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 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 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 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 “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我是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好些人都以为那些数字，是从基层到上面，一级一级按着统计表格的要求，个、十、百、千、万，一个算盘子儿一个算盘子儿地扒拉出来的。实际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伪造的，就连‘最高指示’也在内。报纸上总在写工业生产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今年又比去年超额完成百分之几。扯淡! 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是说这些数字全是假的，我是说它没有意思。
就拿咱们楼上老吴这个工人来说，他们家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应该有人写一篇若干年来，这些流臭汗、出苦力、脚踏实地地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使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工人以及农民生活改善情况的真实报道。这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产发展了没有，发展得怎么样。要是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咱们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哪儿呢? 老百姓还拥护你吗? 您说那些数字有什么用? 您想过没有?!“这回，倒是莫征难得地动了肝火，他越说越快，最后还使劲儿地把汤盘往前一推。菜汤洒了出来，向四周漾开，顺着桌子一角淌了下来，淌了莫征一裤腿。他掏出揉成一团、脏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手帕，擦着湿了的裤腿，不停地，一下又一下……
莫征的话，虽然带着孩子的偏激，但是有他那一面的道理。她痛心地想起从五六年以后到三中全会前经济政策上的那些问题。
如果不来回折腾，而是像现在这样，有一个讲求经济效果的明确目标，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大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比解放前还是好得多了。
她不大有劲地说：“这些数字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年都在发展，比起解放前……”
莫征立刻停止擦裤腿，打断她的话说：“我就知道您又该这么比了。老这么比也不行呀，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你不是社会主义吗? 那是旧社会，没有可比基数嘛。要是这么比、这么知足，早就应该停留在奴隶社会别往前进了。要知道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还进步一大截呢。”他露出一脸不屑再说下去的神气，把手帕当成了抹布使劲儿往剩下的菜汤里一摔，站起身来，拾掇起桌子上的碗盏向厨房走去。到了门口，又回转身来，满怀真情地对叶知秋说：“真的，您还是想想老吴一家子为什么老是打架吧! ‘．那真情的语调出自莫征的嘴巴，更有一种动人肺腑的力量。
因为他很少流露感情。
老吴一家，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叶知秋还清楚地记得吴国栋曾是一个对妻子那么体贴入微的、英俊的小伙子。刘玉英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住户，没有一个不拿吴国栋那种过分的体贴开过玩笑。二楼的王奶奶经常说：“小吴啊，没事儿，女人生孩子，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别那么紧张，看吓着小刘哇。”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小刘呢，又曾是一个多么娇美的小媳妇啊。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一切全都哪儿去了呢? 怎么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吴国栋怎么变得那么粗暴，两个鬓角也过早地秃了上去；而小刘的额上怎么也那么快地添上了许多皱纹呢? 难道物质生活的贫乏，真会这样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吗? 话又说回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缺了哪一样能行呢? 她不能用自己的思想、生活标准，去评断吴国栋家的事情。莫征首先就会说：“别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和莫征都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中国有多少人像她这样生活呢? 他们大多有家庭、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生活、就业、升学、住房等一大堆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的存在，首先就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我们真是那么穷吗? 说到哪儿，叶知秋也不肯相信。她总觉得穷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不知在什么地方卡了壳。
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她真想请个懂行的人，给她说个明白。
她恍恍惚惚地走去穿大衣。“您上哪儿去? ”莫征问。
“我去打个电话。”
“带上围巾吧，您刚好，别又着凉。”莫征提醒她。
电话好不容易才打通，对方还没有好气儿地问着：“我是贺家彬，你是谁呀? ”他老是那么不耐烦。
“我是叶知秋。”
“我怎么没听出来。”贺家彬一改那种拒人千里的口气，“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
平时叶知秋很少和贺家彬联系。她太忙，他也忙。除非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她才打电话。他们是老同学了，用不着客气。所以叶知秋一打电话，贺家彬就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难题。
“不，没什么。我是想约你陪我去访问一下你们的那位副部长郑子云。”
贺家彬那边好久没有搭腔，叶知秋以为电话线路断了，赶紧问：“喂，喂，你听见了吗? ”
“别喂喂，我耳朵没聋。”贺家彬佯做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
“咦，不是你老向我吹嘘他吗? 说他工作有魄力，是个干事、不是混事的人，政治坚定，原则性强，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如何把生产搞上去，都有一套积极的想法。还有什么什么的……你还建议我给他写篇报告文学呢，怎么忘了。”
“哼哼——”贺家彬的这两声哼哼，不知是笑，还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怎么样，你到底去不去? ”
“不去。”贺家彬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出尔反尔呀? ”
“我从来也没说过要陪你一块去。”
叶知秋一时语塞。确实，他从未说过陪她一起去采访郑子云。
那么，他当初又何必鼓动她呢? “你为什么不去? ”
“我——我受不了他那位太太。不论谁上他家，都像去求他们赏点好处。我是看那种脸子的人吗? 再说——”他本来想说，部里的情况挺复杂，闹不好就会卷进两种力量的矛盾中去。你要是支持郑子云的主张，就是反对田守诚部长。你说你没参与? 没门儿，那时你想择也择不干净。田守诚那张网可是大得很哪，别以为你不在工业系统，人家照样可以收拾你。什么老战友啊，老首长啊，横里、竖里，关系多得很，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吃得消吗?!可是一回头，看见石全清进了办公室，便收住了话头，改口说：“反正我不去。”
“你这个人真是——好吧，那你把郑子云的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
“我劝你也别去。”
“那你就别管了。”
贺家彬的心软了。说归说，他能看着她只身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蹬吗?
二
头发的确烫得不错，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个方向，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派。她上了年纪，不能再像年轻的妇女那样弄得满头小卷。再说那也很俗气，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阶层的妇女，好不容易烫次头发，不弄得满头是死死的小花，顶好一年不用再烫，就像亏了本似的。
她对着前后的镜子，从从容容地打量了额前、脑后、两侧的头发，满意地微笑着，向站在她身后、举着另一面镜子的刘玉英点点头。
她想：这理发员的手艺不错，难怪人家向自己推荐。只是她的眼神为什么显得那么愁苦? 年纪不大嘛，怎么这么一副消沉的样子。让人看了心里挺沉闷的。
夏竹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等着理发员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银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轻，是用上好的毛料缝制的。提包的式样也很少见，扁扁的，很宽，面上有压制出来的花纹。那是郑子云去年到英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
这是老规矩，不管老头子上哪儿出差，总得带些礼物给她。逢到这时，她的脸上就会浮起皇后接受藩邦进贡时的那种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头子在杭州给她买龙井茶叶的时候，带着怎样一种揶揄的口气，学得保定府的口音对人说：“送给我‘耐’( 爱) 人的。”她一定不会这么笑了。
刘玉英站在一旁，看着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轻轻地蒙上头巾——小心不要压坏了刚才做好的发式——又慢慢地打开包。这种缓慢，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这是那种有个有地位的丈夫，又长年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受惯了人们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缓慢。她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掉了一张化妆品的使用说明，也会让人把急着要办的事情扔在一边，耐着性儿，毕恭毕敬地守候在她的身边，随时听候着她的派遣。
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 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 ”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 ”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