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洋装、燕尾服,还有笑脸。“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是的。”“这个男孩?”“你想要什么?”我转过身:“你想要什么?”我看了看坐在车里的法里德,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你知道吗,隔了几年,我在战场撞见那个军官——真主的行为真是幽默。我在梅曼那④附近的战壕找到他,胸口插着一块弹片,流血不止。他还是穿着那双靴子。我问记不记得我,他说不记得了。我把刚才告诉你的跟他说了,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我开枪射他的睾丸。自那以后,我就有了使命。”“你口渴吗?”阿塞夫说,满脸坏笑。“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两腿之间。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摸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我?”阿塞夫眉毛一扬,“这里是我的地盘,问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阿塞夫坐在我胸膛,一张发疯似的脸被缕缕晃动的头发围绕着,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他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戴着拳套,作势悬在肩上,他举起拳头,准备再次击落。阿塞夫的嘴巴无言地扭曲,欲言又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最后他说。他站起来,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两圈,又坐下。“我们挨家搜索,把男人和男孩抓出来。我们就在那儿,当着他们家人的面,把他们干掉,给他们颜色看,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他现在几乎是在喘气,“有时候,我们破门而入,走进他们的屋子。而我……我拿着冲锋枪,在屋子里一通扫射,直到烟雾弥漫,挡住我的视线。”他倾向我,似乎要跟我分享什么大秘密。“如果你没那么干过,一定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站在到处是靶子的屋子里面,让子弹纷飞,忘掉负疚和悔恨,知道你自己品德良好,善良,高尚,知道你自己在替天行道。真叫人兴奋。”他亲吻念珠,转过头,“你还记得吗,贾维德?”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哇!哇!太棒了!”“求求你,别再打了。”“那就是你在马扎挨门挨户所做的?清走垃圾?”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这对我来说竟然有些病态的魔力。③Babrak Karmal(1929~1996),1979年至1986年任阿富汗总统。注释:“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当然,”阿塞夫在身后说,“我没有说这是免费的。”②英语中有句俗语,“A bad penny always turns 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他无须担心。我永世不会忘记达乌德汗推翻国王那天。成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达乌德汗的名字,就能想起哈桑举起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哈桑说人们会叫他独眼龙阿塞夫,而不是吃耳朵的阿塞夫。我记得自己对哈桑的勇气钦羡不已。阿塞夫退开,发誓说他会给我们教训。他已经在哈桑身上实现了誓言。现在轮到我了。我在报纸上看过有关马扎里沙里夫的哈扎拉人遭到屠杀的新闻。那在塔利班攻陷马扎之后就发生了。马扎是几个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我记得早餐后,索拉雅给我看那篇报道,她面无血色。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狠狠揍阿塞夫一顿。我想没有吧,怎么可能呢?那是我第一次跟人打架。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朝人挥过一拳呢。“我只想要这个男孩。”“求求你,停下来。”索拉博说,泪水又从绿色的眼睛涌出,和眼影混在一起。“把它放下,哈扎拉人。”阿塞夫气急败坏,“把它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相比之下,我刚才对他做的,不过是温柔地拧拧耳朵罢了。”年纪较大的卫兵不安地说:“可是老爷……”“别再打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一座装潢精美的大房子。我们穿过门廊——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那两个男人带我上楼,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对翠绿色的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摆在距离颇远的屋角。墙上钉着绣有麦加地图的祷告地毯。年纪较大那人用枪管指指沙发。我坐下。他们离开房间。