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韩王村是华北平原这一地区不大不小的一个村。从前有二百几十户人家，由于多年战乱，到1944年只剩一百几十户了。直奉两系军阀大动干戈时，村里的宅屋被炮火摧毁了一些。日军侵占华北过程中，又被摧毁了一些。韩王村离一座小县城很近，才七八里路。那县城也只不过万余人口，但一有战事发生，却是兵家必夺之地。离那县城很近的韩王村，太平年月是沾了近的光的，而到了天下大不太平的年月，竟由近而经常遭殃了。县城被直系军阀的部队占领过，也被奉系军阀的部队占领过；某一时期曾由“国军”驻守，而现在有日军的一个团安营扎寨。部队是少不了给养的，给养一旦不足，便只得到附近的村去搜寻。每到那时，韩王村就成了重灾村。军阀的部队也罢，“国军”的部队也罢，终究都是中国人，一般情况之下是要东西。没得给，自然也恼火，也怀疑明明有而偏不给，于是挨家挨户翻个乱七八糟。被翻到了点儿东西的人家如果还扯着拽着硬不让带出门去，难免也骂也打，却并不烧房子，也不杀人。除那虽穿军装骨子里仍匪气成性的，大抵不至于强奸妇女。他们的行动，一般是冲着东西。但日本兵可不是那样，他们一旦恼火了，既放火烧房子，还杀人泄气。而他们看着中国人，往往是会恼火起来的。所以韩王村一半左右的人家，都先后逃往离县城远的地方去了。有亲的投亲，无亲的靠友。那年月中国人虽苦难深重，在民间重情义的传统观念却仍根深蒂固，只要算得上是友，靠一靠大抵是不会被拒绝的。
韩王村像华北平原上千千万万个村子一样，年轻人的身影已少见了。大抵都参军去了。有的参加了“国军”，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或敌后武工队。那些年轻人较一致的思想，也大抵是为了抗日救国。尤其那些亲人被日本兵杀害了的青年，参军参得义无反顾。找到了八路军或敌后武工队的，便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找不到而报仇雪恨之心又特急迫的，恰逢“国军”在招兵的话，便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先穿上军装扛上枪再说。也有被迫穿上军装扛上枪的，被“国军”抓走的青年们就是那样。故他们虽成了“国军”的一名，内心里对“国军”是积下了怨恨的。
青年的身影既少，华北平原千千万万个农村里，能看到的差不多就尽是中老年男人、妇女和孩子了。从前的中国人尤其农村人太容易老，即使年纪未老看去也显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样子往往和老汉似的了。十几年不曾间断的战乱年代，越来越穷困悲苦、日夜不安的生活，使那一代中国农民老得更快了。
然而韩王村在华北平原的那一地区又是一个可敬的村子。一个村子可敬，当然也就意味着一个村子里的人可敬。是的，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十来个农村的农民们心目中，韩王村是榜样。
韩王村是首先不种麦子改种高粱的村子。
其他村明白了韩王村为什么那样，便也都种高粱了。
韩王村也是第一个灭狗的村子。
狗与中国农民们的关系比与城里人的关系亲密多了，历史也古远多了。在华北平原的农村里，狗往往被许多人家视为不会说话的一口“人”。狗虽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劳作用，但却是家家户户孩子们忠心的朋友。这一点其他三牲六畜起不到的作用，使华北平原的农民们对狗相当有感情。通常，人有一顿吃的，狗便也有一份。杀狗烹肉之事，肯定是罪过的。
但从某一天起，韩王村里一条狗也没有了，皆被爱它们的主人一咬牙一狠心结果了性命。
其他村明白了韩王村为什么那样，也都先后将狗消灭了。
于是一年四季，每至天黑，华北平原的那一地区静得出奇。
敌后武工队的队员们趁夜出没于各个村进行抗日活动，也就绝不会因为狗吠而引起炮楼里的日伪军们注意了。这对农民们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武工队往往在夜间活动，以前摸进哪一个村，那村里必会有狗叫起来。一条叫，全都叫，结果叫成一片。这个村里的狗叫声一片，周边村里的狗听到，也会紧接着叫成一片。那么，第二天上午，日军肯定纠合了伪军，离开炮楼，去到传出第一阵狗叫声的村里，将村人们集中起来，严加逼问甚至拷问，问昨晚是不是有武工队进村了。即使真有武工队进村了，那乡亲们也不能说啊。说了还算是个有点儿起码的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吗？可即使明明没有武工队进村，日伪军们也是绝不会信的。他们不信到了夜晚，狗有时候也会一惊一乍地叫成一片的。要说服他们信，太费口舌了。如果被纠合的伪军们非是死心塌地的伪军，局面还好收场点儿。非是死心塌地的伪军，会夹言溜缝地相帮着劝，比如会说中国农村的柴狗和大日本皇军从日本带到中国来的纯种高贵的狼狗是多么多么不同，中国农村的柴狗们闷得慌了，喜欢瞎咋呼，凑热闹地乱叫一阵之类的话。而倘若被纠合的是死心塌地的伪军，那么情况就反过来了，对乡亲们极为不利了。伪军们首先就不信狗们会无缘无故地叫成一片，他们会影响日本官兵，使他们更加不信。死心塌地的伪军们虽也是中国人，却极怕中国的武装抵抗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最终胜利。他们深知那么一天如果到来，他们是绝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们的立场完全地站在日本人一边。正如民间话所说的——他们和日军，是一条绳上拴的两只蚂蚱，生死与共了。炮楼里的伪军，有不那么死心塌地的，也有死心塌地的。那些炮楼的布局基本是——一个中心炮楼里驻守着一小队日军，周边几个炮楼由伪军驻守。在他们一年到头对农村的不断骚扰中，纠合的是死心塌地的伪军的时候并不在少数。像今天这样日军单独行动的情况倒是不怎么经常。不论哪一种情况，逼问拷问之后，进行全村大搜查是必定的。倘没搜查出日伪军们认为武工队必定趁夜来过的证物，那乡亲们还算能避过一劫去。但如果武工队真的来过，并且很不幸真的被搜查出了什么证据，那么不得了，必将有乡亲付出性命……
自然，将狗们都自行地消灭了，对狗们是太可悲了。
但乡亲们又不得不那么做，权当中国的狗是为中国人的抗日捐躯了。
在华北平原的这一个地区，每至天黑，那一种寂静无声令炮楼里的日伪军惊恐不安，虽然再也听不到狗叫声了，听不到却比能听到还令他们悚然。一点点儿野外的响动，都会使他们的神经极度紧张，不是虚张声势地发出吼喝，便是乱放一阵枪，以壮其胆。
而事实上，在整个华北平原上，抗日活动，也几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敌后武工队在坚持着了……
日兵们从晒场上撤离之后，韩王村的乡亲们从大树上解救下韩柱儿，有的背着那昏迷不醒的小伙子，有的搀扶着韩大娘，先将他们祖孙二人送回了家。人们也没转身而去，有那懂些土法子的，负责将韩柱儿弄醒了——无非就是喷凉水、捏耳垂儿、掐人中、揉太阳穴之类的做法。等韩柱儿终于睁开了双眼，看着奶奶流下泪来叫了一声“奶奶”，众人这才纷纷放心离去。他们都惦着女儿、儿媳呢。村里虽然几乎不见了青壮年男人的身影，但年轻女人们却还为数不少。她们是那些不知人在何方的青壮年男子们的妻或妹，是最容易受到日伪军伤害的弱势群体。她们受到危害的概率远远大于孩子们，所以是男人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而保护的方法，就是在日伪军进村之前，快速地帮她们隐藏起来。帮她们隐藏在院子里、屋子里的地窖中早已没什么意义了，那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在田地里，乡亲们挖了些可以互相串通的藏身洞。那些藏身洞有多处出口，有的出口就在村子里，各家都做了各自不同的伪装和标识。女人们已在藏身洞里猫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孩子们，男人们想象得到她们是多么为自己担惊受怕，都急着去向她们报平安，把她们和孩子们接出洞来……
