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二〇〇〇年
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金智英就读的初中离家只有步行十五分钟的路程，姐姐也和她读同一所初中。姐姐入学时，那所学校还不是男女合校，而是女校。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还是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国家。在金智英出生那年，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平均每100名女婴出生，相应会有106.8名男婴出生。到一九九〇年，男女比例甚至高达116.5:100[资料来源：“人口动态件数及动态率推测”，韩国统计厅。]，自然出生的男女婴性别比例，则维持在（103～107）:100。当时学校内男同学已经偏多，未来人数显然只会更多，但是男生能够就读的学校并不够。在男女合校的学校里，男生班是女生班的两倍，在同一所学校里性别比过度失衡也是一大问题。再说，让学生放弃离家近的学校，特地大老远地跑去读某所女中或男校也不合理。于是，在金智英入学的那年，学校改成了男女合校，由此开始，几年内其他女中和男校也相继转型成男女合校。
那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一所又小又旧的公立初中。操场很小，学生跑百米时得顺着对角线跑才行，建筑墙面的油漆也经常剥落。老师对服装的规定很严格，对学生也十分严厉。根据金智英的说法，学校变成男女合校以后情况更为严重，女生的制服裙子长度一定要超过膝盖，也不能露出臀部和大腿曲线；夏季制服的白衬衫因为很容易透，规定内里要穿着圆领无袖白汗衫，不能擅自改穿细肩带背心或白色T恤，不允许穿有颜色或带有蕾丝的款式，衬衫里只穿内衣更是万万不可。此外，女同学夏天一定要穿肤色丝袜配白色短袜，冬天则要穿上学生专用的黑色丝袜，不可擅自更换成半透明的黑丝袜，也不可以在外面多加袜子；不能穿运动鞋，只能穿皮鞋。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却只能穿一双丝袜，还要套上不保暖的皮鞋，可想而知双脚会多么冰冷，冷到让人想哭。
然而，男同学除了不可以把裤管修改得过宽或过窄，其他不符合校规的穿着，老师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男生在夏季白衬衫内可以穿白色背心或棉质圆领衫，有时甚至会在里面穿灰色或黑色等有颜色的圆领衫，要是觉得热，还可以解开几颗纽扣，中午或下课休息时间也经常只穿一件T恤在校园内活动。他们可以穿各种款式的鞋，譬如皮鞋、运动鞋、足球鞋、慢跑鞋，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一名女同学穿运动鞋走进校园，在校门口被教官拦了下来。她向教官抗议，为何只允许男同学穿运动鞋和棉质圆领衫，结果老师以男同学时时刻刻都需要运动为由，这样回答：
“男孩子整天跑跑跳跳的，下课十分钟都不会乖乖地待着，一会儿踢足球，一会儿又要打篮球、打棒球，甚至玩跳马背，怎么可能叫他们整天穿皮鞋、衬衫，还得把扣子扣到最上面呢？”
“您以为女孩子是讨厌这些规定所以才故意不遵守吗？是因为真的很不方便啊！穿裙子又穿丝袜还要配皮鞋，实在不方便，我上小学时也是每到下课就和同学一起玩跳马背、跳橡皮筋、跳格子啊，从来没有乖乖地坐着呢。”
最终，这名女同学因为服装不合格，加上态度不佳，不知悔改，被教官惩罚要学鸭子走操场。教官特别叮嘱，蹲着走很容易走光，记得要把裙摆抓牢，但是这名女同学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会裙摆，每走一步就会被人看见裙底风光。走完操场一圈以后，教官不得不中断体罚。另一名同样因为服装不合格而被叫到办公室的同班同学问她为何不抓紧裙摆，她答道：
“我就是要让他亲眼看看这身衣服有多不方便。”
虽然在那之后，校规依旧没有任何更改，但不知从何时起，教官和老师对女同学穿棉质圆领衫和运动鞋也渐渐放宽标准，不再百般刁难。
学校对面有个出了名的暴露狂，多年来都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出没。他是本地人，每次都会选在一大清早学生准备进校园时，敞开身上仅穿的大衣，让一丝不挂的身体呈现在女同学面前，而他只要看见女学生吓得花容失色、惊声尖叫、四处逃窜，就会兴奋不已；下雨天时，他则会选在一处空地暴露自己，那块空地正好是从女生班二年级八班教室窗户看出去最醒目的地方。金智英升上初中二年级以后，刚好被分配到八班，看见自己的名字被排在八班的女同学都面露错愕，也有人随即咯咯直笑。
