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一

　　整个一条街冷清下来了。

　　天冷，黑得早。一过五点，就有人开始收摊，到八点，所有的服装摊全收了，只剩下万家福一个。他不时望望西边路口，盼望着能见到张义兰的身影。可是他一次次怀着希望望去，又带着失望转回头。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早收了摊。把剩下的服装塞进大尼龙袋里，放到三轮车上，上面再压上挑摊的竹竿，然后蹬到附近那个亮着红灯的门口前停下，那是派出所。黑灯瞎火的，就他一个人，真要来那么三四个有贼心的，动手抢了你，谁也没辙。虽说这类事还没发生过，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备点儿没亏吃。在派出所门口，就保险了，就是遇到什么不测，喊一嗓子，警察就会出来。派出所的人他都熟，全是他摊上的常客和“特殊”主顾，相互之间有照应。七点半一过，张义兰准到，两人再一块儿回家。正在修环路，他们得绕道，从这儿到新居民区有三十多里路。可他和她一边骑一边聊，并不觉得累。话还没说够，就到了家。现在不少卖服装的哥们儿都是来去骑摩托，他还蹬着三轮车。过去是近，用不着，现在远了，他又不想用，就是为着和义兰上下班同步。他和她的关系正稳步向前发展，但还没到能公开给她也买辆摩托的火候，机械化得忍到结婚后实现了。

　　早晨路上，义兰说：“晚上别收摊，等我帮你卖。”他答应了。可此刻都八点了，整条街上就他孤零零一个摊子，一无主顾二无同行，仿佛他神经有点不正常。可他不敢收摊，答应了她，就得兑现，这是他目前奉行的与张义兰和平共处的首项原则。

　　终于，西口拐角，出现了张义兰的影子。

　　张义兰临下班时，又和进货员研究了一笔生意。从东北进一批便宜木耳，估计货到时，正是春节前，肯定是抢手货。谈生意，谈误了点，迟到半小时。

　　她承包了春光副食店后，才两个月，店里就红火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把营业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下午由六点关门改到七点。五点半到六点是下班时间，也是顾客的又一次高峰。南来北往的过路人，一半担负着给家里采买的任务，下班顺路捎上点儿菜、肉，解决晚饭问题。现在的家庭结构变了，小家庭占绝对优势，自在倒是自在，可一日三餐全靠下班后自己一双手解决。双职工白天上班，采买的最佳时间就是下班后。五点半到七点半便成了各商店的营业旺时，六点半一过，顾客人稀，售货员肚饿，惶惶然惦记自己家里的“小世界”，于是这一带几家副食店把关门的时间都定在了六点半。然而，那些下班晚了的，沿途不便采买的，做饭时突然发现酱、油、醋没有了的人，就都成了七点钟关门的春光副食店的主顾，独此一家，别无他店。张义兰还制定了一套“名、优、特、小、零、全”的六字经营方针，更增添了对顾客的吸引力。加上服务态度好，顾客来过一次还愿再登门，两个月，春光店便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很多人宁肯绕远路，也愿到这儿来买东西。张义兰旗开得胜，踌躇满志。

　　张义兰跳下自行车就笑。万家福真的乖乖听话没收摊，傻乎乎地等着她，她挺得意。

　　“哟，你还真不收摊！”

　　“哪敢呀。”

　　“如果我今天自己骑车回家了，或者有了什么事不能来，怎么办？”

　　“那只好在这儿摆一夜，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你就嘴甜。”

　　万家福动手拆摊，义兰早晨的话原不过是捉弄他。

　　“别拆，我说了陪你卖，就陪你卖。卖到九点。”

　　“你别找乐了。深更半夜，谁来买衣服，像个挂幡守灵的。”

　　“别说话那么损。别人都收了摊，买卖全是你的，保管比你一白天收获大。”

　　万家福住了手。也罢，有人买则赚，没人买也不亏，自从和张义兰好了，整天忙忙碌碌，紧紧张张，没工夫上公园，也没工夫躲到边道深处，犄角旮旯儿，像模像样地谈情说爱。正好两人唠唠磕儿。

　　“你去过咱普店街吗？”义兰问，“看看去，房子全推了，那么一大片空场子，我都不认识了。”

　　“嗨，我老去。今儿早送你去店里后，我就蹬车去了趟。你猜谁在那儿干活呢？”

　　“谁？”

　　“建华和宝柱。”家福自从和义兰好了以后，内心里总是对建华有一种歉疚感，觉着是自己夺了建华的女朋友，便常去杨大娘家看望，也常在建华和杨大娘之间充当通讯员，传个口信，捎点吃的。似乎这样，他才对得起建华。

　　“是吗？”义兰仿佛漫不经心。

　　“宝柱现在真变了个人。跟我没说几句话就干活儿去了。工地上有面旗子，上方就写着陈宝柱青年突击队，这小子，当队长了。”

　　“你甭提那小子，见到建华了吗？”