天黑了。有几个男人又聚集在韩大娘家，都是能对全村之事出主意想办法的男人。一则他们还要看看韩柱儿怎么样了，二则要讨论一下如何将“眼镜”王文琪从炮楼里营救回村。
韩柱儿基本已经没事儿了，坐卧炕上，他奶奶正往他口中塞一个剥了皮的鸡蛋，而小伙子左扭头右扭头躲闪着不想吃。韩大娘家不但偷偷养了那小猪，还养了只母鸡。其实养母鸡的人家不少，日伪军一要来了，年轻的女人们就抱着母鸡往藏身洞跑。韩大娘一个老女人是不必躲的，她家的母鸡由别人家的女人抱走。
来到韩大娘家的男人中，有一个是村长韩成贵，与韩大娘家沾亲。村长是区武工队罗队长当众封他的，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务是收集民间情报，对有汉奸行为的人予以监视；同时尽可能地保护乡亲们的生命不受危害，在必要时出头露面替全村人与日伪军周旋。对于日伪军，他是保长。韩王村没有一个有汉奸行为的人，韩成贵的任务主要是第二方面。
他对韩柱儿说：“怎么那么不懂事？你奶奶多心疼你体会不到？乖乖把鸡蛋吃了！”
韩柱儿这才张大嘴，咬了半个鸡蛋，之后接过了奶奶手中剩下的半个。日兵那一枪托捣得不轻，小伙子左边耳上方肿得明显。
韩大娘转身埋怨起韩成贵来。她说：“成贵，晒场上的事我对你有看法。柱儿就要被活活烧死了，你当村长的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
韩大娘这么一说，除了韩成贵，另外几个男人全都低下了头，觉得那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藤野的凶残冷酷在这一地区是出了名的，胆小的农民被他看一眼腿弯就不由自主地打战。他们也都是凡人，内心里也都深惧藤野。当时他们都有点儿吓蒙了，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韩大娘一数落韩成贵，他们心里都惭愧了。
韩成贵的样子却并不怎么惭愧。
他顶了韩大娘一句：“怎么不怨你自己？为什么不把小猪藏好？小猪要是不突然跑到晒场上，后来的事那能发生吗？”
他的话虽然说得很平和，但谁都听得出来，那也是顶。
韩大娘怔了怔，又小声嘟囔：“俺柱儿明明把它藏了起来……”
韩成贵就扭头瞪视韩柱儿，意思是你小子怎么藏的？！
韩柱儿咽下口鸡蛋，说他没想到小猪居然能将藏它那地方的盖子给拱开……
韩成贵板着脸问：“为什么不压块石头？”
韩柱儿说：“压了。”
韩成贵又问：“压了？压了还被拱开了，那就证明压的石头小！为什么不压块大的？”
韩柱儿低下头不说话了。
“为什么不用绳拴上？”
韩成贵的话问得严厉了，韩柱儿抬起头张一下嘴，把到唇边的一句什么话咽下去了。
“你小子想说什么？”
韩成贵的双手叉在腰里了。看样子，如果韩柱儿再说出句他不爱听的话，他会一巴掌扇过去。亲戚辈分上论，五十多岁的韩成贵是韩柱儿的舅爷，扇了那还不是白扇？
韩柱儿就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坐在炕沿一边的韩大娘抹起泪来。
有个男人小声阻止道：“成贵，别说那些多余的话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呢？”
韩成贵一转身大声反驳：“不多余！有用！有的话非说不可！咱们中国，大半个国家都快被日本占领了，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占领！这种局面下，一头小猪崽子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的人命！被杀了那么多了，让咱们活着的人深更半夜睡不着觉，有人味儿的中国人直想号啕大哭！可哭有什么用？咱们是农民，不守着土地守着破破烂烂的家园种地那不行！那咱们的武工队也吃不上粮食了！所以，能多保住一条命比保住鸡啊猪啊粮食啊重要得多！”
又有个男人扯了他一下，低声相劝：“成贵，有些话以后再说不迟，怎么营救王文琪才是首要的事。”
韩成贵激动地说：“让我说完我这会儿想说的话！”——跨到韩大娘跟前继续说：“老姐，你刚才埋怨我，可我还要埋怨你呢！如果你不为了那头小猪挤到藤野跟前去招惹他，后边的事会发生吗？”
韩大娘心里还是生气地说：“那你也不能眼望着柱儿要被活活烧死了连个屁都不敢放！你可是柱儿他五服内的舅爷！”
韩成贵也生气了，脸涨得通红，挥舞着一只手臂大声嚷嚷：“说来说去，怎么还是你老姐有理？你倒在地上那时，我正想上前阻止藤野伤害于你，不承想你那宝贝孙子噌地蹿到藤野跟前了！更不承想他敢把藤野推得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孙子被捆在树上以后，我正火急火燎地寻思着怎么才能万无一失地救下他的命，王文琪不是抢先了嘛！”
其他男人皆点头，表示他说的是事实，也完全相信当时他内心里的想法。
韩大娘却抬起头，噙泪的眼只看定他一个人，一字一句不依不饶地质问：“如果‘眼镜’没出头，你打算怎么出头？”
韩成贵说：“老姐，你这话听来像是审我。你是我老姐，有资格审我。既然你当众审了，那我不得不回答了。回答了，也等于你老姐给了我个机会，容我也把窝在心里的话当众说开了。如果王文琪没出头，那我绝不会做孬种！我会站出来说话的！”
韩大娘追问：“说什么？”
韩成贵说：“藤野他是个恶魔，我当然不能说半句冲撞他的话。那不是火上浇油也成心找死吗？咱们全村人的死活还不全凭他一句话？我得对大家的性命负责，所以那也得可怜兮兮地求他饶了柱儿。如果他喝我跪下，我也得乖乖跪下，不跪行吗？如果他让我替他擦靴子，那我也得乖乖地替他擦靴子。如果我都那样了他还不饶柱儿，那我只得说，我愿用我的命换柱儿的命，烧死我吧！”
他说得悲壮，一时眼泪汪汪的了。
韩大娘说：“行了。你的话解开我心里的疙瘩了，我信，成贵，你心里以后也不许存什么疙瘩，啊。”
韩成贵刚点一下头，韩柱儿却大声道：“我宁肯被活活烧死，也不愿被人像王文琪那么下贱地救了条命！我心里还存着疙瘩解不开呢！哪天把小日本从咱们中国的地面上彻底赶跑，咱中国人说起抗日时期的事，有无数不怕死的是英雄的中国人，值得称颂，我听着脸往哪儿搁？还不如干脆被烧死算了！”
韩成贵指着他大吼：“我揍你！捡了一条命不知庆幸，这会儿还说不识好歹的话！想当英雄，那也得看当得值不值！”
韩柱儿据理力争地说：“怎么叫值？怎么又叫不值？给中国人做出个不怕死的榜样，我认为就值！”
韩大娘也指着孙子教训：“你被活活烧死了，那奶奶还活得成吗？你老老实实闭上嘴，不许再说话！还说些浑话，别怪我真叫你舅爷揍你！”
其他男人们也都批评韩柱儿的话不在理。也都认为他没被活活烧死确实是万幸，是万幸那首先就应该谢天谢地。
韩大娘不坐着了，站起来，迈着双小脚缓缓走到孙子那儿，向孙子俯身又说：“柱儿，你看着我。”
韩柱儿有些不情愿，别别扭扭的，最终还是不得不看着他奶奶了。
韩大娘语重心长地说：“你给我牢记住，你的命是王文琪救下来的。只谢天谢地不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也是咱们韩家的大恩人！他救了你的命那也等于救了奶奶的命，如果他大难不死，以后你一定要替咱们报答于他！就这话，现在我要你当着叔叔大爷们的面，发誓你牢记住了！”