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身子,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小腹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小腹上下移动、上下抚摸,慢慢地,温柔地。“那是我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变得如此强硬,也许是临死一搏吧。“我真奇怪,”阿塞夫说,“我真的很奇怪,为何你那么老远来?阿米尔,为什么你那么老远来,就为了一个哈扎拉人?你为什么来这儿?你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真棒!”他们欢呼,“跳得好!太棒了!”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身子随着音乐前后晃动,嘴角挂着淫亵的笑容。“我们走!”索拉博说,他拉起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被痛击过的身体每一寸都在发痛。阿塞夫在我们后面叫着。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在西方,人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说,“他们管这个叫种族清洗。”阿塞夫把卫兵唤进屋里。“我要你们听着。”他对他们说,“再过一会,我会关上门。然后他和我会处理一点陈年烂账。你们无论听到什么,都别进来!听到没有?别进来!”“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去吧,带上他。”阿塞夫指着门说。“种族清洗。”阿塞夫喃喃自语,品味着这个词组。“把它放下!”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符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⑤Urdu,巴基斯坦官方语言。“别再打了,老爷。”他说,嘶哑的声音颤抖着,“别再伤害他。”塔利班在说话。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我在找一个男孩。”“那么,给你。”阿塞夫说。我把索拉博扶起来,压碎的葡萄粘在他裤子上,如同海贝吸附在码头上,我帮他抹掉。还有结局,当然。结局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想我会永远记得。“很好,我来告诉你。”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波勒卡其区,1980年,就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③掌权之后不久。我被逮捕那天晚上,一群士兵冲进我家,用枪口指着父亲和我,勒令我们跟他们走。那些混蛋连个理由都没说,也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冲进富人家里,将他们投入监狱,给志同道合者树立起榜样。”“快走,”索拉博说,拉着我的手,“我们走。”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是的。”在我记忆中,跟阿塞夫打架的情景栩栩如生,真叫人吃惊:我记得阿塞夫在戴上拳套之前打开了音乐。在某个时刻,长方形的祷告毛毯,织着麦加地图那张,从墙上松落,掉在我头上,它上面的泥土弄得我打喷嚏。我记得阿塞夫抓起葡萄磨着我的脸,他咬牙切齿,滚动着血红的眼睛。在某个时刻,阿塞夫的头巾脱落,露出几缕长及肩膀的金色头发。“是的。”“那是表演吗?”我抚着脸颊说,惟求声音别暴露我心里极大的恐惧。“告诉我为什么。”阿塞夫说。他的牙齿轻轻咬着索拉博的耳垂,在上面游走。他的额头流出汗珠。“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塔利班说。他说的时候神情愉悦,好像一个男人在描绘他参加过的盛宴。“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我记得的大体是这样的:他的拳套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他第一次击中我时,我浑身发冷,但很快,我的鲜血就温暖了他的拳套。我被甩到墙壁,一颗本来可能挂着画的钉子刺进我的后背。我听到索拉博的尖叫,还有手鼓、手风琴、雷布巴琴演奏的乐声。身子撞到墙壁上,拳套击打我的下巴。被自己的牙齿噎住,将它们吞下去,我想起自己曾花了无数时间刷牙、清牙缝。被摔倒墙上。倒在地板上,血从破裂的上唇流出来,滴污了淡紫色的地毯,腹部阵阵剧痛起伏,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呼吸。我的肋骨断裂,声音跟折断树枝一样,从前哈桑和我经常拿折断的树枝当剑,像旧电影里面的辛巴德那样决斗。听到索拉博的尖叫。我的侧脸撞上电视柜的一角。又是一声断裂,这次正中我左眼下面。我听到音乐声,索拉博的尖叫声。手指抓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向后,不锈钢闪闪发亮,它们挥击过来,断裂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的鼻子。咬牙忍痛,发现我的牙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齐整了。被踢中。索拉博不断尖叫。“你怎么知道?你试过了吗?”“你好。”我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很小,皮肤干燥,长着茧。他手指挪动,跟我扣在一起。我又看见宝丽莱照片上的索拉博了,看到他的手臂抱着哈桑的大腿、头靠在他父亲臀部上的那种神情,看到他们两个微笑着。我们穿过房间,铃铛叮当叮当响。“我要这个男孩。”我又说了一遍。