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 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 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 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 ”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 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
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 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哪些地方呢? 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 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
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 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不修改呢? 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
“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晃得郑子云睁不开眼。他闭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吃力的事情，没有那种争执不下的扯皮会，也没有说很多的话。但郑子云仍觉得疲倦。这疲倦不是体力上的，而是来自内心。
每每他从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细节看到自己仍然必须在利弊的权衡里挣扎一番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种沮丧的情绪。这沮丧他绝不会对任何人说，也不愿为任何人所知晓，包括夏竹筠在内。
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
这也许是他匆匆地扔下电话筒的另一个原因，好像要躲开叶知秋的责难：为什么不把正确的意见坚持到底? 不，她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呢?
九
陈咏明疲劳已极。耳朵里像塞了两个棉花球，铿锵的锣鼓声、人们的喧哗声、爆竹的嘭嘭声，仿佛都离得很远，很远。
分到房子的各家各户，都要请陈咏明吃饺子，不吃谁的都不行。这怎么吃呢?陈咏明就是有二十个肚子也不行。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每户出一个饺子，派一个代表，在基建队那口大锅里煮好，请上陈咏明，大家一块吃。现在，基建队那I ：1大锅前头，热气蒸腾，煮饺子的人正你推我搡……陈咏明不喜欢这样的场面，但他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干涉别人表示自己欢乐的方式。他必须站在那里，那也许会使大家的笑声，得到几秒钟的延长。他应该为一切人的快乐，尽力去做。哪怕这努力发出的温热，像炉灶里爆出来的火星那样的微小。
几天几夜几乎没有合过眼。仿佛这样，他就可以给那与死神搏斗的吕志民增加一份力量。
最后在给排雨水管子上漆的时候，吕志民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
谁这样说的? “这孩子太大意了。”
不，陈咏明自己就是一个严正的法官。问题在他这里。他应该预计到人们在接近成功时往往会出现的麻痹。一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往往发生在最后松一口气的时候。他是什么人，难道是和吕志民一样的毛头小伙子不成? 为什么他没有做一次讲话，强调一下人们应该警惕和注意的问题? 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度过的几小时，如同几年那样长。
每一个从手术室出来的穿白大褂的人，都会使他心惊肉跳。神经已变得那么脆弱，每每郁丽文走过来，静静地在他身旁坐下，他都拧过身子，不去望她，头也不回地问她：“你告诉我，情况怎么样? ”
“很严重，肝破裂……”
“有希望吗? ”
“在努力……”
“好吧，干你的去吧。”
只是在确知吕志民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他才无言地把他的头，靠在郁丽文那柔弱的肩膀上。
旗帜．红色丝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陈咏明的眼中，却泛起薄薄的一层泪水。原不应该有泪水的。那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为刚刚度过危险期的吕志民；也许是为得到这一点满足，便付出这许多快乐、感谢之情的慷慨的人们。
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呢? 一栋栋极其简陋的住房，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小巢。太寒伧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巢，他们也耐心地、梦寐以求地等待了许久。
陈咏明想起吕志民在病床上说过的谵语：“小宋，你先住，咱们哥们儿过得着。这房子既分给了我，我说了就能算……不，不，你别跟我推让。厂长说了，还要接着盖呢，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我们有多少习惯于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侈谈“阶级感情”
