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三国这段历史是很特别的,它甚至无法断代。因为它的前半截属于东汉,后半截则属于魏晋。东汉之后即是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三国,可谓“是汉非汉,是魏非魏”,第三者插足,完全是一段插曲。
其实,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插曲?只不过与三国相比,魏晋南北朝要算是大插曲而已。魏晋南北朝369年,年头很是不短,但其国家形态和政治状态却是空前绝后的。它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两个统一的王朝,而且都是前面一个时间短,后面一个时间长。前面是秦、汉,后面是隋、唐。秦和隋时间虽短,却是统一的。魏晋南北朝时间虽长,却是半统一半分裂的,而且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这就不能说是巧合,得用历史的逻辑来解释才行。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变贵族制为官僚制,很显然,这是一次“大换届”,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尖锐 。
先说秦。秦的时间为什么短?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换届”的时候,既换统治阶级,又换国家形态。秦以前的统治阶级是谁?领主阶级。秦以后呢?地主阶级。秦以前的国家形态是什么?邦国。秦以后呢?帝国。邦国和帝国有什么不同?邦国是封建制,帝国是郡县制。封建,就是“封土建国”。封土,就是划定疆域;建国,就是指定国君。具体地说,就是天下有一个共同的君主,叫“天子”。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领地,封给“诸侯”,叫“国”。诸侯再把“国”分成若干领地,封给“大夫”,叫“家”。大夫、诸侯、天子都有“领地”,因此都是“领主”。不过大夫有领地,无政权,只能叫“家”。诸侯有领地,也有政权,所以叫“国”。国与国之间可以交战、媾和、联盟、通商,但都要尊奉天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封建制”,也叫“邦国制”。
郡县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一个zhèng fǔ。原来那些有着dú lì主权的“国”没有了,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比如秦或者汉。它同时也是天下。原来那些有着dú lì主权的国君也没有了,合并成一个国君,比如秦始皇或者汉高祖。他同时也是天子。天子就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君,也是天下惟一的国家元首。他也不再叫王,而叫皇帝。因此这种制度就叫“帝国制”。帝国制既然只承认一个国家,一个元首,那么,无论有dú lì主权的“国”,还是没有dú lì主权的“家”,便都不能再存在。邦国时代的国和家,必须变成帝国的郡和县。郡县与帝国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管理郡、县的人,是中央zhèng fǔ任命和派出的官员。这个制度,就叫郡县制。
郡县制与封建制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封建时代(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郡县时代(帝国时代)只有皇帝世袭,郡守和县令则不世袭。不但郡守、县令,帝国所有的官员,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原则上也都不世袭。世袭的是贵族,不世袭的是官僚。所以封建制同时也是贵族制,郡县制同时也是官僚制。
现在我们清楚了。邦国制与封建制、贵族制是三位一体的,帝国制则与郡县制、官僚制三位一体。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所以它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是官僚。官僚无领地,不世袭,所以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不再封建,就是要变贵族制为官僚制,变封建制为郡县制,变邦国制为帝国制,由地主阶级取代领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很显然,这是一次“大换届”,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尖锐,阶级冲突特别激烈。再加上新的统治阶级没有经验,选择了错误的意识形态(法家学说),采取了错误的统治方式(暴力方式),弄得天怒人怨,结果二世而亡。汉代统治阶级吸取了秦的教训,更换了意识形态(先是道家学说,后是儒家学说),也改变了统治方式(先是与民休息,后是王霸杂用),于是天下太平,汉的国祚也长达四百多年。
然而秦的历史虽短,却是开创者。汉,不过是秦王朝政治遗嘱的执行人。而且,不仅两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实行的都是秦开创的制度。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是地主阶级。但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就由不同的地主阶级来担纲。具体地说,秦汉是贵族地主,魏晋是士族地主,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