索拉博的眼睛望着我,那是一双任人宰杀的羔羊的眼睛,甚至还有眼影——我记得,宰牲节那天,我家院子里面,毛拉在割断绵羊的喉咙之前,涂黑它的眼睛,给它吃一块糖。我认为我从索拉博眼中看到了哀求。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你必须自己赢得他。”阿塞夫在地毯上打滚,翻来覆去,不断惨叫,双手仍掩着血淋淋的眼眶。“别再伤害他了。”“真的吗?”阿塞夫神色一亮,“种族清洗。我喜欢它。我喜欢它的发音。”“你想要他干什么呢?”他说,然后露出猥亵的微笑,“或者,想要对他做什么?”“你好。”他说。“记得,老爷。”年轻那个卫兵回答说,“我怎么会忘记呢?”“比如说?”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②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眼影混着泪珠,在他脸上冲出两道黑色的痕迹,弄糊了胭脂。他下唇颤抖着,流着鼻涕,“别打了。”他哽咽道。“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我想我会留在车里等你。”他最后说,语气有点抱歉。他没有看着我,“这是你的事情。我……”我们都看着。“什么使命?”我听见自己说,“对偷情的人扔石头?强奸儿童?鞭打穿高跟鞋的妇女?屠杀哈扎拉人?而这一切都以伊斯兰的名义?”突然间,始料不及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勒住缰绳,这些话就统统跑出来。我希望我能将它们抓回来,吞下肚。但它们跑出来了。我越线了,活着走出这间房子的希望随着这些话溜走。“我有我的理由。”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声音颤抖。我希望话不是这么说出口,希望自己没有浑身发抖。诧异的神情在阿塞夫脸上一闪而过。“我觉得这毕竟算是享受。”他冷笑着说,“但是,有些事情,像你这样的叛国之徒永远不会懂。”“让他留下,”阿塞夫说,狞笑着,“让他看看。学点教训对孩子有好处。”“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不断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博尖叫。“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他的名字叫索拉博。”卫兵离开。阿塞夫放下念珠,把手伸进黑色背心的上袋。他掏出来的东西,我早就料到了:不锈钢拳套。我拍拍他的手臂。“你替我做的事情,比我付钱请你做的还多。我没想过要你陪我进去。”但我希望自己不用独自进去。尽管已经知道爸爸的真面目,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站在我身边。爸爸会昂首挺胸走进前门,要求去见他们的头目,在那些胆敢拦住去路的人胡子上撒尿。可是爸爸死去很久了,长埋在海沃德一座小小墓园的阿富汗区。就在上个月,索拉雅和我还在他的坟头摆一束雏菊和小苍兰。我只有靠自己了。索拉博松开弓杯,弹弓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阿塞夫惨叫起来,用手掩着片刻之前还是左眼所在的地方。血渗出他的指缝。血,还有其他东西,像啫喱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那叫玻璃状液,我清楚地想起来。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玻璃状液。“现在可以弄掉那个了,你知道。”他说。“我认为你很渴。”“什么?”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好吧。”我找不到其他话可说。我不想求饶,那只会让他更加痛快。“那么很好。”阿塞夫冷笑着说。他按着索拉博的背,将他推向桌子右边。索拉博的屁股碰到桌子,将其撞翻,葡萄掉了一地。他迎面跌倒在葡萄上,上衣被葡萄汁染成紫色。穿着一圈铜球的桌脚现在指向天花板。“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我想起在恤孤院的时候,负责人给我和法里德开门,说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察曼?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说,他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明知自己这个问题蠢得无以复加,可是想不出有其他可说的。“把它放下!”阿塞夫放开我的喉咙,朝索拉博扑去。泪水流个不停。索拉博摇摇头。“求求你,老爷,”他说,“停下来。”“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在山上,我用石榴扔哈桑,试图激怒他。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红色的果汁染在他衬衣上,跟鲜血一样。然后他从我手里拿过一个石榴,在自己额头上磨碎。现在你满意了吗?他凄然说,你觉得好受一些了吗?我从不曾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但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出去!滚出去!”他高声尖叫。“杀鸡儆猴是最好的表演,老兄。如同一出戏剧,充满悬念。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大众。”他打了个响指,较年轻的那个卫兵给他点上香烟。塔利班哈哈大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香烟差点掉下来。