　　自从搬到新居民区，她就再没见过建华和宝柱。她早忘了宝柱，可没忘建华。她家和杨大娘也没分到一个楼洞里，早出晚归，难得碰上。有时她挺想这一老一小，可又不好意思去看看，自己已经和家福好上了，晚上到建华家去，会引人误解。不论是建华还是家福，谁误解她，她也不乐意。她不再追建华了。建华心里根本没她，而家福却一心一意地待她。况且，家福现在一点不比当上经理的建华差。上个月，区里成立“个体劳协”，家福是理事，最近又有讯说，区里要让他当政协委员。不管是真是假，当上当不上，反正家福在区里挺红。现在，有钱就有地位，他杨建华想当政协委员怕也当不上。为了在东市区人熟，也为了能陪义兰上下班，家福都没有换执照。义兰对建华是爱不上又忘不掉，连带着对家福的感情也复杂起来，说不准为什么总是觉得跟家福好有那么丁点遗憾，可真有一天，家福要是跟她吹了，她会不想活。

　　“没见到。我只在工地外边碰上宝柱刚买煎饼果子回来，说建华也在工地上。”

　　“噢。”义兰怪自己，怎么还是老想着提提他。

　　“义兰，我跟你商量个事。”

　　“别黏黏糊糊的，说吧。”

　　“我想捐一万块给道路改造工程。”

　　“什么，一万？”义兰惊讶地望望家福，随即又眨眨眼，“你捐八万和我有什么关系？”

　　万家福轻轻把一只手搭在张义兰的肩膀上，有点战栗地观察着她的表情。只要她不反感，就表明他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发生第二次飞跃。

　　义兰果然没有反感，仿佛他的举动很平常。对呀，自己这么多天怎么就是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

　　“当然和你有关系。现在我的手头有三万，加我爸爸那起码有四五万，总共七八万，将来还不都是咱俩的。”

　　七八万？家福的话这次像是实打实的。

　　“你真要捐？”

　　“我想了好几天了，你没见报纸登着一个工程师捐了五千块，听说捐款的人不少呢。”

　　“你疯了，还是冒傻气？谁愿捐谁捐，咱不捐！报上见行字，掏一万块，吃饱了撑的！”张义兰尖着嗓子喊起来。一万块在她眼里数字太大了，如果不是跟万家福好上了，她做梦也没奢望过自己会有一万元。她似乎已经觉得这钱就要从她手中撒出去了：“你嫌钱多了，工厂不办了？”她知道一提工厂，家福就会把手攥得紧紧的。

　　“工厂一定得办。你等着吧，到老了，我准是一个大企业家。但要想实现这梦，得先起家。光有钱不行，还得捞点政治资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甭说花一万，花两万也值。你想，捐五千，报纸上就那么吹，我捐一万，报纸，电台，电视台还不一齐上，到时我就成名人了。区政协委员就当定了。你别看现在办工厂，这也卡那也卡，有钱也白搭。如果一旦我成了知名人士，谁敢卡我？这道路改造工程是市长亲自抓的，我捐款，市长准高兴，闹不好还得接见我，只要能和市长连上线，我的事业就畅通无阻。”

　　万家福认为，要想干大事业，目光就不能短浅。

　　“道路改造缺你那一万？国家有的是钱，你就别做美梦了。到时鸡飞蛋打你别后悔。”

　　“我的情报很准。三个渠道向我传递了信息，第一是你哥。他告我，修环线，阎鸿唤凑钱难着呢。今天，宝柱又说，工人干活都玩了命，上面却不让发奖钱，这不说明，市里没钱嘛。第三就是报纸宣传了。为什么宣传工程师捐五千？这就是政府的希望，希望老百姓都跟这个工程师学。现在捐一万，准能捞个资本，别人要再抢了先，你再捐一万元，也差大事了。”

　　“国家没钱，就别修。”

　　“这你就不懂政治了。”万家福晃着脑袋，“就从这一点，我看准阎鸿唤是个干大事的人，将来一准能上……”

　　他指指天。

　　“阎鸿唤上去了，还能带上你？”

　　“他到了中央，当然带不上我，我算老几？我也不是当官的材料。我要的是护身符，就像你哥，给市长当过秘书，谁敢惹？现在市长缺钱，我带个头，这就叫政治投资，成为阎鸿唤的政治股东。”

　　“说的是什么呀，我听不懂。我就一条，扔出去一万我得听见响儿，要不，我可不饶你。”

　　张义兰俨然已经是七八万元的主人。

　　两人说得热火，忘了点。一个钟头过去了，只有来往过路的，没有在摊前停留的。人们逛衣服市场，喜欢在一溜几十个上百个衣摊前，挑着样式，比着价钱买。就剩一个摊，汽灯都显得冷落，又失去了参照系数，索性没人瞧摊子一眼，况且深更半夜冷天冷地，谁都急着往家奔。他们的脖子越缩越短，腰越来越弯，不停地跺脚，还是冻得发麻。

　　“收摊吧。”义兰有点上下牙打架。

　　两人动手拆摊，装车。

　　“冷不冷？”家福握握义兰冻红的手。

　　“废话！”义兰娇嗔地说。

　　“一会儿，到没路灯的地方，我搂搂你就暖和了。”