韩大娘的话说得动容，几个大男人也都听得动容，一个个点头不止。
韩柱儿虽然嘴上尽说些刚烈的话，但内心里毕竟明白，如果不是王文琪以那么一种屈辱的方式相救，自己这会儿已变炭了，哪儿还能说下贱不下贱、英雄不英雄的话呢？但当着外人的面，发誓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韩大娘觉得失面子，又急又气，拧孙子耳朵，还要咬孙子胳膊。
倒是韩成贵这舅老爷替韩柱儿垫了个台阶，他说：“算啦算啦，发誓嘛就没必要非强迫他了。但是柱儿，‘记住了’三个字你要是也不肯说的话，那我们几个叔叔大爷也是不会依你的！”
那韩柱儿无奈，只得大叫一嗓子：“记住了！”
他这一嗓子将屋里喊得静了片刻。在那片刻的静中，韩大娘回头看着韩成贵问：“咱们该这么依了他吗？”
韩成贵苦笑道：“他才十七岁多一点儿，咱们眼里仍算个孩子，不依了还能怎么的？”
他的话刚说完，门外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于是大家都将目光望向门帘。
韩柱儿理直气壮起来，又说：“什么依不依的，不爱听！要是连罗叔叔也认为我是个孩子，我才承认我是个孩子！”
门帘一挑，进来了区武工队长罗尚毅。这罗尚毅三十六岁，山东人，两年前党派到河北这边来的。虽然只来了两年，在拥护抗日的群众中，已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成为当地抗日群众的主心骨。他的名字，对于伪军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威慑力。好几次有些伪军实际上是掌握了他的行踪的，但是居然没敢向日本军方报告。毕竟，抗战已好多个年头了，更多的中国人拥护抗战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了，中国最终必胜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大多数伪军，也都想暗中掂量自己的行为。
对于这屋里的人，罗尚毅不啻是个救星。尽管他神出鬼没，一向来无影去无踪的，但哪一个村里若出了不好的情况，他总能在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悄然而至。并且，差不多又总是能使不好的情况有所改观，避免引出最悲惨的后果。
他曾说：“对于咱们中国人，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事呢？不是粮食被抢了，不是房子被烧了，甚至，也不是父老兄弟被打残了，妇女被奸淫了，而是我们中国人被残酷地弄死了！因为这样的仇恨是没法报的。鬼子弄死了我们一个同胞，一些同胞，即使我们后来也消灭了一个鬼子，一些鬼子，我们的同胞也还是不能起死回生了。所以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不止是消灭敌人，更主要的是为了保卫同胞。在现阶段，武工队要想在一个区的范围内获得抗战的全面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靠了我们的存在，使日伪军不敢过分地气焰嚣张，不敢动不动就以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我们的同胞，那我们的存在就是意义重大的！”
此话，罗队长在许多场合对自己的同志们和群众说过，所以人们对他的一贯对敌斗争思想特别了解。因为他的对敌斗争思想是这样的，而且自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对敌斗争的策略，甚至有一次没有执行上级也就是县武工大队的战斗命令。
当时，我们的情报员获悉，由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中流行开了甲肝，不久又将甲肝传染到了炮楼里的敌伪军中间，于是石家庄和保定方面的日军，向这个县的日军派出了由五名日本军医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一个班日军的护送之下，将乘卡车到县城里来。县武工大队命令区武工分队，在半路伏击两辆日军卡车。区武工分队有三十六名队员，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所配基本是短枪。也有手榴弹，不多。敌人的两辆卡车上，却各配一挺轻机枪。一个班的日军人手一支的，也是德国造的冲锋枪。可以埋地雷，然而大白天公路上过往的绝不会仅仅是两辆日军卡车，还间或有各村农民所驾的马车，如果时间掌握得不够精准，误伤群众，提前暴露埋伏在所难免。又据区武工分队侦察员汇报，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最高长官池田大佐的妻子和九岁的儿子，也刚从日本来到中国，乘坐两辆卡车中的一辆前往县城……
罗队长最终没有执行那道战斗命令。
他因而被撤了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分，还被视为“抗日斗争意志消退”“畏敌思想显而易见”的反面典型。
他自然是不服的，据理力争，说在不能埋地雷，而战斗火力配备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之下，仅靠人数上的优势取胜，纵使全歼了敌人，我方的伤亡代价也必惨重。区武工分队几经损失，刚刚恢复元气不久，当继续养精蓄锐，委实冒不得险，付不起惨重代价。而最主要的是，近一年内，敌我双方处于战略对峙阶段，由于武工队的威慑实际存在，日军嚣张残暴的气焰有所收敛，群众恶劣的生存状态也稍有缓解。若因一次得不偿失的伏击使敌人受到强烈刺激，因而对人民群众大举报复，群众的命运可就惨了，必将又死人多多。果而那样，莫说仅仅三十六人的区武工分队，就是有近百名队员的县武工大队，八成也是无法拯救群众于血腥之灾的。
他的据理力争，在上级听来简直就是花言巧辩，往他们的恼火上浇油！若不是许许多多共同出生入死过的战友苦苦求情，他几乎以“狂妄自大，违抗军令”的罪名给毙了。
后来一位八路军的首长听说了他的事，派一位代表来到县里，传达指示充分肯定了他的对敌斗争思想，认为他很善于审时度势。县大队这才又恢复了他的职务。
事实证明，罗尚毅在对敌斗争中，并非只一味地养精蓄锐，按兵不动。他的仇恨之火一旦燃烧起来，那也是管叫敌人心惊胆战的。他重新担任区委书记和区武工队长之后不久，中秋节那一天，有座炮楼里的日伪军集体喝醉了，将附近一个村的三名妇女抓到炮楼里，不但轮奸了她们，而且残忍地杀害了她们。五六天后，两名武工队员装扮成送菜的农民混入炮楼，里应外合，使区武工队在傍晚几乎兵未血刃地拿下了那个炮楼。罗尚毅“代表中国人民”，就在炮楼里审判了那些日伪军们——凡参与暴行的，一律处以绞刑。没参与的，每人也被割去了双耳，口中一一塞了东西，结结实实地捆绑于各处。只放走了一人，是为日伪军做饭的中国农民。宣判执行完毕，却没烧炮楼，神不知鬼不觉地撤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炮楼仍安然无恙地耸立在原野。第五天，县城里的池田大佐的办公桌上，出现了罗尚毅亲笔写给他的一封信，毛笔字。罗尚毅虽然自幼家境贫寒，却有幸读过几年私塾，毛笔字写得不错。信的内容如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敌后武工队本分队，对那一座炮楼进行的当然是军事报复行动。而这一次报复行动，完全是那座炮楼里的日方士兵的暴行所引起的后果，可谓咎由自取。如果他也因而采取报复行动，那么武工队员们将使县城再无宁日，使他焦头烂额，防不胜防，也陷于咎由自取之惶恐之境。而正是为了使他在部下面前保留“最高指挥官”的颜面，所以这一封信才不以传单的形式在县城各处张贴，“希望能理解本队长的一番苦心”……