早春时分，新学年才开始不久，前一晚春雨绵绵，上午白雾依旧弥漫。第三节课下课后，班上的大姐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倚着窗向外眺望。她突然发出一声“哟呼”，分不清是在揶揄还是欢呼。班上几个比较爱玩、不爱读书的女同学也都凑到窗边，对外高喊：“大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捧腹大笑。金智英的座位离窗较远，她坐在座位上，伸长了脖子，却什么也没见着。她其实很好奇，但又觉得要是跑过去凑热闹也太害羞，实在没勇气亲眼看那暴露狂的裸体。后来她听坐在窗边的同学说，那名暴露狂在同学们的鼓噪下，反而更加充满自信，像是要报答学生们的热情欢呼般，摆出了更多出人意料的姿势。
正当教室里处于一片混乱时，班主任突然从前门走了进来。
“刚刚在窗边喊叫的那几个，出来！全部给我出来！”
坐在窗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教室讲台前。她们向老师辩解自己只是坐在位子上，没有喊叫，也没有看窗外。于是老师自行从那几名同学中选出五名最常惹事的，带回办公室。第四节课时，她们集体遭受体罚，还写了悔过书，直到中午才回到教室，而这五人之中也包括大姐头。她回到教室后，朝窗外“呸”一声吐了口口水。
“有错的人应该是那爱脱、爱露的家伙吧，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居然不是去抓那死变态，而是叫我们悔过反省，反省个屁！今天又不是老娘我站在那里脱光给人看。”
其他同学纷纷转头窃笑，大姐头又朝窗外连吐了几次口水，但好像还是难解她心头之恨。
从那天起，原本总爱迟到的悔过书五人组，突然变成班上最早到的一群人。只不过，通常整个上午她们都趴在书桌上昏昏欲睡。虽然她们突如其来的转变显得不太寻常，但因为没有特别不当的行为，老师也拿她们没办法。不久后，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某个早晨，大姐头与暴露狂正好在巷子里狭路相逢，当时躲在大姐头身后的其他四名成员瞬间朝暴露狂飞扑而上，用早已备好的晒衣绳和皮带将他捆绑制伏，拖去附近的派出所交给警察处理。后来在派出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暴露狂又落得什么下场，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见到暴露狂。而那五名同学也因此被学校记过，一周不得听课，得在办公室旁的学生会办公室里写悔过书。有时老师们经过还会敲一记她们的额头，说：
“女孩子怎么这么不知羞耻，把学校的脸丢光了，真是不要脸！”
大姐头通常会在老师离开后低声说一句“妈的”，朝窗外吐口口水。
金智英的初潮是在初中二年级来的，相较于同龄人不算早也不算晚，她的姐姐也是在初中二年级才来月经。金智英从小就和姐姐体形相近，就连饮食偏好都差不多，两个人的成长速度也一致，所以长期以来，金智英都是接着穿姐姐穿过的衣服，也早有预感会在初二那年来月经。金智英冷静地从姐姐的书桌下第一格抽屉里取出一片天蓝色包装的卫生棉，并告诉姐姐她来月经的事。
“唉，看来你的好日子也过完啦。”
金恩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金智英不晓得该不该对家人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于是金恩英代替她告诉了母亲。母亲得知此事后，没有任何表示。这天父亲说他会晚点回家，米饭又不够所有人吃，母亲与三姐弟决定晚餐煮泡面吃，顺便把剩饭一并泡进汤里。当母亲端出装满泡面的锅子和四副碗筷时，弟弟抢先把自己要吃的面盛进碗里，金恩英见状朝弟弟的头狠狠地敲下去。
“欸，你自己把面都夹走，那我们吃什么？还有，要等妈妈先盛才对吧，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
金恩英在母亲的碗里盛满了面、汤和完整的一颗鸡蛋，再把弟弟碗里的面夹走一半，装进自己碗里。母亲于是将自己碗里的面再次分给弟弟。金恩英再也看不下去了，大声吼道：
“妈！您就吃吧！以后干脆全部分开来煮，一锅煮一包，每个人只吃自己的！”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妈啦？不过是泡面而已，有什么好小题大做的，一锅煮一包，那谁来洗那么多锅子？你要洗吗？”
