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个会议室,只听见一片“啪、啪、啪”一收一放把玩折扇的声音,和电风扇嗡嗡作响的声音。
蒙在沙发上的灰布套子;久已没有粉刷的、泛黄的墙壁;造型和工艺都极为粗糙的烟灰缸子;十几张或困倦、或木然、或老谋深算、或不以为然、或激愤、或咄咄逼人的面孔,全让人感到沉闷。
不知谁把电风扇的风量开到了最大限度,呛得坐在跟前的郑子云透不过气来。
他站起身,挪到靠近门边的一张软椅上去。对面,是整整一排窗,白杨树的浓阴遮住了视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夏日里,颜色变得深邃的蓝天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小块。但他知道,越过这片树阴,仍是广阔的蓝天。蓝天! 他的心,顿时豁亮了。
人不可不依恋自然,也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出去走走。不过好像时令不对,去香山应该在十月底,去樱桃沟应该在春天,颐和园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郑子云带圆圆去那里打过猎。猎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来。已经锈迹斑斑,像他一样,老了,生锈了。有个法国电影叫《老枪》,挺不错的片子。《老枪》,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种老辣、悲怆而壮烈的韵昧。是啊,老也并不意味着报废,只要是条真正的“老枪”。
郑子云那不为所动的漠然神情让宋克看了生气。热极了,纺绸小褂的腋窝全被汗水打湿,宋克解开胸前的纽扣,滚圆的、绷在圆领衫里的肚子,示威一样突现出来。他不满意这个会。其实,这个会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遇到扯皮的事情,总是这么含混和暖昧地沉默着。他不便再说什么,因为他算是当事人,说多了不好,难免不让人感到他带着个人情绪。
他嫉妒陈咏明。正是因为陈咏明,他才从副部长候选人的名单上刷了下来。唉,他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都怪郑子云。要是他不推荐陈咏明呢? 推荐倒也罢了,偏偏又把他推荐到曙光汽车厂,这不是要他的好看吗? 他渴望着陈咏明和郑子云的失败,哪怕他们吃饭的时候硌了牙呢! 他处处和他们作对,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干系的事情上。他挨个打量着与会者的面孔,估量着谁会发言,谁会说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郑子云才会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宋克把长长一截香烟捻在烟灰缸里,那截香烟仍在冒烟儿,他顺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进烟灰缸,飘着烟丝、火柴梗、烟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来,沾污了浅蓝色的桌布。
孔祥又说:“听说和贺家彬合写文章的那个女记者离过两次婚呢。”说罢,从眼镜片后头,迅速地向郑子云射来两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时的口气,就跟说到妓院、说到花柳病一样。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郑子云暗暗苦笑:要是叶知秋能够结两次婚,也算没有白白地当过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为什么离婚在孔祥的眼里,却成为一条应该受到指控的罪过呢? 他自己可以胡来,别人却不可以离婚。
真岂有此理,什么样的乌七八糟,什么样的糊涂! 汪方亮从软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是在开党组会。”他还想说,这里又不是茶楼酒肆,说话严肃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长,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对付。汪方亮并不怕他们,只是让他们时不时地找点岔子,他还得分散精力去对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汪方亮准备帮一位老战友把女儿从工厂调到部里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个多月不给办手续,还告到部纪律检查组。为这点事,纪律检查组郑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谈过一次话。扯他妈的淡! 什么东西! 装模作样,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佛门里六根清净的弟子。他当场就骂了孔祥一顿。当着他手下的那帮子人,列举了孔祥某年某月走过什么后门;小姨子安排在哪儿;二舅子安排在哪儿;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饭店……从那以后,两人很久都不过话。
汪方亮说:“我向作者了解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陈咏明根本没有看过,怎么能说他品质有问题呢? ”我告诉他,部里反应很强烈,问他:‘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只能写死人,不能写活人。’”我很同意他的高见。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 女人可以不可以烫头发,据说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
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 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 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
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投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
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
