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二、门阀遇到军阀

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
　　军阀，就是拥有自己dú lì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这样的豪强其实早就有了，那就是由东汉王朝姑息纵容培养出来的土豪。东汉末年，尤其是黄巾起义以后，中央zhèng fǔ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土豪们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强。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叫“豪霸”；有的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叫“豪帅”；有的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职实施割据，成为“诸侯”。但因为都有武装力量，所以是“军阀”。只不过，在汉灵帝去世之前，他们还不成气候。
　　军阀要成气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央zhèng fǔ垮台，或者名存实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就只能交出统治权。实际上，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势力）炙手可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朝廷可以号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当真变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各地牧守都不听指挥，他们也就牛不起来。这个时候，单单门第高有名望是没有用的，就连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说得起话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zhèng fǔ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而且我们知道，他就是董卓。
　　董卓是第一个杀进历史舞台的军阀。他原本是凉州的地方豪强，早就拥兵自重的。他的部属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则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了。不过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在于，董卓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他自己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董卓一个人头上，说到底还是东汉王朝已经腐朽了，这才轻轻一推就倒。东汉王朝的帝国大厦，是由三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母家，说得通俗点就是皇亲国戚。一个女人，如果当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就鸡犬升天。如果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当不了家，需要太后临朝，朝政就很可能落到太后娘家人即外戚的手里。东汉就是这样。包括少帝刘辩在内，东汉十三个皇帝，除首任光武帝六十二岁，次任汉明帝四十八岁，最后一任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皇帝继位时的年龄，除汉明帝三十岁，其余十一个都不到二十岁。年龄最大的，汉章帝十九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只有百rì，汉冲帝只有二岁。于是，东汉便有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六个执政的外戚，竟然都是皇帝依靠宦官，或者宦官帮着皇帝，甚至自作主张杀掉的。
　　所以，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极大。一部东汉宫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在这个斗争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们虽然不满外戚的跋扈，却更憎恶宦官的贪婪，痛恨追随宦官的“斗筲小人”与自己争夺做官的权利。于是，汉灵帝去世后，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便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集团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是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帝国大厦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剩下一根也独木难支。
　　这个时候，董卓进来了，而且是士族（袁绍）请进来的。这就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从此改写。然而，尽管董卓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无奈士族并不愿意与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他那不守礼仪不遵法度的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使他被士族界定为“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野一片混乱。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变成了军阀的天下。一方面，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各行其是，割据一方；另方面，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也放下了笔杆子和锄把子，纷纷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他们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董卓，这个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为了军阀。
　　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
　　历史既然进入了军阀的时代，那么，能够收拾局面的也就只有军阀，门阀是不行的。什么是门阀？世代显贵的家族。什么是军阀？拥兵自重的集团。世代显贵，或者拥兵自重，对社会就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阀”。但门阀为阀，靠的是门第声望；军阀为阀，靠的是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士族并非没有做过这方面努力。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他们确实也曾风光一时。尤其是袁绍，他成为讨董联盟盟主，也说明士族阶级把宝押在了他身上。然而怎么样呢？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曹操冒出来了。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曹操也原本不是军阀，他逃出洛阳时无兵无将无官职。后来在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实力也有限。所以，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就不把他算作“股东”。曹操也知道没有资本，便甘当联军的马前卒。然而关东诸侯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畏缩不前，让他大失所望。曹操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也斗不过军阀。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实际上，让士族没戏的人正是曹操。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当时许多军阀只想割据一方当土皇帝，曹操却想统一天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对于统一后的中国还有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就与袁绍不同。袁绍也是要重建秩序，不过他要建立的，是代表士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旧秩序。这就是董卓、袁绍、曹操的区别。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董卓是只搞破坏，不搞建设，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董卓，并致力于重建被破坏的秩序。但是，秩序应该怎样重建，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路线不同，所以他们要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曹操的作为，遭到了士族阶级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集中表现在两次战争，即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兖州之战就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夏天，张邈和陈宫趁曹操征徐州之机突然反叛，联合吕布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如不是荀彧和程昱、夏侯敦守住鄄城、范县、东阿，曹操就会变成丧家之犬。张邈和陈宫是曹操的老朋友，为什么要反叛呢？就因为此前曹操杀了兖州名士边让，引起士族和名士的公愤。曹操杀边让，原本是要向士族示威，结果反倒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士族，哪那么容易反对！
　　但是曹操并没有被士族打压下去，袁绍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于是就有了官渡之战。如果说兖州之战是世家大族对曹操的突然袭击，那么，官渡之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政权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所以，官渡之战确实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险之极。当时，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就连一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sāo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
　　然而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下子，历史的rì程表就被彻底打乱。董卓杀进来的时候，士族地主阶级虽然遭到重创，但他们还可以寄希望于袁绍这个“士族兼军阀”。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袁氏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尚且不能成功，别人又能怎么样呢？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出身的人是没戏了，哪怕他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这是与曹操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而且，也正因为他们在南方，这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