“我洗就我洗啊，洗碗、打扫这些事我都会做，折衣服也难不倒我，智英也会做这些事。在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人不做家务。”
金恩英怒气冲冲地看向弟弟。母亲则摸了摸弟弟的头说道：
“他还小嘛。”
“哪里小？我从十岁就开始帮智英准备学校用品，还看着她写作业呢。我们在他这年纪不仅会拖地、洗衣服，还自己煮泡面、煎荷包蛋来吃。”
“他是老幺嘛。”
“什么老幺！我看是因为他是儿子吧！”
金恩英“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母亲百感交集，看着紧闭的房门，不免长长地叹了口气。金智英一心只想着那锅面放太久会不会坨掉，又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一直察看母亲的脸色。
“要是奶奶在世，肯定会臭骂你大姐一顿：‘哪有女孩打男孩头的！’”
老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自顾自吸着面条，于是又被金智英敲了一下头顶。母亲没有特别去哄大女儿，也没有对金智英生气，只默默地舀了一匙泡面汤到她碗里。
“以后要多吃点热的，衣服也要记得穿暖了。”
金智英听说有些同学的爸爸得知女儿初来月经，送了一束花给她们；有些同学则是和家人一起切蛋糕来庆祝。但大部分女同学只会把这件事情与母亲、姐姐或妹妹分享，甚至将月经视为某种麻烦、疼痛、羞于启齿的秘密——金智英的家庭也不例外。母亲似乎也认为这是一件不该说出口的事情，甚至避开直接谈论，只含蓄地舀一勺热腾腾的泡面汤给金智英，表示关心。
那天晚上，金智英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躺在姐姐身旁，她回想着晚餐时发生的事情，关于月经与泡面、泡面与儿子、儿子与女儿以及家务。几天后，姐姐送了她一个手掌大小、附有拉链的帆布包，里面装有六片中型卫生棉。
瞬间吸收、有蝶翼这些类型的卫生棉，都是几年后才逐渐普及的。当时购买卫生棉都会用黑色塑料袋包起来带回家，卫生棉上的背胶也很不牢固，经常粘不住内裤，甚至还会挤成一团，吸收力也不佳。晚上睡觉时尽管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翻身时经血外漏，早上醒来经常会发现衣服、被子上沾有血迹，尤其夏天穿着轻薄衣物时，血迹更是清晰可见。每当金智英早上睡眼惺忪地起床准备上学时，她来回穿梭在厨房与客厅之间，洗脸，刷牙，吃早餐，母亲总会被她身上沾着的经血吓得惊慌失措，急忙戳着她腰暗示她快去更换，而她就会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仓皇地逃进房间。
比起经期的各种不便，更令她难以忍受的是痛经这件事。虽然她早已从姐姐那里听说，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但是每到生理期第二天，经血量就会变得特别多，胸部、腰部、下腹部、骨盆和臀部，甚至是大腿，都十分肿胀酸痛，仿佛有人在用力拉扯或扭曲这些部位一样。虽然学校医务室会提供热敷袋，但由于装满热水的红色热敷袋体积实在过大，还有股很浓的橡胶味，金智英总觉得敷着那个东西好像在到处宣传自己正处于生理期，感觉不是很好；要是吞一颗对头痛、牙痛、痛经都有效的止痛药，则会引发恶心、头晕等副作用，所以还不如干脆硬撑着。毕竟是每个月都会有的事，每次又都会拖上好几天，要是习惯性地依赖药物，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事。
金智英一只手扶着下腹部趴在房间的地板上，另一只手在写作业，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世上有将近一半的人每个月都要经历这件事，要是哪家制药厂能开发出有效又没副作用的生理痛专用止痛药，肯定会发大财的啊。”姐姐递了一个装满热水、包裹着毛巾的矿泉水瓶给她。
“就是说啊，都什么时代了，癌症能治疗，心脏也都能移植了，居然连个专治痛经的药都没有，真是的！难道药效发挥在子宫里会出什么大事吗？还是说这里是不容侵犯的圣地啊？”
姐姐指着自己的下腹部说。金智英抱着热水瓶咯咯笑着。
