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之后,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弯腰拾起刚才盛怒之下胡噜到地上的文件、笔记本,拿块抹布,揩干桌面和玻璃板。玻璃板下,几个孩子站在八达岭上对她开怀大笑,一个个高大,健壮,漂亮,像他们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的羽毛才能丰满起来,不让她这个老娘劳心了呢? 排队买饭的时候,何婷正好排在石全清的后面,她挺神秘地对他说:“吃过午饭,到我的办公室来。”
什么事呢? 石全清心里翻腾起来,一餐午饭也没吃好,四两米饭匆匆地、勉强地扒拉到肚子里去。
是不是贺家彬在哪儿又逮了个茬儿,告了他一状? 或是他在申请福利补助时,把已经工作的儿子算在了供养人口之内,群众有意见把给他的补助拉了下来? 或是那日他在老钱家里吃醉了酒,大骂何婷提工资的时候心里只有罗海涛,而没给他长一级,老钱把话传给了她? 石全清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何婷这个人,待人处事反复无常,很难揣度。贺家彬的话倒挺中肯:“更年期的心理变态。”
好不容易挨到何婷大概吃完饭的时候,石全清走去敲门了。
一开门,就看见何婷拿着一杆秤在称白木耳。石全清好伤心啊,就像一条忠心巴巴的狗,无缘无故让主人踹了一脚那么伤心。
那白木耳是石全清托一个电站采购员给何婷买的,早上人家刚送来。
何婷头也不抬,两只眼睛盯着秤杆,把个秤砣前挪挪、后移移,打得老高老高的。说:“哼,刨去包木耳的报纸,每斤差不多少一两,一共差了二两。”
石全清真想说:“你秤砣不打那么高,没准就够了。”
少二两! 少四两也合算。一斤白木耳才八元五角钱,上哪儿买去。说是内部价格,说不定那个电站知道是何婷买的,往里搭了钱吧。
难道她就是为了差这二两木耳,才把他找来吗? 这女人,什么邪事都想得出来,没准她以为差的这二两木耳,是他匿下来了。真不该经手给她办这种事。
何婷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塑料口袋,石全清赶紧走过去帮她把塑料口袋撑开,耐心地等着她把那两斤白木耳装进去。
她拍拍手,掸了掸掉在身上的碎渣和尘土,这才走过去把门缝关严,然后小声地对他说:“你知道老罗昨天上哪儿出差去了吗? ”
“不知道。”
“青岛,为了你的外调。”
提起青岛,石全清顿时觉得魂飞魄散。
他父亲那一辈弟兄们,解放前在北平合伙开过布店,以他们家的股份最大。解放前夕他父亲把他们家的股份抽走了,以石全清的名义在青岛开了个纱厂。
不用说,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资本家赖是赖不掉的,实行赎买政策的时候,他还吃过定息。
参加工作以后,他从未向组织上交待过这个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时候才被组织发现,他的组织问题十几年没有得到解决,卡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何婷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为他开脱:“我们不要唯成份论嘛。”
郭宏才丝毫不肯妥协,那个工农干部真是狭隘到家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唯成份论,而是隐瞒自己的历史,对组织不忠诚老实,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认为他条件不够,不能马上发展。”
支部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个意见,最后的决议是:“条件尚未成熟,不能马上发展。”
等到郭宏才出差的时候,何婷竟背着支部把那条决议改为“基本符合条件”。郭宏才出差回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去质问何婷:“改成‘基本符合条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决议? 上次支部会后我就出差了,是不是支部又重新讨论过? ”
这个,何婷不能瞎扯。“没有。”
“没有,为什么这样改? ”郭宏才立刻跑到党委大闹天宫,何婷栽了个大跟头。
这次罗海涛又是为了这个问题外调去了。派罗海涛,显然是何婷刻意的安排,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石全清的资本家成份含混过去。
“青岛的问题你得好好想想,应当怎么办。怎么不去问问你姑父,到底怎么回事? ”
“唉,姑父有病,迷迷糊糊了。”
“问你妈呀。”何婷真是做到耐心启发了。
“我娘记不得了。”
“嗨,你帮她回忆回忆嘛。”
何婷提出的“权威发言人”,既和石全清有最密切的血缘和社会关系,却又不是直接参与剥削的石家兄弟。真高畦! 石全清那么机灵的人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他是当局者迷吗? 不,不是,他没有往那儿想的胆子。他几乎被何婷那瞒天过海的本事吓住了,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仅从这点来说,石全清觉得他比何婷还够个党员。
光凭何婷这几句话,刚才为白木耳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也算值了。石全清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心里却说:“娘们儿,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可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给自己再添一条狗腿。
我现在是卧薪尝胆,等我入了党,转了正,这些年低声下气受过的屈辱,全得找回来,你等着吧。“
这个马拉松的会,已经整整开了三个小时,老头们全累了、腻味了。一个个斜躺在沙发上,就跟躺在床上差不离,上厕所、接电话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难怪郑子云在部里作报告的时候总是站着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肯坐下。有人递条子让他坐下,他总是说:“咱们搞工业的应该有点朝气,我看见有些厂子里开会,简直是躺着开,这不好。
