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场探险

我该怎么着手，我等着灵光乍现。天知道我该怎么着手。等待期间，我读书。我读到个别科学家并不完全接受海尔达尔的迁移理论。科学家们质疑他的海上孤筏。他们并不怀疑他这么干了，但他们怀疑这与当年人类移居太平洋诸岛的场面不相符。他们觉得这不合理。其中有一个英国女人正在研究波利尼西亚人的基因是不是更接近亚洲人而非南美洲人。如果假设成立，对海尔达尔来说可谓当头棒喝。我得祝他一臂之力。要想挽回挪威的尊严，我就得助海尔达尔一臂之力，别人也做过类似的尝试。有人滑着雪去过南极，一个人，还去过北极。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证明了这些事可行。这自然也是种成就。这是我抹不掉的。但他们并没有以惊人的科学成果造福人类。他们首先造福的是他们自己。或许还造福了一部分挪威的商业，我怎么知道？

我得为此做点儿什么。

但得先把一切安排妥当，得拿到钱，得按计划进行—看上去错综复杂。我怀疑让我来做组织者只能算中规中矩。我有理论，但理论得被证明。这需要感染力。我记不起来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力我有一些，但能感染人吗？有，也是特例了。

而且我已经有了出行前的惶恐，还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去，甚至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行。但我已经开始惶恐了，我是既害怕又期待。

我养成了没事跑机场的习惯。我在练习。我站在出国旅行的人要走的那扇门门口。我不能进去，因为我没有机票。但我站在那儿假装旅客。我还会去咖啡馆坐坐，喝喝茶，其间喝瓶汽水，一个一个店铺逛逛看看。我会在胳膊下面夹一张外国报纸，研究飞机的起落。飞机的动力多么强大，喷气机的声音，声势浩大；飞机的重量上千千克，但它们却能飞起来，还能降落，轻若鸿毛。

这事我每周都干两三次。

我背上总背着个包—旅行包。别人可能以为我外出旅行，而且经常旅行，或者转机路过，可能还是班机延误的受害者。我看上去有些绝望。天气大雾，总有些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你上回坐不出岔子的飞机是什么时候？”我问买热狗的队伍中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激动地摇头表示同意。总出错，错了就得纠正，就得等。像我们这样整天旅行的人就得学会有耐心。他要去巴黎。我们聊了聊巴黎。还好我看了够多关于巴黎的文章，所以他看不出我从来没去过。旅途中的我们，随时分享经验。“你去哪儿？”他问。我说我要去南美洲的秘鲁。他吹吹口哨表示他觉得挺远的。“不像巴黎，没错。”我说。但不管怎么说，巴黎也挺不错的。我表现出长途旅行很无聊的样子。在巴黎度个周末更吸引人，逛逛香榭丽舍，看看卢浮宫。我懂什么，优哉游哉地就好。看看女孩，啊哈，法国女孩。他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我坐机场大巴回特隆赫姆市区。在皇家花园饭店下车，然后踱步直到看见一家卖旅行箱包的店铺。我走进去展开一场对话，大谈我的旅行计划。很远，我要出远门，并且有危险。店员给我看了带密码锁和全套装备的行李箱，价格不菲。我说我得回家考虑一下，于是就回家考虑去了。

我知道我害怕坐飞机，非常害怕。飞机是会掉下来的，几个星期前刚发生过，砰！直接掉海里了。

我听广播里的趣闻，随时捕捉有趣的事，总会派上用场的。这次是广播。一个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我们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如何影响我们的性格特征，比如我们是老大，还是老小。他在广播里娓娓道来。他声称自己调查的对象有一万人，已故的、在世的，有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等，有极端的、保守的。他说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往往比之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智商高一点。与之相对应，年纪越小越容易接受新想法。他们甚至会自己创造新想法，而老大更倾向于拥抱现状—那些父母一辈人所代表的一切。革新都是由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创造的。他们更开放，更极端，更反叛。老大可能会成为自己行业中的佼佼者，能拿诺贝尔奖什么的，但只会在已经建立的安全框架之内。老小自行其道，标新立异，绝不为传统止步。他们总能发现别人都不相信存在的事物，做别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最重大的发现都是弟弟妹妹们干的。

虽然我是老大。换句话说，我的智商可能比我的弟弟高一些，但根据心理学家的理论，他会走上新的道路，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忙着讨好父母，心理学家说，我弟弟不会。如果真是这样，这显然是我成为开拓者的障碍。我又不是想出来证明什么既存的观点。相反，我要有新发现。干革命，至少是科学上的革新。问题是我能不能独立完成。不远万里跑去地球的另一端，就因为我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眼力见儿不对，结果跟显而易见的重大发现失之交臂，这也太可惜了。去太平洋转一圈，结果只证明了什么既存的观点，我不能冒这个险。这样的话，既可惜又屈辱，地图上也不会多一个字。

或许我应该把我弟弟也计划进这次旅行。他和我一起应该是智慧与发现新事物能力的完美结合。另外，他比我年轻得多，只要一点运气，他可能取得的发现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功于我。他激进的态度和我的足智多谋，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大道。未来诺贝尔奖归我，我弟弟也不会有什么微词。据我所知，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野心。

钱。

我需要钱，得找设备，买票。没有钱不可能完成探险。我自己没什么钱，只够维持生计，盈余不多，但肯定会有人想要赞助我这样的人—一个年轻的开拓者，视为祖先争光、为科学添彩为己任的人，钱应该会滚滚而来。我确实没什么建树。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但关键是意愿。大家应该看得到我有美好的意愿，并不一定非得已经有所建树或屡次探险才能引人注目吧。不然的话，只会令人作呕地讨好到一批老年人。而我们小辈将永无出头之日，社会则将承担错失大量新想法的风险：我自己的新想法，我弟弟的，还有别人的。这样就太惨了。

我写了几封信，给政府，还有挪威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机关。我想问他们要小几十万块钱，只要够我和弟弟或许再加几个人买装备上路就成。看着办吧。我尽可能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把我的理论写下来，并给自己塑造了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严肃青年形象。我对自己的理论有所保留。我照实解释，我也不完全确定太平洋曾冰封千里，但我同时指出当年海尔达尔也无法完全确定他的轻木木筏理论是正确的。他赌了一把，有钱人就投钱支持了他。我也愿意赌一把。我还补充说万一溜冰理论翻车了，我还存了点儿其他理论。最不缺的就是理论。我还暗示我有一种预感，我，或者我弟弟，会有新的发现，最好是某种新元素。我很愿意以那个为我们的探险出资最高的团体、机构或个人的名义为这种新元素冠名。我有意识地这样写，心知这样的措辞可以套到钱。以自己命名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我觉得我的那些市场推广的小伎俩已经尽其用了。我说出了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我还做了预算，自己看着还觉得挺专业的。预算配上漂亮的下划线和正确的符号。比如，我在申请总额下面画了两条线。

当然还附上了五年级、六年级野外课的评语。

然后，我就把信寄了。

只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第一个回复，是来自国王的，通过他亲切得力的内阁秘书转达。国王祝这个刺激而有趣的项目好运。潜台词就是我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不是经济上的，没错，是道义上的。我有他做靠山。这种感觉不错。国王都支持我，我觉得钱一定会滚滚而来。我把信复印了，给每个联系人都转发了一遍，作为补充附件。这样他们就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了，让他们感觉一下分量。

但我并没有如愿以偿。

又过了一个礼拜，信挤爆了我的信箱，接踵而来的，都是标准的拒绝信。他们没有把我当回事。关于太平洋探险活动的资助申请回复如下：我们这个机构每天都收到各种活动的资助申请，其中很多我们都愿意批准，但是，等等。总是这些“但是”，就是这样的笔调。我这儿计划着一场光荣的探险，代表挪威的大行军，他们居然称之为活动，才不是什么活动。这是一场能让我们所有人光宗耀祖的探险。居委会搞的那才叫活动。大家决定一起耕耕公共区域的地，种种新草；打电话给邻居问问要不要一起上房顶补补落水管。这叫活动。我的项目是探险，说不定是丰功伟绩，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什么活动。

他们全都一口拒绝。我大概不需要一一点名，但他们都拒绝了。不管了，豁出去了。我来点个名。挪威石油、挪威水电、阿迪达斯、瑞玛1000连锁超市、法国航空、基洛伊旅游公司、北欧航空、布拉森航空、挪威电信、外交部，都拒绝了。另外，研究院还道歉说他们不可能以物资或其他任何形式来给予我支持。连拍拍肩膀说句鼓励的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最后一条特别伤人。海尔达尔当年可是从美国国防部得到了设备和补给。他要为他们测试，比如测试一种驱赶鲨鱼的粉剂。他们肯定是研制了某种新型粉剂。50年前，鲨鱼粉剂研究前沿一定发生过什么重大突破。我也能测试粉剂，但他们说不用了。连我觉得很有把握的劳力士都从日内瓦发了一通沉闷的电报，上面说我项目的目的很有独创性，也很有意思，他们甚至感激我想到让他们来资助的壮举，然后他们插入了一段道歉的话，几乎就像个从句，一个很小但杀伤力很强的从句，直言他们不可能资助我，不管他们有多不情愿。写得就像他们还没有决定似的。就像劳力士也不能做劳力士的主，还另有他人拽着劳力士沉重的线绳—一个为所有重大决定敲板的人，劳力士只能言听计从，而劳力士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机会自然也泡汤了。我本可以手腕上戴个劳力士站着，配上文字说明：力量和诚信是我最欣赏的品质，我独步天下，有国王撑腰，让全人类又前进了一小步，而我的蚝式恒动探险家二号一刻不停，丝毫不错。

然而没有。这让我很失望。要是有个劳力士，我至少可以随时知道时间。哪怕万念俱灰，至少我还能知道时间。作为报复，在考虑片刻之后我联系了造假劳力士的生产商。或许他们赞助基础研究的心态更健康，但还是有差别的。我见过这样的假劳力士。它们又丑又轻，而且秒针是一格一格移动的，不是流畅滑行的。我坐火车周游欧洲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埃格尔的同伴，他差点儿在比萨斜塔下从黑人手里买下这样的表。后来他还是放弃了，虽然那个黑人说：“等等，等等，你来决定，想付多少钱？”我们只是看看塔，太斜了，然后埃格尔建议—谁搞得懂这个家伙：我们应该坐火车去波河河谷，因为他想在历史名胜区打个“飞机”，他是这么说的。另外我还得到了一个住在亚洲某地非常富有的挪威人寄来的拒绝信。一个勋爵，一个富有的挪威勋爵，他拒绝了我。这样一来，我的这场探险的经济基础看上去就单薄了。老实说，与我原来的希望背道而驰。

我得做点儿什么。怀着半绝望的心情，我投身到丰富的探险文学中，看看那些老家伙是怎么搞定资金的。我停在了麦哲伦这儿。他指了条明路。我明白，麦哲伦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他不仅是第一个穿越麦哲伦海峡和太平洋的人—他用了80天横渡大洋，没有经历一场风暴，这让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片太平的大洋，而且他还非常擅长组织和募资。当葡萄牙的资助捉襟见肘时，他就去了西班牙另辟蹊径。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娶了独掌西班牙赴印度舰队大权的人的女儿。这可是一步决胜的棋。然后他进一步得到来自势力集团的支持，包括教会和财政要员。最后他得到了自己的船队和钱，启程出发。许多人认为麦哲伦的功绩比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比亚的都大。无论从道德上、学术上，还是实质上来看，都是这样的。麦哲伦穿越的航道更凶险，横渡的大洋也超越了前人的想象。他比任何前人航行的都久。麦哲伦的不足在于，他没有回来。麦哲伦在关岛附近的小岛上，身上插着毒箭倒下了，英勇就义。

但想法是好的。麦哲伦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了他的探险队。他高瞻远瞩，有条不紊，先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看来我得效仿一下。我得先建立一些有利的关系。这应该还挺快的。

我决定使用麦哲伦模式，现在我站在特隆赫姆的一所高中门口，等着他们打铃放学。今天是周五。我调查到某个集团大佬的女儿在这里上学，就在这所学校。她还挺可爱的。我已经在远处观察她好些日子了。她的父亲是某个总部在挪威的跨国集团的总经理。跟其他挪威相关的公司一样，这个集团的关键词是离岸。这个集团就是个钱仓，股票一直在涨。我给驰骋股市的人打过几个电话，对这家公司的总体印象相当乐观。要是有谁钱多得想找人分的话，那肯定就是他们没错。但写信不管用。我早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关键时刻靠私聊，面对面地。这是做交易的古老方式，或许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拭目以待。

我等的女孩叫爱娃，19岁，比我小10岁。我还没有对她做自我介绍，现在就去做。我要让她喜欢上我，做我女朋友，然后嫁给我。这就是计划。礼物将从她父母那里源源不断地涌来。房子、车子，我想肯定少不了，还有家电，但这些我都会拒绝。或许早在婚礼上我就会提出我的唯一请求，在总经理和他的女儿—新娘跳过舞以后，当我们—我和他—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时，手举干邑白兰地，或许还有雪茄，我会请他资助我的探险。资金总额对他来说不足挂齿，让他无法拒绝。他跟自己的女婿坐在一起，尽管我们第一次见面只是几个月前，但他已经学会像爱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爱我。他的嘴里说不出“不”来。他会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年轻，有冲劲，创意卓绝。他完全被感染了。他当然能看出来我是年轻气盛，但是他喜欢。他喜欢我远大的理想。他会说，他真想亲自参加，但是他做不到，他要操心的事太多，要是20年前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但是现在……他摇摇头。而且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我探险归来功成名就、声名显赫，对他的集团也是有好处的。尽管我的教育背景并不对路。“教育背景不是全部。”他说，“比起你读过的书，你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事更重要。”他这么说一小部分原因也是估计到马上会抱孙子，他也想为我和爱娃提供一点儿经济保障。然后他把他宗教界和金融界的朋友都介绍给我。这样就万事俱备了。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开始走出教学楼。他们下楼走向我守着的大门。爱娃就在其中。她和一些女同学走在一起。她经过的时候，我喊：“爱娃！”她转身停下脚步，以充满疑惑的口气说：“是我。”我自我介绍一番后说，这听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我迷上了她，想认识她。幸好我的外形并不可怕。恰恰相反，我长得还可以。一个肤浅的19岁女孩很可能只因为我的长相就对我着迷。这是自然赐予我的天赋，对此我心存感激。我可以说从来没有利用过这个天赋，但现在算是派上用场了。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决定手段。其实我并不觉得这算处心积虑，这叫务实。我当然也会爱她、尊重她。我想不出任何我不会喜欢上她的理由，就像我会喜欢上任何其他人一样。

她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她的，我扯了个很烂的谎，幸好她吃我这套。我时不时地会去她常去的那个骑术中心骑马。我见过她几次，我说，心里很清楚她喜欢骑马。这我是调查过的。

她有些受宠若惊。她的朋友们羡慕地偷笑起来，迟疑着走开了。爱娃和我单独站在校园边界。爱娃现在就要去骑术中心。我提出开车送她，并向她保证我的动机是真诚可靠的。她看着我的眼睛相信了我说的话。我们走到我的车跟前，车就停在一边，还闲聊了两句。

然后，我就开车送她去了骑术中心，看她骑马。她提出让我试骑一下她的马，但被我推辞了，我说我上次从一匹年轻的野马背上摔下来把膝盖摔伤了，我还画蛇添足地说那是一匹阉马，这个词到这一刻为止还从没在我嘴里出现过。她是个矫健的骑手，跳跃障碍易如反掌。之后我们去咖啡馆。她有些嘻嘻哈哈，但我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探险计划告诉了她。她觉得我志向远大，很了不起。她说，她想从医，这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她在学校里成绩不错，而且很有同情心。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她想帮助那些生病的、不那么幸运的人。我没说出口，但心想娶个医生挺好的，她能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现症状，这样我就不用急着戒烟了。我自己的贴身医生，并且还是我能喜欢上的人。

我问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当她说到她总经理父亲的时候我假装很吃惊。“那是你父亲？”我问，“谁会想到？我以为所有这样的集团老总都住在奥斯陆呢。”但心里清楚他每周两地往返已经好多年了。

“他每周回来一次。”爱娃说。

一切如期顺利进行，我们约好再见面。

我觉得经济问题算是解决了，需要花点儿时间，但只要我把手上的牌打好了，钱基本上肯定会进口袋。现在我需要的是几个好用的人。我应该选谁？海尔达尔只带了男人，实打实的男人。但自那以后，性别社会学前沿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我是不是应该招几个女性探险队员？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正确的，几乎有些矫枉过正。

我就这个问题思考了好几天，越来越倾向于只选择男孩同行，或者是小伙（也有这么叫的）。这个选择有许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探险队从来都是由男人组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女人和男人混在一起通常会以不安与灾难告终；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还从没参加过只有男人组成的团体。我感觉自己缺乏这一经验。我对女人当然没有什么意见，我不觉得她们比男人差，根本没有。可能男人总体而言比女人强壮，纯粹就身体而言。男人举得重一些，跑得快一些。但我听说女人比男人更能吃苦忍痛。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事实就是这样。我认为，如果选出一个只有女人参加的探险队来会给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会让人以为这是一次痛苦的探险。我完全没想过要让自己和我的探险队员们面对痛苦。这次探险跟大多数探险一样，痛苦适中，不多不少。

我并没有像缺男人那样缺女人。

比如，我没有服过兵役。征兵的时候，我拒绝了。同班同学都觉得我很奇怪。那时候，我已经五大三粗的了，为什么不愿意穿上国王的军装？我是反对武器和暴力的，我说。我是和平主义者。我相信和平的解决方式，相信谈判，相信只要尝试，理性终将胜利。面试的时候，我是这么跟警察说的，结果我就去做民事工作了。自我感觉非常正确，我的朋友们也这么做了。如今我看到世界远比我当时想象的要复杂，但原则上我的想法没有变。我不后悔自己没有学习开枪，但我有时会后悔没能和其他男生共度珍贵时光：躺在战壕里，朝官方指定的某些敌人拼命开枪；或者外出滑雪，在雪地里挖洞，再把自己藏进去，或许还有雪暴，听另一个北面来的士兵讲一段粗糙还带歧视的少数民族故事。这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我要组建一个男子探险队。

