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五、解铃还须系铃

荀彧、鲁肃、诸葛亮，可能是当时三大集团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谋士”。他们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谋士”，甚至不可以“谋士”名之，只能称之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局却不相同。荀彧最为不幸。他为曹操操劳服务了一辈子，却在五十岁时被曹操所逼忧愤而死。
　　“身在曹营心在汉”酿成了荀彧的悲剧。
　　荀彧在曹操集团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他出身士族，本人也是名士，被评为“王佐才也”。这个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是从袁绍那里过来的。我们知道，袁绍的路线，是“儒家士族”的。曹操的路线，则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这就非同一般。更不寻常的是，荀彧投奔曹操，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那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地盘，当了冀州牧，曹操却只是袁绍表荐的东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并论。前面讲过，官渡之战时，很多人不看好曹操，认为袁绍必胜。荀彧却在九年前就抛弃了袁绍，岂非异常？
　　那么，荀彧为什么要离开袁绍到曹操那里去呢？因为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么？和诸葛亮一样，也是“兴复汉室”。可惜，当时参加关东联军的那些诸侯，几乎没有一个是中用的。最有条件和能耐的两个，袁绍和袁术，却又自己想当皇帝，而且还当不上。所以，荀彧宁肯选择当时最不起眼的曹操。因为曹操的胆识才略，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他在这个时候，也还是东汉王朝的忠臣，为国献身的英雄。荀彧这才寄希望于曹操。看看“荀彧版”的《隆中对》就知道，他对曹操是怎样评价的？又是“乃心无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为曹操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一曰“奉主上以从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杰”，三曰“扶弘义以致英俊”。这个立场，其实是再清楚不过。
　　荀彧提出这个政治纲领，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曹操已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下一步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但是，他阻拦并没有任何效果。曹操已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于是，荀彧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荀彧作出这样的选择，有着多方面原因。但说到底，还是他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成为划线的标准。比如范文澜先生就把聚集在许都的中原士族分为“拥汉”和“拥曹”两派。其实“拥汉”、“拥曹”并无截然界限，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系上“拥曹”，骨子里“拥汉”，不折不扣地“身在曹营心在汉”。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内在矛盾，酿成了他的悲剧。
　　荀彧的立场不是曹操的立场，鲁肃的立场却是孙权的立场。因此鲁肃的结局要好得多。孙权不是士族，鲁肃不是名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要降曹（比如要对付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相”；要反曹（比如要联合刘备时），就说曹操是“汉贼”，典型的实用主义。但以东吴之弱小，恐怕也只能如此。因此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这套把戏说得难听叫“见风使舵”，说得好听就叫“审时度势”，根本目的则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但是，要想“图天下”，就得“称帝王”；要想“称帝王”，就得“固江东”；而要想“固江东”，就得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因此，孙权毅然将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让陆逊和顾雍分掌军权和政权，让大量士族子弟进入他的幕府和zhèng fǔ，实施“吴人治吴”。这就不但实现了孙吴政权的“本土化”，也实现了它的“士族化”。孙氏政权原本与江东士族是对立的，孙策甚至曾经对江东豪强大开杀戒。现在，孙权却与他们握手言欢，还让他们参与政治。
　　孙权不是理想主义者，准确地说，他是有目标无理想。所以，孙权并不在乎东汉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盘。他甚至不在乎这个地盘上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它姓孙就好。
　　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麻烦是在刘备和诸葛亮这边。
　　刘备的麻烦在于他的宗室身份。这身份让他占了便宜，也让他背了包袱。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指望的，就只剩下刘备。刘备自己打出的旗号，是痛感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yù信大义于天下”。这是刘备的政治资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说，他不能像孙权那样随机应变，只能将“反曹兴汉”的旗帜举到底。好在这并没有妨碍他夺取刘璋的风水宝地，虽然刘璋是“宗室”。这也没有妨碍他亦步亦趋地照搬曹操的建国道路，虽然曹操是“汉贼”。曹操称魏王，他就称汉中王；曹丕称魏帝，他就称汉帝。蜀汉建国之前并不麻烦，麻烦是在建国之后。不过，这已经不是刘备的麻烦，而是诸葛亮的麻烦。因为刘备称帝之后只有两年就驾鹤西去，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国的人。
　　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他的政治理想。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一曰“兴复汉室”，二曰“依法治国”。前一项关乎“天下”，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且不说它；后一项关乎“国家”，是诸葛亮该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说几句。实际上诸葛亮的“依法治国”，是要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zhèng fǔ和公正清明的社会。这个zhèng fǔ和社会的状态，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这话，是对诸葛亮治理下蜀国状况的描述。也就是说，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够做到，则因为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也就是说，依法治国。
　　这就奇怪！这样好的一件事，怎么反倒成了麻烦呢？很简单，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乐意。因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总之，所有这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这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
　　何况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兴复汉室”的理想，还不能像孙权搞“吴人治吴”那样，搞什么“蜀人治蜀”。因为蜀汉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哪里还能够北进中原？再说作为一个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诸葛亮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对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强，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平抑。别的不说，单是北伐战争需要的一大笔军费，就得从他们身上出。事实上，只要诸葛亮公平执法，出钱多的就肯定是他们。要想他们没有怨言，除非要么不再北伐，要么不再公平。可惜无论哪一条，都与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麻烦，而且这麻烦还是死结，解不开的。也就是说，蜀汉只有系铃人，没有解铃人。最后来“解铃”的，就只能是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