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云继续说下去:“托儿所送不进去孩子。房顶上有些瓦坏了也不补,露着天。外头下大雪,屋里飘雪花,把孩子赶到不漏的那头住去。玻璃碎了、窗框子坏了,全用木板一钉,弄得房间里黑乎乎的。还有人把垃圾往托儿所院子里堆。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怎么生活呢? ”食堂也是乌七八糟,案板上的灰尘有一个小钱厚。医务室装中草药的麻袋成了耗子窝,拉上耗子屎,那些中草药就只能当柴烧。工人呢,却配不齐药。
“另外,还有上百个人的问题没有落实政策,几百个待业子女没有安排工作……”
他好像很了解汽车厂的情况,大概常去厂子里看看、走走,陈咏明想。
突然,郑子云像和谁吵架,气汹汹地说:“……部党组经过研究,认为你去还是合适的。”
“这样大的厂子,我从来没管理过。”
“是啊,是啊,这么一个烂摊子,搁在谁身上都够瞧的,已经换过好几任厂长了。部里就有两位局长在那里干过。当然,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谁也别想干成一件事。现在,干‘四化’有了相当充分的条件,当然也还有各方面的困难。对许多重大的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比如,到了现在还要讨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开宗明义第一条,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怎么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也成了问题! 还有,思想政治工作是要把人变成唯命是从的奴隶,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把他们提高到倍受尊重的地位? 像这些早就应该认识的问题,有些同志到现在还不认识。认识上不一致,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有些人,干了很多年的革命,当了好些年的党员,说到底,偏偏就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要求你现在就答复,你可以考虑几天。”
不但陈咏明在考虑,和他要好的同志、朋友也在替他考虑。了解那个厂子内情的劝他:“你到哪里,搞上去也得栽下来,搞不L 去也得栽下来。”
也有人况:“凭你这个级别,坐曙光汽车厂那把椅子屁股小了点儿。”
“你镇得住吗?!”
而陈咏明考虑的,并不是他将遇到的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层层组织像一套生了锈的、每个环节都运转不灵的机械装置;企业的亏损;生产任务的拖欠;职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想的是,如果在战场上,作为一个产党员,应该自告奋勇地到那最危险的、九死一生的阵地上去。
人们很难说清,自己的某些素质,何时、何地、因何而形成。
一九四九年报考军政大学的最后一项考核:口试。站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孱弱女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却是菜一样的脸色。浮肿的眼皮,遮着一双羞怯的眸子。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穿着灰布军装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那人大概很高,长长的、打着绑腿的脚从桌子下面伸出。他左手托着腮帮子,用以支撑似乎其重无比的头颅。他一定被那些不断重复的问题弄得头都大了。右手里的那支笔,显然比他背上的三八枪更使他感到难以对付。桌上,是一大摞参加IZl试人的有关表格c 每个人回答过他的问题之后,他便在表上做一个记号。
他问那女子:“你为什么要参加军政大学? ”
她期期艾艾地回答:“为了工作。”
“你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一半是为人民服务,一半是为自己吃饭……可能算半心半意吧? ”
只见那人低头哗啦哗啦地在纸上记着,如同拿刀子在割一块牛皮,根本不看站在他面前回答问题的那些人。也许不能那么苛求他,他累了。如果他能抬头看一看站在他面前那个诚惶诚恐、十分诚实的女子,他也许不会在她那张表格上打个X 了。那可怜的女子,甚至不敢看一看他在表上做了什么记号,便心慌意乱地走开了,并且差一点让他伸出桌外的长腿绊了一跤。一个人的前途,便这样草率地、武断地被否定了。
陈咏明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逐步形成的。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还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解放不但意味着物质上的解放,还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使每一个人成为完善的人。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从现在升始吧,从自己开始吧,让这个世界早一点到来吧。