池田大佐看罢这一封信，暗吃一惊，表面上却未动声色，将信烧了。却也不敢怠慢，急率一彪人马赶往那座炮楼。去了也晚了，该死的已死，没被处死的也差不多都快饿死了。他能做的，只不过是替几名日本“兽兵”收尸而已。不但要驻守县城，还要保卫炮楼，他手下的兵力不足，便决定将那座炮楼遗弃了之。不那么决定又能怎么办呢？那座炮楼已成日兵的死亡象征，他明白手下肯定没人情愿再去保卫它。空无一人的炮楼不久成了乌鸦栖息、鼠类繁殖、野猫野狗的藏身之处。每至黄昏，那里向四面八方传开阵阵鸦噪。而天一黑，狗猫齐叫，扰得距离最近的炮楼里的日伪军心神不安，难以入睡。一想到它，池田大佐心里就添堵，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终于有一天，他下了一道命令，派工兵将那座炮楼炸毁了。在抗战期间，在华北平原上，那是唯一一次日军自行炸毁了他们的炮楼。
晋察冀边区首长知道了这件事后，对罗尚毅进行了文件嘉奖，称赞他灵活运用了战略战术，将对敌斗争的军事打击、惩罚与心理战术结合得特别成功……
村长韩成贵向罗队长汇报了王文琪怎么怎么被鬼子带走的经过后，大家的目光就都默默望着罗队长，期待他拿出个主意。而他，接过韩成贵为他卷的一支叶子烟，深吸缓吐，陷入了沉思。
韩大娘这会儿就跟韩柱儿咬耳朵，让他懂事点儿，别在炕上半躺半卧的，出去回避一下。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她的儿子也就是韩柱儿的父亲，是晋察冀边区某抗日纵队的团政委。罗队长每次秘密来村里了解什么情况，布置什么工作，她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何况今天的凶险之事，也是由于自己当时的冲动造成的，所以她认为自己当然更应该在场了。
不料孙子大声说：“我不出去！我又不是小孩子！问问我罗叔，我还算小孩子吗？难道我在敌人们面前表现的不是像大人们一样不怕死吗？”
他这么一说，众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了。
罗尚毅掐灭烟，慢条斯理地说：“柱子，你当然不算小孩子了，咱们武工队里就有一名才十九岁的队员。咱们的正规部队里，十九岁二十来岁的小战士多了去了，比你年纪还小的战士也有。某些事，你也参与着听听，不但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完全应该的。在村里你几乎是唯一的男青年，以后要起些重要的作用了，听听对你有好处，会使你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冷静，更加成熟。”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点头。
韩柱儿又说：“什么叫冷静成熟我不太懂，但怎么做才算是咱们中国人的好榜样，我心里一直是明白的。我认为我今天没给咱们中国人丢脸！倒是那个王文琪，在藤野面前的表现太叫人瞧不起了，太是十足的亡国奴样了！比亡国奴还亡国奴，简直……反正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正眼看他了！”
罗尚毅说：“如果不是他那样，你就被活活烧死了。那你奶奶这会儿还不心疼死了？也许会心疼得要了她的老命！而如果今天你和你奶奶都没了，你父亲知道了，还不难受得肝肠寸断啊？”
韩柱儿一吐为快地说：“罗叔，我也不懂什么肝肠寸断不肝肠寸断的，就算我和我奶奶白天都死了，那也都死得值！我父亲肯定会记下仇恨，指挥战士更多地消灭鬼子，血债必得血来偿，左不过就是这么回事罢了！”
韩大娘刚要训他，韩成贵听得不耐烦了，按捺不住地开口道：“柱子你给我住口！怎么你罗叔说了上句，你那下句就接得快快地？你这么学着懂事学着冷静成熟的呀？再多说我把你拖下炕踹出去！”
韩柱儿这才身子一哧溜，躺在炕上了。又一翻身，背对着大家了。
罗尚毅笑笑，未再就韩柱儿的话说什么，态度极其严肃地小声问韩成贵：“关于韩柱儿他父亲的身份，是否仍一如既往地实行着严格的保密纪律？”
韩成贵说是的，除了在这屋里的几个人，村里再无别人知道柱子他父亲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正规抗日军队的团政委。大家按照统一口径编了个谎言，一向都说韩柱儿他父亲到山西去当矿工，砸死在井下了。
罗尚毅点头道，严格保密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不是不相信这个村的群众，而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知道的人多了，日伪军哪天又不知抽什么疯，再次到村里来逮捕中共领导之下的抗日官兵的家人亲属，那韩大娘和韩柱儿就极不安全了。牙关一咬就是同胞的生命线，这话说起来很英雄气概，听起来也感天地泣鬼神的，对于党员和我们队伍上的指战员，也是起码的要求。否则不就成叛徒了吗？但对普通百姓，这种要求太高了。谁都是血肉之躯，日本人又是那么的残忍，不能要求普通百姓也都像党员和我们队伍上的指战员们一样，有熬得住严刑拷打的坚强意志，也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百姓明明知道而不说，拷问他们的敌人是完全看得出来的，那点儿拷问经验他们是有的，于是他们定会以更加残忍的手段折磨百姓。而某个百姓一旦说了，则就成了告密者。一旦事实上成了告密者，那就是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了。咱们中国人看重民族大义，一个人如果有了这方面的污点，往往连儿孙辈都会被打上耻辱的烙印，那对后人是多么委屈又无奈的事？所以，是秘密的事，就一定要保密在最小也最可靠的范围。在对敌斗争十分严酷的当前，有些事尽量不使普通群众也知道，正是替他们考虑，为他们负责……
罗尚毅一番话，说得大家皆点头称是。大家以充满敬意的目光望着他，被他看问题的全面性和周到性所折服。
罗尚毅问：王文琪是否知道柱子的父亲是我们部队上的团政委？
韩成贵回答不知道。
罗尚毅又问：有什么不该王文琪知道的事他其实知道了？
韩成贵想了想说没什么不该他知道的事他却知道了。说他回到村里才一年多，除了教书、看书、练书法，再就是经常主动帮这家那家干活儿。乡亲们对他印象都挺好，他也不是个喜欢打听这家那家什么事的人。
韩大娘说他父亲曾是石家庄有名的中医，他自己也懂中医，还经常替乡亲们号脉诊病开药方，也很舍得花自己的钱亲自去县城里为乡亲抓药。她觉得他是个好人。
有人说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些古玩字画、珠宝玉器什么的，寄存在县城的一家当铺里。当铺老板是他父亲的知交，绝对信得过的人。他用钱了，就去县城里换些钱花。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年月，他倒有幸是个衣食无忧、无家一身轻的男人。
有人说没想到他日本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好听，简直像京剧里的花旦青衣的念白，藤野和些个鬼子兵都听傻眼了……