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 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 ’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我问他:‘怎么过瘾? ’“他反问我:‘您看过吗? ’”我逗他:‘没看过。’“他说:‘您怎么不看? 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 ’“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
一觉醒来,身上是绵软的,嘴里也发苦。郑子云翻身起床,冲了一杯热茶,然后在临街的窗前站下。
马路上,几个游泳回来的年轻人,把五颜六色的游泳衣挂在车把上,小旗子似的随风飘扬。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孩子很像圆圆。短短的头发、两手满不在乎地抱在胸前,交叉着两条晒得黝黑的长腿,也不怕从车上闪落下来。
圆圆又和夏竹筠吵架了。就这么几口人,日子过得并不安宁。
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安定团结! 要是人的愿望能像萝卜、白菜那样可以栽培就简单多了。想1 止它长什么就种什么。她说话越来越随便,太过地刻薄,也许像他。就连对夏竹筠也不够尊重:“您又想把我拉到骡马市去?!您应该当个配种站的站长。”
天哪,女孩子。
最近她对婚姻问题很敏感,而且明白地拒绝和家里人交谈。
还振振有词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您也有您的秘密。”
他有吗? 他要有也许就好了。遗憾! 生活里原该有许多的支撑点,一个不行,其他备用的还可以投入运行。
街上有树,有行人。但在炎热的阳光下,全像晒蔫了似的,显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马路对面的树阴下,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不屈不挠地吆喝着:“冰棍——巧克力冰棍——”郑子云常看见她,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筋骨蛮好的样子。矮小、于瘪,棕黑色的面孔,像一具风干的面具,带着劳顿生活的痕迹。但她那还是很有弹性的吆喝声里,还有一种可以和生活挣扎一番的力气。他呢,却已经在生命和死亡的边缘地带摇晃了。秘书、保姆、办公室、汽车……已经使他软化。物质生活愈是发展,人体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可能就越差,而精神的触角却越发地敏感。
他分明烦躁。为了什么? 上次的党组会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大不了的烦恼,他经历过的多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五二年打老虎,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这算得了什么! 他渴望人和人之间的相通、谅解、支持。圆圆却说:“傻瓜才说这种话呢,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翻那本皇历。”
现在该翻哪本皇历呢? 她的话不对。现代青年人的偏激。
寂寞,寂寞极了。让烈日晒得冒烟的那条马路,让人联想起阿拉伯的沙漠。
郑子云开始盼望有谁敲门,或有谁打来电话。哪怕跟谁聊聊常宝华的相声也好。
隔壁的电话铃果真响了。郑子云微笑,巧! 铃声响了很久,夏竹筠才去接它。她的语气干干巴巴,不怀好意。
只听见她一连串地发问:“喂,哪里? ”
“你要哪里? ”
“找谁? ”
“你是谁? ”
“找他有什么事? ”
对方大概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心里有鬼或是反应慢的人,让她像扫机枪似的这么猛一通扫射,准得丢盔卸甲地落荒而去,往他家打电话的人,应该先穿上尼龙避弹衣,或戴上防毒面具。
夏竹筠在隔壁叫了:“老郑——你的电话。真讨厌,又是那个姓叶的女记者。”
声音那么大,叶知秋在话筒里一定听到了。
“是,我是郑子云。”
叶知秋的声音里,有种神经质的兴奋:“我收到编辑部转来的一封匿名信。”
“什么意思? ”郑子云看见夏竹筠伸长了耳朵停住了手里正在摇动的绢扇。
“说我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除了和合作者睡觉,还和被写到的主人公以及某副部长——也就是阁下,勾勾搭搭,编辑部不该发我那篇文章,诸如此类。”
“我很抱歉。”郑子云打心眼里感到歉然,好像是他侮辱了她一般。
“你觉得奇怪吗? 其实并不新鲜。连大名鼎鼎的某记者,写了一篇为好人伸冤的报告文学,不也让人糟踏得一塌胡涂吗。”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
夏竹筠“啪”的一声把小折扇摔在茶几上。郑子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电话机,好像夏竹筠会过来砸它。
“不,不必,谢谢。告诉您的意思,不过是希望您当心暗箭,我估计这匿名信是田守诚手下那些人干的。再见! ”
“再见。”
太过分了。
有过很多不愉快的事,郑子云可以不去计较,但不计较不等于不存在。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各个方面到部里索取讲话稿和听取重工业部研究、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一直由部调查研究室的同志负责,因为在开展这项工作中,他们是起实际作用的人,是了解情况的人。他们读过不少书,做过不少研究,还到几个工厂去蹲过点,郑子云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少情况,都是他们总结、提供的。
田守诚事前对这次会议持否定态度,会后又对会上未能贯彻大庆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兴无灭资”的讲话精神很有意见,后来不知又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通知部值班室,凡是到重工业部了解这一工作开展情况的单位,一律由林绍同组织接待。
用意很清楚。郑子云不愿把这件事的动机想得太庸俗。但到底,那是同志们日日夜夜辛劳的结晶。
现在,又去糟踏一个无权、无势,没有反抗和保护自己能力的弱女人。这些人对付恶,是那样的懦弱、胆怯,对付一个女人,却是那样的强大、勇敢。何等的可悲啊。
夏竹筠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抱歉? 为了什么? 你要替她做什么? ”天哪,她想到哪儿去了。
郑子云定睛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