　　“去你的。”义兰推了家福一把，她常看到晚上墙角街边一对对男女亲昵，曾经羡慕过那些被小伙子爱抚的姑娘。家福的话使她心里美滋滋的。

　　“怕什么，我俩搞对象，正大光明，早晚结了婚还不是一回事。”家福握紧了义兰的手。最近张义民的态度突然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看见万老头又亲热又客气。家福爹心里的气消了，同意了家福和义兰的事。

　　“呸，谁跟你结婚，到现在连个定婚戒指都不给我买。”义兰嘴硬，身子却有点发软。

　　“只要你同意，明儿我就买。”万家福大喜过望。

　　“我可要好的，上面带猫眼的，店里小蔡结婚时就戴一个那样的，谁见了谁都说好。她那还是假的，我得要真的。”

　　“没问题，哪个最贵，咱买哪个。”家福紧紧握住她的手，往自己怀里拉。

　　张义兰挣脱开：“你甭动手动脚的。买了戒指，才算定婚，到那时……”

　　她抬眼瞧瞧万家福一脸窘相，又笑了，凑到他耳边小声说：“到那时，我什么都依你，随你的便……”

　　万家福高兴了，顺势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义兰吓了一跳，脸刷地红了，赶紧看看四周，忽然她一拽家福羽绒服的袖子。

　　“哎，你看那是谁？”

　　家福顺着义兰的眼看过去，迎面走过来推车步行的一男一女，两人漫步低语，像一对恋人。仔细一瞧，男的竟是史春生，女的却不认识。打个招呼吧，他刚想张嘴，义兰又一拉袖子：“快背过身去。”

　　家福和义兰背转身子。

　　史春生仿佛并没发现街上还有人，两个人低头慢慢向前走去，走出五十米。义兰悄悄转过脸，看着不远处那一对：“春生在外边搞破鞋呢。”她诡谲地说。

　　“怪不得他闹离婚，原来有个第三者……”

　　两个人同时转过身，望着那一对儿的背影，为今晚上这个重大发现而兴奋。

　　今晚太来劲儿了，义兰想。

　　“你打算怎么办？”春生问黄砚秋。

　　黄砚秋到底还是被开除了。

　　戴维签的决定。春生和工会主席出面干预，无济于事，反倒使戴维愈加怒不可遏。戴维已经忍耐很长时间了，没有副总经理的阻挠，黄砚秋早被开除了。没有制裁就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管理就没有凤华的发达和利润。

　　怎么办？是指工作，还是指生活？黄砚秋听不出他问的是什么。工作，无非是回到原来的饭店去。那是中国人出钱盖的由中国人管理的中国人的天下。虽然饭店的工作条件、设备条件比凤华差，还会遭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但总能容纳她。虽然在那儿下级对上级也绝对服从，遭到的麻烦并不比凤华少，甚至很多事会更难办，但她还是愿意在国营饭店干。那里总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争辩的权利、发泄不满的权利，而在凤华没有。当她衣冠楚楚、风姿动人地候立在豪华的前厅时，当她忍受着那个蓝眼睛的戴维无情的斥责时，甚至当她从那白种人手中接过一笔为数丰厚的奖金时，她总有一种寄人篱下，受人奴役的心理失重感。被开除，何尝又不是件好事？只是离开了史春生，她的生活将变得黯淡无光。生活，下一步的生活倒是她想得更多的事。丈夫不肯离婚。男人嫉妒起来比女人更厉害。他认定她是另有目标才和他离婚的，仅仅因为这种推测，便坚决不肯离婚。两个人的存款被他藏了起来，孩子送到了奶奶家。她想孩子，就得到婆婆家去看，而每看一次孩子就得忍受一次婆婆指鸡骂狗的恶语中伤。她爱孩子、想孩子，这种心理被丈夫看出，便提出了离婚的条件：孩子留下，东西什么也不许拿，一个人滚蛋。她可以不要东西，但孩子，她一定要。离婚条件谈不通，离婚成为悬案。她听说，夫妇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调解无效，街道就可以判离，于是便搬回自己娘家住。没想到那男人又找上门来，赖到晚上不走，声明若不同床，他就要把她的丑事嚷得她家街坊四邻全知道。她的父母是一对怕事的中学教师，从没见过这种架势，只好压服女儿。她不肯，她没有丑事，不怕他闹。结果他便闹翻了天，气得父母连她一起轰出家门。她只好回到那个“家”。晚上回家，她做好饭，他进门便吃，吃完又去打麻将牌。她洗衣服，看书，困了就睡。刚一入睡，又被半夜回家的他砸醒，粗鲁的蹂躏和无数个下流的提问。她不回答，他就打就吵就骂，吵骂打到他自己都失去了兴趣和力气，才停止。她蒙上被流泪，泪干了，天也亮了，爬起来还要去上班。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她过够了。

　　“我也不知道。”她只能这么答。

　　“别没信心。”他说。

　　“你指的什么？”

　　“都指。工作、生活。”

　　“你呢？怎么打算的？”

　　“我得在凤华坚持下去。一直到把凤华的管理权全部抓到手。十年的合同期不算长。既然国家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再难以忍受，我也不想半途而废。”

