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 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一、随地吐痰；二、随处抽烟；三、乱丢纸片；四、乱放车子；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 新鲜!没见过! 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 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昕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 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娘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追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 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 落后喽! 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 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色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 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 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 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问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 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群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团结吗? 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 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
自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 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 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班子。”
不管谁说什么，陈咏明心里有数。没有这一条措施，汽车厂的工作别想打开局面。像保卫处长和董大山那种一味拆台的人+ 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吗? 生活福利处的处长，一天到晚不干工作，还冒领加班费。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房子。谁不给他送礼，谁就分不到房子。群众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他? 他手里攥着房子。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党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党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
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团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 当时群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党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党委委员? 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 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 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 这是不是事实? 你半年就等不及了? 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 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共产党员、像个干部的样子? 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 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 “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 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内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党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党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内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党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党委正确? 客观? 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 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 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 ”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习，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习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 上哪儿查去? 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党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 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党还管不管干部? ’”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 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党委，怎么叫不要党的领导? ‘党管干部’! 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党? “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内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内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
怕什么? 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
人都是有个性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 ‘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 ’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 有隔阂就分开．两个人都会谢天谢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 过去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派的班子，互相之间常常搭不上手。还有些人，资格挺老，人也不错，就是任务承担不了。这样的班子，怎么能把工作搞好? 各部门工作松垮，组织部门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现在，很多权力下放到科室、车间了，就是要选拔能承担这么多权力而又不出毛病的人。通过民意测验，说明我们不是没人，而是有人不懂得使用。“
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扣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 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 “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 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问，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性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
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7 ，，“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 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 大老粗怎么啦? 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 打扑克去了? ，，打扑克怎么着? 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 ”
“他怎么不行? ”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 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戬们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 ”
“……报纸上登过。”
“哈! 哈! 哈! ”
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
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
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 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久车进厂了。瞅见李瑞林坐在传达室的窗口，他挺热情地凑过去招呼着：“您——上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