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哦，不，不，谢谢，我这就回去准备资料。”
“还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毕竟何婷觉得心里有些歉然。
“没什么啦，能解决二米五的立车已经够照顾我们啦。”那人点头躬腰，感谢不尽。
何婷送他到走廊。
“您请留步，请留步。”他一面点头，一面退着走远了。
在走廊里何婷迎头碰上了贺家彬，她想起分配给处里的那张电视机购买证，罗海涛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个核心的中坚。这个人情还不该送?!别人不会说什么，贺家彬也许会说怪话，先摸摸他的态度，其他人那里好说。
“哎，老贺，处里分到一张日本‘三洋’牌电视机的购货票，你买不买? ”态度极其亲密，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口角，好像他们打认识那天起，就是步调一致，利益一致，观点一致的老战友。
“我才不花那个冤钱买电视机呢，就冲那些电视节目。哼! ，．正中下怀。何婷知道他不会要。真蠢，不要也不说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给老罗，你看怎么样? ”好像贺家彬是支部里的副书记，何婷没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见。
“凭什么? 因为他是党员，是支委，就该先给他是不是? 人家辛工程师快退休了，再不给他退休之后还上哪儿分票去? ”
真不识抬举，不论她干什么事，贺家彬都要唱反调。
“这不是和你商量嘛。”
给辛工? 他对她有什么用? 一个就要退休的老书呆子。不行，她还得想个什么借口，把这票证给罗海涛。
何婷的脸上依旧堆着亲密无间的笑，心里却想：下午党委会就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等着瞧吧。
何婷安下心来，再去打她的电话。
“喂，谁呀? ”
“曹秘书，我是何婷啊。”何婷笑着，笑声里透着无比的谦和。
她和每个部长的秘书都很熟。秘书，可真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别看他们的官衔都比她低，顶多不过是个副处级，可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何婷反倒显得低声下气。要想在部里站住脚，或是通个天，往哪个部长的耳朵里吹点什么，或是探听点消息，这是关键的一环。
花多少功夫，赔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啊，是何处长呀，有什么事吗? ”曹秘书热情得很，没打一点官腔。
“我想跟孔副部长通个电话，也不知他这会儿忙不忙? 你看现在请他接电话合适不合适，啊? ”好像接不接电话的决定权在曹秘书那里，其实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会接她的电话。
“你等等，我给你看看去。”
“那太感谢你了。”
“自己人，客气什么。”
何婷听见那边放下了听筒。接着她听见电话拨到另一个机子上去的声音。
“哪一位呀? ”孔祥拖着长长的四川腔问道。
“哎呀，老首长，您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您早把我们这些兵给忘喽，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这样的埋怨，谁听了也会觉得心里痒酥酥的，只会呵呵地乐。
“啊哈哈——小何呀，这张嘴还是那么厉害嘛，你好久也不来看我了嘛。”
“还小何哪，白头发一脑袋了。哪次去部里没去看您，”何婷说的是实话，这尊佛，能不拜到吗。“您是个大忙人，要么在开党组会，要么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检讨去，您不知道，那个写报告文学的贺家彬，就在我这个处。给部里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都怪我平时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抓好，情况掌握得也不及时，文章发表我才知道。孔部长，您就狠狠地批评我吧。”
嗬，那个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顾虑哟，这件事和你无关嘛，有人借着这件事给自己树碑立传嘛，这个背景你哪里晓得嘛，对贺家彬这种人以后注意加强教育就是喽。”
“啊呀呀，还有这样的事情，一篇文章，有这么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现在有些人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嘛，打着三中全会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冲击党的领导、冲击党的路线嘛，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提起专政这个字眼儿，孔祥顿时觉得像是喝了一碗参汤，嗓门儿也洪亮起来，说话也流畅起来，气儿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辆安了十个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没有目标，先他妈的放上一通。那声音让他心里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儿直痒痒，痒痒得直想让他大声喝彩。
他老觉得，凭他的条件，他该当个公安部长那才过瘾。
纵的，往上数，别说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传的老贫农。往下数，儿子、女儿全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横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区里出来的。再说政治立场，哪次运动他不是左派? 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个走资派，不过那个不算，十一大上已经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经他的手就处决了几个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犯嘛，别看汪方亮、郑子云比他级别高，那时候他们都被关了几个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上头让他打十个右派，他能打上二十个，现在全他妈的一风吹啦，不算数啦。多会儿看见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会儿心里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该是对他点头哈腰的奴才，这会儿却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觉得他像是吃了败仗，这叫人以后还怎么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他恨不得把机关里的干部编成连队，搞成军队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别看部党组那些成员，开起办公会，说起生产、业务，哇啦、哇啦地没完，他简直就插不上一句话，干这个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里开了几十次批判会。后来地震，礼堂里开不成了，是他给田守诚出了个主意，把会场搬到部大院门口开去。他特意让办公厅行政处新买了标语布，太阳一照，耀眼的红，几个大白字“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显得格外醒目。沿着会场拉上了有线喇叭，那稀落的口号声也显得红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们在闹腾什么，来来往往围观的不少。那几次批判会开得好不热闹，每次批判会，都由他亲自作总结发言，一口一个“老右派”，“老卖国贼”，“我早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这句话一时成了部里广为流传的名言，因为大家恰好拿了这句话来回敬他。报社还来了个特派记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上取得了伟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云云。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里也没谱，不过按照过去的经验，凡事往好里说准出不了娄子，没人真会去查。
就是到了现在，孔祥心里也不服气：“反击右倾翻案风”哪一点错了? 看吧，现在的政策，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条不偏右? 晚上下班之后，他常去老战友家里转悠。围着一瓶子酒，几碟子小菜，一边儿吭吭地往桌子上蹴着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荡，一边儿发着心里的牢骚：姓邓的，认准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倾反案风的风源，咱们走着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进办公室，他又泄了劲。老邓什么时候才能出点娄子? 他到越干越自信了。这两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过得风平浪静，不开批判会了，不游行了，不喊口号，不抓反革命了，那让他干什么? 孔祥感到了闲散的难受。