后来，金智英转学到一所离家十五分钟车程的女子高中，并在一家要搭半个小时公交车才能到的知名补习班补习，周末则经常搭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大学附近的商圈吃喝玩乐。自从升入高中，她的生活圈瞬间扩大，才发现原来不仅世界极其广大，就连变态也极其繁多。在公交车或地铁上经常有不经意的咸猪手擦过你的臀部和胸部，也有一些变态者会明目张胆地紧贴着你的大腿或背部磨蹭；还有那些补习班哥哥、教会哥哥、家教哥哥，会莫名其妙地把手搭在你的肩膀上，顺着你的后颈向下滑，眼睛还不时地盯着你的衣领和衬衫纽扣之间。然而，女孩子往往只是选择回避、逃离现场罢了，从不敢吭声。
就算是在校园内也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总有男老师喜欢捏女同学手臂内侧较细致的肉，拍她们的屁股，或者手在她们背部的内衣扣环处上下滑动。金智英读高一时，班主任是一名五十几岁的男老师，他总喜欢拿着一支伸着食指的“爱的小手”，每到检查制服名牌时，他就会假借检查之名，戳女学生胸部，甚至在检查制服时也会掀开女学生的裙摆。有一次，早会结束后，班主任不小心把那支拍子留在了教室讲台上，于是经常被检查制服名牌的一名大胸部女同学便走向讲台，狠狠地把那支“爱的小手”摔在地上，一阵猛踩，将它踩得支离破碎，然后忍不住情绪崩溃。坐在教室前排的同学赶紧将散落一地的拍子碎片捡起，扔进垃圾桶，坐在她邻座的同学则不停地安慰着她。
相较于其他需要打工的女同学，金智英还算幸运，只需往返于学校和补习班。那些身处打工环境里的女同学，遇到过太多会借故接近她们的老板，不是以穿着或工作态度需要改进为由，就是以打工薪水作为要挟，甚至有客人自以为付了钱除了能买到商品，也能顺便买到性骚扰年轻女孩的权利。这些女同学的内心深处早已逐渐累积了对男人的恐惧和幻灭，但她们尚未察觉。
某天，补习班开设了一堂特别讲座。金智英听完课程和讲座之后，早已是深夜。她站在公交车站牌下打着哈欠等车。突然，一名男同学向她打招呼：“你好。”她看了对方一眼，觉得虽然有点面熟，但并不认识，心想应该是一起补习的同学，于是尴尬地点了点头，作为回应。而原本站在离她三四步远的男同学，随着夹在两人之间的其他乘客逐一搭车离开，悄悄地移动到她身旁。
“你搭几路公交车呢？”
“啊？干吗？”
“感觉你好像期待有人送你回家似的。”
“我？”
“嗯。”
“没有啊，没有，你先走吧。”
金智英很想问对方“你是谁？你认识我吗？”，但是直觉告诉她最好不要跟对方说那么多，她故意转开视线，望向马路上闪烁的车灯。终于，她等的车来了，她假装没看见，刻意等到公交车临关门的最后一刻，才赶紧跳上车。没想到，那名男同学也紧跟其后追了上来。金智英频频通过车窗反射的影子偷看那名男同学的背影，只要一想到对方应该也在通过车窗看自己，她就不寒而栗。
“同学，你还好吗？哪里不舒服吗？来，这里给你坐。”
一名看起来像是上班族的女子，满脸倦容地将自己的座位让给吓得冷汗直流、脸色惨白的金智英。金智英为了向她求救，紧抓对方的指尖，不停地向她使眼色。她没有领会到金智英的求救暗号，反而一直询问：
“身体很不舒服吗？是要我带你去医院吗？”
金智英摇着头，为了避开男同学的视线，她刻意把手放到下面，举起大拇指和小指，比出电话筒的手势。女子来回看了看金智英比出的手势和表情，歪头思索了一会儿，便从包包里取出手机，悄悄递给了她。她低着头，遮挡住手机屏幕，赶紧发了条短信给父亲：“我是智英，快到公交车站接我，拜托。”
公交车快要抵达家门口的车站时，金智英急迫地望向车窗外头，却不见父亲的身影。那名男同学就站在她身后。车门终于开启，虽然她当时非常害怕下车，但夜那么深了，她也无法刻意坐过站绕去其他陌生的社区。她在心里默念、祈祷着：“拜托不要跟来，不要跟来，不要跟来……”她下了车，站在四下空无一人的站牌前，男同学也紧跟其后下了车。下车的人只有他们俩，偏僻的公交车站旁就连一名路人都找不着，甚至路灯还出了故障，周围一片漆黑。男学生紧贴在吓到全身僵硬的金智英身后，低声说：
“你每次都坐我前面啊，还会笑着传讲义给我，每天都会在教室走廊面带微笑地对我说，‘我先走了！’怎么今天却把我当成色狼呢？”
金智英吓傻了。她根本不知道坐在后座的人是谁，传讲义时自己又是用什么表情面对别人，也不记得对挡在走廊上的人说了哪些话，还请对方借过。就在这时，原本驶离的公交车突然停了下来，刚才那名上班族女子跳下车喊道：
“同学！同学！你忘了这个！”
女子将原本自己围着的围巾拿在手上，一边挥着一边朝金智英跑去，那围巾一看就不像高中生金智英围的。男同学见状骂了一句：“两个臭婊子。”快步离开现场。女子跑到站牌下，金智英也瞬间跌坐在地，放声大哭。这时，父亲才从巷子里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金智英对女子和父亲简单解释，说那名男生是补习班的同学，但自己对他毫无印象，感觉他是自作多情误以为金智英对他有好感。他们三人并排坐在车站前的长椅上，等待下一趟车到来。父亲对女子表示，自己因为临时跑出门，身上没带一分钱，本应该帮她拦辆出租车才对，实在不好意思，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好好答谢。女子挥了挥手，说：