海尔达尔的男人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第一个，赫尔曼·沃辛格，是海尔达尔在纽约的“挪威海员之家”吃早饭的时候出现的。海尔达尔在纽约向几个杰出的民族志学者汇报自己的理论。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没人相信他那危险的项目。沃辛格走进餐厅的时候，海尔达尔正一筹莫展。在海尔达尔的书中把沃辛格描述为一个衣着得体、体格矫健的年轻人，一个学院工程师，毕业于特隆赫姆的挪威技术高等学院。他来美国采购一些机械零件，并且实习学习制冷技术。他在“海员之家”吃早饭是因为那里有最可口的挪威菜。就在此刻已能看出沃辛格实足是一块探险的好料。他在美国纽约，一个能享用世界美食的城市，但他还是来“挪威海员之家”吃饭，因为他想吃挪威菜。他可以吃日本菜、印度菜、犹太菜、美国菜、阿尔巴尼亚菜。他想吃什么早餐就能吃什么早餐，但他却要吃挪威菜。这就是赫尔曼·沃辛格。这就是他与海尔达尔相遇的原因。

那天早上，海尔达尔对沃辛格提及了他的项目。他只是随口一提。除此之外，两人之间别无他话。但四天之后，在同一个地方，沃辛格表示他很愿意参加这个海上之旅。海尔达尔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认为他是条好汉。“好吧，”海尔达尔说，“那我们就一起。”

后来某一天，沃辛格和海尔达尔闯进了“探险家俱乐部”。他们和丹麦极地探险家彼得·弗洛兴聊了聊，弗洛兴觉得坐印第安木筏漂洋过海这个主意棒极了，他愿意全力支持他们，从此他们就一帆风顺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人承诺给予他们经济支持，只要他们愿意为报纸写文章，并答应在返程后巡游演讲。

“但还缺四个人，四个得力的人。”海尔达尔这样写道，“必须精心挑选，不然在海上与世隔绝地漂上几周后只会出现争吵和叛变。”得赶快找到他们，因为过不了几个月飓风季节就要开始了。他们必须在此之前离开秘鲁。怎么知道人得不得力？海尔达尔没有直截了当地写明。据我所知，政府也没有制订出一套指导方针来。所谓招贤纳士多少有点儿神秘色彩。尤尔·伯连纳在《豪勇七蛟龙》中对这一点就有所表达。一群墨西哥农民遇到了难题，他们的村庄常年被土匪肆无忌惮地劫掠，他们想寻求帮助。墨西哥人在电影里总是那么。说好听点儿，他们总是夹着尾巴落荒而逃。他们是一群货，所以他们去找尤尔·伯连纳，尤尔·伯连纳一点儿都不，恰恰相反，这个倒霉蛋是个浪迹天涯的枪手。他们想寻求帮助，于是就问尤尔能不能带一帮兄弟上街。他们都有枪，无一例外。“不是这样的，”尤尔说，“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得找对人。”对的人和错的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如同昼夜。“那怎么决定一个人是对是错？”墨西哥人问。有办法的，尤尔熟悉，他有办法。之后他就让他们猜他说的是什么办法。首先，就是要看那人是用枪快还是用刀快，或刀枪齐快。最好是那条什么小河这一侧最快的。这是一件事。其次，这一点更含糊，好像是看那人的心性是不是有正气。这份差事的报酬少得可怜，跟没有差不多。但还是有得力的人选出现。那些人一开始都显得自以为是、肆意妄为，但都展现了胸襟和胆识。他们挺身而出，一小部分原因是那点儿象征性的钱，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们路见不平。换句话说，这是个道德问题。最后，算是意外惊喜，我们得知农民才是勇敢的。据说，日复一日、勤勤恳恳耕地务农比整天策马扬鞭、舞枪弄刀更需要勇气。农民是大赢家。“输的总是我们这样的人。”尤尔最后说。不管他是什么意思，反正他是个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海尔达尔也认真考虑过所谓得力和优秀的人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曾在野外熬过冬夜。他们得有某种实用的才能，并曾在野外熬过冬夜。但他不想要海员。他怕要是有能干的海员上了木筏，一旦他成功完成项目，有人会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你的木筏上有海员，不是吗？你们能做到是因为你们比古代秘鲁人更擅长航海。海尔达尔不想要任何这样的流言蜚语。我很理解。我，就我而言，也不想要什么溜冰运动员。我不想事后听人说起来我们发现了古代溜冰鞋是因为探险队里都是一群知道怎么脱冰鞋、扔冰鞋的人。探险队的队长要把好这个关。就这一点，我们很相像，海尔达尔和我。

但海尔达尔觉得无论如何，他还是需要一个会使用六分仪每天在地图上标注木筏航线的人，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熟人—一个有趣的画家，一个会弹吉他的大块头，并且满肚子笑话。他上过航海学院，已经周游世界好几圈了。沃辛格和海尔达尔达成一致，决定给这个画家写封信。

他们还需要一个能摆弄无线电的人，海尔达尔是这么表达的。沃辛格觉得发发气象观察什么的还挺有意义的，只要不是发求救信号，装备一两台无线电对理论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海尔达尔对在木筏上装备无线电这种如此先进的东西表示怀疑，但沃辛格说服了他，有意思的是，最后发现找个人来用小巧的设备进行长距离的无线电联络这事对海尔达尔来说易如反掌。他提到了托斯坦·罗比和克努特·海于格兰。

海尔达尔是1944年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海于格兰的。那时，他已经因为作为电报员参与破坏德军尤坎重水厂行动获得了英国国王勋章，并且刚在挪威完成了另一个相当刺激的任务回来。用海尔达尔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正端着藏有秘密电台的烟斗坐在奥斯陆妇女诊所里，盖世太保的到来让他吃了一惊。纳粹们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整幢楼被德国兵团团围住，每扇门门口都堵着一挺重机枪。盖世太保首领费默亲自站在院子里等着士兵把克努特抬出来。但抬出来的都是盖世太保的人。克努特用手枪开路从阁楼一直冲到地下室，然后从后院撤退，在枪林弹雨中消失在医院围墙背后。我在一座英式老城堡的秘密无线电站与他见面时，他刚回国，为了在德军占领的挪威全国布一个连接上百座发送站的地下无线电网。”

海于格兰一路开枪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干的事。必须这样，那是个残酷的时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开枪杀出一条血路。

我自己当然从没杀出过一条血路。我也不认识谁这么做过。学校里也从未将“杀出一条血路”作为动词短语的例句。杀出一条血路，正杀出一条血路，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出过一条血路。从来没有。

但海于格兰做到了。他杀出了一条血路。不仅如此，他还保住了无线电。

托斯坦·罗比也能做到。战争末期，海尔达尔在芬马克见过他，据说他是个有趣的家伙，蓝眼睛，乱蓬蓬的金发，从山顶的小木屋中爬出来。他在“提尔皮茨号”战列舰上躲了整整十个月，每天给英国发消息，汇报船上发生的一切。晚上，他会连上德军的天线。这肯定是件相当危险的事，甚至有生命危险。最后英国人得到了足够的信息来炸沉“提尔皮茨号”。之后罗比逃去了瑞典，辗转来到英国，最后回到挪威，从德军后方汇报敌情。德国人撤退的时候，他也带着自己的无线电出现了。他的出现正是时候，因为总是“刚刚踩了个地雷”，海尔达尔这么说。换句话说，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方面，罗比经验丰富。

海尔达尔给这三个人发了电报，非常简短，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坐木筏横渡太平洋。他对沃辛格说，他愿意打赌，海于格兰和罗比现在正因为要回家而发愁呢。

“现在”指的是1946年深秋。战争结束后艰难的一年。他们都是杀出过一条血路的人，跳过伞，藏过无线电发射器，进过秘密英式城堡，但现在已经平静了整整一年。据海尔达尔估计，他们肯定很无聊，巴不得出现一个可以舍命一搏的任务。

三个人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他们加在一起就是五个得力的人。但海尔达尔想凑齐六个，因为这样一天24小时的轮值工作就很容易分配，一人4个小时。

第六个人很久以后才从丛林中撑着桨姗姗而来，当时海尔达尔已经到了秘鲁，在那里绷着弦要让木筏及时正确地完工。那个撑着桨留着大胡子从丛林里出来的人，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民族学家。他的名字叫本特·丹尼尔森，尽管海尔达尔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亚马孙地区研究丛林印第安人，但他就这么入了伙。胡子和撑桨这两项好像就够有说服力的了。

这就是海尔达尔的团队：赫尔曼·沃辛格、埃里克·赫塞尔伯格、克努特·海于格兰、托斯坦·罗比和本特·丹尼尔森。他们的年龄在28岁到33岁，都在野外度过冬夜。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担保木筏能把他们完好无损地送到波利尼西亚。专家和闲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轻木制成的木筏不到中途就会沉没。毫无疑问会沉没。人们的确见过这种古老木筏的图片，所以它们不容置疑是存在过的，但大家都认为它们的用途只是沿着海岸线漂一漂，说主要是用于娱乐也不为过。除了海尔达尔本人之外，认为项目可行的人少之又少。我也不知道他的队员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知道所有即将上筏的人都以平均的间隔时间一个接一个去检查了潮湿侵入轻木筏的程度。他们都是在自认为没人看见的情况下去检查的。换句话说，他们都不确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海尔达尔的队员们都是豁出了命去的。他们真是这么做的。内心最深处他们肯定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可能正是这种危险的存在吸引并驱使他们加入项目的。

我听说在冲突地区工作过的记者很难再回到日常的新闻工作中。当一个人从战场上归来，并报道过极端事件，可能还冒过生命危险时，再让他写漫长黑暗的冬季过后迎春的母牛如何饥渴蠢动就没多大意思了。母牛是挺可爱的，但它们没法刺激内啡肽和肾上腺素的喷涌。我猜想海尔达尔的团队肯定有类似的感觉。

参加过战争以后可能就很难再平静度日了。

如果我想要参加战争，那我很可能就得主动去找一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我见过有人没有上过战场也会去做危险的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战场，几乎是因为无仗可打。比如有人会从巨魔墙(1)上，或是高楼上，背着降落伞跳下来。他们当然清楚地知道这种运动有巨大的危险性，但他们还是会去做。他们这么做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太阳眼镜比海尔达尔和他的队员们的丑一些。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他们还是跳了下来。他们直接跳了下去。

我想我要的不是动不动就跳下去的男生。我的探险队里容不得跳脚的。我要实打实的家伙，可以和我一起成长、一起成熟的人。他们不是为了冒险而冒险，重要场合能临危不惧。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我还想要话不多的人。很多人话都太多。我猜想过去的人可能话少一点儿，但可能只是胡思乱想。反正如今的人们，话多得要命，他们不安静下来，我根本无法思考。还不仅如此，因为他们制造的那么多词语会让我陷入无尽的愤懑中，我会变得非常冲动。我冲动的时候思维就会混乱，安静的时候思维才清晰。人都安静下来，一切都安静下来，我才能清晰地思考。

我想要可以激励我的男生，他拥有我没有的知识。我们一起迎接挑战，让挪威登上世界地图，然后友谊地久天长。这是我想要的。

跟阿汶讨论了一下这个项目—扔土豆。

我首先跟我的弟弟提起了这件事，感觉从他开始比较自然，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之一。我没有什么酷炫的朋友圈。没办法挑挑拣拣整个优秀的探险队出来。但我的弟弟必须上。他很年轻，20岁。算很年轻吧。但他跟我一样高大强壮。而且聪明。

我们兄弟之间关系很好，向来如此。我比他大挺多，所以从来不会构成竞争关系。我是我，他是他。这样很好。他并不是撑着桨从丛林里出来进入我的生活的，但我对他的到来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激动了好几个月。那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在上野外课，当天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天到了。天黑之前一定会发生。我坐在爷爷奶奶家的楼梯上，就在这时，爸爸从医院打电话来，说是男孩。一个弟弟，我有了个弟弟。这就是阿汶初次登场的画面。感觉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阿汶真棒。

我弟弟，他对危险也并不那么陌生。几年前，我们一起骑车，我和他，在仲夏夜傍晚的森林里钓鱼。天是完全亮着的。那天晚上棒极了。我们骑车深入特隆赫姆周边无尽的森林。阿汶当时十三四岁的样子。终于，我们来到一片很不错的鱼塘。我们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走到水边，穿过一片沼泽。我们踩着铺在沼泽上的木板走。我们根本预料不到任何危险，周围一片和谐宁静，附近没有任何人。突然，我们听到不远处一声惊心动魄的怒吼。我们看到几棵毛桦树在晃动。是一头熊。千真万确。我们从来没亲眼看见，但之后几天内从不同的来源得到的消息可以确信，在这个区域发现了熊的踪迹。我俩都在电影院看过让-雅克·阿诺的《熊的故事》，所以我们内心深处都深信不疑，那是熊的吼声。我们就站在那里，在渺无人烟的地方，还光着脚，为了蹚过沼泽我们都把鞋脱了。不穿鞋的人是脆弱的。我们很脆弱。熊在吼，吼声凶猛。谁都不会怀疑，它不是发情，也不是想交个新朋友，而是死亡与毁灭。我其实跟阿汶差不多害怕，但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沉着正确地做出反应。我赶着阿汶躲进了眼前的一座船屋里。门锁不上。我们坐到船屋里一艘手划船的横座上，开始穿袜子、穿鞋。阿汶都快哭了。我们包里有蜂蜜，本来打算泡蜂蜜茶，让夜晚更惬意。惬意的夜晚，我们就别做梦了。我们怕熊会闻到蜂蜜的味道找到船屋里来把我们逼到角落，然后结果了我们。但躲在船屋里比在外面更糟糕，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坐在那儿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包围了。我逼自己和阿汶冲出去直奔自行车。我们不得不朝吼声传来的方向跑出一段距离去取我们的自行车。我们使出全力狂奔。感觉草木皆“熊”，上百只熊。我们跳上自行车，撒腿骑走。过了很久，我们才放松下来。一个小时后，我们遇到了两个人，对他们讲了刚才发生的事。他们嘲笑我们，说肯定只是河狸。才不是什么河狸，我见过、听过的河狸多了，知道那个声音肯定不是河狸的。他们嘲笑我们。

等我们让挪威登上世界地图了，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除非阿汶有什么事瞒着我，要不然这肯定也是他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或许算不上非常可怕。反正多年以后坐着沙发回想起来不能算，但已经够可怕了。虽然是仲夏夜，但从多方面考虑应该也能算是冬夜，应该称得上是在野外度过冬夜了。在这个探险队里由我决定什么算冬夜，什么不算。这肯定能算是冬夜。这就是冬夜。

阿汶和我去了趟森林，我们一边散步，我一边讲出了我详尽的理论。我谈到了冰川，谈到了远古时代。我自认为言之凿凿，但阿汶表示怀疑。连我的亲弟弟都表示怀疑，那在所有与我非亲非故的人中迎接我的会是怎样的非议？不敢设想。

波利尼西亚有上千个岛，他说。上千不至于吧，我说，“波利”是很多的意思，不等于上千。不管怎么说，假设，他强调假设，真有溜冰鞋这回事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溜冰鞋会留在哪个岛上？问得好。我一边散步，一边沉默地斟词酌句。加油！我想，快想！想，想，想！我得想通它。我得理清思路，巩固理论。疑问越多越好，胜利也就越有价值。过了一会儿，阿汶问我有没有听到他的问题。听到了，我当然听到了。

我有一个答案。首先，我知道海尔达尔从哪里出发又从哪里登陆的。这是个起点。哦？阿汶点点头。其次，我们可以找张地图画出海尔达尔的航线，从中推测出如果他没有触礁搁浅的话最终会到哪里。

“换句话说，我们的探险完全基于海尔达尔的行程。”阿汶说。

“可以这么说，”我说，“但主要是基于风向。”

“风向？”阿汶问。

然后，我对他解释说我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我们要去的那个区域的风向相对稳定。如果风可以带海尔达尔漂洋过海，那它也能带一队踩着溜冰鞋的原始人过去，也就是说它能带我们过去，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吗？”阿汶问。

我耸耸肩。“我们愿意呀！”我说。

我们在坡上停下来喘口气。阿汶跟我说他的新尝试。他开始扔土豆。只是偶尔，他说，在外面。有食用土豆和种植土豆两种土豆，他说，但还有用来扔的土豆，就是那种既不能种到地里又不能吃进嘴里的土豆，就得扔掉。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一直背在身上的土豆，用一把匕首一分为二，给我一半。然后他把他那半扔在石头上。土豆应声碎裂朝四面八方飞散。他鼓励我也这么做。疯了，我说。但我照他说的做了，很有满足感。破坏的乐趣，阿汶说。这可不容小觑。破坏。他不认为这是在浪费粮食。只要下次他烧土豆的时候少烧一个就行了。这样就扯平了。

“很好，很好，”我说，“不过，探险的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参加。”阿汶说。

事关建设而非破坏。

阿汶说他仍然想参加。那理论呢？他愿不愿意站在它背后，支持它？

还行吧。他说他得再想想，但他还说他认为我应该有些后备的理论，万一这条不靠谱，我们得准备两条理论当退路。“比如呢？”我问。“我们得带些石蕊试纸，”阿汶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测一测东西的酸碱性。石蕊试纸可以快速拯救动摇的探险队。”

“好。”我说，“那你负责石蕊试纸。”阿汶得意地笑笑。我能看出来这个任务能让他成长起来。

“另外，我还有自己的睡眠实验。”他说，“研究一下温度和湿度对睡眠的影响也挺刺激的。”