的人，要是他们昕了吕志民徘徊在地狱门前所发出的充满阶级情谊的谵语，看见人们如何因得了这简陋的小屋而欣喜若狂，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会想。
马克思在《雇用劳动和资本》一文里说过：“……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
是啊，那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工人阶级变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只能维持和延续后代的经济地位上?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改善得更好一些。有没有人能有勇气站出来回答，老百姓创造的那些财富，是不是正常地发挥着它们应有的积累和公共福利的消费作用?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将有责任对忠实信仰他的学说的人们，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做出回答和解释。
原有的理论，已经不够用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了。
第一碗饺子盛了出来，李瑞林排开众人，紧紧地抓住了那只碗，说道：“这碗饺子，一定得由我递给老陈。”他那不顾一切的神色，使得人们不便与他相争。
李瑞林觉得，他有充分的权利，把这碗饺子端给陈咏明。
前些日子，陈咏明曾把负责挖鱼塘的任务交给了李瑞林，那是一个准备为全厂职工家属改善生活、谋福利的长远措施。挖塘以前，陈咏明叮嘱他，鱼塘的围堰，一定要用压路机压结实，铺上石头以后，再铺沙子。当时，李瑞林对陈咏明的那股怒气，还没有消掉。
陈咏明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段围堰，李瑞林没有坚持按陈咏明交待的办法去办。放水、放鱼苗之后，一冻冰，果然从那段围堰上决口了，跑了鱼苗跑了水。李瑞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怎么向全厂的职工交待? 陈咏明那里倒好办，顶多挨一顿批，可全厂职工，对这些鸡场、鱼塘抱的希望多大啊。物价涨得那么快，鲜鱼的供应又那么短缺，职工们就盼着自己厂里的这点福利呢。李瑞林急得一进厂长办公室的门，便抱头痛哭。陈咏明沉默了半天，说：“老李，别难过了，我和你一块从头干起吧。”
“你怪我吧? ”
“我不想责备你了，老李。你的眼泪已经对你的失职，进行了谴责，同时也表明你还是有责任心的，它是宝贵的。”
人活的是什么? 就是得人知己。李瑞林对陈咏明让他看大门时积下的怨气，豁然一下，随着那决了口的塘水流走了。李瑞林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尺度、一种完全崭新的眼光，来衡量、回顾陈咏明所做的一切。
陈咏明只想呕吐，嘴里满是苦味儿，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他需要的是仰面朝天地大睡一场，睡上它三天三夜。可他又明明知道自己睡不着。刚才看过一个通知，部里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参加单位做好准备发言。那个通知，让陈咏明感到泄气。会议精神，写得含含混混，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什么在工业学大庆的基础上，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喽，又是什么如何加强新时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途径喽。既然大庆是人人都得念的一本经，抱着念不就行了，还探索什么? 从上到下，事无巨细，都体现了一种折衷和调和。如果决策人都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不是这样，又不是那样；忽而这样，忽而那样，下边怎么办? 我们的事情还能不能办好? 此外，郑子云副部长方才来电话，说是趁明天是星期天，部里人休息不上班，他要到厂里来看看。为了让自己的司机星期天得以休息，他让陈咏明开车去接他。郑子云选定这一天，大概不想惊动大家。如若不是星期天，如若通知秘书安排，他这一下厂，自然会跟上部里主管局的局长、有关处室的处长、工程师、技术员、秘书……一大队人马。究竟有什么事呢? 陈咏明不可能不费心思去揣度郑子云到厂里来的目的……
人有时会分离成若干个自我，在接过李瑞林带着庄重的神色，递给他的那碗饺子的时候，陈咏明感到一个勃发的、新鲜的自我又在一片激情里诞生。对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来说，这样的激动，是很难重现的，因此，陈咏明知道这激情的可贵。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他们之中有谁埋怨他一句，或是批评他一句。吕志民还在医院里躺着……但那些热切地望着他的眼睛，又明明在躲闪着，仿佛那些有教养的人，不看人家的秃头顶一样。陈咏明只有喃喃地说着：“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他去夹饺子。手变得笨了，饺子总是从筷子里滑脱出去。夹了几次，才夹住一个。陈咏明抬头看看围着他的人群，爆竹声、锣鼓声、喧哗声全都停息了，人们也都无言地望着他。陈咏明觉得有一种厚而坚实的东西将他包裹。他好像变成一个包裹在种子里的胚胎，这种子将产生力量。在那许多眼睛里，他看到老吕头那双昏浊的老眼，眼睛下是老吕头那胡子拉碴、颤动着的下巴。陈咏明把夹着的饺子往老吕头的嘴边送去。他说：“老吕，对不起你。”
老吕头流着两行老泪，一口吃进陈咏明夹给他的饺子：“老陈，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啊。”
一片唏嘘之声，轻轻地散开去。
陈咏明忙高声叫道：“敲啊! 鼓呢? 敲啊! ”
隆隆的，催得人心慌的鼓声响起来了。
大概因为陈咏明是郑子云推荐的，所以宋克才会写这封信给他。当初选定陈咏明任曙光汽车厂厂长的时候，就曾有人在郑子云面前说长道短。一百个看他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