“但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表演,你应该随着我到马扎①去,1998年8月,那才叫精彩。”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我跌跌撞撞打开门。卫兵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在想自己像什么样子,每次呼吸都带来胃痛。有个卫兵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接着飞也似的跑过我们,奔进房间。阿塞夫仍在里面不停喊着“出去!”。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别打了。”“随便你,”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我为什么加入塔利班。嗯,也许你还记得,我过去不是那么虔诚。但有一天,我看到真主显灵了,在监狱里看到。你想听吗?”“为什么?”弹弓被拉满,他的手高举过肩,握着橡皮筋末端的弓杯。弓杯里面有个东西,黄色的,闪闪发光。我将血从眼上眨落,看到那是一个铜球,从桌子的底座取下来的。索拉博将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他朝一个持枪的家伙做了个手势。嘶嘶。刹那间我脸颊发痛,那个卫兵咯咯发笑,手里拿着我的假胡子丢上丢下。那个塔利班狞笑:“这是我最近见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更好一些,你说呢?”他摩着手指,压得它们咯咯响,不断握着拳头,又张开。“好了,安拉保佑,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放下。”“我可以为了他付钱给你,”我说,“我可以汇钱给你。”“我会带他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没听明白。”我拉着索拉博的小手,挣扎着走下门厅。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卫兵在阿塞夫身边乱成一团,朝他脸上做着什么。我恍然大悟:铜球还嵌在他空洞的眼眶里。接着是结局,我就算埋在坟里也会记得。那人的头发涂着啫喱水,厚厚的嘴唇上面留着克拉克·盖博那样的小胡子。啫喱水浸透了绿色的手术纸帽,弄出非洲地图似的污迹。我记得他黑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安拉金链。他俯视着我,连珠炮似的说出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乌尔都语⑤,我想。我的眼睛盯在他的喉结,看着它上上下下,我想问他究竟多大年纪——他看上去太年轻,像外国肥皂剧里面某个演员。但我说出口的只是,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我要狠狠揍他一顿。他那没拿念珠的手不时抬起,厚厚的手指在空气中做拍打状,慢慢地,上下左右拍打着,仿佛他在摸着一只隐形的宠物。他的袖子后缩,我见到他前臂上有吸毒的标记——同样的标记,我也曾在旧金山那些生活在污秽小巷的流浪汉身上见过。“那是我的事情。”“那个婊子近来如何?”我觉得天旋地转,倚着索拉博,蹒跚走下楼梯。楼上传来阿塞夫声声惨叫,如同受伤野兽的哀嚎。我们走出来了,走进阳光中,我的手臂压在索拉博肩膀上,然后我看见法里德朝我们跑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六人一组,被塞在冰箱大小的牢房里。每天晚上,有个军官,一个半哈扎拉、半乌兹别克的东西,身上发出烂驴子的臭味,会将一个犯人拖出牢房,恣意殴打,直到那张肥脸滴着汗水方才罢休。然后他会点香烟,舒展筋骨,走出监狱。进去那夜,他选了别人。有一晚,他挑中我。真是糟糕透顶,我那时患了肾结石,尿了三天血。如果你没得过肾结石,请相信我,那是你所能想像到的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我妈妈过去也患过,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宁愿生孩子,也好过得肾结石。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将我拖出去,他开始踢我。他穿有铁鞋尖的及膝长靴,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玩踢人游戏。他也用它们踢我。他不断踢,我不断惨叫,突然之间,他踢中我的左肾,结石被挤出来了。就是那样!啊,解脱!”阿塞夫大笑,“我高喊‘真主伟大’,他踢得更加厉害了,我开始哈哈大笑。他气得发疯,使劲踢我;但他踢得越重,我笑得越响。他们将我扔回牢房的时候,我仍在发笑。我笑个不停,因为突然之间,我得到了真主的指示:他就在我身上。他要我为了某个目标活下去。”“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婊子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我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我头脑发胀,紧紧压住膝盖,忍住尿意。“如果他走出去,你们放他走!”阿塞夫大叫。那两个卫兵吓得连连点头。他们转身离开,有个去拉索拉博。我默默无语。“奉安拉之名!奉安拉之名!”他说,眼睛大大地瞪着我。他将我的手臂摔在肩膀,背起我,朝卡车飞奔而去。我想我尖叫了。我看见他的拖鞋嘭嘭蹬着地面,甩打着他粗黑的后脚跟。呼吸很痛。然后我看到了陆地巡洋舰的车顶,被放进后座,看到发皱的米色坐垫,听见车门打开的叮叮叮声音。一阵跑步声绕过车身,法里德和索拉博匆匆谈了几句,车门用力关上,引擎发动。车子猛然前冲,我感到额头上有只小手。我听见街道上的声音,几声呼喝,看见窗外的模糊的树朝后退去。索拉博在哭泣,法里德仍不停重复着:“奉安拉之名!