睡眠实验？这个他之前没跟我说起过。

他给我讲解了一下原理。

阿汶的睡眠理论：每晚睡6～8个小时。当然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平均下来差不多是这样。有人自然醒，有人需要精密的机械和电子仪器来唤醒。阿汶提出的问题是：睡眠的极致是什么？如果就这么一直睡啊睡会发生什么情况？多年来，阿汶一直尝试突破他睡觉时长的极限。他深信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只要他睡得足够久，并超过某个临界点，他称之为K点。到目前为止，他成功睡足过17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突破K点。他能感觉到已经离目标不远了。他几乎可以肯定，K点在17～20个小时。但到目前为止，周遭条件阻碍了他睡得更久。电话、声音、环境，环境总是出问题。

或许K点能在波利尼西亚到达，那里的环境肯定更祥和安静。如果阿汶可以请假免除轮值工作的话，他或许可以努力睡一下，从基础抓起。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可能无法让挪威登上世界地图，但又如何。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我握住阿汶的手，欢迎他加入探险队。

这下我们就是两个人了。

别假正经。(2)

我给爱娃—我未来的内当家—打了个电话，问她要不要见面。她觉得我们应该见面。我说我的膝盖好多了，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因为她提议我们一起去骑马。

我疯狂地翻阅起黄页来。姆—阿，马。我飞快地检索到一个马农，求他给我上个速成课。我说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想学骑马，实际上我对马还过敏，但这是为一场伟大光荣的探险拉钱引资所迈出的（许多步中的）第一步。我会在我的回忆录中提到他的，我说。马农说给他500克朗，也许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教会我一些基础，回忆录里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根本无所谓。马农没心没肺，直截了当，我们国家就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给一匹看上去壮硕漂亮的马配上马鞍。马是黑色的，几乎是黑色的。我们牵着缰绳走过来走过去。我尽可能地跟着学。马农解释说这是他儿子的成人礼礼物，已经是10多年前了。他给它起名为“别假正经”，这名字马农从来就没叫顺口过。但给马起名字也不能随随便便，该叫什么就叫什么，要是忽然有人叫它别的名字它会糊涂的，还会发疯。他后悔给了儿子一匹马作为成人礼礼物，因为不明智。他以为这会让儿子走上正途，从此拥有责任感什么的，但事与愿违，儿子很叛逆。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阶段，马农说。他们想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要和父母分道扬镳。他们反抗，偷偷抽烟，还给马起稀奇古怪的名字。那个孩子已经无药可救了。

然后我跨上马背，我要这样把握缰绳，把大约40%的体重放在跖球部上。马农聊起马，聊起动物：我们绝不能信任马，因为马并不特别聪明。它们很自我，还有点儿笨。那些骑马的人摔断了腿倒在天寒地冻的林场里，马搬来救兵的故事跟事实都没有太大关系，都是鸡汤，给孩子喝的。马一心就想休息、吃喝、时不时交配一下。这就是它们想要的生活。少女们喜欢给马的智商和情商加分，但真相是它们头脑相当简单。大多数少女也是一样，所以她们注意不到。对付马一定要坚决，千万别怕使劲。我现在坐在马上，就要问自己：我和马有联系吗？我与这匹马有没有联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很快就会有危险。因为马很强壮，比我强壮得多，桀骜不驯，后患无穷。

我和马有联系吗？我拽一拽缰绳，马就向右或向左转，言听计从。马农说这可以比作打电话。先找到要拨的电话号码，然后拨号码等回答。要先等有人接电话才能开始说话。没人接就说话是没有意义的。那叫白费口舌，咬聋子耳朵。马也是一样，得先取得联系，再发出信息。我说我听明白了。我电话打得还挺多的，很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

我们开始做动作。我骑着“别假正经”。马农骑另一匹马跟在边上。他让我要找到节奏，摇摇脊背，手肘夹紧身体两侧，缰绳长长地垂下去，膝盖和大腿夹紧马身，跟上马的节奏。

比我想象的要轻松。慢慢地，我们小跑起来。开始我只是跟着上下蹦跶，很随意，很不雅观，但慢慢地我就明白了，我要双腿用力，这样就能形成波浪形运动。坐在高处指挥这么高大的动物真带劲，可以说是以自然的方式在自然中穿梭。我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味道好极了，感觉大权在握、八面威风。要是我活在中世纪，我一定会骑马横行乡里，拿小鞭子抽那些穷光蛋。马农说我表现不错，非常出色。少女起码得花上几个月、几年才能达到我这水平。教成年人就是爽，马农说，只要稍微成熟一点儿就行。但马场的经济基础都是靠那些少女支撑的。她们骑啊骑，怎么也骑不够。而且她们放眼望一望到处都是朋友。她们的朋友们也要骑。就这样财源滚滚了。

我跟这匹马有联系吗？

应该是算有吧。

马丁。

我坐着电车，身上都是马味儿。我对面坐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家伙。我看到他在读某报上的体育版。在看关于罗森博格队的文章时，我们攀谈起来。说到一个踢飞的点球，太能扯了。他很好看，金发，高大，但看上去有点儿累，显得疲惫。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紧张地四处张望一番，然后回答说他是学社会人类学的，主攻课题是聚会文化和泡妞，另外还捣鼓些电脑。

问他对南方文化有没有了解？他说有呀，这怎么跑得了。比如他去过非洲，四处转转，跟土著聊聊天，学点儿东西。波利尼西亚怎么样，去过吗？他说没有，但他读过许多关于当地文化的文章，都存在脑子里了。我为什么要问？

他叫马丁。我们握了握手，找了家咖啡馆。我摆出了我的理论，马丁专心地听，问了些问题，让我明白我是在跟有能力的人打交道。资金到位了吗？比如他会这样问。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说，资金已经到位。就这么简单。马丁相信了。毫无疑问，他自己也很想出去闯闯。他专业课题已经做太久了。好多聚会，好多妞，好多好多，真的。她们满大街追他。她们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她们觉得马丁不能总是以在写关于泡妞的论文做幌子。她们觉得这个借口太烂了。马丁很开放。这些事都是一杯咖啡说完的。我们本来不认识，但他信任我。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妞们想追他。白天他已经不能去大学了，只好晚上去。他不参加聚会的时候，或者和之前不认识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助学基金也在追他。该死的助学基金总是死缠烂打。不背助学贷款的人生只是一场远在天边的梦。还款计划连本带利早就做到了21世纪中叶。还款到期催讨已经五六回了，每回都是最后期限前那一个小信封把他救了回来。他身无分文，捉襟见肘。马丁的梦想是鼓起勇气上门找助学基金把旧账一笔勾销，抽一天时间出来找助学基金聊聊交个朋友，杯酒泯恩仇，一了百了。助学基金肯定也跟大多数人一样：一帮子朋友在一起凶神恶煞似的，但一对一的时候立马掏心掏肺。问题就是得亲自找上门去。也听说有人心平气和地跑过去，结果直接上了铁镣。传言那儿有间房叫铁房—国家助学基金铁房。在铁房里逼人签合约送去北极圈做苦力。铁房里不知签过多少这样的生死契。

马丁唯一的希望是飞来一笔横财，这样他就可以还了债一身轻。课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颠覆式创新，他说。这是人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史无前例的跨界。这种联结在很多人看来是牵强的、匪夷所思的，但并不代表不会引起轰动，很可能会带来一大笔钱。一开始，课题的这个部分只是藏在一小对括号里，但现在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了。这将成为整个课题的脊梁骨。马丁又紧张地四处张望一番，然后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大卷厚纸。还没完成，他说，在城里没办法着手，因为太多女孩在追他。聚会太多，他需要安静的环境完成它。这将是他的毕生心血。

我打量了一下纸卷，尺寸很大，几乎像海报，上面是某种表格，条条框框，像极了元素周期表。马丁点点头。这是女孩周期表，他说，可了不得了。他只让我看了一眼就把纸又卷了起来塞回背包里去了。表完成以后，他估计自己的电话会让广告公司、猎头公司，以及海内外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打爆。他要给自己开个好价钱。我问马丁有没有兄弟姐妹。他说他有几个哥哥，他是最小的。“最最小的？”我一边问，一边已经看见军乐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机场迎接我们凯旋，行李箱里装满新发现，还得有人为我们在记者群中开道，同时绘图员把挪威画到了世界地图上，一劳永逸。

“最最小的。”他说。

“准备好去波西尼亚了吗？”我问。

“什么时候出发？”马丁说。

阿澜、阿汶和马丁。

我们仨。

英国纯种、阿拉伯、汉诺威、匈牙利基特兰、比利时阿登、利皮扎、多勒马，爱娃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细数自己骑过的马的品种。我从没骑过野马，但家马—我喜欢叫它们埃库乌斯·卡巴鲁斯(3)—我还是挺有经验的。我爱死马了，我说，有点儿担心我表现得过分夸张。想控制一下自己，但没有成功。马原产于北美洲，我继续信口开河，但很早就迁徙到了亚洲，然后到欧洲和非洲。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美洲那时候可能就已经美洲化了。感性、商业而混账。第四纪的时候马就在美洲灭绝了，可惜又可耻。但幸好很多马已经到了其他洲，它们在那些地方幸福地生活下去。我觉得自己很像马，所以我经常骑马。

爱娃已经动心了。她怎么会不动心。对她来说，我肯定是个完美的男人，比她大好多，生活经验丰富，还跟她一样深爱骑马。我们是天作之合。

我们来到骑术中心，我竭力装出自己是这里的常客。那儿的经理觉得我是个跳梁小丑，那也没办法。我们在马厩里转了转，每人选了匹马。我的眼睛开始痒痒，流鼻涕。我时不时就出去转一圈擤个鼻涕，透透新鲜空气。把马牵出去以后肯定会好一点儿。对爱娃，我就说我有点儿感冒，因为几个星期前我光着膀子骑过一次，虽然天还很冷。我太投入了，我解释说。爱娃说她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这样的马痴。过敏真是件天杀的事，让我无法靠近自然，离间我和那些本来可以做我朋友的动物—马、狗、猫和其他动物。我受不了它们。我身体里估计有什么脆弱的基因成分。我和爱娃的孩子估计也会过敏。那样的话，爱娃就得另找爱好了，而我只能假装不能骑马是重大的牺牲。但一件事归一件事。

我们选好了各自的马，然后给马装上马鞍。我偷偷看着爱娃熟练地装马鞍，自己也尽量照做。她没看出来我之前没干过这事。她瞎了。爱情让人盲目。她肯定是爱上我了。

现在我们开始骑马。我靠着两天里积累的经验驾驭，就一会儿，爱娃就想撒开腿跑。这难度级别我跟马农还没学到。我依葫芦画瓢地模仿她的动作，忽然之间我的马就飞奔起来。真他妈快！这种速度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些该死的马（整个物种），还有第四纪，居然没能把它们赶尽杀绝。我的前方传来爱娃的笑声。少女的笑声欢乐莫名。她很愉快。她生机盎然。我咬牙跟上。前面跑着的可是钱呀，我告诉自己。成千上万克朗，能把我打造成探险家和科学家的钱。我使劲挤出跟她一样高亢的笑声，好让她听到并觉得我们是在同甘共苦。我的笑声极不自然。假笑。我想这是迈向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吼着全世界最假的笑声超过爱娃，弯下腰躲一根树枝，将将躲过，但乱了节奏。骑手最怕的就是乱了节奏。爱娃注意到了，并做出了反应。又来了一根树枝，我已经无计可施，树枝击中我的肩膀，砰！我摔下马背，该死的马继续冲进树林，躲进黑暗的树干之间，消失了，跑得还挺自在，自得其乐。蠢货，头脑简单。我却躺在这里，苔藓都进了内裤。爱娃掉转马头回来的时候，我试图躲避她的视线。她下马弯下腰担忧地看着我。

我背疼。那儿疼可是最可怕的。但我说只是擦伤，一点点皮肉伤，不致命。

“你到底骑过几次？”爱娃问。真相时刻突如其来。

“那个啥……”我尴尬地笑。

“你笑得好诡异。”她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直击灵魂的拷问。我开始回顾人生。我看到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成年？我从来就没成年。回顾了一遍我毫无建树的人生。我没造过的房子。

阿澜躺在这儿，没有为祖国添过一块砖，加过一片瓦。我像剧情片里那样握住爱娃的手，平静而毫不做作地呼出一口气。

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先是为自己还活着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活着，但是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残酷的现实在那里等着。爱娃坐在我身边，还有我的父母、爱娃的父母。羞耻一瞬间涌上心头，但所幸稍纵即逝。这场面是不会让我屈服的，我心想，不管是我还是探险队都不会屈服。

“你在那匹马上干什么？”我父亲问我。

“你大概并没有像你自己说的那样经常骑马吧。”爱娃说。“大概没有。”我说，然后循循善诱地举了超人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的例子，他1995年从马上摔下来瘫痪了。他可是个经验丰富的骑手。换句话说，这也是常有的事。“这当然是常有的事，”爱娃说，“但你骑得并不多，是不是？”

“不多，”我说，“我骑得并不多。”

来了个医生，说我走了狗屎运，只是有一点儿小小的脱臼，并无大恙。只是一点点无伤大雅的良性腰椎间盘突出，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多亏了我良好的身体素质，他说，然后就走开了。他看上去简直有些生气，我竟然那么侥幸。该死的马，我说。然后我问爱娃愿不愿意嫁给我。我真这么做了，直奔主题，像男人该做的那样。“你愿意嫁给我吗？”我问。发问之前，我本应该盘算一下时机的，但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不说就晚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云云。爱娃吃了一惊，她不想嫁给我。她问我是不是疯了，然后跑出了房间。我想追着她跑出去，但是我的腰椎间盘还突出着，我只好躺着。我看到我父母在看我，还有爱娃的父母，他们起身要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转向爱娃的父亲—总经理先生，问他有没有几分钟时间。他眼神有些飘忽，但大约觉得自己不应该拒绝给予我这个刚捡回一条命的人一丁点儿他的时间。我为他讲解了我的理论并快速草拟了一份预算需求。他笑了。他喜欢我这种毫无畏惧、直言不讳的精神。他要握我的手。他说现在就需要我这样的人，刚刚在一场冒险中生还就开始全情投入策划下一场。他问我是不是因为这个才对爱娃感兴趣的，他让我不由得揣测他是不是也会使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我就是因此才对她感兴趣的，我说，但同时我也觉得她很可爱，并且心地善良等。的确，总经理说，她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他的夫人拽着他离开了。她认为他不应该关心并接近一个刚向他们19岁的女儿求婚并遭到拒绝的人。但他离开之前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心存很大的希望，觉得很快钱就会滚滚而来。

我在医院到目前为止都过着贵族般的生活，躺在那里喝喝果汁，给潜在的赞助商和旅行社打打电话，问问机票价钱什么的。我床边就有电话。现代的挪威社会真了不起，到处都是电话，蒸蒸日上。

马丁来看我。他激情燃动，因为他为太平洋冰盖建了个电脑模型。他给我看他打出来的几张图片，看上去很有冲击力，很好。冰又蓝又硬，跟我在理论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持续西风。他说他打算往程序里放一个溜冰的人，看看如果我们让他（当然也可以是她）从秘鲁海岸出发最后能到达哪片陆地。马丁建议溜冰鞋可以是用黄金打造的。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那里有的是黄金，就没别的了。黄金溜冰鞋。我喜欢这个想法。我也喜欢马丁可以顺着理论继续独立思考。他跟我一样，是一个独立解决问题的人。我们齐心协力。探险还刚刚在筹备阶段，我们就已经齐心协力了。黄金理论好就好在黄金是不会生锈的，也不会朝任何不好的方向变化。黄金永远是黄金。天荒地老年，黄金恒久远—万径人踪灭，黄金永不变，哪怕在水下待上几百年。我们只要沿着海底找发光发亮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比找锈铁容易多了。

马丁走后，我躺在那儿想象这趟旅行的样子。我们要怎么去？这我还没有想清楚。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可以溜冰横渡太平洋。那样的话我的理论就是铁证如山了。然而并没有冰，我们只能用其他方法。当然我们可以把海尔达尔的行程再来一遍。造个新的木筏走老路，那样我们就重新证明了海尔达尔的理论，并且一定会在某片陆地的某处找到藏在珊瑚深处的黄金溜冰鞋。我们还可以直接去波利尼西亚，坐飞机去某个岛找溜冰鞋。这些我都得想清楚。我得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都是队长。我得做决定，得有队长的样。

我从医院图书馆借来了一本关于各种大探险之旅的书，为我的探险项目做准备。在探险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矛盾的情况，我一定要果断而公平地处理。那些老探险家出发探险时都会带上武器，但他们只有必要的时候才会使用。估计武器傍身本身就对队员有些威慑作用。他们必须清楚，如果他们敢捣乱，我也不知道招呼他们的会是手枪还是鸟枪。我是不是应该搞一把手枪？这个可以考虑一下。但很可能我的领导才能在于心智的掌控而非粗暴的武力。老船长库克为我如何成为明智的队长献计献策：“开始的时候，船员们都不愿意吃酸菜，于是我使用了一个在船员中屡试不爽的方法。每天，所有长官的餐桌上都会摆上酸菜，所有的长官无一例外都得到指示必须吃完。船员可以自己选择吃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或者碰都不碰。但这个方法只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就必须给每个人固定的配额，因为这就是船员的脾气和秉性，不管给他们吃什么，这东西对他们有多好，他们都不会听话地咽下去，你只会听到他们对提议的人的埋怨。但一旦他们看到他们的上级很喜欢吃，那这个东西就成了世上最好吃的美味佳肴，提议的人就成了大好人。”

要是我的队员们拒绝吃酸菜，我就知道该用什么招了。我们可不想在路上得坏血病，那是不容分说的。牙齿掉下来，指甲脱落，门儿都没有。队员们只要看到我这个队长吃了，他们肯定也会有胃口一起吃。