韩成贵见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时，罗尚毅听得认真，忍不住问：“罗队长，你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怀疑吗？”
罗尚毅说：“那倒没有。你们村打从日本回来了这么一个不寻常的人，我们的情报人员不可能一点儿都没关注他。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报看，他是一个爱国者。回到你们这个村里来，一是由于他家祖坟在村里，兵荒马乱的，他怕祖坟遭毁坏，要亲自守护着才放心。二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的情怀，甚至爱国的情怀可能是更主要的回国原因。”
他说时，大家也听得极认真。如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唯恐漏听了一句似的。
韩大娘急道：“既然他是个爱国者，咱们就先别说其他了呀，快商议怎么把他救出来啊！”
于是大家的目光又一齐望在罗尚毅身上了，韩成贵也又卷了一支烟递给他。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要是为了救出他，就干脆拔掉那座炮楼，分明是不实际的。不实际的行动就是冲动的、冒险的，不计后果的行动。虽然我说了他是一个爱国者，也不能为了救他，我便率领三十六名武工队员去拔炮楼。那么硬干，武工队员们的伤亡成本太大了。也许事与愿违，反而害了他的命。所以，这种救法，大家连想也不必想。就是明知日本人正在折磨他，而且几天后必定杀害他，那我也不会率领人去攻炮楼的。”
他的话说得明白而又决绝，气氛一时极其凝重。韩大娘又不禁抹起眼泪来，连韩柱儿也朝大家翻过了身。
他接着说：“刚才大家聊他时，我心里已在想究竟该怎么救他了——今晚就要动员乡亲们，把家家户户东埋西藏的好吃的东西，全部奉献出来，就集中在大娘家里吧。然后呢，我们将鬼子们爱吃的选出来，尤其要多选那个藤野爱吃的。装在两个篮子里，明天派人挑着给炮楼送去。以前咱们不是也都用这种法子往外赎人的吗？不是往往也能成功吗？要把王文琪救出来，还是得先用这个老法子。”
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
韩成贵说：“藤野那厮，凶恶得很，也多疑得很。万一他又多疑起来，非但没救出王文琪，连送东西的人也被扣在了炮楼里呢？”
罗队长说：“藤野是个什么鬼东西，我也很了解。有你说的那一种可能，但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藤野固然凶恶，却又是个日本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而王文琪呢，据我所知，他在东京大学里学的就是日本文化史。如果他够聪明，当能智慧地以这一点来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些皮肉之苦的。藤野固然多疑，比狐狸还多疑。但他同时也是个阅咱们中国人无数的日本人了。以他阅中国人的经验，肯定能够看出，王文琪不会是一个他们非得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不可的中国人。而以上两点呢，是咱们以非武力的方式有几分把握将王文琪救出来的根据，大家说是不是呢？”
大家便又纷纷点头称是，都打内心里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
韩成贵就说：“那，明天我去送吧。”
罗队长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别人去我还着实不放心。你进了炮楼，凭你的机智见到王文琪最好。即使见不到，那也要尽量把他的情况探听清楚，起码要知道他的死活。”
韩成贵犹豫片刻，吞吐地问：“那，要是我真回不来了呢？”声音很小，还显出有点儿不好意思问的样子。
一阵静寂。每个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罗队长用小指挠挠额角，不以为然地说：“凭你在敌人面前一向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还会把事办得那么糟？”
韩成贵却固执地：“我说万一。”
韩柱儿大声插了一句：“成贵叔今天表现得可既不智，也不勇。眼看我要被鬼子活活烧死了，根本就没见他那儿有什么表现。”
韩成贵扭头望他一眼，张张嘴，没说出话。
韩大娘擂了韩柱儿一拳，斥道：“大人在商议重要的事，没你小孩子插嘴的份儿！”
一人替韩成贵化解尴尬，幽幽地说：“情况发生得太突然，你成贵叔他当时是懵了。”
另一人说：“是啊是啊，谁都有一时发懵的时候，再智勇的人也有。”
罗队长从小凳上站起，双手叉腰，左右扭动着身子说：“如果藤野那厮连你也扣在炮楼里，而且居然真的打算加害于你俩……”
韩柱儿又大声接言道：“那罗叔叔肯定就率人把他的炮楼给端了！”
罗队长坐在炕沿脱起鞋来，边脱边说：“那我更不能硬干了。那藤野还不拼到底啊？那你成贵叔和王文琪还有命吗？”
事关自家性命之安危，韩成贵岂能掉以轻心？急切地追问罗队长究竟有什么打算。罗队长已仰躺下去了，往炕里挤了挤韩柱儿，胸有成竹地说，那他就要设计活捉几个鬼子，用鬼子来交换韩成贵和王文琪。韩大娘将一只枕头放在他身边，他枕了枕头，闭了双眼，说困了，得眯一会儿，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大家一时都闷声不响地互相看着。
沉默之际，韩大娘自言自语地说：“没把握的打算，罗队长可是从不随口出言的。”
韩成贵一挥手：“那都走呗！”
于是大家都相跟着走了……
一小时后，都回来了。带回来的东西样数还真不少，有一篮子枣、一篮子花生米、一袋子小米、半袋子大米……当然，所谓袋子，并不是能装三四十斤米的米袋子，而是枕头套当成的。中国农民自有他们的智慧，谷子稻子种在高粱地之间，成熟后，偷偷收割了，偷偷碾去了壳，干脆缝在枕套里充作枕头。白天和枕头摞在一起，晚上就是枕在头下的枕头。居然还带回了半枕套面粉！面粉原是和玉米磨成的小糙掺混在一起的，小孩子或老人病了，现用细筛子筛出些，做面条或疙瘩汤。此外还有鸡蛋、咸鸭蛋、蜂蜜、各类干菜、新下来的瓜果……
罗队长已睡醒了，一手一碗白开水，一手一个窝头，在吃着。人们一一将带回的东西放他眼前，他看着，连说好东西好东西，都是好东西，直往下咽口水，很难再吃得下窝头去了。
韩大娘问：“既然有鸡蛋了，我给你冲两个鸡蛋？”
罗队长见鸡蛋不多，也就十来个，摇头说大娘不麻烦你了，我吃两个更显得少了，太少了拿不出手了不是？听他那话，像是要串亲戚。韩成贵递给他一个咸鸭蛋他也没接，只打开了盛蜂蜜的小坛子的坛盖，蘸着蜂蜜将手中窝头吃光了。
韩成贵问：“你觉着这些东西够不够？不够我们再去动员乡亲们捐出来点儿。”
罗队长说不用了，足够。说罢往起一站，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
大家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恼火起来，一个个看着他发愣。
韩成贵又说：“为了尽快搭救出王文琪，乡亲们藏的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
罗队长更加恼火了，冲他吼：“你以为我替乡亲们舍不得吗？是咱们一个同胞的命宝贵，还是这些东西宝贵，我就掂量不出轻重来吗？！”
大家见他急赤白脸的了，皆充聋作哑。