　　“十年以后，我若想回来，那时你要不要我？”

　　“当然要。”史春生抓住黄砚秋的手臂，“回去后，可能会听到些风言风语，不要理睬它。一心把凤华管理上的好经验拿过去，试一试。争取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饭店管理路子，到时候，我请你回凤华当副经理。”

　　黄砚秋苦笑一声：“我不过说说而已，和你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了。我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心里总觉着对不起你，过去心里有什么苦闷，愿意和你说话，以后分开了，也就没了谈心的机会。”

　　“你遇到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史春生心里感到苦涩。每当他和黄砚秋在一起，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老婆王敏和那个占有黄砚秋的丈夫。该诅咒的婚姻，一条横在他和她之间的深沟。

　　“不，我不想让别人猜测、说闲话。”黄砚秋摇摇头，“我要挺着腰板儿活着，你更需要这样，对吗？”

　　史春生默默地走着。是的，为了他现在的成功，他不能让流言伴随着自己，而他们的周围总是有一些过分“关心”别人私事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兴奋的谈资。他爱身边这个女人，他同样爱自己的事业，与他的“野心”相比，他又把一切看得很轻，在他卧薪尝胆之际，自己不能落个“第三者”的名声。在中国，“第三者”是个千钧重负，再硬的汉子也要被压弯的。理解、信任、成功……随之而去，议论、指责、恶名……阴云般密布在命运的头顶。

　　为了成功，他必须克制自己。

　　他一直把黄砚秋送到家门口。望着她缓缓走上台阶，消失在那扇黑门里。

　　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痴呆呆地凝视着那扇窗口，直到那双脚站得发木，脸颊冻得发疼。

　　他的理智提醒他，该离开了。离开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史春生回到家，一头躺在床上。

　　王敏早哄着了孩子，正抱着个洗衣板在大盆里洗衣服。过去住平房，自来水龙头在胡同里，洗衣机用不上。搬进楼房后，很多人家都买了洗衣机。王敏说了几次想买一台，史春生也答应了几次，至今仍没有买。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感情。王敏整天照看孩子，上班，做饭，洗洗涮涮，要说也够操劳的，可他不心疼，反而看着她心烦。如果他看到黄砚秋每天下班还要吭哧吭哧地用手洗衣服，他准立即买台洗衣机给她送去。他不能否认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与黄砚秋人分开了，感情却维系着。饭店里美方管理集团中有个香港雇员给他看过手相，说他婚姻不到头。以往他一向不相信这些，这一次却暗自吃惊，不得不相信，手相有些道理。难道他能和王敏过到头？与其这样和她生活一辈子，他宁愿一个人。

　　“怎么今天又回来这么晚？”王敏压住心里的火，装作关切的样子问丈夫。

　　她早就怀疑史春生有外心，不然哪家的丈夫会心里没有孩子、老婆和自己的家？而史春生早出晚归，回来就阴沉着脸，不说不笑，家里的家务什么也不管。她暗中做了调查，史春生每星期只值两天班，其他时间就该六点下班。可他从没有八点以前回过家，哪去了？她悄悄跟踪过两次，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和一个女人骑车朝他回家相反的方向骑去。王敏用自行车驮着孩子，跟在后面，围着大马路绕，第一次怕孩子冻着，没有跟到底，第二次绕来绕去，把人跟丢了，自己也差点迷了路。凭她以往的脾气，她早就追上去揪那个女人打起来，看看哪个婊子敢夺她的丈夫。但人往往在走背字时，考虑问题更细致。她思忖，她要是追过去一打，反而帮着他们把事情挑明了。反正现在春生不敢跟她提离婚，只能这么偷偷摸摸的，就是说了，她不离也没辙。如果闹开了，春生反倒容易死了心跟自己离，张扬出去，自个儿老赖着不离也让别人笑自己窝囊没骨气。转天，她把这事和厂里一个贴心的姐们儿说了。那姐们儿的丈夫也有过这么一段，后来又回心转意了。她问姐们儿使的是什么法儿？那姐们儿说，这多半儿是男人老和老婆呆在一块呆腻了，找个女的求个新鲜劲儿。有本事的男人都在这方面不安分。等新鲜劲儿过去了，就好了。还教给她一些拢回男人的招儿。

　　王敏回家把那些招一一试过，全不灵。但她没灰心，丈夫的心飞了，收回来也得有那么段时间，现在只有忍，等将来他过了这个劲儿，心安分下来，再找他算这笔账。

　　她见丈夫不回答，便擦擦手，坐到春生身边：“我再给你做点吃的？”

　　“不饿。”春生这才回答了一句。

　　“今天下午看电视了吗？”王敏耐着性子问。春生过去总是嫌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柴米油盐，谈不到一块儿，今天她找到了一个新话题。

　　“上班能看电视？”春生不耐烦地说。

　　“全市开的大会，老山前线来人做的报告，讲得可好呢。”

