暨艳案及先关问题》一文的说法，还“具备汉末以来名士首领的各种特征”。名士有哪些特征？或者说，名士的标准是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条。第一，家世清白，最好出身名门。像曹操这样的赘阉遗丑”，就别想当名士。第二，才华横溢，而且最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像刘备这样“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就不行。第三，地位边缘，不做官，或不做高官、大官，或做了等于没做。这一条，原本是名士的基本条件。因为所谓“名士”，本指“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郑玄就说“名士，不仕者”。不过，一个士人，如果出仕之前就已经知名，出仕以后能保持名士身份、名士观念、名士立场、名士做派、名士关系，仍可算作名士。但是，像孙权那样十五岁就当县长，十八岁就为人主的，就显然不是。
　　当然，名士之所以叫做名士，还因为他们有名。有名的原因也很多，比如出身名门望族，比如为人特立独行，比如学问大得吓人，总之是很受世人追捧，拥有众多“粉丝”。他们如果发表什么意见，是可以影响舆论的。这些人也喜欢发表意见，而且无论在朝在野，都以民间身份站在民间立场来表达，谓之“清议”。由此可见，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
　　不过名士和名士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就把汉末的名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清高派”。这类人一生不出仕，却也一生获大名。因为他们每拒绝一次官府的征召，声望就提高一次。越是不肯做官，名气就越大，最后实际上的社会地位“抵得上一个大官”。第二类是“言行刚劲嫉恶如仇”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耿直派”。他们有一整套自己的道德标准（基本上是儒家的），只要看不顺眼，就毫不留情，痛骂痛批，。所谓“清议”，常常由这类人来发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时尚派”。他们往往根据自己对时局的判断，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也乐意与当局合作，因此最受当局欢迎。第一类名士虽不合作，却也不添乱，不添堵。最让当局者头疼的，就是第二类——“耿直派名士”。
　　张温就是“耿直派名士”，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虞翻也是。虞翻是会稽余姚人，出身“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的虞家。他的学问也好，所著《周易传》曾备受孔融推崇，至今也被人频频引用。因为名气打，朝廷和曹操都招聘他，也都被他拒绝，只在东吴做小官。这些都符合名士标准。因此，我们只要看看虞翻，就知道“耿直派”是怎么回事。
　　据《三国志?虞翻传》，虞翻这个人，生性粗疏率真（翻性疏直），为人特立独行（性不协俗），和许多人都搞不来。陈寿说他是“古之狂直”，也就是狂傲任性，刚硬耿直。这样的人，一般都说话直来直去，还喜欢当面顶撞（犯颜谏争），不给别人面子。襄樊战役中，魏将于禁投降关羽，被关押在江陵。孙权占领江陵后，释放了于禁，礼遇有加。有一次，孙权带着于禁外出，两人并马而行。虞翻却冲上前去，大声呵斥于禁，说你一个降虏，怎敢和我们主公并驾齐驱？还要拿鞭子抽于禁，被孙权制止。后来，孙权在楼船上大宴群臣，于禁“闻乐流涕”，虞翻又大声抢白他，说你这家伙是想装出一副可怜相，以求免罪吗？（汝yù以伪求免邪）？结果孙权很不高兴（权怅然不平）。
　　虞翻这样对待于禁，或许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我们知道，东汉末年的名士，一般是有“道德洁癖”的。这种“洁癖”，有的是真的，有的是装。但不管真假，也都要表现出来。虞翻就是这样，他不止一次表现出对那些降将的蔑视。仍据《虞翻传》，又一次，虞翻乘船虞麋芳狭路相逢。麋芳的部下想要虞翻让路，就大声喊道：快快避开我们将军的船！我们知道，麋芳原本是关羽的部下。吕蒙偷袭荆州时，他和士仁献出江陵、公安二城，投降了孙权。这样的人，虞翻哪里看得起？当然也不会让路。不但不让路，还要站在船头痛骂。虞翻说，丧失了忠诚和信义，拿什么来辅佐君王？出卖了两座城池，还可以大言不惭自称将军吗？结果麋芳躲在船舱里，一句话不说，只是命令船工赶快给虞翻让路。