他又没好气地说：“狗日的鬼子！占领咱们的国土、烧咱们的房屋、抢咱们的粮食，奸淫咱们的妇女、杀害咱们的同胞，咱们还要把这么多自己平日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上赶着给他们送了去，我内心里一百个不情愿！”
韩成贵说：“不情愿不就是舍不得吗？刚才问你还不承认！”
罗队长争辩：“不情愿是不情愿！舍不得是舍不得！”
韩成贵也犯了倔，顶撞道：“问问大伙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再说办法是你首先提出来的。而且目前除了这一办法，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罗队长瞪着他张张嘴，被噎得没说出话。
警卫员张奎胜小张忽然探入头，报告说王文琪回来了，就在屋外边，请示让不让他进来。
包括罗队长在内，都倍觉意外地愣住。
倒是韩大娘首先说：“快让他进来！”
罗队长这才紧接着说：“有请！有请！……”
既然队长连说有请，小张自然遵命，替王文琪挑起门帘，毕恭毕敬地往屋里边请着王文琪。
小张的毕恭毕敬，令王文琪煞是疑惑。他进了屋，韩大娘已下了炕，走到了门口。她绕着他踱了一圈，上上下下地打量他，之后攥住他双手问：“鬼子们没折磨你？”
王文琪微微一笑，说自己很幸运，藤野没打他，也没骂他，对他还挺客气。那鬼子小队长竟然允许他和他面对面地坐着说话。
韩大娘说这就好这就好，不由得又落下泪来。
王文琪说，怕大娘替他担心，所以一进村没顾上回自己住的屋，先到这儿来报个平安，免得大娘牵肠挂肚的。
一屋子人都呆呆地望着他，使他很不自在。
韩大娘就向他介绍了罗队长。说罗队长知道了咱们村发生的事，很重视，天一黑就赶来了。说你看这些东西，全是家家户户的乡亲为了搭救你拿出来的，打算明天一早由成贵挑往炮楼，探听探听你的情况。
王文琪听了极感动，眼眶也顿时湿了，说惭愧惭愧，我白天给咱们中国人丢了那么大的脸，哪里值得成贵哥还为我去闯虎穴狼窝，又哪里值得乡亲们为我这么费心啊！
罗队长拍着他肩说：“话不能那么讲。你今天表现得很机智嘛！不是你那样，柱子小命没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为的只不过是自己不吃眼前亏。而你是为了救同胞一命，你比韩信还韩信嘛！来来来，坐下细说……”
于是他执王文琪一只手，将王文琪带到炕边，自己又脱了鞋坐在炕上，笑着对王文琪说：“连藤野那厮都允许你平起平坐了，咱们自己人之间，当然更应平起平坐！你快把鞋脱了，坐我对面。”——说罢，盘起腿来。
王文琪脱鞋时，韩大娘擂了孙子一拳，命他起身，快在炕上给王文琪磕个头，谢过救命大恩。那韩柱儿佯装睡死过去了，还故意发出几声鼾。大家都看出他在装，罗队长笑道，别理他，咱们还是安静下来，听文琪说话吧。
于是没人再理韩柱儿，都肃立炕前望着王文琪。
王文琪脱了鞋，没像罗队长那么盘腿坐着，而是像日本人那么双膝一跪，一屁股坐在小腿上了。
大家看得发愣。
韩成贵说：“文琪，罗队长要听你汇报，你干吗跪呀？那明明是小日本的坐法嘛！快别那么跪，让大家看着心里多不舒服啊！”
王文琪却显出那样跪坐得挺舒服的样子，并说在中国的古代，许多人也是习惯于跪坐的。日本人跪坐，实际上是从咱们中国学去的坐法。正如日本的不少文字，是从中国照搬去的。说自己在日本留学多年，深受几位日本老师的抬爱，每到他们家去做客，老师们都是对面跪坐的，哪儿有一个学生盘腿大坐的道理呢？所以也必定跪坐。起初非常不习惯，每坐得双腿麻木。但日久天长，渐渐坐习惯了。不跪坐，反而怎么坐都觉得不舒服了。
听他娓娓道来，大家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佯装睡死了的韩柱儿突然冒出一句：“你的日本人老师，那也终究还是鬼子！他们对你好点儿，肯定虚情假意，亡国奴才会觉得那是抬爱！”
韩大娘又挥起拳欲打他。罗队长竖掌阻止了，扭头说：“还想在屋里待不？”
韩大娘对王文琪说：“他不懂事，文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王文琪红了脸道：“大娘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罗队长说：“那你怎么舒服怎么坐吧。讲讲，被带到炮楼后，小半天的时间里，藤野那厮都问了你些什么，让你做了些什么？”
王文琪感受到了乡亲们对他的友善，也感受到了罗队长将他视为“自己人”那份信任，心中一点儿顾虑没有了，放心大胆地说：“藤野那厮没文化，被我骗得一愣一愣的，所以才没加害于我……”
见大家都看着他笑。他被笑困惑了，收语缄默。
韩成贵就说：“藤野那厮是罗队长发明的说法，我们早就跟着那么说他了。现在你也那么说了，我们是高兴地笑你。”
王文琪听罢也笑了。他说他被带到炮楼以后，刚开始藤野还是煞有介事地审了他一通的。但一听他说出他老师的名字，态度顿时变了，对他多少有点儿礼貌了。因为那是一个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德高望重的日本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名字。只要上过中学的日本人，没有不知道那个名字的。因为日本中学语文课本中，几十年来一向收入着那位著名的日本文化学者的文章。而且现在日本军队里的不少中高级军官，都以当年曾是他的学生为荣……
韩成贵忍不住问：“日本也有那等人物？”
王文琪说：“日本毕竟也是亚洲的一个文明古国啊，古往今来，那样的人物当然也不少了。”
罗队长问：“你怎么会成为那样一个日本人的学生呢？”
王文琪孩子般笑了。他说自己根本就不是那样一个日本人的学生，也不可能成为那样一个日本人的学生。因为那样的一个日本人，已快九十岁了，患了老年痴呆症了，大小便都失禁了。但自己日本老师的老师，确乎是那样一个日本人的学生。由于老师器重他这个中国学生，便带他去拜见了老师的老师。老师的老师是东京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日本知名度也很高。老师的老师一高兴，那天就带他的学生及学生的中国学生，去探望自己的老师。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人，几乎什么人都不认识了，其实一句话都没说，只不过活偶像似的坐在榻上接受观瞻和敬仰而已。老师的老师却偏说自己的老师分明是认得自己的，因为自己叫他老师时，他微微睁开了一次双眼。而所谓拜见和接见的过程，也不过就是在二十几分钟里，老师的老师流着眼泪在颂扬自己的老师在文化方面为日本做出的丰功伟绩和留下的宝贵成果。而自己，也只不过始终低着头，陪自己同样流着泪的老师在倾听罢了……
大家站累了，都纷纷找地方坐下了。
罗队长问：“藤野那厮信你的话？”
王文琪说，开始是不大信的，接着半信半疑，后来全信了。说他和藤野那厮对过了几句话，立刻就判断出那厮是个胸无点墨的鬼子。并且凭自己看日本人的经验也看出，那厮手下的鬼子，穿上军装来到中国以前，大抵都是日本的农家子弟，一个个没读过几年书的。他说自己二十岁就到日本求学了，三十多岁了才回到中国，在日本也可以说是阅日本人无数了，穷的富的城里的乡下的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自己接触得挺多，那点儿判断经验是有的。正因为有，所以敢唬藤野那厮。说依他看来，那厮连中学也肯定没学好。因为课本中既然收入文章，那就不可能不注着作者的出生年份。而且老师讲课文时，也会首先讲到这一点。如果那厮是一名好学生，当记得十分清楚。人中学阶段的记忆力是神奇的，记住了的事往往一辈子不忘。而那厮如果记住了，暗自一算，立刻就会做出判断，他根本不可能是那位日本文化学者的学生。也正因为他看出了藤野那厮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才敢骗那厮……