　　他知道今天有个“老山英模报告会”。公司送来了票，可他的饭店不允许任何人在上班时间离岗去听报告。

　　“咱市里书记的儿子牺牲了，报告讲的就是他儿子，和咱们差不多的岁数，还是个官，死得别提多可怜了，我听着直掉泪。部队把奖章给了高书记。这个当爸爸的，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这么大，死了，一滴眼泪也没流，这心也够硬的。也许人家在家里早就哭干了。唉，将来我可不让咱小培去当兵打仗，吓也把人吓死了。可往后，都是独生子，也不知许不许不服兵役？……过去看电影电视，说什么军长的儿子打仗死了，我以为是编的呢，原来真有当大官的送儿子去打仗的……”王敏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史春生闭着眼睛，根本没听见她后面都说了些什么。市委书记儿子牺牲的事儿，他早听人说过，只是没往心里去。听说老山前线每天都要牺牲很多人。打仗就要死人，不论谁死了，对于烈士的父母和家庭来说，痛苦是相同的。不管他是将军还是平民百姓，并不因为烈士的父亲是市委书记，这种牺牲就具备着特殊的意义和荣誉。荣誉对于烈士，永远应该是平等的。

　　“你怎么不说话？”王敏推搡一下春生。

　　“我累了。”史春生翻身坐起，手脚麻利地脱了衣服，钻进儿子的被窝。

　　“整天呆在高级饭店里，吹不着，冻不着，那么舒服的沙发坐着，你还累？我整天站着干活，晚上到家又洗又涮，做饭带孩子，还不累死？”王敏说着说着就来了气。

　　“你累你也睡。”史春生搂住儿子暖和的小身体，把后背留给她。

　　“你，你死去。”王敏赌气地说。她晚上特地煮好了两只荷包蛋等着他，丈夫却全然不理，仿佛他得了病，丝毫也没了对她的需要。

　　她想想，还是压住火气，替春生掖掖被子：“告诉你，杨大娘和小蒙蒙全病了。”

　　“怎么回事？杨大娘也病了？”史春生立刻转过脸来。

　　“杨大娘下午昏过去了。”史春生二话没说，坐起身，穿上了衣服，下了地。

　　“你干嘛？”

　　“我去看看杨大娘，你甭管，自个先睡吧。”

　　看着丈夫匆匆开门走去，王敏心里一阵委屈，自己在春生心中的位置还不如个邻居大娘。

　　杨元珍一夜噩梦不断。从梦里醒来，昏沉沉闭上眼睛，接着又一场噩梦。总是一片炮火，子弹乱飞。年轻时候的高伯年被机枪射倒，头上流着血，肚肠子挂在外边，他挣扎着向前爬，几把明晃晃的刺刀追上来，向他的后背戳去。她惊叫一声，醒了，却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她爬过去扶起那人的头，不是高伯年，是个陌生的汉子。那黑脸汉子一把搂住她，不停地叫“妈妈，妈……”，她上上下下地摸着他，他身体冰凉的，两手僵直，这不是她的小原，小原是个俊孩子，不是他这满脸胡子楂儿的丑样儿，她推开他，那汉子还在喊：“我是你儿子……”她摸摸身边的小蒙，怕那汉子把小蒙蒙吓着。小蒙已经五天没上学了，感冒、发烧，和上次闹病一样没精神，吃不下东西，浑身无力。她给小蒙吃了药，不见好。又让家福和春生帮着送医院瞧了次病，打了针，取回不少药，还是不见好。她拍拍小蒙，那汉子没了。她想着，心里觉得闷气难受，那汉子是怎么回事？突然，她觉着梦到的就是她的儿子，她不该推开儿子。

　　下午，小蒙躺在床上觉得闷，要看电视。她打开电视，给孙子解闷，没想到，她听到的是晴天一声霹雳。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她有二十年没有见到小原了，可这二十年来，她是怎样地思念、惦记着他的！

　　最后一次见到小原，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她躲在高家对面的马路上，远远地等着小原从那扇门里出来。她总是这样一次次地看望儿子，看到儿子一点点地长大，变高。这次，她想和儿子说句话，不求儿子叫她，只想听儿子说句话。

　　她候在小原上学要经过的路上。小原从她身边擦过身时，她小声叫住了他。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干什么？”

　　“我喜欢你。”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让我送你去上学行吗？”

　　小原神色紧张地看着她，脸上皮肤细细的，她直想搂住儿子，狠狠地亲一亲。

　　但小原却慌慌张张地跑了，他一定以为她是个疯子。

　　她后悔了很长时间，甚至不敢再去偷偷地看儿子。她怕被那个女人发现，也怕小原告诉他爸爸后，引起高伯年的怀疑。过了很久，她熬不住，又悄悄去了，但再也没看到儿子。后来，她才知道，高家搬走了。高伯年当了市长，搬到更高级的地方。她却一直以为是为了她才搬走的。小原肯定不知道他还有个亲生母亲，她相信，儿子若知道了，一定会来找她。