贵族地主是由封建领主转变而来的。封建领主都是贵族,因此也叫贵族领主阶级。秦灭六国以后,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封建制”,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领主没有了,变成了地主。地主既然由领主变化而来,就难免仍然带有贵族的性质。至少,那些最大的地主,掌权的地主,控制了国家机器和中央zhèng fǔ的地主,只能是贵族地主。这就是皇族和外戚,以及有食邑的公侯。他们有封爵也有封地,但“有产权无治权”,或者说“有财权无政权”,不能行使dú lì国家的主权,只能食赋税,享受经济利益。无政权,政治上就是地主;有财权,经济上是领主。这样的人,应该说是“半领主半地主”,无妨称之为“贵族地主”。他们是秦汉帝国的统治者。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但是,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非贵族的。因此,帝国的统治阶级内部也要“换届”,由贵族地主换为士族地主,最后“落实”为庶族地主。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也叫望族(有声望)、势族(有权势)。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为什么庶族地主是帝国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而且持续的时间那么长,从隋唐直至明清呢?因为这个阶级最符合帝国的要求。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当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他们要进入国家政权,只能通过读书和考试。而且每一代都要自己读、自己考,不可能世袭。这就完全合拍,也最让人放心。
历史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贵族地主阶级不可能马上就换成庶族地主阶级。
让庶族地主阶级成员通过读书考试进入国家政权的制度,就是“科举制”。科,就是设科考试;举,就是选拔官吏。这种制度通过考试来分科取士,所以叫“科举”。考试也是早就有了的,两晋时期就有“孝廉试经,秀才试策”的制度。但是,直到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才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隋,便也是一个“换届”的时代。故而和秦一样,时间很短。当然,这是“小换届”。斗争的激烈程度,就不如秦。而且,由于帝国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统治阶级和人事制度,以后的改朝换代,就只是庶族地主阶级内部的事情,即只更换统治者,不更换统治阶级。
不过,历史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贵族地主阶级不可能马上就换成庶族地主阶级。这里显然要有一个过渡,而能够起到过渡作用的就是士族地主阶级。士族与贵族的区别是什么呢?贵族成为贵族,靠的是血缘关系;士族成为士族,靠的是读书做官。士族与庶族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庶族做官,只需要读书考试;士族做官,则主要看家庭出身。所以,士族一半像贵族,一半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魏晋南北朝,就正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
作为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是“门阀制度”,也叫“士族制度”。所谓“门阀制度”,就是一个人要做官,光会读书不行,还要看家族的名气声望、贵贱等级、功绩经历。名气声望叫“门望”,贵贱等级叫“门第”,功绩经历叫“阀阅”。当时的仕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柱子,用来题记他们家族的功绩经历。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阀与阅都从“门”。这个“门”,就是“家门”,也就是家族。家族的门望、门第、阀阅,合起来就叫“门阀”。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一个家族能够成为望族、高门,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们读书做官,甚至世代做官。做官才有阀阅,有阀阅才有声望、等级。所以,门望、门第、阀阅,是三位一体的,这才叫“门阀”。显然,门阀,就是当时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门阀制度,则是保护这个阶级政治利益的制度。它的实施方案,就是“九品官人法”或“九品中正制”。
这样一种制度,当然是士族喜欢的。尤其是高中级士族,更是盼望之至,因为他们可以垄断做官的权利。这个制度也是终究要实行的。因为士族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垄断做官权。但是,垄断做官的权利,就等于把不能世袭的官职变成世袭的,建立了一种“不是世袭的世袭制”,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半世袭制。显然,这与帝国制度的要求不相容。帝国制度,是要求官僚不得世袭的。由是之故,门阀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官僚完全不能世袭的科举制度。士族地主阶级也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不会垄断做官权利的庶族地主阶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
有趣的是,这个“大插曲”的前面又插进了一段“小插曲”。这就是三国。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垄断了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这就差不多掌控了这个国家。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士族地主阶级便必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那么,历史的rì程表怎么会被打乱,士族的如意算盘又怎么会被打掉呢?因为不幸得很,门阀遇到了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