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社会权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军队,第二是容克地主阶层,第三则是官僚阶层,最后是工业资本家阶层。在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是皇权,皇帝代表四大权力体系运作政权。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上台前后,虽然皇权崩溃,但社会权力基础却未受根本影响,只是权力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工业资本家变成了老大,军队退居二线,官僚阶层仍排在第三,客克地主阶层掉到了最后。可以说,容克地主阶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权力体系的最大输家。
德国容克地主阶层的衰落是从1880年开始的,由于工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各种自然灾害和1895年关税保护的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德国农业已步入衰落的历史发展进程。此时的容克地主阶层已经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而他们经济地位的滑落必然会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纳粹上台后,对农业的控制力已经掌握在政府和纳粹党手中。所谓控制力的关键就是掌握定价权,谁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定价权,谁就拥有着对这个领域相应的控制权。当容克地主阶层失去了农业领域的定价权后,它也同时失去了对应的政治权力。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为了保持军队对纳粹的支持,希特勒不得不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纳粹在经济上对容克地主阶层做了相应的补偿,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
德国当时搞的多项农业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比较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容克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由于纳粹对于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基础被铲除了,整个市场就排除了政治动荡造成的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纳粹政府还对农产品实施价格管制,把价格固定在一个不是太高,但能够给容克地主阶层保证足够利润的空间之内。除此之外,纳粹还给容克们优厚待遇和相应的特权。从经济回报来看,容克地主们在1937年享受着仅比1933年高3%的农产品价格。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担保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不允许农业工会成立,不允许农业工人罢工,也不允许农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上纳粹政府通过管制工会、管制罢工和管制工资上涨,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另外,纳粹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贷款的利息和税收都进行了减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阶层的各种贷款的利息支出从9.5亿马克下降到了6.3亿马克,纳粹上台的三年里,容克地主的农业贷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亿马克,税收从7.4亿马克下降到了4.6亿马克,可见对于容克地主阶层来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阶层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国家上交失业保险的义务。德国当时建立的失业保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会福利系统,但是容克地主阶层可以免予这个负担。1932~ 1933年,容克地主阶层从减少失业保险负担中总共得到1900万马克的好处。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威胁容克地主阶层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破产。这种破产威胁又被纳粹政府“体贴”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放贷者都不容许向容克地主阶级讨债,以免容克地主阶层被逼破产。
纳粹所推行的这套农业政策对大型农场主比对小型农场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些人对纳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容克地主阶层对纳粹的支持。
希特勒拉拢容克地主阶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赢得军队的支持。普鲁士军官团的主要精华都是出身容克阶层,德军中所有姓氏中带有“冯”( von)的将军都是容克家族的后裔,容克与军队是同气连枝,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作为德国军队精英核心的普鲁士军官团受到纳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到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官团是绝不会从事谋杀某个将军这种事情的,而在希特勒时代,这种事情却频频发生。这代表了军队力量逐渐衰落,不过这一衰落与其说是跟纳粹党有关,还不如说是跟国家的关系有关。
其实,纳粹党并没有完全控制军队。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军队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控制,而纳粹党并不直接控制军队。正是因为纳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国的军队,才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即党卫军,而党卫军和德国正规军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换句话说,德国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当时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军队的武装成员不能同时是纳粹党的党员。由于德国军队有永远服从国家元首的传统,当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巧妙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求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军方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主要是他们从理念上基本认同纳粹党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国的军事将领中间,几乎没有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些军方高级将领所希望达成的。但是1939年以后,军方的部分将领开始质疑希特勒的某些决策,并且对希特勒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却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来反对希特勒。
从官僚阶层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旧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分层体系包括有学术背景和无学术背景两类官僚。有学术背景的官僚属于官僚阶层的中上层,这些人都通过了学术认证,纳粹执政对他们来说冲击不大。但下层官僚阶层所受的冲击比较大,特别是一些低层的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官僚,这些人被大量替换成纳粹党的党员。到1939年,德国有150万公务员,其中有28.2万是纳粹党党员。
1933年纳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稳定分子的政策,只对上层公务员中1.1%的人造成了影响。而下层官僚,特别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纳粹党党员。根据1937年德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必须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但是要求这些雇员必须要忠于纳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到纳粹党党章的约束,而是受到公务员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统中具有更高的优先权。整体而言,下层公务员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的影响,而上层的公务员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
从德国的资本家这个角度来说,大体没有受到纳粹太多的影响和干扰。资本家阶层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纳粹管制。一般而言,当时的德国工商业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纳粹党上台之后大幅度获得权力的阶层。第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下,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