“出租车更可怕呢。这位同学好像吓得不轻，您多安慰安慰她吧。”
但是金智英那天回到家以后，反而被父亲严厉地斥责了一顿，为什么偏要去那么远的补习班补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金智英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
后来母亲主动联络了那名女子，表示不管是出租车费，还是小礼物，哪怕是一杯咖啡、一袋橘子也好，希望能向她表示谢意，但她最终还是婉拒了母亲的谢礼。金智英觉得应该亲自向女子道谢，于是再度打通了电话，女子表示幸好没发生什么事，也安慰金智英，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这世上有太多奇怪的男人，是那些人有问题，绝对不是你的问题。”听完这番话的金智英突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女子在电话那头又补充道：“但你要相信，这世上好男人更多！”
最后，金智英决定不再去那家补习班上课，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入夜，她便不再靠近那个车站。她的脸上不再有笑容，和陌生人连眼神都避不交会。她害怕所有男性，在楼梯间和自己的亲弟弟相遇都会不自觉地尖叫，每次在这种时候，她就会想起女子曾对她说的那句话：“不是你的错，这世上有更多的好男人。”要不是这句话，她恐怕要花更长时间才能走出这段阴影。
原以为与自己无关的亚洲金融风暴，居然波及金智英的家庭。身为公职人员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是捧的铁饭碗，裁员、提前荣退这些事情，仿佛只会在金融界或大企业里出现，没想到在公务员之间也掀起了一股组织调整风潮，父亲惨遭主管劝退，希望他可以主动请辞。父亲的同事各个都吃了秤砣铁了心，无论如何都要死赖着不走，撑到最后一刻。父亲亦如此，但心中依旧忐忑不安。虽然之前薪水不多，但至少每个月的收入都很稳定，他一直很自豪，可以用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尽管他一如往常地认真工作，脚踏实地，没有做错任何事，但生活还是出现危机，这是令他最感错愕又彷徨失措的。
当时金恩英刚好就读高三，尽管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她还是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努力守住课业成绩。虽然她的成绩没好到名列前茅，但是整个高三那年，她的成绩节节提升，最后得到了她自己也满意的联考成绩。
母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大女儿，要不要选填一所位于地方城市的师范大学，这是母亲苦思许久才想出的办法。因为眼下情况是老一辈人已经被社会淘汰出场，而年轻一辈则还没投入职场、找到工作。原以为退休后会有保障的父亲也变得饭碗不保，下面还有金智英和弟弟要抚养，经济却持续低迷。母亲希望金恩英可以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一所毕业后较容易找到安稳工作的大学就读，更何况师范大学的学费也比其他大学便宜。但是当时公务员和教师早已是热门行业，进入师范大学的门槛创下历年来新高，以金恩英的联考成绩，虽然可以顺利进入首尔的大学，但要挤进首尔的师范大学根本无望。
金恩英的梦想是成为电视制作人，当然早已想好要填大众传播的相关志愿，也已按照自己的成绩列出有机会考上的学校，并找出这些学校往年的论述考试[韩国的大学联考在每年十一月进行，考完的周末是各大专院校各自举办的论述考试。——译者注]资料来阅读。因此，当母亲提议就读师范大学时，金恩英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便断然表示不愿意。
“我不想当老师，我有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我也不懂为什么要跑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读大学。”