埃格尔是个蛋人，埃格尔是个蛋人，埃格尔是个海象。咕咕咕啾……(4)

一个老熟人来医院看我，是埃格尔。他就是我们坐火车周游欧洲时想买假劳力士的那个人。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熟人，还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俩在大学里厮混的时候，经常一起去品红酒、喝咖啡，一起听披头士的CD。

我看到他的一瞬间就明白了，他一定要参加。首先是因为我喜欢他。我们在一起其乐无穷，向来如此。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很有幽默感，眼里常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他的知识还挺丰富。或许算不上很有好奇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觉得什么都刺激、看到什么都着迷的人。他可能有点儿太无所谓，但他语言能力强，他会很多语言。他懂文学、艺术，甚至语法的价值。在兄弟姐妹中，他排行中间。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创新者，但也不是既成事物的盲目追随者。不足之处可能是：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家，不是运动爱好者。他离不开自己的咖啡、香烟和沙发。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应付探险中可能出现的压力。

但我们以前也一同经历过险境，反正应该算险境的预演，好几次。比如，我记得我已经提到过坐火车周游欧洲。火车从勒兹比摆渡码头出发之后在普特加登停了很久，久得有点儿不真实。我们当然喝了好多啤酒，我憋尿憋得想死，但只要火车是静止的就不让人上厕所。最后，我忍无可忍从窗口尿了出去。这是个很绝望的办法。车窗的上半部分可以向下打开一点点，但也就不到十五厘米的样子。我不得不站到那块小桌板上，将将够把尿引出窗外，但我的上半身只能贴着天花板。作案当时，德国海关督察背着自动手枪在站台上不停地来回巡逻。我直接尿在了站台上并希望不被海关督察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发现。之后我从没有因此感到骄傲。相反，这让我很惭愧，但惊险是绝对的。要是我不幸尿在了德国海关督察身上，事情可就闹大了。我们就只能跟火车旅行说拜拜了。我们可能会被扫射飞出车顶，但幸好没走到那一步。唯一的作案痕迹就是站台上的一点儿尿，但很快就被雨水冲走了。祝福这场大雨。

另一次是我和埃格尔在哈尔莫岛—北特伦德拉格某地近海中的一颗明珠，埃格尔的祖先就来自那里，但现在那里已经无人居住。

我们坐着外挂发动机的船出海钓鱼，看鹰，看海豹，然后上岛系了船，喝酒看一个接一个的某届奥运会的直播节目。第二天早上，船没了。半夜大风，船被吹跑了，因为我们系船的技术不过关。那天，埃格尔的一个亲戚乘风破浪而来，用绳子拽着我们的船。他是个宽厚又大度的人，但还是掩饰不住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无能的城里人。我们谁都没有亲戚在太平洋上，出了状况谁都不会开着船来救我们。

我问埃格尔最近忙什么呢。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可忙的。这就是问题，要是忙一点儿就好了。工作也无聊，天气也糟糕，女孩也犬儒。他希望可以去一个得到的乐趣比需要自己创造的乐趣多的地方。

“你是在野外熬过冬夜的人，埃格尔。”我说，并伸手拍他的肩膀。因为我躺着，只能够到那么远。看上去有些无助，但最后还是友好地碰了一下，轻轻一碰。

“我从来不怎么喜欢冬夜。”埃格尔说，“在我不玩《古墓丽影》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卷卷烟，看看电视，或者看书。”

“《古墓丽影》？”

埃格尔用激动的声音解释说《古墓丽影》是个电脑游戏，最好玩的游戏，无出其右，特别宏大复杂，各方面都呈现得很完美：声效、设计、动作、环境。一个现在的他看来远胜于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劳拉·克劳馥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地打坏人、炸房子，又跳又爬又游泳，捡有用的装备外加解谜。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行善。她是无私、无畏、无所不能的。

“女的？”我问。

“什么女的？”埃格尔问。

“你说又打又跳的，但同时又让我觉得你说的是个女的。这有点儿说不通吧？”

埃格尔解释说，现在已经是20世纪末了，从各方面来讲社会都很复杂、很难懂，如果我还觉得电脑游戏使用女性英雄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的话，他很为我难过。

“她长什么样？”我问。

埃格尔猜出了我的心思。“好吧，”他说，“她长得不难看。另外，她有与她纤细的身材相比几乎大得比例失调的胸部。”他耸耸肩。游戏设计师想怎么塑造她是他们的自由。当他们设计到上半身的时候，肯定是左右为难，他们绞尽了脑汁，任务艰巨得难以胜任，得按时交差，总要做个决定，最后他们快刀斩乱麻，顶着各方质疑打造了一对坚挺的乳房。

我看着埃格尔说话的样子。我都不知道他那么喜欢电脑游戏。他要是知道我打算邀请他参加一场光荣的大探险，或许他会选择对这个游戏只字不提。现在我对埃格尔产生了怀疑。电脑游戏，难道不是给孩子玩的吗？说到孩子，我想起埃格尔小时候的一件悬案，悬就悬在这件事有两个版本。埃格尔有一个，妈妈有一个。

埃格尔的版本：有个朋友来找我玩。我们到地下室去玩。妈妈喊我上楼吃饭。朋友留在地下室里。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朋友从地下室上来说他得回家了，他也要去吃饭。我再去地下室的时候发现那里着火了。朋友点了火，然后开溜了。

妈妈的版本：埃格尔和小伙伴在地下室。他们在玩火柴，点着了，还若无其事。埃格尔上楼吃饭，小伙伴回家去了。我们吃饭的时候闻到了烟味，勉强赶在火势凶猛之前把火扑灭。

我在这儿跟埃格尔坐在一起。各方面都不错的小伙，语言能力强什么的，但冬夜里他喜欢打游戏，而且干了坏事还立马抵赖。反正他小时候是这么干的。如果妈妈的版本是正确的，这一点要注明一下，并非千真万确，但也八九不离十。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成年人比小孩多一点儿。这一点孩子们得学会适应。这样的话，我作为负责任的队长不得不自问：埃格尔到底适不适合加入我们的探险队？痛归痛，问题还是要问。

我问埃格尔在学校的时候野外课成绩如何。

“我算中不溜吧。”埃格尔说。

“那打结呢？上回之后，你有没有学习怎么好好打结？”

“一点儿都没有。”埃格尔说，“但上回系船的不是你吗？”

“我记得不是呀。”我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你系的船。我站在岸上看你系的。”

“是我站在岸上看你系的船。”埃格尔说。

“我说过了，我记得不是。”我说。

“是你系的船。”埃格尔说。

埃格尔走后，爱娃的父亲走进来。他来看看我恢复得怎么样，后来又说爱娃和她妈妈都不知道他来的事，也不需要知道。

他穿着一套看上去很昂贵的西装，还有一件好像含驼毛的大衣。还是骆驼最管用，我问他的时候他说。

他想听我再说说探险的事。我说了每个细节，当然不会放过大功告成之后欢呼的人群和军乐队已经在隧道的另一头夹道等待的场景。

他觉得这听上去很精彩，无与伦比。

我说我需要个几十万克朗，他说听上去不多。

“是呀，你都这么说了。”我说。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他签了一张25万克朗的支票。我看着他既写了数字，又写了字母，一个2，一个5，之后四个0。不会看错。他把我的名字写在正确的位置，他的名字在另一边。“但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他说。无论何时，他都不需要沾这件事的光。他不会干预，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感谢。哪怕我们发现了什么基础元素，他也不希望我们以他的名字命名吗？就别提了。基础元素？以他的名字命名？不用，就让它过去吧。这件事永远不要声张。他让我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向我表示一下，因为我让他回忆起年轻时满怀理想的那个自己。他以前也是这样，他说。钱对他来说没多大意义。他有的是钱。他喜欢我那小小的“假动作”，他是这么叫它的。你假装要往左，对手失去平衡，你却往右跑，一个人带球，一个人面对守门员。他觉得这轮操作很舒服。我骗的是他女儿，我假动作晃掉的是她，这件事他只字不提。

“对不起，我骗了爱娃。”我说。

“没事，别去想了。”他说，“她还年轻，以后机会有的是，男孩们排长队呢。还有马。差不多就是换个男朋友换匹马的节奏……”

“不管怎么说，她的心地是善良的。”

“那还用说？”

说这话的是她父亲。

后来来了个医生，跟我说我可以回家了。我问我能不能再躺一会儿，等我的书看完。他说我不能。我康复了。健康的人就跟医院没关系了。他们很严格。我非走不可。

鲁尔。

马丁、阿汶和我一起去吃饭庆祝一下资金到位。我们为爱娃的父亲干了一杯，吃了一顿美味的海鲜。马丁想让阿汶去搞个竖笛。探险队里总要有个人会乐器。学校里学的那点儿竖笛吹奏，阿汶怎么都应该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忘得最少的。不管怎么说，他都比我们年轻许多。他小学毕业也才8年。另外，阿汶还没有定型，不像我和马丁，这是马丁说的。20岁的人还没成熟，还能学很多东西，还有无限的可能。马丁最近几年经历了许多。这些经历让他已经不可能再碰竖笛之类的东西。阿汶怎么都应该还有潜力。这不像游泳或骑车，一旦学会了就能受用一辈子。这是需要努力维持的。我看得出阿汶拼命想找些理由来反驳。厨师走出来问我们菜肴是否可口，我们对口味做了点评。我们去的就是这样的地方—那种厨师会走出来跟客人打招呼的地方。他会这么做可能是因为那是一家高档的小店，他有闲工夫。烹饪昂贵的美味佳肴，他能少烧几桌菜，但赚得跟在翻台率翻个倍的廉价餐厅一样多。我马上认出来厨师是鲁尔，我初中同年级的同学鲁尔。我们一起打篮球，但之后失去了联系。他现在成了一名厨师。就是这样，认识的人一个一个成才了。总是这样，有人自顾努力一阵，想着会发生什么，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也完全找不出什么对得起智商的规律，白驹过隙，一晃多年。但这期间，别人就成才了。完成教育，得到有价值的经验和能力。这些思考我都在瞬间完成。

鲁尔看上去不错。他有些发胖，但看上去不错。

“你看上去不错，鲁尔。”我说，“你有些发胖，但没走样，你看上去不错。”

“阿澜，”他说，“是你呀。”“没错，是我。”“你谢顶了呀。”“谢了，谢了，”我说，“是有些稀疏。”“是呀，那是必然的。”鲁尔说，嘴唇下面还含着唇烟。鲁尔嗑唇烟。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嗑。之前说过，我们一起打过篮球。大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去体育馆打，或者在室外，如果天气允许的话。鲁尔曾在这样一个大休息的时候给我递过唇烟—瑞典唇烟，将军牌的。几秒钟后我就开始头晕恶心，差点儿栽倒在地。我记得自己总认为鲁尔比我厉害。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门外，鲁尔和另一个家伙一起总结着刚过完的周末。我刚在店里买了狐狸糖—那种黄颜色的焦糖块，入口即融，吃完吐口水能吐出一种周围有一圈大理石花纹的黄色液体。白色和黄色好像无法相融，其中肯定有某种复杂的化学关系。我们就喜欢消费这样的产品，毫无怨言。它们的价格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这肯定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买得起，并且能在常去的小店里找到。不久之前，我还打赌说狐狸糖已经不存在了。我以为它消失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它又出现了，还是那么黄、那么浑蛋，但也还是那么好吃。狐狸糖品质过硬，毫无疑问。

我买了盒狐狸糖从店里走出来，就像我提到过的那样。门口，鲁尔和另一个家伙站着在做周末总结。他们去参加了个聚会—年轻人的聚会，留守派对，或许吧。我也不知道。但是留守派对的可能性很大。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聚会，没有人一个人住，我们只有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才能办聚会，但他们总是在家。父母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家。反正晚上是这样，还有周末。但这个周末肯定有谁的父母不在家，鲁尔和另一个家伙就去了。交谈中，我得知那里供应啤酒和其他饮料，有女孩和香烟。经典派对的佐料一样不少。我当时还没有什么聚会经验，我加入得比较晚。我是个很谨慎的男孩，大多数周五和周六的夜晚我都在家度过，和我的父母一起，读读书，打发打发时间。我看《沙皇的信使》或《荆棘鸟》，甚至还看理查德·张伯伦主演的连续剧《将军》。那个周六看的应该是《荒野大镖客》，可能还吃了比萨。

《沙皇的信使》还要早几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鲁尔和另一个家伙并没有那么谨慎。他们不会待在家里看电视。他们喜欢参加聚会。我羡慕地听着。我还记得当时在店门外的那种挫败感。

现在鲁尔成了厨师。

“你成了厨师了呀？”我说。“是呀。跟你们这些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混混相反，我成了厨师。我做得很开心。”鲁尔一点儿都没变，直言不讳，跟以前一样，毫不含糊。“菜很好吃。”我说。阿汶和马丁表示赞同。吃了好菜的人最大的问题是，鲁尔说，很少有人愿意对口味做出有意义的点评。他们知道味道好，但是说不出为什么好。每一个味蕾—我们有许多味蕾，鲁尔说道，都由五十到七十个细胞组成，大约每十天更换一次。这就意味着味觉永远是处于巅峰状态的，除非故意用烟草或其他毒素去削弱它。味觉和嗅觉是紧密联系着的。味觉体验一部分来自味蕾，一部分来自嗅觉。总体而言，对于感官的描述我们都缺乏词语，特别是味觉体验，鲁尔这么认为。“好”是个非常无聊的形容词。对待食物应该像对待艺术、文学和电影一样。鲁尔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找不出理由使用其他词语来形容食物。我其实也找不出。阿汶和马丁也是。“我们同意你的说法，鲁尔，”我说，“我们同意。”鲁尔端了杯啤酒坐下来。他问我过得怎么样。“谢谢，我挺好。”“你那个台灯柱就从来没有车出来？”他问。“没有，我没弄出来，但我有计划，大计划，一场探险。我在招兵买马。我们要去太平洋。冰雪覆盖、溜冰鞋、迁徙理论，许多理论。挪威要登上地图。资金已到位。”“你需要厨师吗？”“我当然需要厨师。”

我之前没想到。我想漏了，这让我很不安。探险队队长应该想得长远。他的思考应该涉及各方各面，比别人要多想一些。所有可能性都应该事先考量，不应该有任何意外。遇到厨师才想到我需要厨师，这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太平洋才发现没有厨师就惨了，随便烧啥吃啥可不行。“你在兄弟姐妹中怎么样？”我问。“这我可从来没想过。”鲁尔说，“还不错吧。你的意思是？”“你是最小的、最大的，还是中不溜？”鲁尔是最小的。

我有了一个厨师。

在海尔达尔的书中，他写到如何成为一个男人。他从来不擅长体育运动。“比赛和运动中的失败者。”他写道。他从来没有像某些男孩那样觉得自己很强悍。他也不是舞蹈课的佼佼者，在女孩面前他总觉得自己很局促。他很害羞，谦虚而内向。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独自散步，收集动植物标本。高中时代到来后，他开始在山里度过假期。他想让自己变强。他从格利特峰（海拔2452米）顶端滑落，因为风雪太猛烈，他无法直立。他也不知道前方有没有悬崖，但还是一路滑了下来。他一个人闯进了冬季雪暴，尽管经验丰富的山民想强行阻止他。海尔达尔和他的狗卡赞，就这样冲进了暴风雪。他想摆脱他所谓的“……娇生惯养的童年留下的后遗症”。什么是娇生惯养的童年？风雪交加中，海尔达尔躺在自己的鹿皮睡袋里，在白雪皑皑的多夫勒地狱里，差点儿被火车碾过，因为他根本无法看到铁轨。其实躺在哪里都一样，他想：“这样就能让男孩变成男人！”他自己写道：“这样就能让男孩变成男人！”

男孩是什么？男人又是什么？

字典只能提供一点点线索。

男孩：男性儿童或还没有成年的男性。

男人：男性成年人。

“成年”是一个关键词。字典里写着成年一部分指的是年龄，一部分指的是精神上的成熟。成熟的意思是完成发展。完成发展，如果说的是身体，这是随便哪个傻子都能做到的，根本不是个事。身体有自己的小命运。身体会性成熟，会赶着我们到东到西。身体自有主张。它是不是成年，我兴趣不大。但我说的不是身体。那成年又是什么呢？可以向银行贷款？有孩子？完成学业？独立思考？我不知道。反正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躺在多夫勒高原的暴风雪中想过“这样就能让男孩变成男人！”。街上见到我的人一定会称我为男人。如果我做了违法的事，报纸上一定会写一个30岁不到的男人干了什么什么事。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成年男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成年。我也不相信别人知道。连托尔·海尔达尔都不知道。我读到过让女人描述理想中的完美男人，很多人都会提到保罗·纽曼。他很帅、很性感，她们说，但同时又很有智慧、聪明、温暖、心地善良（纽曼每年会为生病的孩子和其他人捐赠上百万美元）。他应有尽有，既柔软又刚强。女人喜欢这样的。纽曼也参加过战争。他坐在鱼雷轰炸机中飞越太平洋，比他本来的年龄早熟得多，这我也读到过。许多人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既不成熟也没有年龄。如今年龄根本无所谓，但渴望就是一切。