有人问：就因为你说的那么一种关系，藤野那厮居然就对你以礼相待了？
王文琪看出，包括罗队长在内的所有人，对他的话可信程度有保留了。
他看着韩大娘又说：“大娘，对不起您了。他们一回到炮楼里，藤野那厮就下令把您那头小猪给杀了。按那厮的意思，是要烤了吃。这时我说，太君别烤了吃呀。不大的一头小猪，烤了吃片不下多少肉来的。您一个人大饱口福之后，剩下的肉就不多了。您手下还一个班的士兵呢，他们肯定会对您有意见啊！您是这炮楼里的最高长官，与部下有福同享，部下才会忠诚于您嘛！大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精神，才能被您发扬光大嘛！……”
众人便都望着罗队长了。显然的，都不知该怎么表态了，都想先听听罗队长说什么了。
罗队长看着王文琪，不动声色地说：“往下讲。”
王文琪说：“藤野那厮就问我那该怎么享用？我对他使了个眼色，他就让部下退去了。于是呢，我机密地对他说，太君，炖了吃呀。加入土豆萝卜，不是能炖成一大锅吗？熟了后，您吃一大碗肉，您那一个班的皇军弟兄也可以捞些骨头啃啃。那厮拍拍我肩，笑了。接着就改命令了，不烤着吃那头小猪了，炖着吃了。炮楼里的厨子也是鬼子兵，不是伪军。怕不由他们鬼子兵当厨子，哪一餐里被下了毒药，集体的呜呼哀哉了。那是厨子的鬼子，显然厨艺不怎么样，将猪蹄猪尾巴猪内脏全扔了。我又对藤野那厮说，别扔啊，都是好东西呀。那鬼子兵厨子不知怎么做，我说我会。于是藤野那厮就命令鬼子兵厨子跟我学着做，其实是从旁监视着我做。我呢，也不管监视不监视的，挽起袖子就细细地做起来。什么熘肝尖、炒肺片、爆猪肚，总之猪蹄猪尾巴猪肠子猪腰子一样没糟蹋，一盘接一盘做了好几盘，鬼子们一个个吃得很高兴。藤野那厮更是吃得眉开眼笑，还找出半瓶酒来，让我陪他饮，跟他划拳。我不陪也不行啊……”
韩柱儿又突然骂道：“真他妈会溜须拍马！”
竟没人训斥他了。
王文琪低下头说：“我承认，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藤野那厮和那些鬼子们面前，我是表现得一点儿中国人的骨气都没有了。我怕我一表现骨气，惹恼了那厮，我的命就没了。对于他们鬼子，杀死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呀？还不是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吗？我打定了主意，能活着离开炮楼才是目的。我想，如果我残了，甚而被杀了，韩大娘和柱子心里，还不一辈子都会留下是伤口的记忆啊？我绝不能使事情变成那样！最好是毫发无损地走出炮楼，那才是我这个中国人的胜利！所以我一口一个太君，一句话一弯腰，低三下四，阿谀奉承，使出浑身解数尽量讨好他们。在陪藤野那厮饮酒划拳时，我继续骗他，漫不经心似的，隔会儿就从嘴里说出一个那厮肯定也听说过的日本大佬的名字。那厮每听到一个名字就愣一次，接着就问我是怎么认识的。我呢，装出不想告诉他的样子。他呢，还生气，逼我非告诉他不可。当然正中我下怀了，编出些我与某些日本人的特殊关系，接着骗。当他听我说我是日本某黑社会大佬家的常客，眼睛都直了。我说那是因为我用针灸、推拿和中草药相结合的医法治好了对方腰腿疼的病，他立刻说他也腰腿疼，当即就让我也为他按摩、推拿。幸亏我是名医后代，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学过，谙熟此道。否则，露馅了……”
有人问：“你也学过厨师吗？”
王文琪说：“那倒没学过。可咱们中国男人，谁还不会弄那么几样菜呢？”
罗队长终于也说：“难怪你毫发未损地回来了。你刚才的话对，你不但救了柱子一命，还能平安无事地回来，这确实就是胜利。你要是出了个三长两短，我作为武工队长，肯定是要替你报仇的。那么一来，咱们的武工队员免不了也会有伤亡。你也不要觉得自己丢了咱们中国人的脸嘛，那叫机智，是另一种勇敢。”
他这么一说，大家就都频频点起头来，也都说是啊是啊。并且，都对王文琪刮目相看了，目光中流露着敬意了。
而韩柱儿，那会儿又佯装睡死过去了。
“罗队长，”王文琪非但没变得意了，看去反而忐忑不安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您不必表扬我，我也不配您的表扬……我……我还是深感罪过的，因为……因为我将咱们的一项国家机密泄露给鬼子们了……”
他的话立刻使轻松了的气氛变得严峻了。人们瞪了他片刻，又都将目光望向了罗队长。连罗队长的表情也立刻挂霜了，低声说：“那，那你可得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王文琪看去不但忐忑不安，而且神情紧张了。说出的话不但吞吐，简直就是结巴了。他说，日本这个国家是不种高粱的，种也长不好。日本的土地不适合高粱生长。所以大多数日本兵，在日本时不但没见过高粱，连听说也没听说过，更没吃过了。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尤其占领了咱们这个地方以后，吃高粱米可把他们的胃肠吃惨了。不少鬼子患了胃肠病，便秘在他们中成了普遍现象。而他为了讨好他们，取悦于他们，就告诉他们，其实高粱米也不是那么难吃，关键在于煮粥时应该放碱。咱们中国人都知道的这点儿经验，他们的鬼子厨子却根本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高粱米是酸性的，煮粥时放了碱以后，酸碱中和，喝起来也黏稠，滑滑溜溜的，口感挺好。如果与玉米子一起煮，再放些芸豆，那粥就更好喝了，营养成分也丰富了。他还告诉他们，高粱米磨成面粉，与玉米面两掺着，发了，蒸出的发糕暄腾腾的，比玉米面饼子和窝头松软多了。藤野那厮听罢，使劲夸他是大大的中国良民，当即命令两名鬼子明日进县城去买几斤碱……
“罗队长，我真是罪该万死。虽然煮高粱米粥放碱，只不过是咱们中国人的厨房常识，但现在是战争时期，日军占领我们城市、烧毁我们乡村、屠杀我们同胞、掠夺我国家民间财富如狼似虎，他们无恶不作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吃高粱米全都吃出了胃肠溃疡，一个个大出血也活该，那我们才高兴！可我却为了取悦于他们，讨好于他们，竟教给他们如何将高粱米做得好吃的方法，难道还不罪该万死吗？所以，请罗队长和乡亲们重重地惩罚我吧！”
王文琪此一番话，说得羞愧难当，真诚无比。大家听他说完，又是一阵你看我，我看他，最后又都将目光集中在了罗队长身上。
韩大娘似乎有话要说，可张几张嘴，仅说出两个字是：“这这……”
王文琪目不转睛地望着罗队长，一副心甘情愿听候处置的样子。仿佛，即使罗队长大吼一声“拉出去毙了”，他也会毫无怨言，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赴死，且绝对不必谁拉扯他。
罗队长却避开了他的目光，将脸转向一旁，微蹙其眉在思索，同时将一只手伸向韩成贵。韩成贵明白他要什么，赶紧替他卷了一支叶子烟。他吸了两口，这才看着王文琪，亲切又和蔼地说：“文琪啊，你言重了。那事，没你说的那么厉害。”——说罢，扫视着大家问：“你们说，是不是没那么厉害呀？”
只韩大娘点了一下头。其他人都没点头，一个个脸上觉得性质严重的表情也都毫无变化，更没人接他的话。