奉安拉之名!”我嘴唇已经变干了,舔了舔,这才发现舌头也变干了。我翘起脚,又放下。我坐在那儿,双手冒着汗水,放在膝盖上。这让我看起来很紧张吧?我合起手掌,觉得这样更糟糕,干脆横抱在胸前。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面涌动。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思绪在我脑海翻飞,但我根本不想去思考,因为我体内清醒的那部分知道,我是发疯了,才会让自己陷进这一切。我远离妻子几千英里,坐在感觉像地牢的房间里面,等待一个凶手,我刚刚才亲眼看到他杀死两个人。这一定是疯了。甚至更糟糕,这还很不负责任。非常可能的是,我即将让年方三十六岁的索拉雅成为寡妇。这不是你,阿米尔。我体内有个声音说,你懦弱,这是你的天性。这并非什么坏事,因为你从不强装勇敢,这是你的优点。只要三思而后行,懦弱并没有错。可是,当一个懦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愿真主保佑他。“求求你。”“放下。”持着枪械的家伙搜遍我全身,拍拍我的腿,摸摸我的胯下。其中一个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他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穿过前门。那两个卫兵护送着我,走过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坪,经过一排植在墙边的天竺葵和茂密的灌木丛。远处,在院子尽头,有一泵摇井。我记得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特的房子也有这样的水井——那对双胞胎,法茜拉和卡丽玛,还有我,经常往里面丢石头,听它落水的声音。我下车,走向那房子高高的木头大门。我按下门铃,但没有反应——还在停电,我只好嘭嘭敲门。片刻之后,门后传来短促的应声,两个扛着俄制步枪的男人打开门。我们走到门边。“你害怕了吗?”“你知道的,我们将他们留给狗吃。”④Meymanah,阿富汗西北部省份法里亚布(Faryab)首府。卫兵点着头,看看阿塞夫,看看我。“是,老爷。”“完了之后,我们只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阿塞夫说,“如果是他,那么他就赢得自由,你们放他走,明白了吗?”“我们还有些没了结的账,你和我。”阿塞夫说,“你记得的,对吧?”“还好。”我说。事情的真相是,房间突然之间变热了——汗水从我的毛孔冒出来,浸湿我的皮肤。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坐在阿塞夫对面吗?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接着,“别打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准确无误。”法里德驾驶陆地巡洋舰,缓缓开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一座大房子的车道。那座院子在十五号街,迎宾大道,柳树的枝条从围墙上伸出来,法里德把车停在柳荫下。他熄了火,我们坐了那么一分钟,听着发动机嘀嘀的冷却声,没有人说话。法里德在座位上转动身子,拨弄那把还挂在点火锁孔的钥匙。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要对我说。①Mazar,按马扎里沙里夫是Mazar-e-Sharif的音译,在波斯语中即“马扎和沙里夫”,由马扎和沙里夫两个城区组成。“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发笑,但我笑了。笑起来很痛,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但我不停笑着。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劲地踢我、打我、抓我。“真恶心。”我说。阿塞夫眉头一锁:“比如为你的人民、你的习俗、你的语言骄傲。阿富汗就像一座到处扔着垃圾的美丽大厦,得有人把垃圾清走。”“钱?”阿塞夫说,忍不住狂笑起来。“你听说过洛金汉吗?在澳大利亚西部,天堂般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沙滩连绵不绝,绿色的海水,蓝色的天空。我父母在那儿,住在海滨别墅里面。别墅后面有高尔夫球场,有个小小的湖泊。爸爸每天打高尔夫球,我妈妈比较喜欢网球——爸爸说她打得很棒。他们开着一家阿富汗餐厅、两间珠宝店,生意非常兴隆。”他拣起一颗葡萄,慈爱地放进索拉博口里。“所以,如果我需要钱,我会让他们汇给我。”他亲吻索拉博脖子的侧边。男孩身子稍微一缩,又闭上双眼。“再说,我跟俄国佬干仗不是为了钱。加入塔利班也不是为了钱。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加入他们吗?”大约在那时,我昏了过去。“不。”“亲爱的阿米尔。”他的皮肤比其他两个白得多,白得近乎病态,他的前额,就在黑色头巾边缘之下,有颗汗珠渗出来。他的胡子跟其他人一样,长到胸前,也是颜色较浅。“告诉我为什么。”沙发前面摆着一张咖啡桌,底座是X状的,金属桌脚交叉的地方,拴着一环胡桃大小的铜球。我之前见过这样的桌子。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在白沙瓦那间拥挤的茶馆里面,那天傍晚我出去闲逛时走进去的那间。桌上摆着一盘红色的葡萄,我摘下一个,丢进嘴里。我得找件事来想着,任何事情都行,这样才能让脑子里的声音安静下来。葡萄很甜,我又吃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我吃下的最后一口固体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