如果我是1900年出生的，29岁，10月的时候我会经历纽约股市崩盘，之后10年所有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我得排队找一份并不存在的工作。我可能会饿肚子。不得不面对的这一切能不能让我成为男人？可能。但我是1969年出生的，那一年西方世界基本上算是突飞猛进，人类登上了月球，并沉浸在地球的无限可能中。年轻人开始质疑父母的价值观，但据我所知，这从来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的机器不知疲惫地继续向前运转。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1969年出生的29岁的青年，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重大的转折。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千禧年了，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大概都已经过了吧。人们都在害怕这个转折，有些出于宗教原因，人们总是什么都信。那一刻逼近的时候说不定有人会跳楼，或从别的什么可以坠亡的地方跳下去。还有人相信电脑无法运算99到00这个小小过渡。20世纪50年代开发的软件为了省一些字节都没有把“19”放在年份前面。节省字节是一件聪明的事，他们互相这么说。这里省一个字节，那里省一个字节，最后能省出几兆几吉来。不能浪费字节，字节就是钱。他们当时就知道千禧年的时候会出问题，但他们觉得那还很遥远，到时候会有新的系统代替。他们估计根本没当回事，但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只是不断扩容再扩容，基础从来没有换。现在人们都绝望了。他们想让电脑平稳过渡。全世界的程序员都在努力，但是他们来不及。会发生什么大事，但没人知道是什么大事。我其实根本不害怕。

我很期待，好刺激。我只知道很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就像以往过年那样。但有些人很绝望。我读到过美国的三个电脑专家写的东西，当然是美国人，总是美国人，他们为了这个问题工作了许多年，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做到，于是辞职，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偏远地区买了地。他们报班学习如何鞣制皮革，他们囤了水、罐头食品和武器。他们以为供电会彻底中断，油、气和食品供应也会中断。火车不能开。人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可供电脑开机的电源。他们以为每个人只能自求多福。其中有些美妙的东西。这两个小数字，人们选择了省略它们，然后只能自食其果，就像从一座巨高的桥跳下，腿上绑着皮筋，就这样幸福地下坠，年复一年，越来越快，然后，还有两秒就要着地了，这才想起来皮筋有可能忘了绑到桥上。砰！

如果那些悲观主义者是对的，人们只能自求多福，那么自食其力的机会就会接踵出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成熟起来的机会，划着船漂洋过海冒着被射杀的可能取粮食的机会，重建的机会，但是重建总没有新建来得刺激，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耐心等到千禧年新旧交替。我必须全速完成这次探险。我要让好戏上演。

马丁来找我，说他急切地想离开。他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他还给了我一个秘密电话号码，他不得不搞了一个。情况已经不可收拾，全面失控。助学基金和愤怒女孩们的每日来电让他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他关在家里试图继续做女孩周期表系统，但进展缓慢。他习惯每天近午夜时分出去喝一两杯啤酒，但现在做不到了。到处都是女孩，她们都在找他。这也让他无法专注于他的课题。他什么正事都做不了。最近几天，他其实只是做了一张毫无意义的图表，来视觉化他最近几年在特隆赫姆的行动。他是模仿一张瑞典的图表做的，那张图表出现在一本名为《家与我们》的家政教科书中。书是为20世纪50年代的母亲们撰写的。这张图表是基于一个问卷调查做的，调查的内容是全职妈妈如何布置厨房才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关于厨房工作流程的研究在许多国家展开。我们最了解的研究成果是瑞典系统绘制的厨房各组件之间的关系图。经过长期的研究，研究人员找出了通用于大小厨房的行为准线……厨房里的所有工作空间都必须做到最节约步数……到水槽、食品柜和冰箱的距离必须尽可能短……如果柴灶仍在使用或是唯一的炊灶，操作台下必须有柴房。因为炉灶旁没有放木柴的地方，不知道要跑几英里的冤枉路。”）马丁的图表不是用来节约时间或步数的。他声称只是想绘制一下自己的行动。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自己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与现实的关系甚小。当然和他的现实关系很大，但与其他现实关系很小，那些大现实，外面的世界。所以他绘制了这张图表。他看到这张图表的时候，心里一咯噔。他说，他得离开，往肺里灌点儿新鲜空气。他觉得自己一直在混日子，坐车往返于大学、各种咖啡馆、室外、电影院、去埃索加油站买烟、无数的聚会和数目更可观的女孩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旋转舞会，从家出发去大学、去聚会、去夜场、去找女孩，再回家，偶尔这儿那儿开个小差。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主课题服务的，但还是……够了。课题还没有完成，现在已经到这儿了，马丁举起一只手到喉结处，表示一下“这儿”是哪儿。要是他能换换空气，完成女孩周期表易如反掌。他非常不耐烦，几近绝望。我说他应该先冷静一下。我们一切就绪就出发，不会提前，当然也不会等太久。马丁眼神黯淡，但是他明白，他当然明白。他平静地吸气呼气几个来回，然后说他要强调一下，如果我需要出差去做一些关于探险的调查的话—也叫考察，他的人和知识都随时待命。我说我会考虑的。现在我最操心的是怎么找到最后两个探险队员—两个得力的小伙，健康、乐观，有特长。马丁说我应该在所谓重点科学领域寻找支持者，比如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科学是有局限的，他说。反正对探险来说是这样，具备一些硬核的科学知识还是有用的。

云浮。

我站在大学的某条走廊里。我、马丁、阿汶、鲁尔，还有待定的埃格尔。我有这些人，还有钱。“康提基号”上有六个人，一天24小时完美均分，每人4小时轮值。我想要组个七人的队。这样我们还能有点儿余地。换句话说，我还需要两个人，或许还需要几个额外的理论，有备无患。我是这么想的：我到哪里去找这么个人，既有理论又有知识—最好还是硬核的、能有派上用场的知识？我自问自答，也算是受马丁启发，我去了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所以我站在这里，站在一间正在上物理课的教室门外。学生们开始从教室里鱼贯而出。男孩、女孩，我估计他们出门前一定是学习了许多知识，知道很多自然现象可以通过基础的、普遍性的法则和原理来理解。我对这些法则和原理并不是很在行。我需要一个懂行的人。我预计我们八九不离十会遭遇一些需要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些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哪怕在家也是，但在太平洋肯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大堆自然现象，我们必须解释它们。这儿一个现象，那儿一个现象，噌噌噌地把这些现象攒一块做个小小的总结就能造福人类。我需要一个物理学家。这儿来了一个有两下子的家伙，身材健硕，笑容宽厚，看上去不错，眼神犀利而有智慧。我能看出来他很强壮，又强又壮。我相信人可以貌相。我的经验是好狗看毛远比其他方式管用得多。以貌取人是一门被低估的技艺。我看着这个家伙朝我走来，他的气质、眼神、衣着都能告诉我很多信息。他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很讨人喜欢，安静、谦逊，背后有好多冬夜。我都看出来了。这是我的天赋。或许我在这方面比别人更敏感。我也不知道，但更敏感并不意味着更好，更敏感就只是更敏感。我拦下这个物理系学生问他有没有5分钟时间。我做了自我介绍，并稍微慎重地询问了一下他刚才在物理课上学了点儿什么。他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是不是问卷调查，类似于街头采访之类的，是不是学生报，他不反对自己的话在那上面发表。但并不是，我不是记者，我在计划一场探险，等等，现在我想知道他学了点儿什么。他学的是非金属元素：磷、硫、氢、碳、氮、氧、卤素（氟、氯、溴、碘、砹），还有惰性气体（氦、氖、氩、氪、氙、氡）。非金属元素确实只占元素周期表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对地球生物来说至关重要。比如，空气就是由78%的氮气和21%的氧气组成的，剩下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叫罗格。我们去了咖啡馆，总是咖啡馆。他礼貌地听我介绍了我的溜冰理论。他说他不相信，直言不讳。太平洋上从来不曾结冰，他说。我就忘了整个理论吧。罗格觉得这条理论很烂。但我们一路上总能发现些什么，我说。不管是什么。一种物质，一种植物，一种现象，一种鱼，什么都可能。如果要想让挪威登上世界地图，怎么都得是条大鱼。嘲讽，他很消极。他怎么能否定太平洋会结冰，哪怕所有权威都给出了相反的意见？正是这种狭隘的眼界让许多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过着愤懑的日子，并一心想为集体做点儿贡献。我提醒他海尔达尔用“康提基号”之旅对学院派进行了有力的还击。好多伟人最后都不得不俯首帖耳地承认他们错了，海尔达尔是对的。这是可能重演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罗格认为最糟糕的性格特征就是无法从别人的错误中总结学习。如果所有的错误都必须亲自犯一遍，那一定是个糟糕的科学家、一个失败者。我生气了。我们才认识不到5分钟，他就坐在那儿说我是失败者。事情不是这么办的。大家应该在互相尊重并互相好奇的基础上面对面。开放，我摆出我的理论，你再摆你的，然后我们再去证明它们并成为终身挚友。跟罗格就不能这么来。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我恼火了，吼了他一声傻子让他滚。人有时候会言不由衷。他走之后，我坐在那儿抿我的汽水，满脑子的事与愿违。我主动来找一个物理学家为我们的旅行添加一点儿硬核的知识。我刮了胡子，坐公交车来大学，选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人选。并不是碰上一个算一个，不是的，我是精挑细选的，我以为我挑了个最有潜力的人，结果这人一无所有。我都不敢想象班里剩下的人会是什么德行。一帮混日子的。此处不宜久留。

我坐在那儿胡思乱想的时候，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他能不能跟我拼桌。我说请坐。但他最好别以为我会有兴趣攀谈。我很失望、很难过，就想坐在这儿把我的汽水喝完，然后走人。“你是什么人？”他问。他以前没在这儿见过我。我是什么人？这算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我的名字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他要问的其实应该是我在想什么，我有什么价值，我从哪里来。我看看他，注意到他是个瘦高个儿，有点儿太瘦，但脸上的肤色很健康。他看上去很友好。好吧，无所谓。他比我大一点儿。我说我来这里是想找一个物理学家一起来一场开疆辟土的太平洋之旅，但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只有傻子，我正打算放弃。“放弃什么？”我如此这般把理论讲了一遍。他向我伸出了手，想让我接住他的手。“这个理论太酷炫了。”他说。他仿佛目睹那些原住民溜着冰漂洋过海。他叫云浮。我叫阿澜。他不是物理学家，但他对物理感兴趣，特别是流体力学。他其实是学电影学的，知道些关于电影的知识。他学了很久。现在他觉得该有什么新鲜的事发生了。最好他能自己写电影剧本（谁不想呢），但没那么容易。当他突然明白懂很多电影知识并不一定代表能写出好电影的时候，深受打击。为了克服恐惧，他开始旁听物理课，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分分心，找些新想法。他还同时旁听地理和植物学，只要感兴趣，可以分心的方向很多。他站在人生的岔路口，要么继续走老路，要么换条新路。另外，他女朋友刚刚甩了他。甩了他，听上去挺轻松，但很难理解。

云浮和我坐在那儿联谊了几个小时。我要证明他有足够的物理知识能让我沿途派上用场。“物理，”云浮说，“严格地说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控制我们周遭所发生一切的法则。某种力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物理通常显得很艰深，是因为那些觉得自己懂很多又独善其身的人想保持这种感觉。是媒体为它打造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形象。媒体的威权。”我们很谈得来，云浮和我。还有冬夜。云浮在野外熬过自己的冬夜，而且不仅如此。有一回，当时云浮的工作是植树造林（这本身就是个好兆头），他的同事眼睛里扎了根树枝，树枝卡在了眼白里，云浮必须把它拔出来。白色的眼液顺着树枝滴下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冬夜。还有一回，他的某个亲戚的眼珠子被滑雪杖钝的那一头打了出来。眼珠子就这么躺在雪地上。可怕的故事，但方向是正确的。云浮是个经历丰富的家伙。悲欢离合，爱情，失败，这还不算硬核的话就没什么能算了。另外他还懂点儿物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后来还提到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云浮加入。我们要上天了。

我和埃格尔见面并澄清了那个关于谁系的船的分歧。我们俩都承认是自己。我是因为不想破坏我们的友谊，因为我想带他一起去旅行。埃格尔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为太固执而错过一场去太平洋的旅行。我们客气一番后总结当时我们两个在系船这件事上都插了一手，责任共担，打了两个结。埃格尔打了一个，我打了一个。我们两个打结都不怎么在行。“肯定是我打的那个结没撑住。”埃格尔自责道。“不是，肯定是我的。”我说。我们放下各自的自尊，感觉很爽快。

气氛活跃起来，埃格尔坚持要给我看他在自然中拍的照片—他跟羊群的合影。他对自然并不陌生。这是他想向我发送的信号。他还看了一点儿关于太平洋的书，为探险预热。他提到“太平洋漫游大拼图”。我很感动，心想埃格尔这个家伙居然对这事这么认真，探险将超越所有的期待，但之后他笑了，承认这是海尔达尔的原话。也就是说这话不是他拍脑袋原创的，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能拍脑袋原创的事情少得可怜，几乎已经不可能了。所有的思考，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我们的任务是提炼。

他当然是对的。埃格尔加入。

我们握握手，彼此兄弟相称。

金。

马丁来串门，说他可能找到了最后一个队员。那人名字叫金，应该是个有趣的家伙，算是个艺术家。他做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绘图、画画、平面设计，他还拍照摄像。金是个多面手。我们需要一个能以具有说服力的手法记录发现之旅的人，或许回来以后可以出版个什么精美的印刷品。我们这年代，印刷品前途无量，马丁说。只要够精美，一定能火。只要金来做，一定精美。另外他还是个快乐的青年。这个金，好相处，好好先生，各种好。如果我们的配置想接近一点儿康提基的话，那有个艺术家正合适。找个艺术家比找个突破型人才容易。如果我喜欢金，我可以按艺术家配额招他进来。七个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应该具有代表性，怎么都应该有个艺术家。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有这么个说法，听上去很在理。

我们去找金。他坐在电脑前扫描，然后在Photoshop里修改。那是个帮助用户处理图像的软件，金解释道。金很喜感。他喝矿泉水，瞪着电脑太长时间眼睛都瞪红了。我们聊了起来，谈了谈多媒体。这是现在的时髦话题，而且我懂。金解释说多媒体就是很多媒体的意思。很多媒体混在一块儿，就是多媒体。可能性就在其中。马丁表示同意。据我判断，他们应该是有道理的。金是独生子，这是后来说起的。换句话说，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这让我心里痒痒。他估摸着有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特质—矛盾特质。他一边不经意间是一个既定规则的维护者，另一边同样不经意间又是一个激进的创新者，随时随地准备着突破所有的传统。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不经意间。金只是自顾消磨时光，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他，或者自己有什么潜质。在此期间，潜意识默默发功，该清的清，该毁的毁，整理头绪，最后出现一种感觉、一种欲望，让他一路跟随，不明就里。他肯定是这么走上艺术之路的。只要轻轻推一把，金就可以开疆辟土。我看好他。

探险队满员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和每一个人都深聊了一次。我想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于是我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谈话。“跟我讲讲你自己。”我说。每个人一开始的反应都是又惊又喜，但最后都开始娓娓道来。我得到了他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我想知道。这年头还有谁能惊天动地？几乎没有。我从马丁开始。

“说说我自己？”马丁说。他微笑着说他少年时参加过的聚会。夜深以后，大家就开始聊自己。说说我是谁，我在想什么。那时候想法可多了。“好吧，”他说，“没问题。我来说。”

马丁说马丁。

我生于1969年，在特隆赫姆的比沃森区长大，实际上是富二代。我们住在那里是因为爷爷在那一片还是农村的时候就有了地。我们造了房子。爸爸是建筑师。那是个很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有大片大片的游戏场地—马卡森林、旭湖，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空地。我是最小的，有两个哥哥。他们比我大挺多的，这使得我与他们几乎是无痛共存，很少吵架。其中一个有时候会逼我去买他不想亲自去买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做小弟弟还挺好的。轮到我的时候，父母已经懒得管了。我基本上获得了全面的自由。我12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感觉并不算什么大问题。我不知道这事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小学里很开心，都挺顺利的，还整天踢球。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踢。球场上有10～12个守门员、200个球员。我是里面最棒的，并因此很受同学尊敬。美中不足的是我不擅长游泳，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骑自行车。

初中很无聊、很惨淡，有压力。在房顶上嚼唇烟，呼喊奔跑，结了冰的雪球，而且作业也比过去多。我穿橙色裤子，很不合群。有人每次经过就要喊我屁精，也是挺让人崩溃的。怀念周围都是好人的日子。13～15岁那段日子是我最不想重温的经历。

高中也是令人大失所望，没觉得我学了点儿什么。以为会跟大学一样，有更多自由和责任，更多有思想的人，但并非如此。幸好那儿有几个老朋友，但没交上什么新的。校外就是我的朋克岁月，有点儿晚，但总比没有好。我们去看演出，听的都是“文身龟头”这种乐队。我当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后来摇滚精神越来越多、政治主张越来越少。最后音乐再与粉碎政权无关。音乐非常重要。这对我如何定义自己和他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激进的气质主要是我渲染出来伪装自己的。有这么一手挺好的。

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有过很密集的聚会。大家都忙着搞酒喝。去参加聚会就是为了喝酒。通常还有吃的东西，但很快被一扫而空，接下来就是满屋子跑，试探所有房间，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大家最喜欢的是奔跑喊叫。喝高了到处跑。我对这个没多大兴趣。我是过了18岁以后才破处的。在这种聚会经常冷场，最后我不得不坐在那儿跟那些红色青年会的人讨论时政。我从来没办法堵住他们的嘴，但幸好我有几个好朋友可以。我的朋友圈里想当艺术家的人出奇地多。

我们高中毕业那会儿失业率很高，上大学是比较实际的选择。我一上就是好多年。不知道怎么说好，有开心的时候，但混账事也不少。兜里没几个子儿，还有一堆平庸的应酬。想过主课题写《宗教、信仰和象牙海岸某农村的行政逻辑》。去比利时学法语，结果却去了个弗拉芒语区。后来我的非洲鼓老师还死了，那时候我的兴趣也随着消失了。说起这个人，他其实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善良。他就是挪威卫生部建议大家避而远之的两类人之一。他身上有一种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他就故意左拥右抱。