去年好容易让他逮住一个茬儿，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员政治学习的时候说了一句：“党内民主生活，我觉得还不够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没经过选举，只凭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和封建社会的皇帝传位有什么两样? ”
孔祥立即让政工部门把这个情况编人政工简报，火速上报，就差没在信封后面插上三根鸡毛。简报中还指出，这种言论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种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不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观点，是一种极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还几次三番地给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安局把那个技术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那些天他可着实地忙了一阵。闹得政治部跟着他团团转，闹得公安局左右为难，到了最后人家一听是重工业部的电话都没人愿意接了，谁都怕和他沾包儿。电话里，又是帽子、又是威胁、上纲上线，听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个技术员抓起来，他真敢告发公安局包庇现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伙子说：“我算服了这位部长了，比公安局还公安局，没准将来咱们这个公安局全得让他专了政。”
孔祥那一套话里卖的什么药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个瓢。
反正不是传真电话，只能听，不能看。何婷没有工夫听他过这个瘾，也说不定一会儿就有什么要紧事把他扯走，那她这个电话就算白打了。
“孔部长，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您照顾一下呀。”
照理这事不便在电话里说，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让秘书听了去，谁能担保他是拆台还是补台，有时一件事的成败全在一句话。别看这个老头，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离了秘书话都说不清楚，“乌纱帽”的观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不那么顺当，琢磨三天也没琢磨透，他这里就得风吹草动，一推六二五。
何况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后门可以走，但万万不可招摇，否则这叫什么后门。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里去。一九六二年那时候她还在干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长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处长的前前后后，去得勤了一些，最后一次几乎是让孔祥的夫人撵出来的，当时那个尴尬劲儿，直到今天仍是记忆犹新。
何婷和孔祥确实没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这一条：女人在男人那里，比男人在男人那里好办事。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有利的因素又有什么不可。
她接着说：“我那个小女儿，就是妞妞嘛，小时候还叫您干爹呢，大学快毕业了。咱们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个名额，现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已经同意要了，他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个同意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 好像有这么回事——”孔祥在回忆着。
“您已经看见呈文了? ”何婷没想到这么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过，说前不久研究所有个处长和他的老伴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老二、老三还小，需要照顾，老大也是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孔祥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当面捅给她，让她怎么往下说?又怎么表态才合适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一霎间飞起了一块块不均匀的红斑，像是得了荨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里的电话筒“叭”的一声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么干。她只是用力地拉扯着拧成了麻花一样的电话软线，“哗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湿了摊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册和玻璃板下的那块绒垫，她一个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册全都胡噜到地上。
心里骂道：装什么假正经。
当初孔祥的女婿，那个只学了一门阶级斗争课的大学生，还不是靠着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这个单位来的吗。这些人都是过河拆桥、不讲良心。
一九七四年机关编制正逐渐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进来，而干校里却有好些等分配、懂业务的同志盼着回来。那些人，哪个人的家里没有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照顾? 到头来还不是被那些什么都不懂，可是有门子的人挤到外地去了? 这年头，谁老实谁吃亏。
然而愤怒并未使她忘记对眼前这个局面进行冷静的计算和剖析。
虽然在入党申请书上，她填写的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然而在身体力行上，她信奉的却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虑的方案。没有那么容易。
那三个孩子将会活上几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奋争，而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论她或她所能利用的关系，随时都可能失去，到那时还能不能有人为她办什么事呢? 她不敢保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为物质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风日衰，每况愈下。
事在人为! 孔祥这段话，算得了什么打击? 她怎么能在一句话前头败下阵来。
别管他话里究竟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只有装傻，相机还得巧妙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儿。
“是啊，那三个孩子也真是应该照顾。现在安排个人，不像前两年那么困难。很多新的研究单位成立起来了，只要有真本事，还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里实有困难，我真张不开这个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张罗过。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办，不像给别人办事豁得出去，什么顾虑也没有。我的情况您也知道，家里那个病号，光带他上医院，背他上下楼就够难为人了，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困难。我又是个处长，现在正是大干‘四化’的时候，哪一点做得比群众差都不好交待。背着这么个大包袱真影响我的工作，没个帮手怎么行呢?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又没学会走后门，只有依靠老领导了，不用我多说，您也了解我的困难。这样吧，您要不好办，也别为难，以后再有什么机会，想着您那干女儿就行了。”
那边的口气立刻变了，准是想起了没有还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这干爹也忘了，让她来耍嘛。”
行! 有门了。何婷的情绪渐渐地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