“你要想远一点啊，还有什么工作比当老师更适合女生的？”
“当老师有什么好的？”
“早下班啊，还有寒暑假，又容易有休假，等你以后有了孩子还要上班就会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确实是一份能兼顾小孩的工作，那应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工作才对，为什么只有对女生来说是好工作？孩子难道是女人自己生的吗？妈，你也会对儿子说这些话吗？你也会劝弟弟去读师范大学？”
金恩英和金智英姐妹俩，从小到大从未听人说过要她们找个好老公、嫁进好人家、当个好妈妈、会做饭这些话，当然，她们也的确从小做过很多家务，但那只是单纯帮父母分担家务而已，她们认为这是身为儿女本来就应该做的，并非因为自己是女孩才要学做这些。随着姐妹俩年纪渐长，父母亲最常叨念她们的也只有两点：一是生活习惯或仪态，例如走路要抬头挺胸，把书桌整理干净，不要在灯光昏暗的地方看书，书包要整理好，要跟长辈问好之类的；二是叫她们去读书。
这年头似乎已经不再有父母认为女孩不用读书，或少读一点也无所谓，女孩和男孩一样穿制服、背书包去上学，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孩也和男孩一样思考着自己的出路，规划自己踏入社会后的未来，并努力竞争，只求能在这社会中生存。两姐妹成长的那个年代，刚好赶上女权意识抬头、女性地位提升，社会风气是鼓励并支持女性的。金恩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政府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相关法案，而在金智英二十岁那年，即二〇〇一年，国家行政机关则出现了“女性部”[资料来源：女性家族部官网。现已更名为女性家族部。此行政机构与中国台湾的“行政院性别平等会”相似，主要负责女性相关政策，成立于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五年六月扩张改组成“女性家族部”。——译者注]，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女性”的标签就会默默地遮住人们的双眼，转移人们的脚步，使人走回头路，这总是令人感到惊讶、困惑。
“更何况我连自己会不会结婚生子都不知道，噢，说不定在那之前先没了小命也不一定，干吗非得想那么远，反而不能做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呢？”
母亲转头望向贴在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一言不发地凝视许久，地图的边边角角早已被磨得老旧泛黄，上面贴有几张绿色和蓝色的爱心贴纸。那是金恩英当初把原本要用来装饰日记本的贴纸送给金智英，建议她把想去的国家标示出来，最后金智英把贴纸贴在了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金恩英则把贴纸贴在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母亲问她为什么想去那些国家，金恩英答道：“感觉那边韩国人比较少。”对那些贴纸背后的含意，母亲也心知肚明。
“好吧，是妈不对，我不应该出那主意的，先把论述考试准备好再说。”
母亲说完转过身。
金恩英突然叫住母亲：“是因为学费比较低的关系吗？还是因为未来出路比较有保障？因为毕业后马上就能赚钱吗？爸的工作都已经难保了，下面还有两个小的弟弟妹妹要养，是吗？”
“是啊，多少也因为这些因素，但这些原因只占一半，另一半主要还是我觉得教师是很不错的职业。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母亲诚实地回答了女儿的提问，金恩英没再说话。
金恩英找了一些小学教师的资料，与升学指导老师也面谈过好几次。亲自走访了一所位于地方城市的师范大学后，她买了一份该大学的志愿表带回家。这次反而是母亲劝她三思，因为母亲自己就曾为家人和手足放弃过梦想，比谁都明白那些委屈。不知从何时起，母亲与舅舅几乎不再往来，当初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后悔与埋怨日渐加深，最终，那份心理伤痛也搞砸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金恩英向母亲解释，自己绝不是什么牺牲，她重新思考过电视制作人这份工作，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个职业，只是怀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准确地说，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她都不知道。其实从小她就很喜欢给弟弟妹妹念故事书，指导他们写作业，也很喜欢一起做手工，所以觉得自己的性格应该更适合当老师。