我现在最上心的就是我那个周期表，还有信息传播和电脑编程之类的。只是我以为自己很上心。我喜欢自己这么以为，但我经常会产生幻觉。人总是要聪明过别人，这样很累。成为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儿的人是件很可怕的事。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但更可怕的是术业有专攻，因为这样就得放弃其他的一切。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证明的，未来并不乐观。爱情是我愿意相信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虽然有时会很难。

金说金。

我生于1973年，在特隆赫姆的星萨克长大，面朝市中心和峡湾，是景观优美的好地段。那里有美好的狭窄街道，小坡、花园、栅栏和篱笆。中小型住宅，挺漂亮的老房子，住着挺普通的人。记得有个牧师，还有一个播音员，退休了。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亲切且安全，周围有不少孩子。我喜欢做手工，喜欢创造发明。整天假装自己是别人，不过这应该是所有孩子都会做的事，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有兄弟姐妹，我们阶段性独处。有些社交场合较难融入，但童年记忆大都是美好的。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我5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记得并不是很戏剧性。他们仍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气氛很悲伤。我能看出来我父亲很难受，记忆犹新。

我喜欢幼儿园，特别想和女生在一起。有几个我一直牵手，并最希望可以肩并肩地躺着，不管是在床垫上还是在草坪上，但她们总是能找到别的事做。这让我很受挫。别人都回家了，我还没人接很丢人，但时不时会发生一次。

上小学之后，我很活跃，组乐队，拍视频，办杂志。我数学很差，但喜欢挪威语和英语。我还很擅长画画。五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个关于泰山的剧本。我非常讨厌体育课，从来不洗运动服，任它放在塑料袋里越来越臭。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不踢足球。我和一个小伙伴因为我们的乐队上过电视，可火了。我还去上跆拳道课，学得不好，但因此变得很强壮，而且那里有女孩。我成了女性之友。我们经常聊天。我已经坠入爱河，但女孩们不知道，只管说说说。

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我都不是很合群。我从来不和别人做一样的事，肯定算是个怪胎。演戏总是能当上主角。我想自己当时一定自我感觉良好，不怎么谦虚，口无遮拦并总因此吃苦头。进了高中我就改变策略了。我安静，也因此更容易融入其他人。我们全班去参观艺术学院。我着了迷，立刻申请，18岁就被录取了，非常年轻，其他同学都比我大7～12岁。大学生活很刺激，也很艰难，突然就完全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做。老朋友都丢了，因为短时间内得学很多东西。开始接点儿私活儿，比如给报纸画插画，活跃于电影俱乐部，很投入，黑色系打扮，满嘴人名。我经常提到《闪灵》和《发条橙》，关心艺术和文化，也很关心建筑。我非常崇拜格林纳威。电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参加讲座。电影直接联系着我的童年。我想这就是我这么着迷的原因。小时候我很喜欢创造与世隔绝的小世界，可以编排一切。这种游戏有电影叙事一样的戏剧性。我后来又喜欢上了平面设计。其实我什么都想做，电影、音乐、书、画。我还在继续。我对短期的未来很乐观，但对长远的未来很不确定，害怕我做的事都不成功，并且无法搞清楚我真正想要什么，觉得自己很忙。因为我这么早就进了艺术学院，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有优势，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我落后了。我对生活的设想太浪漫了，以为生活是一条不断拓宽的路，不断有新的可能性出现。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僵化了，安全稳当。我害怕停下来，想改变。有时候我会想人是不是应该每7年彻底改变一次生活，比如：分手，搬家，交新朋友，做新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可以实现的，但我想继续寻找，只要可以就一直追寻下去。我很怕将来会对自己的生活不满，害怕后悔。这肯定是一种普遍的恐惧，但这也可能只是我的自证预言。归根结底，人必须忠于自我，只要这样做并感到满意就一定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我并不很满意。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忠于自我。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我猜人们做重要的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正确的感觉，但我很少有这种感觉。这让我很烦恼。

云浮说云浮。

我生于1964年，在特隆赫姆的下林荫道长大，普通中产家庭，学院派，毫不费力的学霸。上学很轻松，喜欢运动，踢足球和跑步。晚上和我父亲一起跑步。因为家里没有车，并且兄弟姐妹都是极左而被同学戏弄。我很早熟，会用班里的同学不会用的词。打过几架，很强壮。家庭地位造就了我极强的胜负欲。讨厌失败，我现在还是这样。不计成败的游戏懒得参加。喜欢做决定、制定规则，这一点常常不讨女孩子喜欢。她们不喜欢竞争。我叔叔是我的榜样。他是平面设计师，有一个Super 8摄像机。他带我走上了创意之路。我很早就知道我不会像父母那样当老师。我开始读很多书，想住进虚构的世界。

我开始喜欢上写作和摄影，为电影俱乐部和杂志社工作。电影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我是个浪漫主义者，电影容易吸引浪漫主义者。关于世界宏伟的理想主义叙事，美女，很高的期望值和很大的落差，对电影怀旧元素的着迷，多愁善感和忧郁，对纯情年代的怀念，超前或滞后的怀念，总是在怀念，电影俱乐部成了我的世界。上学、看电影、放学、喝酒，在女朋友身边睡个长觉，周六上午在满座的大厅里介绍电影，之后出去吃饭。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很安全。我是喜欢社交的人，交友广博的电影爱好者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有过很激烈，肯定也很傲慢的见解。我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总是辩论中的反方。现在我不年轻了，也不那么争强好胜了，但很难与自己和解。我喜欢自己是那个场合里最年轻的，看着周围的人并感觉他们都比我平静。现在我遇到比我年轻的人越来越多，这让我很闹心，甚至还有人认为我很成熟、很有智慧。比如，我就是探险队里年纪最大的那个。我很不喜欢这样。很奇怪的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因为年轻人年轻而尊重他们，就好像只要年轻就够了，这样就算赢了。年轻人怀揣着年长者看不懂的钥匙。媒体和广告公司用得着，因为这就是价值。这股潮流来得太晚，我们没赶上。这让我很心酸。

我很怕事业有成，但我又很向往。事业有成，仍剑走偏锋，这是我的目标。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成熟的男孩而非男人。反正我自己很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时间转瞬即逝，指望我成熟面对的场合我总是会退开一点儿距离。感觉不到大事已经发生，但过一段时间我会明白过来，它其实近在转角。

与战争刚结束时的那一代年轻人相比，我们的幻想要贫乏许多，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抱着幻想比没有幻想要走得远。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丢失了可能改变世界的信念，所以他们宁可不去做。以前还有纳粹需要抗争，还有国家需要建设，每个人都扮演着角色，每个角色都重要。如今每个人都是对方的客户。我们只是买进卖出。一切都沦落为交易。我相信战后的那代人中有一种美丽的朴实和真诚。他们有一种处子般的纯真，我觉得这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一诺千金。但我们对事物有更深刻的了解、更丰富的知识。我相信如今特立独行更容易。我为了不公而沮丧的同时感觉自己对这种沮丧免疫，这一点就让我很沮丧。我留意到自己其实并不关心，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看了太多电影，有些工伤。现实生活与虚构相互混淆又很少一致。比如，我对爱情生活有极大的期待。有时候如愿，有时候失望。无论如何我都是天然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我们继承上一代最好的传统并做到最好，结果就不会差。但我总是在想，有那么多我本该做的事，如果我能更主动一些的话。我缺少对手。我好像混得不错，其实大部分时间只是在胡闹，就像踢足球不计比分一样。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我渴望一种绝妙的思想。

埃格尔说埃格尔。

我1969年生于纽约，在特隆赫姆各个不同的地方长大。父母离异以后和母亲以及两个姐妹生活在一起。不能说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是个复杂内向的孩子，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同时又很害怕被孤立。我很害羞，但在群体中会变得大胆。我在课堂上很尖刻、很风趣，并且很享受同学们的反应。捣乱课堂等违规行为很吸引我。我们偷东西，在树林里偷偷抽烟，然后放火烧林。另外，我还喜欢动物，这我记得，特别是食肉动物，还有足球和溜冰。斯坦·斯坦森，他是我的第一个英雄。上初中后，我冷静了许多，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学习。我不做作业。我觉得所有学科都简单得要命，学习不费吹灰之力。初中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我完全无法把学校和任何好事联系在一起，可能除了我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暗恋班上的女孩外。到现在我看到教学楼还是会想吐。后来我去了法国一家每年收一些挪威人的高中。我一夜之间蜕变了，开始穿黑色的奇装异服，留奇怪的发型，听压抑的后朋克音乐，尝试属于80年代非主流的一切。我和另外几个人。我们觉得自己很牛，很特别，鄙视周围大多数人—那些直男直女，试着过波西米亚式生活，出去喝酒，目空一切。其实我只是个自以为是的毛头小子。那个年龄的人都不怎么样。我尝试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惹恼了学校。后来我基本上不去上课，高中上了一半就不得不回挪威作为自学生参加会考。但后来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这可能最能说明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我记得那段日子很特别。我们是一群刚刚离巢的小男生。我们有了自主权，周围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第一年我们住宿舍，但之后就得自己找地方住。我也是那时候发现了文学。我把神秘的作家职业浪漫化了：那些毫不妥协地追求真理、酗酒的艺术家坚守着某个隐晦的秘密并以破除所有规则来轰动世界。但这个兴趣也是深刻而真诚的。文学是一种启迪，拨云见日，比如我开始明白自己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孤僻，还有像我一样的人。我还明白了，我要写书。

开始上大学并没有什么好激动的，我觉得自己当时已经开始无动于衷，对同学们的热情很不理解。可能也要怪我出自一个学院派的家庭，讲座论文什么的从小就是日常用语。反正我学习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逃避上课，拖延考试，跳过大多数课程。我对几乎所有专业都感兴趣，但没有耐心花太长时间学任何东西。如果不能一气呵成，就干脆放弃。这可能是我最糟糕的性格特征。我很懒，无组织、无纪律，宁可选择最简单的出路。很少尝试新的东西，首次尝试失败就不愿意再花时间。现在我有各种证书，但并不觉得我有任何可以清楚定义的能力。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和文学有关，该做的都会，但是并不觉得我具备大学水平的知识。反正我喜欢这样想：我这里捡一点儿，那里学一点儿，功到自然成。其实我从来没有什么事业心。我的野心主要在艺术成就方面。这些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实现过。做起事来我总是缺乏自律和耐心。我还好高骛远，从来都不满足。我有天赋，但实际上百无一用。我总是梦想太多，做得太少。回头看看，我其实并没有取得过任何有意义的成就。要我总结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成人人生的话，离我10年前设想的要差十万八千里。各种学业、工作、城市、住所、爱人、朋友—一切都好像是一连串未完成的碎片，没有计划和方向。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听上去可能很悲观，但我也会相信“盲目的爱情”之类的事，所以还有救。

阿汶说阿汶。

我生于1977年，在特隆赫姆的斯韦雷堡长大，这是个很适合成长的地方，有许多孩子。除了战后留下的碉堡外，山洞、湖、山坡、高尔夫球场、足球场，我们应有尽有。学校旁边有好多老工厂，到处都是齿轮。那里是个“黄金国”。我很喜欢上学，很为那栋漂亮的老教学楼自豪，但并不喜欢我们学的东西，因为我毫不费力就能搞定。我的兴趣主要在课余活动。我不是最野的，但我上课的时候喜欢在下面说话。其实我挺害羞的，足球踢得也不好，但我很风趣，如果周围的人能认可这一点我会很高兴。（这儿我必须插播一下，阿汶足球踢得很臭，他参加的球队那叫一个烂。既然是我—他的哥哥执笔，我当然有比他愿意交代的多得多的信息。这可能很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世界。阿汶和足球队去过一次瑞典，跟瑞典少年队踢比赛。他们1∶13输了，唯一的进球还是对方的乌龙球。之后阿汶就成熟了，放弃了足球。他八九岁的时候意识到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可以做。有的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人可能永远意识不到。）

我很喜欢小姐姐。现在老师都叫老师，但我有个小姐姐，她很喜欢我。或许她喜欢所有人，我不知道，但反正因为她，上学成了一件很愉快的事。最快乐的校园回忆是我赢过的一场乘法比赛。小姐姐飞快地出乘法题，答不上来的就得坐下。我记得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心算能力让家里人都吃了一惊，但学过了乘除法，我就失去了兴趣。从那之后我就不知道心算还有什么用了。我的父母很体贴、很开明，也很积极。这为我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我从来没想过争第一，觉得这毫无意义。我只关心拿到足够好的成绩可以进我想进的学校。后来证明我的成绩刚刚好，一分不多，完美无缺。我没有多花一小时的时间，对此很满意。高中基本上都好，但白花了不少力气，学了些没必要的科目。但高中环境不错，同学人也好。学校在市中心，隔壁就是咖啡馆。咖啡馆很好。我一向知道自己得学习，从没二话。历史是个不错的起点，我当时想，但之后学什么我不知道。兵来将挡，或许跟无线电相关的科目，或许新闻学，我缺乏一个大方向，但这并不让我犯愁，做学生本身就是不错的生活。我其实特别沉得住气，看待世界也很乐观。显然外面有很多好人。我很关心这些，而不是战争或灾难。总会有人给别人搞破坏。我不觉得地球很快会灭亡。我们当然应该加把劲，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从来没有为环境头脑发热。学校里大多数课都在讲环境，讲我们得保护环境，这我毫不怀疑，但对此我一直很冷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对人生有很高的期望，有野心这辈子要大干一场，多看，多经历。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都四平八稳，今天还是觉得很安稳。

鲁尔说鲁尔。

我1969年出生。这儿住住，那儿住住，但8岁以后都在特隆赫姆，住在马卡森林附近。这是个好地方，有点儿像卫星城，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喜欢体育、女人和音乐。上高中后，对以后还完全没有计划，考虑过上大学，但后来就不想了，因为看不到任何上大学的意义。我对那些出路比较具体的职业更感兴趣，觉得太多人只会生产思想和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我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上大学，随他们去。我直接从高中跳去学厨师。我比其他人都要大几岁，觉得他们都笨得出奇。并不是所有厨师都那么聪明，那是肯定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人类共同的需求。厨师是很了不起的专业，总有很多东西需要学。我觉得自己掌握得还不错。我觉得当下的厨师圈乏善可陈，自以为是的一帮人觉得自己有多好，其实大多数都极其无聊而传统。但这也无所谓。这帮人反正慢慢都会死绝。这个职业算是容易找工作，也容易单干。我参加过一个白手起家的项目。选择优良的食材，以及对食材创新，我不想做华而不实的菜，味道好比品相好重要。我反复尝试，反复失败，但乐在其中。这也是一个辛苦的职业，需要做许多体力活儿，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人很快就把自己耗尽了。我考虑过要从长计议。我每天大约12点起床，然后去上班，先看看报纸，喝喝咖啡，然后订货，到处打电话，发传真。我也雇其他的厨师，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大约14点左右，我们在厨房开工。菜单是我事先准备好的。我在厨房分配工作，但自己也会做许多菜。食材总是按饭店晚上可能满座的量来准备，从来没剩过饭菜。做到这一点其实是挺优秀的。我们17点开门，不可开交地忙到23点打烊。我学会在脑子里装二三十个点单。关门后，人就彻底空了，累得有些奇怪。我们一直是站着的，好多人都有了腱鞘炎。这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辛苦。我时不时都想试着重启一下自己，要是厌烦就输了。但我已经慢慢不想在厨房里站着了。我想我宁可做菜单或者等别人做好了菜我来装盘，不然我会得冠心病垮掉的。客人的满意是很大的激励，就是他们让我继续做厨师。我觉得自己很有创造力，但并不是艺术家。我80%的朋友都在搞艺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觉得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当然大多数人工作得太勤奋，我也是。但我相信我们勤奋是因为我们喜欢工作。大家都喜欢事有所成。

我们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小伙们，言简意赅。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些，每个人都是。谁都不能因为这样一份速写的自述给出公平的定论，但这是个开始。也就是说，这是我手头有的货。

我突然意识到，说起探险旅行让挪威登上地图，他们可能都不够资格，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喜欢的就是这个。那样的话，一旦成功之后就不会有人抓着我说都是因为我带的人太资深。我选择了普通的、能干的好小伙们。这样就够了。

团建。

我研究了一下团建工作。不是攒够了人就可以出发，这样是不够的，先要把团队建立起来。我们得记住，我们是七个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我们的想法不一定一致，也不应该一致。但我们必须学会互相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开始互相尊重对方的想法。相互理解应该成为基础。只要有这个基础，时不时有些小分歧也就无所谓了。作为队长，建立这个团队是我的任务。我要让团队运行起来。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遇到压力、难题和危机。这就需要所有人都能互相信任，大家事先就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嘻嘻哈哈也无伤大雅。最普通的团建活动好像是登山。其他的探险队队长都在书里写到过。图书馆里有这些书。带上自己的小伙们去登山，长途跋涉，一起钓鱼摸虾，餐松饮涧，背大包睡帐篷，挤在一起，看谁受不了近距离接触、重体力运动和精神压力。太平洋里没什么高山，最多的是珊瑚和棕榈，这是我从《国家地理》杂志上看来的。所以据我评估，带着兄弟们登山有点儿浪费时间，而且现在是冬天，山里冷得要命，风大，还有难以预计的深坑。团建肯定还有别的方法。

我们决定先从游泳开始。特隆赫姆有个中央浴场。游泳是用得着的，还有潜水。我的小心思当然是想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像自称的那样擅长游泳。他们都有游泳胸章。他们都赌咒发誓会游泳，但我还是心存怀疑。我想约他们大清早见面，但其他人并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约在午餐时间，一人背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泳裤、毛巾、洗发水以及其他可能用得上的游泳装备。

先介绍那些互相不认识的人认识，彼此握了手。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时刻。我们站在这里，七个年轻小伙，或者说男孩，不管现在他们怎么叫我们，光天化日之下，在挪威，在巨人的故乡，为了去游泳池一人拎一个塑料袋，相互认识，然后出发远游践行壮举。我觉得我们应该感到骄傲。我自然而然地进入领导角色为每个人买了票。他们下楼走向更衣室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们以男孩的方式嬉笑着建立友谊。