　　可是，儿子一直没有来找她。

　　而她，为了不让高伯年知道她的一切，还为不愿再与他见面，她也一直无法再见到小原。

　　想不到当她再次知道小原的下落时，竟是他的死讯。

　　晚上，万老头和老伴进了杨家的门。

　　搬进新楼，万老头闹了一场，住到了杨大娘的一楼单元，把自己的五楼给了杨家。虽然住得方便了，可心里却添了心病。先是老伴埋怨他：“没人味儿，让人家老的老，小的小，每天爬五楼。”接着儿子数落他：“自私过分，杨大娘腿有毛病，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也觉着不合适，自个在普店街住了这么几十年，虽说做买卖耍点花活，鬼点子，可对邻居，他从来不占便宜。远亲不如近邻，从来处街坊，他是笑模笑样，有大面儿的人。这一回，他做事超出了自己规范的圈儿，所以家里人唠叨，他便忍着不吭声，这一来，那两个人越发来劲儿，连着他做买卖的生意经都一块儿否定了。万老头在家里一贯的霸主地位眼看着就要动摇，他一急，发了一次火。老伴再不敢吭气，可儿子却不理他，三天两头帮杨家忙，买菜、看病，仿佛想补上老子欠杨家的情。

　　下午，他听说杨元珍病倒了，便上街买了一堆吃的，麦乳精、罐头、桔子、巧克力糖……一口气花了三十块钱，用大网兜兜着，叫上老伴一块上五楼来看老街坊。他觉着，老太太一病，正好借机会还还情，也去去自个儿这块心病。

　　他和老伴张罗着给杨元珍和小蒙蒙做了挂面汤，伺候他们吃下了，又陪着她聊天。可杨元珍老是眼睛发直，什么话也没有。万老头有点害怕，万一这儿出了什么事，他可担待不了。正巧春生来了，解了万老头的围。

　　“春生，正好，你陪陪你大娘。我得去找家福告诉建华一声。”万老头忙不迭地拉着老伴下了楼。

　　史春生照顾小蒙蒙吃了药，就在屋外过道里支起建华的行军床，躺下。他不放心，索性陪大娘和小蒙蒙一宿。

　　杨元珍的叫喊声把史春生惊醒了，他慌忙爬起来。

　　“杨大娘，怎么了？”

　　杨元珍终于哭出了声。普店街的大人孩子从没看见杨大娘哭过。这一次，她哭了，仿佛要把几十年没流过的泪一起流出。她此刻完全清醒了，她不信鬼神，但认准她推开的那个汉子，就是她的小原。

　　她呜咽着念叨：“我的儿子……儿子。”

　　“杨大娘，您先躺下，明儿，我就把建华叫回来，您先安心睡觉。”

　　“不……不是……”杨元珍没法解释她呼唤的是谁。小原的事，连建华也不知道。

　　史春生不知该怎样安慰杨大娘，他的睡意已全无，只好坐在一边发愣。杨大娘的神情今天有点反常，他盼着快点天亮，好去招呼建华。

　　天快亮了，史春生突然发现，小蒙蒙的呼吸急促，他摸摸小蒙的头。不好，小蒙发烧了。

　　“大娘，小蒙病重了。”

　　杨大娘一惊，挣扎着坐起来，果然孩子两腮赤红，病得不轻。这几天，小蒙一直没好，刚才听邻居说，自个昏迷不醒，小蒙光着脚去叫人，准是冻着了。

　　史春生和杨大娘一齐给小蒙穿衣服。得赶紧上医院。

　　一摸，小蒙尿炕了，湿漉漉的一大摊。

　　杨元珍慌了神，这孩子从两岁起 就再没尿过炕，今天，这是怎么了。

　　“春生，你看，小蒙的腿怎么这么软？”

　　“小蒙……小蒙……站一下，把裤子提上。”春生把着小蒙的双腋，试着让小蒙站起来。

　　小蒙迷迷糊糊地醒了：“奶奶……奶奶……我的腿没有了。”

　　“啊！……”杨元珍的心咯噔一声悬了起来。

　　“站一下，站一下……”史春生抱着小蒙想让他站起来，可他双腿搭拉着，像面条一样的弯曲着，完全支撑不住。

　　瘫了。小蒙蒙瘫了。

　　二

　　星期天一大早，区长康克俭骑自行车来到新居民点。

　　昨天下午，区委书记晋波主持了区属公司、局以上负责人会议，通知书上写明会议内容是讨论明年的区委工作要点。然而，会议只是由区委一副书记把工作要点草案念了念，并没有讨论，接下来是一个检查。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王守义拿出一份材料，态度十分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工作作风拖沓，对子女教育不严，以致造成区政府腾房工作的混乱，给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一篇检查，他足足念了四十分钟，一边念，一边脱稿发挥，还不时斜眼扫一眼端坐在晋波身边的康克俭。他告赢了，今天这个会，与其说是检讨会，不如说是平反会，检查一念完，晋波就将宣布他官复原职。那天，康克俭撤了他的职，当时，他还不相信，自己一个有三十几年党龄和工作资历的处级干部，凭他区长一句话就真能撤了？转天，他到机关去上班，发现他的办公桌已经搬出了主任室，刚提拔不久的办公室副主任，大言不惭地要求他，三天之内将工作移交完毕。他去财务室领工资，会计通知他，本月工资不能按原处级工资发给他。区长指示，只发百分之七十，将来定下降到什么级，再按级领取。多退少补。王守义万万没想到，康克俭真拿他开了刀。鸡飞蛋打，王守义从头凉到脚。聪明反被聪明误，快离休了，本指望能混个局级离休，但“干部年轻化”扰乱了正常秩序，让康克俭这样的中年人当上了区长。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保住。他先是害怕、懊悔，接着又觉得委屈、不平。强占房有的是领导干部，包括晋波。为什么单单撤他，看他好欺侮？祸已临头，豁出去了。告他，让他康克俭认识认识他也不是个软柿子。可康克俭正春风得意，在市领导眼里是个吃香的人物，如何告倒他？王守义颇费了一番脑筋。他赢了，念一份检查，便可一切了结。