“的确就像妈所说的，老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早下班，有寒暑假，稳定，最主要是要去教那些小毛头，多酷啊！当然，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吼叫也不一定。”
金恩英把志愿单递进了那所她亲自走访过的师范大学，最后顺利被录取了，也幸运地抽中了学校宿舍。那年，金恩英还未满二十岁。母亲在难掩内心喜悦的女儿面前，叮嘱了一些她根本听不进去的话，教了她一些简单的生活自理方式，便返回家中。母亲趴在空荡荡的金恩英的书桌前，放声大哭，懊悔自己不该让那么年轻的金恩英独自离家生活，应该让她去读自己真正想读的学校，不应该把女儿的一生变得跟自己一样……她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心疼女儿，还是在心疼当年的自己。
“姐姐是真的想去上师范大学，她每天都抱着学校手册睡觉呢，你看，都被她摸得皱巴巴的了。”
金智英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么说才能给予母亲一点安慰。
母亲接过那本学校手册，看着页角折痕处已经被金恩英翻得快要剥离脱落，才终于止住了眼泪。
“真的呢。”
“妈，你都养她快二十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她的性格吗？姐是那种会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的人吗？她是真的喜欢才做这个决定的，所以妈也别再自责了。”
母亲的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神情也逐渐开朗，她走出房门，独留金智英自己在房间内。没有姐姐的房间显得有点陌生、冷清，但金智英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独自使用这个房间，她开心得仿佛要飞上天一样，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高声欢呼。这是她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她甚至希望可以马上把姐姐的书桌搬出去，改放一张床在那里，能够睡床一直都是她的心愿。
金恩英选填的大学志愿，对全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父亲最终选择了提早荣退。剩余的人生还很漫长，世界却出现了极大改变。办公室里每个人的座位上都逐渐摆上了计算机，但父亲只会用两只手的食指一一敲打键盘。他早已到可以领国民年金[国民年金是韩国的养老保险，扣除比例为工资的4.5%。——编者注]的年纪，工龄也符合领取年金的规定，父亲想趁还可以领大笔退休金时，赶紧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尽管如此，老大才刚上大学，下面还有两个孩子要养，父亲却选在这个节骨眼离职，就算是涉世未深的金智英，也看得出这是个风险极高的决定。金智英对父亲的决定有些不安，但是出乎意料地，母亲反而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担心，不责怪，也没有劝阻父亲。
领到退休金的父亲决定自己做生意，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提议一起从事与中国的贸易。父亲听此建议，决定把大部分退休金投进去。母亲这才表示极力反对，不愿再坐视不管。
“孩子他爸，你过去抚养我们一家人已经够辛苦了，谢谢你，现在开始好好享福吧，干脆去游山玩水，别再提什么中国贸易了，连中国的‘中’字都别说，你要是投资，我马上跟你离婚。”