我们换衣服的时候，作为领导，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受欢迎的游泳胸章是1935年起由挪威游泳协会颁发的能力证明，是一个可以别在外衣上的小胸章，有点儿像胸针，只要能游到200米就能获得。这是基本要求。想游多久就游多久，哪怕游了一个礼拜，游到就有胸章。

上学的时候，这个胸章可热门了。首先我们得训练几个月。这可不是什么大事，都豁出去了。政府希望所有的挪威孩子都能学会游泳。这算义务。擅长游泳的国家，别的也差不到哪儿去。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我们得学游泳，不惜一切代价。那些怕水的，尤其是那些女生，直接扔水里，游泳老师用一根头上有个环的长棍帮她们。游泳老师沿着泳池平静地漫步，想心事，而棍子另一头的女孩们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终于，几个月坐班车往返于学校和游泳池之后，我们要参加那个重要的考试了，胸章在望。我们各自游完200米来换取游泳老师的点头认可。这个身材巨大的男人，从来没听说过教育学这回事，但口袋里显然藏着几枚奖牌，很可能是地方锦标赛，但也不排除全国锦标赛的可能。对于连游泳（这么简单的事）都学不会的人，他只有鄙夷。胸章可不是免费的，我们得花钱买。一个25克朗左右，倒不贵。

我的小伙们都出色地完成了测试。他们本来可以再多游一倍的距离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我决定喊停，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这个队长太严厉—一个既严于律人又严于律己的无情铁人。然后我们上跳板胡闹了一番。马丁搭讪了一个戴泳帽的女孩，学德语文学的，据她自己说她是个健身达人。事后马丁告诉我这类女孩他还没有遇到过。他精确地知道她应该属于周期表的哪个位置—较低的原子序数，或者叫女孩序数，马丁是这么叫的。这类人稳定、坚固，通常不主动与别人发生联系。

我们到桑拿房包场，我觉得这是召开全员会议的好时机。我起身站在小伙们跟前，有点儿像军官面对自己的部队，还以不经意的动作时不时地往桑拿炉上洒点儿冷水。我说一切都表明我们是个扎实的小团体，每个人都具备各种有趣而实用的知识和个性。你们要知道，我说，任何人我都可以选，我让这句话飘一会儿，但我选了你们。我停顿了一会儿，让最后一句话悬浮并融化进水蒸气中。之后我把这个想法、迁徙理论是怎么出现在我脑子里的说了一遍：不久前我溜冰穿越了丽岸湖，风在背后推着，还有那密集的声音—歌声、金属与冰面撞击的声音。我还提了提资金是怎么奇迹般地落实的。我全盘照实说了，一条一条，规规矩矩。我一边说一边观察他们的反应，看我的话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很吃我这套。反正看起来是这样。我面对他们，让他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觉得我是在和他一个人说话。这是一门艺术。我读到过相关的书。我一个一个地轮流看他们，看云浮、金、马丁、阿汶、鲁尔，还有埃格尔。下一个瞬间，我又同时看他们所有人，看整个团体，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团结的优秀团体，拥有共同的目标。

我说我对自己的理论很有把握，但这并不表示我不想看到其他人也能抛出个理论来，或带个项目进来，来彰显探险的伟大。比如，找些可以在太平洋做的事，收集证据，在可控的条件下做实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可以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也可以是艺术方向。我很谨慎地不遗漏任何可能性。我要让小伙们觉得我张开双手拥抱他们，并鼓励他们独立思考，算是责任下的自由。我让他们回家把自己的项目计划写在一张纸上，再加上几句关于自己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些项目都收集起来，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有个全面的了解。

“有问题吗？”讲完话后我问，运筹帷幄般地。

小伙们互相看看，都在思考。

埃格尔发话了。“你这个迁徙理论，”他说，“是不是有些单薄？感觉你就是一拍脑袋想的。就是你自己溜冰时的突发奇想，跟实证研究扯不上什么关系，不是吗？”

“问得好。”

我站在那里琢磨了一会儿，往桑拿炉上洒了点儿凉水。水蒸气盈满房间，坐在最高处的埃格尔几乎消失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组织语言回答。阿汶帮了我一把。

“没错。”阿汶说，“可能是有点儿单薄，但这是好事。阿澜肯定意识到自己赌得很大，但如果理论最后验证了，赢得也就大。反正也无法排除有别处的原住民溜冰到波西尼亚的可能性。我们不是证明理论正确就是证明理论不正确。两种结果都是拓展了人类知识的地平线。也就是说，反问我们有什么损失？”

回答得好。

马丁问有没有人懂点儿考古学。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找的东西都在地底下埋着呢，或许在海底，或许在陆地。我们怎么都该懂点儿考古。我招架说能有多难，不可能难到哪儿去，只要挖不就行了，可能就是挖的时候小心一点儿，别文物还没挖出来就碎了。马丁说还是应该尊重别人的专业领域，考古学怎么说都是门学问，是有教授的。我们当然要尊重咯。我说，我们尊重地挖。这不在话下。

“那安全呢？”云浮问，“会不会有危险？需不需要带个医生？”

完全不需要，我说，医生太烦人。这么说吧，他们太占地方，说话太大声。大家当然都得买旅行保险。除此之外，只要小心就可以了。我对自己在驾校学的急救课程还记忆犹新，虽然我是10年前考的驾照，但全都刻在我脑子里了。复原卧式、口对口、休克，随便问。我们再打点儿疫苗，这样身体就能培养出一些应付这个或那个的抵抗力来。一小针下去，嗖！身体倍儿棒。整出这玩意儿来的人太了不起了。曾经夺走成百上千人性命的疾病如今都弱爆了。拿霍乱来说吧。分离出一点儿霍乱小鬼，再打到胳膊上，免疫系统马上发现并做出反应，要是之后再喝到霍乱菌污染的水，那些微生物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身体已经准备好了，无情地将微生物赶尽杀绝，尿进马桶，或者用别的更机灵的办法分离出来。我的巧言善辩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或许我的领导才能超越了自己的想象。

出了游泳池，我们去喝啤酒，然后一起去我家美餐一顿。食物是鲁尔用我们家橱柜中那些杂七杂八的原料变出来的。鲁尔这个厨师不是盖的。然后我们又喝了点儿酒，玩填字游戏。这是最好的团建。

当我拼出“negerhus”（黑奴房）的时候，气氛有些紧张。我连着两次拿了三倍拼写分，外加50分附加分，因为我一下子用完了我手上的所有字母，加在一起是个闻所未闻的高分，几乎不可能超越。“R”是原来就在那儿的，完美无瑕。但其他人不同意，他们跟我较真。“negerhus”在挪威词典里查不到，以埃格尔为首的几人说。闪闪发光的友谊正在经受考验。“negerhus”当然是个词，我说。我马上证明给你们看，意思很清楚，黑奴房就是黑奴住的房子，或者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黑奴造的房子。我来来回回看着其他人，从一张脸到另一张脸。连阿汶—我的亲弟弟都不买账。我是从表情上看出来的。我们找出市面上最厚的词典来，令我惊讶并怀疑的是，上面唯一一个跟黑奴有关的合成词是“negerarbeid”（苦力）。词典收录了这个猥琐的种族歧视词语，完全没有为在人类之间建造桥梁做贡献，而我这个中性的“黑奴房”却不存在。我不得不投降，而压制住胸中的怒火代价惨重，真的很惨重。我很失望、很悲伤，却微微一笑：输赢算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拼出那个平庸的词“regn”（雨），拿了三倍拼写分，但跟我原本能拿到的相比，总分少得可怜。我拿了根烟去厨房转一转，试图熄灭怒火并在这件事上找一找积极的方面。现在我们还在文明的怀抱中，不是在太平洋上，在那儿我们将独立自主，没有任何社会的条条框框来阻止我砸碎埃格尔赖以生存的眼镜。

夜幕正式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友好地告别。我躺在床上想我们已经通过了最严酷的考验，团建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怎么说也算无痛过关。要说没那么简单，但这种态度要不得，怎么就不能那么简单呢？

我坐在那里翻那本《孤筏重洋》，想整理一下思路。总体思考一下需要组织点儿什么活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有理论、队员和一大笔钱，现在得搞点儿具体的了。

我跟外交部打了个电话，解释了一下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可以去的荒岛。接线员很礼貌但毫无兴趣地听完我冗长的开场白，然后冰冷地把我推给了挪威宣传部。完美对口。有人接听之前，我不得不听了一段长长的电子版交响乐，然后一个女人接起电话说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她说我两头不讨好，也不告诉我她指的是哪两头。她透露说一般都是探险队的队长决定要去哪儿。此处我听出了嘲讽。我们运转良好的社会处处渗透着冷嘲热讽。我知道必须运用一点儿营销伎俩才能让人认真对待。海尔达尔也是一样。比如他在纽约探险家俱乐部留了影，合影的还有赫尔曼·沃辛格、去过格陵兰的彼得·弗洛兴和苏格兰菲尔古森族的族长—也不知道是什么怪人。他们围绕着一个硕大的地球仪，端着一张地图，海尔达尔手指地图，在他们背后的墙上一个河马头张大了嘴，嘴角露出两颗獠牙。另一面墙上还有一些照片，一头猩猩，一个发型怪异的黑人，一个机警的黑人站在一头犀牛背后，另外还有一些荒野（新发现的？）自然照。

这是一张赢取信任的照片。海尔达尔和沃辛格头式清爽，西服领带那是当然的，胸前口袋里还有白色手帕冒头。弗洛兴也穿着西装，但看上去更野性—这当然符合大家对格陵兰探险家的期望。菲尔古森族穿着苏格兰裙和长筒袜，当时可能更普通一些。我怎么知道？反正这些男人是探险家、科学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看就不是招摇撞骗的。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任何猫腻。如果我有这么一张照片，探险队的形象问题就解决了，一劳永逸。

我做了个决定，许多决定中的第一个（我得练练决断力）。我当即决定，带上马丁去探险家俱乐部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做决定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前一刻还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下一刻就知道了，发生在前一秒和后一秒之间。在无限可能性面前，突发奇想：我选择排除这个或那个，优先考虑这样或那样，所以我决定这样或那样。简短而神奇的过程。脑子转一转就搞定了。把所有可能性筛选到只剩一个。脑子里信号来来回回，像一台精密的仪器。

当然要找同一个地球仪，我和马丁还得找张地图来指，或者来个老式的握手。要是我们能来一个那样的菲尔古森族族长就好了，最好是穿苏格兰裙的，硬把他塞进照片里，对他也没害处。

我调查了一下有什么不坐飞机去纽约的可能性，发现很少。最夸张的方式是穿越俄罗斯，然后跨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之后去美国。这样可能得耗费一两个月，我隐隐觉得不应该跟马丁提这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搭便船。反正我是听说过的。冲到码头问船长能不能上船。坐船只要几天时间就能跨越大西洋，既迅速又安全。

马丁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必须飞，他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我辩解说船上更清静，读书，聊天，喂海鸥，吸好多新鲜的海上空气。但马丁一眼就把我看穿了，问我是不是怕坐飞机。大概有一点儿，我说。马丁说我得了一种很不理智的恐惧症（面对某种情况、自然现象、东西或动物时所产生的焦虑），这我们必须追根究底。他想知道我得的到底是他所谓的恐惧焦虑还是恐惧障碍。我明白后者更糟糕。我不应该沮丧。他说，10%～25%的人都会在一生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恐惧。飞机是最安全的，马丁强调，民航事业中事故率为每十万小时飞行中有0.1次致命事故。马丁说得很清楚。这几乎是人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了，他说，其中还包括坐沙发、烤华夫饼，还有（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看来的）竞走。

马丁带我去图书馆找了本《辞海》，查了查“恐惧”。大致是这样写的：恐惧，据心理分析师推测是一种对禁忌思想和冲动的神经性防御机制，其中产生恐惧的事物象征着禁忌的内容。这太扯了。我肯定没有什么禁忌的思想和冲动，从来没有过。就好像我怕坐飞机是因为我有什么思想（或者冲动）在防御飞机上的禁忌。这条应该删掉。这想法太可笑了。对于飞行，我有些紧张，仅仅是因为飞机可能掉下来，一飞机的人都会丧命。不久前就发生过，飞机直接掉海里了，砰！

也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拿丹尼斯·博格坎普来说吧—这个在阿森纳踢球的荷兰球星。他从来不坐飞机。那些离伦敦太远不能开车去的比赛他都直接跳过。但博格坎普是博格坎普，我是探险队队长，这是另一码事。一本严肃的大《辞海》竟然敢拿我的思想和冲动来说事，这让我很恼火。怒火一燃，我突然坚强起来，完全不把恐惧当回事。我拽着马丁去了最近的北欧航空票务处买票。完成这一切耗时不到一刻钟。

我给探险家俱乐部发了份传真，告诉他们我正要策划一场探险，多多少少想追随海尔达尔的精神和足迹，所以我和我的一个队员想在他们的地球仪跟前拍一张照，于是现在我和马丁就坐在了飞机上。由于飞机的一个零部件需要更换，从奥斯陆出发的时候延误了。我们到最后都不知道更换的是什么，可能是个马桶盖，也可能是片机翼，因为消息封锁了。我们坐在机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马丁总是抽不同牌子的烟，他对品牌并不忠诚。他说他每次买烟的时候都心存怨念，烟草公司休想套住他。他打算戒烟，所以趁还没戒尽可能多抽。我们看报纸，上面写着弗兰克·西纳特拉在洛杉矶快不行了。要是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正好在美国，无疑会为我们这次访美锦上添花。这样想有点儿无情，但是事实。就因为我这么想了，这下飞机肯定要掉下来了。

机场大巴上，我们经历了一件震撼的事：一个乘客端着一把松下来的座椅上去找司机。高峰时间人很多，那个人挤上前，胳膊下夹着那把大座椅，有些小兴奋，因为他以为司机会为了他的细心表扬他一小下，或拍拍他的肩膀，但他的热脸贴了冷屁股，司机让他哪儿拿的座椅放回哪儿去。这一幕有些小忧伤。那个人不得不忍着羞辱感穿过挤满人的车厢回到座位上。我经历着人生众多小挫折中的一个。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带着座椅去提醒司机它松了，但这个人做了，却付出了代价。

飞机上的想法1

想法一：我能看到拉布拉多半岛。下面有雪。太阳很低。有海洋。

想法二：生命是一场极限运动。

想法三：我在以每小时900千米的速度移动，距离下面的世界1万米，窗外零下20摄氏度。

想法四：这是生死之间的地方，可以说是中间。

想法五：跟我同处一个地方的其他人相对而言不多。这让我有点儿特别。

想法六：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29岁的年龄，我开始真正喜欢上运动。之前我一直觉得运动是混子干的事。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马丁和我已经好几次聊起足球世界杯。上周关于有舵雪橇，我参与了两次美好的对谈。

想法七：我把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别人手里。

想法八（我刚看《国家地理》杂志受到的启发）：探险者是前往知识前沿并带回新知的人。我们要去的就是那里—知识的前沿。别无选择。

在纽约，我们一点儿都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入住YMCA青年旅舍（在美国叫KFUM），是有基督教背景的连锁廉价旅社，但并不要求一定要信仰基督教才能入住。马丁冲澡的时候，我等着一个意大利人模样的男人打完电话，他说“过分了，过分了”，说了好几遍，然后挂断。太多就是太多，重复也无所谓。他挂了以后，我给探险家俱乐部打了个电话，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来了，并且对我们在里面拍照的事有些为难。听好了，我说，然后让他们明白我不管怎么样都会去。

探险家俱乐部前台的伯纳德找来了他的领导，是一位女士，她对我们的项目各种质疑：太平洋上从来没有结过冰。她一口咬定，大言不惭。“这是你认为的。”我说，“我不这么认为。”女士又去找她的领导，一级领导接一级领导，最后来了一个小代表团，说他们得讨论一下这件事，我们得明天再过来。第二天，我们又站在这里。那位女士说行，我们可以拍一张照片，但得付100美元，另外我们还得填好多表格，保证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居然还有这种事）滥用俱乐部的信誉和名望。我签了字，交了钱，还得到了一张发票。一名秘书为马丁和我拍了照，地球仪的前后左右都拍了。是海尔达尔照片里的那个地球仪没错，但他们把它搬进了一间乏味许多的房间。墙上没有河马头，没有獠牙，没有苏格兰菲尔古森族族长，连怪发黑人的照片都没有。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阴暗乏味的房间。我自问这是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被发现得差不多了，那这样的俱乐部也就失去了意义，它们已经不再那么光辉。这儿好像空荡荡的，静得出奇。沙龙里没有任何探险家坐在里面抽雪茄、喝金汤力、打赌周游世界有多快，或就一张秘密地图或某人临终遗言中的传奇展开探险计划。一切都已探索完毕。探险家俱乐部在走下坡路。这个领域的市场也在萎缩。难怪地球仪出一出镜，开价就是100美元。

秘书拿着我的小傻瓜相机按个不停，领导们时不时经过，冷嘲热讽一下我们的开销，因为我们看上去很不专业。我们连西服都没有。之后我们简短地参观了一下房子。可敬的老房子摆满了世界各地收集的文物，还有所有曾经或现在与俱乐部有关的探险家的照片。有的地方挂了更多照片。我还随口指出有些人或许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对太平洋地区不曾结冰的断言。我使用了一种微妙的口吻，几乎完全没有流露出恨意。