十天之后,陈咏明对郑子云说:“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
郑子云说:“第一是把质量管理搞起来,汽车厂是流水生产,不能靠手艺过日子。第二是搞均衡生产,把再制品压下来。第三每月生产要逐步上升。你是个老厂长了,其他方面,自己参照部里整顿企业的要求去办。那么你也谈谈,你有什么要求呢? ”
“您既然把这副重担给了我,我希望搞好它。这些日子,我脑子里也有些想法,但必须真正有了厂长的权力才能实现它。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我行使这个权力。我不是为自己争这个权力,我要它有什么用? 我是为厂子的发展,最终是为生产的发展。可是这个权力,您能给我多少呢? ”
“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不会舍不得的。限度嘛——”郑子云思索了片刻,“你能接受得了,部党组也能领导得了,你看怎么样? ”
“要是这样干下去,和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冲突呢? 比方,这两年国家投资压缩、任务不足、计划指标低,要是有材料、又有单位订货,我能不能扩大生产? ”
“可以自找门路。为什么宁可让工厂闲着,大家坐吃大锅饭呢? 只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办法,我也尽量行使这个部长的权力。我能承担的责任,我将尽力承担。要是有人告状,我会帮你含糊过去。”然后他诙谐地做了个睁只眼闭只眼的动作。
陈咏明很少将对人的好感、崇敬溢于言表。在这番谈话之后,他不由伸出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郑子云那瘦骨嶙峋的手。
有这样一位领导,底下的干部就是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心里也是痛快的。
不论丈夫做出什么决定,郁丽文都认为是正确的。她也许不甚了解那件事情的道理,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四十岁的人了,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仍然执著女学生式的单纯见解。这自然也有它的长处,使她不必像女政治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太过聪明地对待人和事,在丈夫的精神上增加压力和忧虑,干涉丈夫的决策。
她注意的只是陈咏明的脸庞是不是瘦了,眼睛上是不是布满了红丝,心情是不是忧郁……她只管用女性的温柔,使陈咏明那疲劳的身心得到抚慰。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女人,陈咏明怀里一个娇小可爱的妻。
郁丽文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陈咏明那霜白了的鬓角。
门上响起了手指头弹门的声音。“嗒、嗒、嗒、嗒”,四下.又四下。然后是压低了的笑声和争议声。
儿子。双胞胎的儿子。这,陈咏明也自有高见:“好,一次完成任务,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陈咏明答应过,今天带他们去滑冰。小家伙们兴奋了,难得陈咏明有空陪他们一次。竟然不要妈妈叫,自己就起床了。
郁丽文不理会他们,让丈夫再睡一会儿吧。儿子仿佛猜透了她的心思,她听见他们在门外嘀咕了一会儿,懂事地走开了。
可是陈咏明还是醒来了。活力、精神,全都回到他的脸上,好像刚才那个愁眉苦脸睡觉的汉子是另外一个人。他抓起郁丽文贴在他面颊上的手掌,仔细地看着,把弄着她的十个手指,然后又依次把她的十个手指亲吻一遍。他大声地清理着喉咙。暖气烧得太热r ,每天早上醒来,他的嗓子都觉得发干。
门上立刻响起了擂鼓一样的敲门声。不等回答,房门就大大地敞开,两个儿子像两枚炮弹一样地射了进来。陈咏明站在地板上,平平地伸开两条胳膊,大力吊着他的右膀,二力吊着他的左膀,父子三人在地当间儿像风车一样旋转着。
打发他们吃过早饭,郁丽文和他们一同走出家门,看着父子三人的背影渐渐地走远了,她才往菜市场走去。
在买黄花鱼的队伍里,大庆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和政治部主任的夫人,嘁嘁喳喳说得十分热闹。她们看见郁丽文走过,便死拉活拽地要她插进队伍里来:“今天黄花鱼很新鲜,就排我们前头,眼瞅就轮到我们了。”
“不,这不好,后边的人该有意见了,再说我也不打算买鱼。”郁丽文脸红,不安。她不愿意夹塞儿,又觉得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于心不忍,只好硬着头皮赶紧走开。
两位夫人撇嘴了:“和她丈夫一样,假正经。”
“正经什么,陈咏明从日本回来的那一天,她去飞机场接,当着那么多人,两人就胳膊挎着胳膊,身子贴得那么紧……啧,啧,啧。”
说着怪模怪样地笑笑,“等回家再亲热就来不及啦? ”
“人家是知识分子嘛。”
“是呀,现在知识分子又吃香了,自从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以后,我看他们的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说话人紧紧地咬着牙齿。