金智英的父母虽然不常对彼此表达爱意，但每年一定会两个人单独出国，也经常深夜出门看午夜场电影，或者小酌几杯再回家。他们在孩子面前从未吵过架，每当家中需要做重大决定时，母亲就会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父亲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会听从母亲的意见。两人结婚二十年来，父亲一意孤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选择退休，接着在不了解当前经济形势的状态下，就想要贸然经商，两人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情感裂痕。
两人关系依旧紧绷的某天，父亲准备外出，在衣橱里翻找着某样东西，他问母亲：“那个在哪里？”母亲默默地从衣橱的抽屉里取出一件靛蓝色针织毛衣递给他。“还有那个，那个在哪？”母亲又帮他找出一双黑色长袜。“再给我那个……”母亲帮他戴上手表，开口道：
“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的人是我，你有其他更擅长的事情，所以还是打消那中国贸易的念头吧。”
父亲最终真的放弃了那项事业，决定好好开店做生意。母亲将当初为投资买下的公寓转手卖掉，赚到了一些房价上涨的差价，加上父亲的退休金，她用这些钱买下一个新盖的商住两用大楼中位于一楼的店面。其实以这店面的价格而言，地段并不算很好，也不沿街，但母亲似乎还是认为有投资价值，因为周围的老旧住宅正在改建成社区型公寓，而且既然要做生意就得有店铺，与其每个月付租金或买还要交附加费的二手房，不如干脆买新店面。
父亲经营的第一家店是韩式炖鸡专卖店，当时有一家连锁炖鸡专卖店正流行，于是父亲选择加盟，刚开业就吸引了许多客人，甚至出现排队的长龙，生意好得不得了；然而，没过多久那股热潮就慢慢消退了。父亲的生意虽然不至于惨赔，却也没赚到什么钱，最后关门了事。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炸鸡店，名义上是炸鸡店，实际却是贩卖酒精饮品的酒馆，每天都要营业到凌晨。早已习惯朝九晚六的父亲，因为长时间熬夜工作而急速衰老，没过多久，便以健康为由草草收场。此后他又开了第三家加盟的连锁面包店，没想到才开业不久，附近便陆续进驻了类似的店，甚至在父亲的店的正对面，又出现了一间同品牌的加盟店。同质性商店过多，导致大家的生意都一样惨兮兮，不久后，开始有一两家面包店撑不下去，纷纷关门大吉。没有店租压力的父亲还算撑得久，但随着附近进驻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咖啡厅，里面还兼卖面包之后，父亲也不得不承认这门生意依旧以失败收场。
金智英念高三那年，也和姐姐念高三时一样，家里的经济陷入困境，父母亲为负担孩子将来所需的开销疲于奔命，反而无力顾及他们当下的状态。金智英的校服都是自己洗，也会顺便帮弟弟洗，便当也是她自己做，自己带；她还会监督弟弟读书，顺便做功课，就这样度过了高三。虽然她有时也会感到心力交瘁，很想放弃一切，但是姐姐不断地鼓励她，说上大学之后会自然瘦下来，也会交到男朋友。姐姐上大学后的确瘦了不少，还交了男朋友，这对金智英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等真的顺利考完联考，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学费父母能否负担的问题，于是趁母亲暂时回家为两个孩子准备晚餐时，提到了担心父亲健康、生意、剩余存款的话题。虽然她的确担心母亲会不会聊着聊着突然崩溃痛哭，或者趁这机会叫她自己想办法筹学费，但母亲最终只用一句话安抚了她焦虑不安的心。
“先考上再说吧。”
后来，金智英考上了一所位于首尔的大学，就读人文学科。当时家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余力关心她选填的志愿，所以这是她自己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大学总算考上了，接下来她又开始担心起钱的问题，母亲很坦白地对她说，至少一年的学费是有的。
“要是一年后家里还是像现在这样，就看是把房子还是店铺卖了，一年后应该也不用太担心钱的问题。”
高中毕业典礼那天，姐姐带金智英和两名朋友一起去喝酒，那是金智英人生中第一次喝醉酒，初尝的烧酒滋味出乎意料地甜，所以不知不觉连喝好几杯，最后醉得不省人事。姐姐几乎是把金智英扛回家的，父母亲只是把姐姐说了一顿，没再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