谢谢大家,我还是站着讲好一些。“
何婷带着明显的倾向性,介绍了党小组和支部大会讨论贺家彬入党的情况,她想利用党委会的决议,推翻支部通过的决议。
何婷惯于耍弄小权术、政治上不大正派的毛病,方文煊早有所闻,可是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面地领教过。尽管自始至终,她从未和冯效先交换只言片语,却可以感到他们之间的默契。
对面座位上,冯效先已经换过两次茶叶,提神的浓茶使他显得精神抖擞。
人人心里明白:冯效先在这儿等着哪。
他们又都装着不知内情的样子,陪着他在这儿没完没了地讨论贺家彬的入党条件。
冯效先最大的本事就是“泡”。开这个会,竟然换了两次茶叶,就是一种打持久战的架势。
他能白花一元二角钱买那本杂志? 脚上这双黑色马裤呢的千层底布鞋,一双才七元多钱。穿到现在还不褪色,新买的一样。鞋面依然墨黑、墨黑,鞋底儿依然漂白、漂白。那一摞纸就值一元二角钱? 看完之后,当大便纸都不好使,又硬又滑,还不如报纸。
要不是儿子说得那么邪乎他才不买呢:“爹,这下你可全国出名了,有篇文章骂你‘急流勇退’,你还不赶快看看。”
到底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花了一元二角钱,他从杂志的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又是什么《爱的生活》,又是什么《恋》,说的全是那些堕落的女人、反共卖国的知识分子……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党唱对台戏又是什么? 贺家彬在局里、部里折腾得还嫌不够,竟然折腾到社会上去,和这些人纠缠到了一起。
宋克在部党组会上的发言,冯效先早已听说了,自己赤裸裸地跳出来,很不策略,这个账就是算,也不能算在明处。着什么急? 机会总是有的,眼前不就是个时机吗? 何婷提出的异议对冯效先很有利,完全为他撇开了对那篇报告文学怀恨在心的嫌疑.别管人们心里怎么想,大面上谁也挑不了理去。而对方文煊却是一个火中取栗的难题。
刨去其他两条不算,算一条就行了:群众反映贺家彬作风不正派,多年来和万群关系不正常。
谈到前面的问题,老头们还能各抒己见,说到这里,全都低眉垂目装聋作哑起来。
现在,这出戏就看方文煊怎么唱了。
万群……
方文煊想起早上在机关门口看见她的时候,她连招呼都没向他打,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知道她正在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
方文煊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这能怪他吗? 他出差的时候,冯效先擅自决定把她调到郊区的一个工厂,借口是专业归队。
办得这么快,一定早就谋划好了,方文煊出差回来才知道。就算他在局里,如果主管政工、人事的冯效先作出这个决定,他又有什么勇气表示反对呢? 方文煊不敢细想下去。除非万群自己提出异议,而万群又是万万不肯求人的。唉,他真是害了她。
现在何婷提出的这个问题,分明是冯效先对他的再一次进攻。
这真是欺人太甚了。这个问题,还想拿捏他多少年? 他究竟犯了什么法?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是和万群睡觉了,还是接吻了? 他简直想拍案而起,把他多年来憋在心里的矛盾、痛苦、犹豫、自私、歉疚……一古脑地倒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个明白。让人们知道,他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没有勇气和旧世界彻底地决裂。
而他们其实和他一样,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
方文煊脸色苍白,浑身颤栗。他强迫自己镇定。他不是贺家彬而是方文煊,感情用事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
他下了决心,非干到底不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一想,他倒平静下来了。也许这是他能为万群做的最后一件事,为她说清这不白之冤。
为什么是最后? 难道他们永远不再见面了吗? 应该不再见面了。假如他没有权力给,也就没有权力拿。
“群众反映? 哪些群众? 讨论接受新党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每一条意见都要有根有据才能服人。何婷同志,你是不是可以谈得具体一点? ”
何婷没有想到,方文煊竟没有设法回避这个问题,这有点反常,不像他平时的行为。她心里有些忐忑起来。“听郭宏才说过。”
“还有别人吗? ”
“还有石全清同志。”
方文煊立刻走到电话机旁,拨了电话。“电力处吗? 请郭宏才同志和石全清同志到党委会议室来一下。”
躺在沙发上的老头们好像来了精神,一个个全都欠起了身子。
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墙上那个电表的大红秒针,嗖、嗖、嗖、嗖转得飞快,仿佛在驱赶着不愿意往前走的时间。有谁喝了一口水,茶杯盖磕在茶杯上,竟像响了个雷那么惊人。
郭宏才一进门,脸上立刻浮起只有轻易不露声色的庄稼人才有的狡黠微笑。
石全清看到这种场面,立刻低下了头,慌乱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才好,像个被提审的犯人。
方文煊还想给何婷留点面子。女同志嘛,等着她自己证实。
何婷愣是稳住劲儿,不吱声。
方文煊只有发问:“郭宏才、石全清同志,何婷同志说,你们反映贺家彬同志生活作风不正派,和万群同志的关系不正常,现在请你们把具体情况谈一谈。”
郭宏才说:“没有,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只说过,贺家彬同志不错,能够经常帮助万群同志,这样雪里送炭的同志现在不多。”
现在不多……现在不多……这几个字像回声似的,在方文煊的耳边缭绕,使他感到心头一阵酸楚。
方文煊没有回头去看冯效先和何婷。
每张沙发上都发出一阵塞塞率率的声音。
他把眼睛转向石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