两条舌头,没有一条涉及到家长里短以外的事情。但是,她们立刻从彼此的语气、眼神、跳上跳下的眉梢、嘴角旁边皱褶的变化,挖掘出深埋在她们心里的那股怨愤。由于陈咏明给她们造成的、无法用斗量,也无法用秤称的损失——她们的丈夫一夜之间就从顶不费力气的、又顶受人敬畏的官职上退下位来——她们丢掉了过去的一切宿怨,结成了神圣的同盟。
六
早上接班,李瑞林到得挺早。他在厂子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心里什么滋味儿都有。两个多月没来上班,身子骨倒是清闲了,脑袋瓜可一直没闲着。想不到他这个给别人治了二十多年“思想病”的支部书记,有一天自己也会得这种病。奇怪不奇怪。
起先,是气愤。然后,是悲凉。再后,是躺在炕上猜谜:他不上班,别人会往哪儿想? 会不会来动员他上班? 谁会来找他谈话? 批评他,还是跟他说好话? 为什么要把各车问的专职书记给撤了? 陈咏明抽的什么风? 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自打他到厂里以后,离辙的事儿干得真不少。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挨过整,还是没给整够? 听说基建处处长董大山已经把陈咏明告到部里去了。董大山部里有线。宋克局长在这里当厂长的时候,董大山就是宋克家里的常客。董大山手里有物资啊!那些年,光有钱不顶事儿。你手里要是有物,就可以换房子、换工作、换人……凡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换。再有,打个家具啦;修个“厨房”啦——那厨房讲究得给宋家老大做了新房;利用关系户,把宋克不便直接插手的老二,从农村弄了同来,还安排到哪个基建工程队搞宣传,又轻省、又不惹眼。
听说宋克局长还要提副部长呢,陈咏明这样折腾下去,能有他的好烟抽吗? 想到这里,李瑞林又着实为陈咏明担心。
虽说陈咏明这个人.说拉脸子就拉脸子。以实求实地说,陈咏明是个敢说敢当的正派人。遇见那些聪明人绕着弯子走的事,他呢,不缩脖子,不眨巴眼,对准目标,照直地走过去。
这不是哪儿泥泞,偏往哪儿踩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把李瑞林全家打跑. 占了李瑞林家的房。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支部书记李瑞林处理过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翻案了,说李瑞林处理错了。当时,处理意见李瑞林请示过厂党委,不能由李瑞林一个人负责。再说那件事也没有处理错。他不过是伺机报复,抓住李瑞林不放,撵着李瑞林两口子乱打。吓得李瑞林老婆直抽风,弄得李瑞林全家住没处住,躲没处躲。
陈咏明对保卫处长说,这件事闹得李瑞林一家到处流浪,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干部里头,反应强烈。如果老不处理,人家怎么工作呢? 保卫处应该干预这件事。
那时,谁也不知道陈咏明有多大能耐。曙光汽车厂是个大厂.那些见过世面的处室干部,有些根本不拿陈咏明当回事;有些对新厂长抱着观望态度,等着瞧他怎么开张。陈咏明处处体会到了由于屁股太小,坐这把交椅的难处。
保卫处长根本没理陈咏明的茬儿。
第二次,陈咏明又拉上一位党委副书记和保卫处长谈话,他还是不理。
第三次,保卫处长还是不管。并且带着对不知就里的人的讥讽说:“我的工作,受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不能乱抓。”
陈咏明说:“我没有做过保卫工作,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有,政策水平也不高。但我有三个问题向你请教,请你回答。一,你这个保卫处是保卫什么的?他把李瑞林同志的房占了,还提溜着棒子到处打人家,这是不是侵犯人权? 是不是违反宪法? 二.我承认公安系统对你的垂直领导,但厂党委对你是不是也有领导权? 这个双重领导是以厂党委为主,还是以公安系统为主? 三,今天是第三次找你,限你三天之内,把这个造反派从李瑞林同志家里弄出去。你究竟干不干? 你得正面回答我。”
陈咏明像个精细的泥瓦匠,把所有可以隐遁的小缝都给泥上了,弄得保卫处长无处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着自己的不敬:“我可以按你的意见执行,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陈咏明威严地说:“你可以保留意见,这符合组织原则。但你能执行领导的决定,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真稳得住神儿! 够辣的,保卫处长想。第二天他只好把那个造反派弄出了李瑞林的家。
不久以后,在全厂干部大会上,陈咏明原原本本地公布了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最后还说:“我不相信这么多人的一个大厂,就找不出个保卫处长,这个保卫处长非得你来干。”
保卫处长就在会场的前排坐着,一点没料到陈咏明会来这一手。简直像当头一棒,他懵了。这么多年来,他还真没遇见过这么厉害的主儿,竟敢摸他的屁股。
陈咏明果断地改组了保卫处的领导班子。上上下下,好一阵热闹。由于闹派性,这个处连党支部都成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