　　康克俭坐在一边，神态严肃，对王守义的检查一言不发。他不是军队指挥官，但他是区里的最高行政长官。市政府下达的搬迁任务，是死任务，军令如山。他完成这项任务，也必须坚决果断，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时期的手段。容不得他去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历史，综合功过再去斟酌处理。他需要的是果敢地推进自己的工作进程，毫不留情地扫除前面的一切障碍，撤了王守义的职，抢占房的风压住了，保住了搬迁工作的大局，这就是他的胜利。

　　撤王守义之举在区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赞扬他有气魄的，也有认为他做得过分的，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他全然不顾。他要的只是房子，腾空这一百二十套房子，就能解决一百二十户搬迁户的住房。然而，当这一切稍微平静下来，当他的头脑从高温状态稍微冷却一点的时候，他才慢慢发觉到一些人态度上的变化。

　　区里一些干部中不时传来一些风言风语：

　　“康克俭为了巴结市长，拿咱们的利益送人情……”

　　“得罪咱们怕什么，只要讨上面好，他就干，什么有魄力，纯粹为自己往上爬。”

　　“康克俭的眼睛盯在副市长的位置了……”

　　“小人得志，忘恩负义。”

　　一些老领导见到他面如冰霜。他把这次强占房的人员名单在机关大会上公布了，这不是存心给有子女占房的老领导难堪吗？

　　康克俭突然在一天之内接到区一位人大副主任转来的四十三份提案，有关于独生子女就近入托的；有关于冬煤不能送煤入户的；有关于青年夫妇虐待老人的；有反映教师住房问题的……在每个提案上面，副主任都批道：请康区长亲自抓落实，在某月某日将解决落实情况报区人大常委会。最高权力机关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责成区长短期之内解决一系列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而拥有这最高权力的人还是第一次如此明确急迫地把这些向来束之高阁的提案批转下来，而且一件不漏。

　　区委书记晋波的话少了，长者般亲切的口吻也不见了，起初，康克俭向他汇报了强行把晋小波搬出的经过后，晋波非常支持康克俭的做法。老书记对儿子没有对区里干部的那种权威。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对儿子的管束力越来越小。儿子常给他惹祸，从没给这位父亲增添什么光彩。这是他一生中，也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涯中，最值得悲哀的一件事。他认为康克俭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是身处当时境地，惟一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他表扬了康克俭。回家后，他大动肝火地把儿子连同老伴骂了一顿，惹得全家不高兴。儿子气急败坏地和老子吵了一架，老伴气得倒在床上，三分是病，七分罢工，躺了三天，晋波在家里，以零比二败北。

　　在机关，有人向他耳边吹风：群众都议论，这次抢占风是晋书记儿子带的头，康区长铁面无私，叫警察把晋小波从屋里轰出去了。事情本来如此，但晋波听到这议论，心里非常不快，这种议论的传播，会直接有损于他这个区委书记的威信。

　　他开始觉得康克俭的做法欠妥。问题不在于是否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在于该由谁来下令采用这种手段。康克俭当时若打个电话给他，他也同样会做出这种决定。那样，舆论就会大不相同了。偏偏康克俭没有打电话。是康克俭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还是康克俭根本就不想顾及他晋波的威信？他可是事事处处竭力维护康克俭威信的，没有晋波的支持，像康克俭这样资历的年轻干部，不会很快在区政府立住脚。从这点想，他觉得康克俭有些对不起他。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电话，不久又接到市委转下来的书记批示。

　　“市委书记的意见，你考虑考虑吧。”晋波把高伯年的批示交给康克俭。

　　“就是王守义告到中央去，他的职我也撤定了！”康克俭看过市委书记的批示气愤地说。

　　“克俭同志，你要注意，市委书记批评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撤消一个人的职务，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干部管理归组织部门，处级干部归区委常委会。不要以为赌气，个人意见就可以代替组织的决定。”

　　康克俭感到愕然。他万万没想到晋波，这位值得尊敬和一直不遗余力支持着他的区委书记，对市委书记不负责任的批示，对王守义无视区政府决定、唆使挑动干部家属抢占房屋的行为，对已经执行了两个月之久的撤消王守义职务的决定，突然表示出这么一种出乎意料的态度。

