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家诉讼》
陈源斌
《万家诉讼》这部小说，是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况下写成的。
1990年底，我正在数百里外的农村深入生活，忽然得到消息：我在省城居住的简易宿舍楼深夜失火，一幢楼全部烧毁。我以最快速度赶回省城，面对的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
墟，包括手稿、藏书(7只书橱)在内的所有家产，均荡然无存。全家人只好凄惶地寄居在临时安置的小旅馆单人房间里，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
面对骤然降临的天灾，我的内心竟然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我的真实想法是，与其沉浸于自我悲痛和他人怜悯之中，不如写一部小说。
失火的第二天，我在小旅馆房间里摊开纸笔开始写作，恰好一位分管宣传文化的省级官员来慰问受灾人员，看到我一声不吭地憋在房间里埋头写小说，她吓了一跳，以为我头脑受刺激出了毛病。
实际上，我当时非常冷静，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说。为此，我选用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农妇状告村长，告
到乡、县、市公安部门，又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角，从而激荡波澜，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感觉和质量之外，还注意使用了“讨个说法”之类的生活用语——lO天以后，这部小说顺利完成，取名《万家诉讼》。
事有凑巧，就在写作此稿期间，我收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既高瞻远
瞩，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中篇小说。没过两天，赵虹又来信要求“即使不惊心动魄，总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者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时间内，她一共来了整整lO封催稿信(后来，我把这1O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青社的《小说》杂志，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第5期“小说书简”栏目)。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刚完成的《万家诉讼》寄给了赵虹。《中国作家》随即在1991年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
稍后，同年的《小说月报》第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第8期转载了这部小说。《中国文学》则将其翻译成了英、法两种文字。《人民目报》和《作家报》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
至此，距火灾已近4个月，这部小说的数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慰藉。不过，它的好运似乎还在后面。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
中心、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当时，
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选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小说月报》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做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
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1O期上，这样评价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使这部小说走向了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L·费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还与我的另几部小说《安乐四陈》、《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惊维扬》一道被翻译成英、法文字，作为我的个人专集出版。中国台湾一家资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也许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
岁月倏忽，我写《万家诉讼》时刚满35岁，依照文坛惯例，属于“青年作家”。迄今整整1O年过去，已经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历程由青春而壮岁，更多的是俗世磨砺红尘煎洗，所经所历所阅所感，其中遭逢毁誉褒诟，无限滋味，对创作者尤为弥足珍贵——前人常言“文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或许，当骤遇天灾人祸时，你反而能稳住心境积聚精神借助笔墨，衍化胸中块垒为精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