罗队长又吸一口烟，缓缓吐出一缕青雾，对王文琪笑了笑，依旧亲切和蔼地说：“文琪啊，你有那么鲜明的、同仇敌忾的民族立场，这我很高兴，大家也都会很高兴。你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有罪过感，这是难能可贵的。那种事嘛，往严重了说，确实是令人气愤的。但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你当时为了能活着走出炮楼，所作所为全是违心的，不得已的。而且呢，那事毕竟不真的属于什么国家机密。所以，我说你言重了。在我这儿，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当然，我只不过是我。一个人不能代表大家的看法……”
他不再望着王文琪了，又一次扭头扫视着大家，催促地说：“亲爱的同志们，都怎么了呀？别都闷声不响的嘛，也都发表发表你们的看法嘛！”
大家这才纷纷点头，都说是啊是啊，那事，是没多么要紧。文琪你确实言重了，不必太有思想负担。你人平安地回来了，免了周折，大家不必煞费心机地救你了，这是最好的结果嘛！
王文琪顿时流泪了。
罗队长又郑重地说：“文琪同志，你们村我最信任的人，今晚都在这儿了。从今往后呢，你也做他们中的一分子吧！”——说罢，向王文琪伸出了一只手。
王文琪赶快伸出双手，一手从下握着罗队长的手心，一手在上，揾住了罗队长那只手的手背，感动加激动，眼泪唰唰地流，嘴唇抖抖地说不出话。
至此，大家的心情彻底放松了。韩成贵说那就散了吧，也好让罗队长早点儿休息。他问罗队长愿意在谁家休息。罗队长说谁家都行，就是别留住在大娘这儿吧。大娘和柱子白天都被鬼子们折腾了一番，让他们老少俩互相安抚安抚，早点儿歇息。拍了柱子一下，说你呀，柱子呀，看人论事不要那么死性。咱们中国的抗日是一场人民战争，要打持久战的。都像你那么看人论事，英雄倒是英雄，可抗到后来，还不成了孤家寡人吗？咱们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是不可能仅仅由几个英雄来赢得最后的胜利的。
大家又对他的话表示赞同。
韩成贵说，那罗队长，你就跟到我家去住一宿吧。罗队长说好啊，那就住你家。你们其他人，再将从各家各户要来的东西送回给各家各户吧。
王文琪已穿上了鞋，下了炕。他说罗队长，东西别往回送了，就放韩大娘家吧。明天一早，让人替我套上村里那辆驴车，我把这些东西全送炮楼去行不？
驴车是韩成贵家的。他首先反对，态度一下变得很激烈，脸红脖子粗地数落：文琪你有病啊？你对鬼子讨好卖乖还上了瘾啦？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万事大吉，躲过了一劫算你命大，为什么明天还要主动再去讨好？这些东西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东埋西藏才保留住的，是为了搭救你才奉献出来的，你怎么能说出那种不嫌害臊的话呢？
王文琪也被数落得脸红脖子粗了。
罗队长看出他有话要说，却又不敢再说，就鼓励道：“文琪同志，把你的理由讲一讲。”
王文琪怯怯地说：“我的一些想法，也许是……不，肯定是极端错误的想法，还是不讲了吧，就当我没说……”
罗队长坚持道：“一定得讲出来，一定得讲出来。我不管别人，反正我是在洗耳恭听呢！”
王文琪见不说肯定是不行的了，便以豁出去的口吻说：“好，既然你们已经不拿我当外人了，那我就干脆把我的想法直说了吧！我确实是要进一步去讨好藤野那厮。而且，希望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讨好他。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讨好别人喜欢讨好别人的人，但从此往后，我以前不善于的事我要变得善于起来，以前不喜欢的事我也要尽量在鬼子们面前装得喜欢起来。为什么呢，刚才罗队长讲了，我们中国人的抗战，肯定将是一场持久战。目前的情况分明是敌强我弱，还要坚持持久战，那么，我觉得就得有一些我这样的人假装去讨好鬼子，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争取被他们看成是大大的良民。如果有了我这样的人，当鬼子们又要杀害我们的同胞时，我也许还可以凭着我似乎在为他们考虑的假象，凭着讨好的话语，将我们同胞的生命挽救下来。而且呢，我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还能预先了解到他们的行动打算，提醒咱们武工队和乡亲们防备在先，少受损失。我这么做，无非有可能被不了解我良苦用心的人误视为是汉奸，无非在必要之时，乡亲们得奉献出一些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由我去送给鬼子们。但利弊相较，我觉得利还是大于弊的。在此国难当头之岁月，我一个书生型的男人，两手无缚鸡之力，用刀枪来杀敌连柱子都会有的那种英勇我都没有。但我早就想也能为抗战有所作为了，经由白天发生的事，我认为适合我做的，也值得我做的，实在不是很多，就我想到的那点儿并不光彩的打算罢了……”
王文琪不停止地说完了以上一大番话，之后长长地出一口气，又坐在炕沿了，谁也不看，目光定定地只看在罗队长一个人脸上。他说时也在看着罗队长。但罗队长却不看他，一直在低着头认真地听。他已经坐在炕沿了，罗队长仍低着头。
别人们却听得都有点儿目瞪口呆。
那时候屋里真是静极了。
在那静中，有人看着王文琪，有人看着地上的东西，有人看着罗队长。
终于，韩大娘首先开口说：“老罗……”
罗队长这才抬起头，见大家的目光又都在看着他了。
他明白韩大娘的意思，干咳一声，望着王文琪说：“你站起来。”
王文琪站了起来。
罗队长又说：“你过来。”
王文琪两大步跨到了他跟前，脖子一挺，头一扬，表现得像是一名军人，准备挨长官的大嘴巴子抽一顿似的。
不料罗队长却伸展开双臂，一下子紧紧将他搂抱住了。被搂住的王文琪一动不动，然而眼神儿糊涂了。罗队长的一只手，不断地轻拍他后背，喃喃地说：“文琪啊，王文琪啊，我的好乡亲、好兄弟、好同志，难得你有那么一种想法！咱们中国人要是打不败小日本才怪了呢！咱们的抗战一定能胜利！一定能胜利！”
他眼中也扑簌簌落泪了。
王文琪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罗队长不但理解他，而且被他感动了。他眼眶又湿了。
受到他俩的情绪的感染，别人们的眼眶也都湿了。
只韩成贵还有几分郁闷，不情愿地说：“文琪同志啊，明天你不赶驴车去送，赶马车去送不行吗？”——尽管他眼眶也湿着。
罗队长这才放开王文琪，不解地看着韩成贵。
王文琪说：“马车不方便啊成贵大哥，过得了吊桥，那也过不去炮楼的拱门。东西不多，放马车上显得更少了，还是我赶驴车去送的好。”
韩成贵忧心忡忡地说：“我早发现了，鬼子每次闯到村里来，都不拿好眼光打量我那头驴。我那头驴正当年，我饲养得又上心，挺壮实的。我怕你二进炮楼还是能平安无事地回来，可我却从此见不着我那头驴了！”
王文琪信誓旦旦地说：“哥你放心，我要与你那头驴共存亡。”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罗队长严肃认真地说：“文琪同志，绝对不许你为了那头驴而不惜搭上自己的命啊！”
韩成贵也又说：“要不还是我跟你把东西挑着送去吧！”
王文琪说：“老哥，那不好。发生了白天的事，藤野那厮们再见到咱村的人，必定反应强烈，说不定会残暴之念突发，伤害你以泄积怒。他们现在仅对我一个人还能表现出几分容忍，那就还是我自己去的好。”
罗队长说：“文琪考虑得周到，听文琪的吧。”
韩成贵哭丧着脸嘟哝：“我太担心我那头驴的下场了！”
众人不知怎么劝他是好，皆同情地望着他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