马丁和我奖励自己坐船去自由女神像转了一圈，来庆祝我们顺利拍了照。自由是个好东西，值得塑个像。很多人没有自由。我们真走运。船上当然满载喂海鸥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回旅店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大书店，正在宣传马上要进行的一场名为“重拾成年”的讲座，主讲人叫弗莱，也可能叫布莱。我对长大成人这个话题有点儿兴趣，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更有意义的事可做，于是就踱步进去坐下。弗莱（还是布莱）70多岁了，满头白发，他说如今西方世界的人都不愿意长大。我们所有人都是半熟少年，他说。成年人对青春都心怀悔意，孩子们看在眼里，自己也失去了长大的欲望。以前人们的目标都是做个好人，现在大家都想趁早成名。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是一帮快乐的人，他说。集体精神蔓延，大家分享一切并心怀信念。如今很多孩子都缺乏自信，他们忧郁、内向、冷漠，他们都是解构主义者。为什么？

他说，今天的社会很复杂，比如经济问题、家庭结构等。许多人步履艰难。但在印度找工作也很难，那里的青春期并没有因此而延长。他说大脑有一部分称为新皮质。这部分的技能是帮助我们观察周围环境并生存下去。反正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需要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就可以生存，但这样无法成长，弗莱说，或者是布莱。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曾几何时，孩子花在四处奔跑翻石头之类事情上的上百个小时是新皮质所必需的。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话，说成为男人和女人的过程并非童年到成年的过程，而是童年经由自然迈向成年的过程。如果没有投入自然的那段时间，人将一生处于儿童状态。华兹华斯这么认为。弗莱或者布莱说他跟小学老师说必须逼孩子们到外面去，因为他们已经不想出门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外面能做什么。

人们都太忙了，许多人根本无法胜任为人父母这份艰难的职责。孩子看电视或者玩电脑。人们已经没有耐性去学习那些无法马上用到的技能。人们已经不愿意牺牲自己。我们正朝着一个幼稚的世界发展。

有些我之前听说过，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有启发。我根本没有那么了解我自己。我想要成长，但我不知道成长意味着什么。我不明白成长是什么。比如我是不是更想出名而非成为一个好人？我也不知道。也并不是说我有多想出名，但我想让挪威登上地图，作为一种感恩，作为一种姿态，这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但如今这世道，自己不出名很难让挪威登上地图了。孩子做什么不做什么，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这个锅得别人背。但要我说是得逼这些小魔鬼出去，去经历风霜雨雪。让他们出去，去感受天气。我觉得我的新皮质没什么问题。我小时候到处乱跑翻石头好多年，但我也算是个解构主义者，从头到脚。可能没那么忧郁，但我就是要把那些该死的烂货都拆了，一片一片，全拆掉。砰！

飞机上的想法2

想法一：它会怎么样？在这里，我赋予“它”最宽广的定义。

想法二：每天天都亮真是不可思议。恒久不变是不可能的。

想法三：我的父母马上就要起床了。

想法四：我开始想要孩子了。

想法五：我不知道英格兰看上去是不是这样的。

想法六：下面住着比我们还怪的人。

想法七：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机场有什么化粪车。这几乎就意味着屎是直接洒出去的。冰冷的屎，直接掉下去。

想法八：有一天飞行员会想，这有什么意思？我每天带着乘客飞来飞去。我以为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到处转悠能让他们更懂事，可他们还是什么事都不懂。他们都是傻子。我想把他们都砸到海里去。我希望那一天我不坐在飞机里。

回到特隆赫姆后，我们继续团建。我们去马卡森林滑雪。金和埃格尔没有雪具，于是我得给他们弄雪具，但这也没什么。挪威有的是雪具，最不缺的就是雪具。云浮用的是泰勒马克式雪板，滑起来很好看，是滑雪乐趣的形象代表。埃格尔看上去有些悲催，穿着牛仔裤，戴着绒线帽。我们朝埃尔格赛特山庄进发，一边闲聊一边联结友谊的纽带。到山庄以后，我们吃干粮打牌。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支优秀的队伍了。

我拿到了其他人的项目说明。他们为自己的研究项目写了几句话，看上去还不错。反正只是一种保障，备用的，要是主要理论行不通的话。

阿汶：懒得写我自己的。你基本上都知道的。我的主要项目是尝试睡到K点。超过K点会怎么样？最近我还开始关心水土流失。我要在那儿做些水土流失的实验。另外，像我承诺的那样，我搞来了石蕊试纸。我是石蕊负责人。太平洋里什么是酸的，什么是碱的？我突然觉得这是可以拿诺贝尔奖的玩意儿。

鲁尔：掌勺、钓鱼、写菜谱，想试一下能不能做到禁欲。

金：我发现我模仿海尔达尔还挺像的，比我想象的简单。除此之外，我还想把整个旅行拍成纪录片，研究一下摄影和摄像；再草绘一幅现代贝叶挂毯。这是必要的。把一切都画到毯子上。除了这些，我也可以有求必应。

马丁：完成女孩周期表。研究一下我们的梦，看看我们在更温暖的环境下做的梦会不会有所不同。我负责技术设备，当然也会对波利尼西亚文化睁大眼睛。我不排除我们能发现史前定居者的可能。看看我能不能借到基因鉴定设备。

埃格尔：把我们在那里的活动都视觉化。我们将是一个小社会。我对小社会感兴趣。看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反应的。研究一下海滩生活。抽烟，喝咖啡。对了，昨天我玩了古墓甲板那一关，很好玩的关卡。我喜欢景色开阔的关卡，可以看得远，比如西藏那关，爬上一座小丘的时候，脚下深处有面小湖，可以跳下去，另一侧远远地可以看到滑雪小屋，门口停着一辆红色雪地摩托车。你看到就知道雪地摩托车会是你的，过一个小时，你就骑上它开路了。这游戏总能让我叹为观止。或许比我现在正读着的《哈姆雷特》还要带劲（我承认这么对比有点儿奇怪）。

云浮：我的自然科学知识能派上用场。研究当地的自然现象，探索一下天气风向。把能测的都测一测。发现一个基本元素，或任何一种没有记载的元素。格温妮斯·帕特洛曾在一座荒岛上待过一段时间，她在《嘉人》杂志上写到过，我要超过她。写一个电影剧本。

在金的大力协助下，我制作了一个小文件夹发给媒体，里面写了一些我们的计划，马丁和我在地球仪旁拍的照片占了重要位置。我还附加了一些对我有利的文字，把所有文件都用一个可爱的小夹子夹在一起。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过得体的装帧总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哦，小学，算是没有白读。

回复如期而至。才过几天，挪威国家电台就打电话来要求采访。我毫无畏惧地出场，解释一下海冰和溜冰鞋，反正我觉得对方还挺把我当回事。但突然之间他们连线上了住在特内里费岛上的海尔达尔。听声音，毋庸置疑就是海尔达尔本人。他们要我向他提问。我冒汗了，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他，这个世界跟他那个年代相比已经被探索得差不多了，有点儿不公平，这点他同不同意。海尔达尔不同意。他认为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我们该往哪儿找？”我问。

海尔达尔说一切都在地里埋着。挖地，他说，都在里面埋着。

我在小纸条上记上“铲子”，然后点点头。我们得挖。

“你在康提基上害怕吗？”我问。

他说他对计划很有信心，所以不怕。但其他人也不害怕，他觉得这很奇怪。

然后采访就结束了，我还憋着好多问题。总是这样，媒体从来没有时间深入挖掘做高质量的对谈。他们得继续，总是要继续，得播点儿音乐，听众要听音乐，他们好跟着哼哼。

从播音室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海尔达尔没有评价我的理论。我不知道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可能他感到了一点儿威胁。他意识到这条理论多石破天惊，他想用沉默把它扼杀掉。海尔达尔，心机男。

上电台很有帮助，我开始受到关注。媒体强大的翅膀把我托了起来，采访播出后没多久，康提基博物馆就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借他们的卫星电话，反正他们用不着。他们很认可我的理论。他们觉得这很勇敢。虽然正确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说，但我能致力于太平洋上的迁徙问题，这让他们很感激。铢积寸累。康提基博物馆真有懂道理的人。我们约好了见面。

马丁和我去城乡接合部买太阳能板。我们找了黄页上的所有公司。黄页上看觉得这些公司都默默无闻，但在这里，在城乡接合部，这些公司都是真实存在的，有门面，有前台。它们真的存在，公司背后有真的人在操作，亲眼看到很有安全感。给黄页配照的这个男人有点超重，一直在打电话（黄页还是有用的），并且特别友善。他带我们参观，为我们解释太阳能芯片的情况。我们说我们需要足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卫星电话的电量，就这些。男人在纸上笔算了一阵。我们每天需要多少小时，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多少安培，在太平洋上要流转上百万安培。要做的就是把电发出来。男人说一想到太阳整天只是直射进大海或沙漠就觉得伤心，枉然。

太阳不用就是浪费。他找来合适的太阳能板，以正确的方式连好，并祝我们好运。

在马丁的帮助下我还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很小、很好看，里面装备了这个时代所必需的每一个比特和赫兹。用它我就可以写我的科学笔记了，还能通过卫星电话和外界沟通。它可能算不上多媒体，但也差不多。

晚上，我在电脑上练习打字，我和电脑很快找到步调，虽然给电脑编辑词条的人看上去词汇量有限。

比如，电脑建议我把“射精”改成“设计”，把“不爽”改成“爽”。为什么不呢？反正“爽”比“不爽”听起来积极很多。“射精”这种词在太平洋大迁徙的论文里也用不上，我本来也是手滑打上去的。

出发前还差点儿什么？差不多了。我得买些户外用品，找座岛，另外预测一下我们怎么以最佳方式过去。既然外交部不愿意帮我解决找岛的问题，那我就得自己找了。怎么找荒岛呢？这样的岛已经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到处都是我们人类。完全不挑，我们已经占领了地球上的大陆和岛屿。只要有陆地就有人。但肯定能找到一些例外。我说服埃格尔给法国大使馆打了个电话，问问他们在法属波利尼西亚什么地方有没有多余的岛。我们不需要待很长时间，只要一个月左右就行。法国人装聋作哑，假装听不懂，端架子，装清高。他们没直说，但埃格尔和我都明白他们是想独霸整个区域，这样他们就可以时不时炸个原子弹，或者休假的时候报个旅行团惬意一番。这帮法国浑蛋。我们再也不喝法国酒了，这只是第一步。他们就做梦去吧。我买了一本当地的导游书，想找找其他目的地。澳大利亚离海尔达尔乘“康提基号”登陆的地方太远。另外，那边毒气太重，是世界上最毒的地方。新西兰没有什么毒物，但那是个很大的国家，不是荒岛，对我们于事无补。还有一些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汤加、斐济、库克群岛，我把这些国家的信息都读了。库克群岛没有疟疾。别的岛总有些这样或那样的，得好好查一查。哪怕取得了重大发现，开辟了疆土，染了疟疾死了不也是白搭吗？不管怎么说，全身而归的能力跟说走就走的能力一样重要。我当然想回家。和我的小伙子们一样，我是个耐得住的人，我觉得我耐得住。我还要回来的，疟疾什么的门都没有。

我想去奥斯陆找找有没有波西尼亚大使馆，却被我的旅行准备给耽搁了。鲁尔冲了进来，激动不已。他在某个聚会上遇到了一个人，跟库克群岛有联系，于是找岛的问题拨云见日。那人认识一个挪威人叫马格纳，听说人巨好，定期居住在拉罗汤加岛。他从事某种船业，并且提到了“运输”这个词。他应该是个一呼百应的人。

马丁和一呼百应的马格纳建立起了电邮联系，他果然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忙碌几天之后一切就绪了，几乎不需要我抬一根手指。有时候世界是个慷慨而奇怪的地方。世界很大，又很小。世界很悲惨，但又很美丽。世界很无情，但又很安全。可以这么一直写下去，总是会跑出一堆反义词来。辩证法、反义词，无穷无尽。

1．马格纳的邮件：

阿澜你好。

谢谢今日来函。你的项目很有趣。

我认为你们在库克群岛实施研究计划比去法属波西尼亚更实际。

（1）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官僚，而且我们上下各部门的人都认识。

（2）从这里去别的岛更便宜。

建议去以下岛屿：

帕默斯顿岛：26个居民。所有人都说英语，所有人的姓氏都是马斯特斯。有很有趣的历史。

马努埃岛：有个作为管理者的家族。以前是监狱岛。去该岛没有固定的航班，但该岛处于中心地理位置，在那里设一个停靠点应该不难。

塔库特阿岛：无人岛。鸟类保护区。上岛暂住需要申请特殊许可证。

不然的话，住在那些有人的岛上无人定居的部分可能更便利一些。推荐茅克岛，大约有200个居民。居民都有电视，但收不到任何电视台。电视都用来看录像。

太平洋上的这一地区还有可能遇到重大的挑战。每当我梦想进行一些贸易让岛上居民改善一下生活的时候，都忍不住停下来问自己，让他们越来越像我们真的是件好事吗？那样会越来越依赖外部供给。反驳的理由是哪怕我们不去做，总有人会做，不管是海外传教会还是石油公司。

你们需要的装备：既可以抗风又能挡雨的雨衣和帐篷。飓风季节到4月1日之前不会结束。

蚊子也是样好东西。

库克群岛上没有疟疾。

祝好

马格纳

2．马格纳的邮件：

直接说正事。

我们就把马努埃岛定为首选吧。

马努埃岛的主人住在艾图塔基岛上。明天我找时间联系一下他们。要想使用该岛几周时间的话，我估计得捐一点儿款。捐了款，带帐篷上岛就不成问题了。这里的政府不太欢迎背包客和廉价旅游团，他们觉得在这些人身上赚不到什么钱。

帐篷设备必须是新的，不能沾过地，不然异地“细菌”会破坏这里的自然。

时间安排。

太平洋上海洋面积浩大，许多岛屿几乎与世隔绝，通常情况下每年与外界的联系不超过两次。最近北方诸岛都有一月一次的轮渡。如果天气好，马努埃岛离拉罗汤加只有一昼夜的航行距离。你们要记住，这里是货物决定离港和到港时间，而非乘客。

建议你们改变一下西方工业社会那种紧迫的时间观念，很可能会出现飓风、暴雨等不确定因素，让船只无法按预计时间前往救援，可能拖延数周。这里也没有直升机等等。

这样的话订回程机票的时候最好选择开放机票。不要设回程日期。这里没有固定班次的船，呵呵，飓风季节到4月结束之前也不会有水手上班。

你的项目很带劲，但你们也要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这里的生活没有正轨，居住的时间可能会比希望的要长。关于疾病，可能会很难买到药物，带上你们的急救设备和务实的意识。

马格纳

3．马格纳的邮件：

你好，我已经和马努埃岛的关键人物电话联系了。

他说，尽管来吧。他在政府里工作，也是岛屿行政人员。你们到机场和移民处以后，就说你们是游客，会住兰花旅社。

其余我会与提亚里奇·雅科布搞定。他希望所有联络工作都通过我。

要在马努埃岛上住一个月，你们必须为岛主提供一笔善意的捐赠。岛是完全自主产权地，跟政府完全没有关系。他还说尽可能在我们和岛主内部解决，这样比较好办。

关于捐赠，他们没有提要求，由你们来决定一个既符合你们的预算又对得起岛主的数额。

此外，你们不能让岛主承担任何的责任。

你们做项目的时候必须自行承担风险。

买一个包含所有意外可能性的旅行保险。

马格纳

4．马格纳的邮件：

阿澜你好。

给你们传真了马努埃岛的地图。

1万克朗是个很理想的捐赠额度。

相信这个数额肯定会让他们很惊讶。不过这样一来他们也会很配合。

计划出行日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的生活很不一样。我们不能设定日期，不然如果不能顺利按计划进行的话会很受挫。

这是你们首先要学会的：顺其自然。

你们什么时候到拉罗汤加？

祝好

马格纳

5．马格纳的邮件：

阿澜你好。

马努埃岛上的供水情况还不清楚，但那里肯定有水箱。记得以前岛上有许多。

其他的话，你们想带多少罐头都没问题。你们打算怎么把东西运上岛？打算租铝船还是气垫船？只要你们想好，都可以搞定。

马格纳

6．马格纳的邮件：

你好。

想到一个简单的滤水系统，你们可能用得到，叫迷你桑德烈。

如果你们要买一套的话（大约250克朗），能帮我带个滤芯（大约100克朗）吗？

这东西很好用，我已经用了半年。

马格纳

7．马格纳的邮件：

阿澜你好。

以下是建议合同。提亚里奇今天来过我办公室。暂住的话，你们要支付2000美元，但提亚里奇想要500美元，用作组织费用等。关于租借气垫船或铝船的事，我可以帮你们找到半价的。21日来吧。这样的话，只要船载好货，我当天就能带你们出海。船16日周一或17日到拉罗汤加。一切顺利的话，接下来几天载货，21日周六或22日周日下午出发。

要看天气和货载情况。

协议备忘录

协议双方：

马努埃岛完全自主产权所有者，代表人提亚里奇·雅克布；七位挪威科学作家，代表人阿澜·卢。

科学家们在马努埃岛上驻留一个月进行研究活动。

研究活动为托尔·海尔达尔西南太平洋探险的后续工作。

作为对岛主的感谢，科学家们希望捐赠1500新西兰元以表心意。

科学家们将自己承担在岛上的开销与风险，并在此承诺不向马努埃岛岛主或库克群岛的任何人索取任何费用。

马努埃岛是独一无二的，来访者承诺不干扰当地任何动植物生态，离开该岛时保持原样。如果出现任何由疏忽导致的破坏事件，队长阿澜·卢承诺赔偿产生的所有费用。

提亚里奇·雅克布 阿澜·卢

代表岛主和探险队队长

库克群岛政府

* * *

(1)　挪威著名自然景观，欧洲最高垂直山面。

(2)　美国摇滚乐队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1984年的演唱会电影及唱片的标题，原文为英语Stop making sense。

(3)　马的拉丁语学名：Equus ferus caballus。

(4)　根据披头士名曲《我是海象》的歌词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