　　“晋书记，您……”康克俭大为不解，想问个究竟。

　　“不要说了。我看你是头脑太热了。热了，在处理问题上就难免做得不够妥当。你刚刚被提拔到区领导岗位，经验不足，在所难免。一个干部应该有魄力，但不要为表现个人；想把工作干好是对的，但要防止功利主义。一个人要想干好工作，就必须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处理好上级与下级的各种关系。高书记批示的意见，可能有过火的地方，但也有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地方。回去认真检查检查。”

　　康克俭离开了办公室。一怒之下，他想直接找高伯年把事情讲清楚。一个市委书记不经过调查，单方面听取状词，随便批示意见，下面怎么工作？如果高伯年那里讲不通理，就到中央去告。很快，他又冷静下来，这样闹的结果会怎样？这种对抗，可能会使自己的有理变得无理。那些大讲民主集中制的人，可能他自己的“龙颜”就最不容人触犯。令他难过的是晋波的态度。他一直把他视为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偏偏忽视了晋波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同样是不能触伤的。

　　康克俭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晋波的认识。晋波仍然是继续支持康克俭的。他知道康克俭并没错，错的是王守义。但他想借此提醒康克俭注意到自己头脑中不自觉滋长出的一种危险苗头。他不想撤消对王守义的处分，那样康克俭就立即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区长说话不灵，指挥不动的局面。为了执行市委书记的指示，也为了爱护和教育康克俭，晋波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让王守义做公开检查，然后恢复王守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没有与康克俭商量，就这样办了。他想让康克俭了解自己在区里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康克俭已经可以随便决定一切。

　　会散了。会场上只剩下晋波和康克俭。两个人默默无语地对视着，互相猜度着对方的心理。

　　“有些想法吧？”晋波先开了口，恢复了他以往长者的口气。

　　“想得很多。”

　　“谈谈。”

　　“谈什么呢？”康克俭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希望你通过这件事变得更成熟些，但不要从此缩手缩脚，还要放开胆子干。”

　　“继续碰壁？”

　　“不一定。”晋波揉揉头，“只要在工作中，考虑到各种关系，就可以赢得各方面的支持。你这次的教训，就是太不注意各方面的关系了，因此得罪了多数人。”

　　“多数人？谁是真正的多数？如果我们脑子里百分之六十的精力都用在平衡关系，把各种关系都照顾到，也许就 一事无成。”康克俭禁不住冲口而出。

　　晋波发现，康克俭根本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

　　现在，康克俭要求自己把昨天的愤怒暂置一边。春节快了，新居民点的生活安排怎样，他一直惦记着。倘没有这些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普店街居民的支持，搬迁工作不会这么顺利。前一段，那四十二个提案拖得他抽不出身来，今儿是星期天，他把什么事都往后一推，来到新居民点。

　　他把车靠在十五楼二栋门下，准备找这里的居民代表杨元珍聊一聊。

　　五楼没有人。他看看手里的地址，没错，501室，办公室小程办事很认真，这个地址按说不会错。

　　他看看四周，502，503房门都紧闭着。封闭的单元结构，再不会像在大杂院那样，敲一个人的门，十个邻居都伸出头来。

　　他还是下了楼，先转转楼群环境也好。

　　一楼拐角处，一对年轻人匆匆走进楼来，他认得那男的是普店街的个体青年万家福，这个青年前不久，为环线捐了一万元。在个体协会的表彰会上，康克俭见过他。

　　“小万。”康克俭招呼他。

　　万家福一愣，抬头一看：“哟，康区长，您这是……？”

　　“没事。星期天，随便转转。”

　　“您屋里坐，我们家就住在这儿。”万家福热情地招呼康克俭。

　　“哦。杨元珍是不是在这里五楼。”

　　“对。您找她？”

　　“她家里好像没人。”

　　“嗨，别提了。这不，我和义兰刚从医院回来。”

　　康克俭这才注意到万家福身边站着个衣着艳丽的姑娘。

　　“康区长。”张义兰接口说，“杨大娘家一老一小全病了。我们刚送她去医院……咱们新居民区什么都好，就是医院太远。居民小区有卫生院的房子，怎么还不开张哪，看个病得上市里。这儿坐汽车又不方便，倒两次车，可把人折腾死了。区长，您区里也该管管……”她说话又脆又快，像连珠炮。

　　“义兰。”万家福打断她的话，“区长刚来，也不让区长进屋，站这儿就是一大串，你又不了解区里工作情况，什么事哪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小万，让她讲吧。我正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康克俭笑着对张义兰说，“接着讲……”

　　张义兰反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砰！”一声地震般的声音，伴随着两个女人的叫骂声从楼上传来，喊声越来越大。

　　“义兰，怕又是二楼打起来了，你快去劝劝。”

　　义兰应声上楼。万家福转头解释道：“二楼一个单元分两家，厨房太小，东西摆不下，两家三天两头打架。”

　　康克俭没有说话。刚刚进新区一幢楼，就摸到三个问题，医院、交通和住房新的邻里矛盾。看来，他得尽快召集有关方面开个现场会。落实新区卫生院筹建搬迁之事，还有与市公用局联系开新汽车线站一系列的问题。

　　搬迁工作之后，紧接着是一系列的细致工作，他这个区长又有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