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下台,对于“莫内圈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借着这股东风,莫内的老战友,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道,一鼓作气地完成了欧共体扩编和《维纳报告》两件大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却打断了欧洲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又将欧洲抛人了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旋涡。欧洲的政治家们被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搞得疲惫不堪,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意愿和热情,都显著减弱。德国关注通货膨胀,法国担心经济增长,英国对“蛇形机制”热情有余担当不足,意大利等其他欧共体国家看到领头羊们争执不下,群龙无首,只好各扫自己的门前雪,难顾他人瓦上霜了。
面对欧洲整合丧失动力的困局,莫内提出建立“欧洲资源基金”,希望从货币联盟再次突破僵局,但德国财政部长反对这项提议,认为经济整合应该优先于金融整合。石油危机爆发后,莫内又提出欧共体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以便在区内同家中分配石油供应,结果德国同意,而英法反对,只得作罢。
1974年5月,“莫内圈子”的德斯坦,在蓬皮杜去世后,当选为法国总统。已是80岁高龄的莫内,开导着不到50岁的新总统,“欧洲事务最为缺乏的就是权力。讨论有规矩可循,但决策却没有。”这句话对德斯坦的启发很大,他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在莫内的鼓励下,德斯坦在12月的巴黎欧共体峰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计划,这就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制度。
“欧洲理事会”由欧共体的各国首脑组成,相当于欧共体最高的战略决策机构,虽然它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但负有指导欧洲重大政治议题的方向,和制定政策优先顺序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欧洲迫切需要各国首脑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首脑,有义务为超主权的欧共体,提供政治服务。
此时,欧共体已经形成了欧洲合众国的原始雏形,原来由莫内担任第一任主席的煤钢联盟“最高理事会” (High Authority),在《罗马条约》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后来这三大超主权机构合并为“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各自的权力机构整合为单一的“欧共体执委会”(European Executives),这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前身。它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内阁政府,负责欧共体的日常运作。
莫内设计的煤钢联盟“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演变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相当于国家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
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欧共体执委会”、“欧洲议会”就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机构的原始雏形,几乎全部出自“莫内圈子”,未来莫内等人,必将被誉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人。
1975年,“莫内圈子”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已经运行了整整20个年头,莫内本人也已87岁高龄。他没有想到欧洲合众国的道路会如此漫长,在戴高乐当政的10年里,莫内在法国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他仍然在欧美各国享有崇高地位。在莫内的心目中,欧洲合众国的基础,是与英美的联合,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宗旨,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的,并非是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与美国分享权力,共同主宰世界。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欧洲汇率混乱、工业国家经济衰退,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情绪对立,莫内对此深感失望。欧洲内部整合力量的涣散,更使他忧心忡忡,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莫内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曾一度希望德国总理勃兰特来继承他的衣钵,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跟随莫内多年的职员中,他的秘书林格女士,是完全不拿薪水义务服务。她白天为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作,下午5点以后,到莫内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之一,他没有选择家族的老本行银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外交家的事业之中。他正是1957年《罗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堪称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莫内与罗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私人秘书的联络,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每一项具体步骤,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罗家的耳朵里,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当莫内最终向圈子里的所有同伴宣布,他决定退休并解散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极度震惊。欧洲合众国运动在丧失了精神领袖之后,在失落和迷茫中徘徊了整整10年。直到1985年,莫内的左膀右臂们再度拉起大旗,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才再次骤然加速,并直接导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
在莫内退休的日子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这也是1970年《维纳报告》的具体成果。
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就是欧洲货币单位(ECU),这个货币单位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欧元。德法围绕着货币单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按照法国人的设计,欧洲货币单位由“一篮子货币”根据欧共体各国货币加权平均来构成。
在欧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任何一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的浮动,不应超过2.25%,意大利的里拉偏软,被允许浮动的范围扩大到6%。这基本上就是“蛇形汇率机制”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浮动参照的基准变成了ECU。新的欧洲汇率机制被称为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人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千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