　　虞翻这回是扬眉吐气，也表现了他的道德感。但可以肯定，这并不让孙权高兴。实际上，不要说孙权，便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也不会对虞翻这种“道德洁癖”感兴趣。比如法正，被刘璋派去迎接刘备，却怂恿刘备夺取益州。这种行为，按照传统道德，是不折不扣的“卖主求荣”，诸葛亮怎么不谴责，反倒一再肯定法正的贡献？可见政治家和书呆子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书呆子的所谓“道德感”，也未必讨他们喜欢。比如孙权和于禁并马散步，原本就是一种姿态，做给别人看的。虞翻这时去讨论于禁的身份，孙权能高兴吗？
　　虞翻却不管孙权喜欢不喜欢，只管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说去做。有一次，孙权和张昭讨论神仙，虞翻居然插嘴，指着张昭对孙权说，他们都是死人，还讨论什么神仙！世上哪有神仙！孙权原本对虞翻就忍无可忍（积怒非一），这回再不宽恕。一声令下，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的一部分），最后虞翻死在那里。
　　其实孙权早就想收拾虞翻了。孙权当上吴王以后，设庆功宴大会群臣。酒宴结束前，孙权起身，亲自给群臣斟酒。虞翻却倒在地上装醉，不拿酒杯去接。等孙权走过，他又爬起来坐好。这就是存心不给孙权面子了。于是孙权勃然大怒，拔出剑来要杀虞翻。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得脸sè惨白，只有大司农刘基扑上去抱住孙权，说大王酒后杀名士，就算他有罪，又有谁知道呢？再说了，吴国为天下人仰慕，不就因为殿下尊贤爱士吗？为了一个虞翻就把这些好名声丢了，值得吗？孙权气呼呼地说，曹孟德还杀了孔融呢！寡人怎么就不能杀虞翻！刘基说，正因为曹操滥杀名士，才弄得骂声一片呀！殿下想与尧舜看齐，怎么能学曹操？孙权想了想，就放了虞翻，而且好事做到底，规定“酒后言杀”都不算数。
　　此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孙权所言“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这话值得注意，是因为别人也有类似说法，这个人就是诸葛亮。据《宋书?王微传》，诸葛亮在处理来敏问题时，就曾说过“来敏乱郡，过于孔文举”的话。来敏的事，我们在《难容水火》一集提到过。据《三国志?来敏传》，此人出身“荆楚名族”，其父来艳曾位在三公（当多司空）。本人则博览群书，精通学术，是个典型的名士。而且，此人和其他名士一样，也是好发议论，干预时政，结果被诸葛亮以“乱群”的罪名罢官。
　　这样一比较，就很有意思了。孙权把虞翻看作孔融，诸葛亮则把来敏看作孔融，曹操是把孔融杀了的。孙权和诸葛亮虽然没有杀虞翻、来敏，但也并不认为不能杀。孙权的意思很明确，来敏的罪过比孔融大多了，不杀他，只罢官，实在是宽大为怀。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三点。第一，孔融、虞翻、来敏是同一类人，即“耿直派名士”。第二，此类人物到处都有，来敏就是蜀国的孔融，虞翻则是吴国的孔融。第三，此类人物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三国主要领导人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也都不喜欢他们，只不过处理起来宽严不一而已。不喜欢是当然的，理由我们以后再说。宽严不一也是当然的，理由也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集讲的三个案子。陆逊挨整，因为他是士族。虞翻挨整，因为他是名士。张温挨整，则因为他既是士族又是名士。孙权与陆逊、张温、虞翻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他与士族、与名士的矛盾。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遇到的共同问题。也就是说，魏、署、吴三大政权，都与士族有冲突。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要同名士作斗争。实际上，在大一统的汉、唐帝国之间，有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接着又有半统一的两晋和分裂的南北朝，都与这个矛盾有关。因为士族和名士代表的，乃是一股上承东汉下接两晋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在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冲突相斗争的时候，由于并未掌握政权，因此是“逆流而上”。但是，由于他们毕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曹操、刘备、孙权也是“逆流而上”。正是这两种意义上的“逆流而上”，就决定了魏、蜀、吴有着不同的建国道路，而且最后都要同归于晋。那么，他们的道路又如何，归晋的意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