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 “秦癫子”
两个公安员倒是颇为冷静地估计了一下镇上的阶级阵线、敌我状况，没有撤大网。他们依历来办案的惯例，和女经理、王秋赦一起，首先召集了一个“五类分子训话会”。
镇上的五类分子，历来归本镇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一九六二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黎满庚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他还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报数，以毒攻毒。这个五类分子头目就是“秦癫子”。
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乐天派。他出身成分不算差，仗着和黎满庚支书有点转弯拐角的姑舅亲，一从剧团开除回来就要求大队党支部把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改作坏分子帽子。他坦白交代说，他没有反过党和人民，倒是跟两个女演员谈恋爱，搞过两性关系，反右派斗争中他这条真正的罪行却没有被揭发，所以给他戴个坏分子帽子最合适。黎满庚支书被他请求过几回，心里厌烦：坏分子，右派分子，半斤八两，反正是一箩蛇，还不都一样。就在一个群众会上宣布秦癫子为坏分子。过了不久，黎支书见秦癫子文化高，几个字写得好，颇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指定他当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
秦癫子当上五类分子小头目后，的确给黎满庚支书的“监、管、改”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秦癫子，竖起你的耳朵听着！晚饭后，全体五类分子到大队部门口集合！”
“是！上级命令，一定完成！”他立即来一个向后转，又像个体育老师那样小跑步走了。晚上，他准时把五类分子们集合到大队部门口的禾坪上，排好队，点好名，报了数，一律低下脑壳，如同一排弯钩似的，才请大队领导查点、过目。
在五类分子中间，秦书田还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他分别在同类们中间说：“虽讲大家都入了另册，当了黄种黑人，但也‘黑’得有深有浅。比方你是老地主，解放前喝血汗，吃剥削，伤天害理，是头等的可恶；比方你是富农，从前自己也劳动，也放高利贷搞剥削，想往地主那一阶梯上爬，买田买土当暴发户，是二等的可恶；再比方你反革命分子又不同，你不光是因财产、因剥削戴的帽子，而是因你的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与人民为敌。所以五类分子中，你是最危险的一类。你再要轻举妄动，先摸摸你颈脖上长了几个脑壳。”
“你呢？你自己又算个什么货？”有的地、富、反分子不服，回驳他。“我？我当然是坏分子。坏分子么，就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偷摸扒抢，有的是强奸妇女，有的是贪污腐化，有的是流氓拐骗，有的是聚众赌博。但一般来讲，坏分子出身成分还是不坏。在五类分子中，是罪行较轻的一类。嘿嘿，日后，我们这些人进地狱，还分上、中、下十八层呢！”
他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要强调一下他“坏分子”在同行们中间的优越性似的。但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没分析过“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百年之后进地狱又该安置在哪一层。
秦癫子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又任过县歌舞团的编导，因而吹、打、弹、唱四条板凳都坐得下，琴、棋、书、画也拿得起。舞龙耍狮更是把好角。平常日子嘴里总是哼哼唱唱的，还常“宽大大宽扯宽”地念几句锣鼓经。前几年过苦日子，乡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样紧，芙蓉镇大队一带的山里人家招郎嫁女，还请他参加鼓乐班子，在酒席上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平起平坐，吃吃喝喝，吹吹打打地唱花灯戏呢。这叫艺不碍身，使得他和别的五类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价有所不同。还有，就是本镇大队根据上级布置搞各项中心，需要在墙上、路边、岩壁上刷大幅标语，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反右倾、反保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面红旗万万岁”等，也大都出自他将功赎罪的手笔。
去年春上，不晓得他是想要表现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还是怎么的，他竟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来：“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谁敢捣乱把谁崩！坦白吧，交代吧！老实服法才光明，老实服法才光明！”他对这支既有点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得意，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教唱。但五类分子们态度顽固，死也不肯开口，加上大队支书黎满庚也笑着制止，才作罢。后来倒是让村镇上的一些小娃娃们学去了，到处传唱开来，算是有了一点社会影响。
对于秦癫子，本镇大队的干部、社员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把他当本镇的“学问家”，读的书多，见的世面大，古今中外，过去未来，天文地理，诸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美国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山打游击、工人为什么不起义，地球有不有寿命，月亮上有不有桂花树、广寒宫等等，他都讲得出一些道道来，而且还要捎带上几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使得山镇上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如听天书一般，尊他为“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有的人讲他伪装老实，假积极，其实是红薯坏心不坏皮；有的人讲他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穷快活，浪开心，活作孽；也有的人讲，莫看他白天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分子帽，哭得好伤心。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河边站哨，多次见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是想投河自尽？又不像是要自尽，大概是在思虑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
反正本镇上的人们，包括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在内，包括镇粮站主任谷燕山在内，不管对秦癫子有哪样的看法，却都不讨嫌他。逢圩赶集碰了面，他跟人笑笑，打个招呼，人家也跟他笑笑，打个招呼。田边地头，大家也肯和他坐在一起纳凉、歇气，卷“喇叭筒”抽：“癫子老表！唱个曲子听听！…‘癫子，讲个古，刘备孙权、岳飞梁红玉什么的！”“上回那段樊梨花还没有讲完！’，就是一班年轻媳妇、妹子也不怕他，还敢使唤他：”癫子！把那把长梯子背过来，给我爬到瓦背去，晒起这点红薯皮！…‘癫子！快！我娘发蚂蝗痧，刚放了血，你打飞脚到卫生院请个郎中来！’‘至于那班小辈分的娃娃，阶级观念不强，竟有喊他“癫子叔叔”、“癫子伯伯”的。
秦癫子领着全大队的二十二名五类分子，一个个勾头俯脑地来到镇国营饮食店楼下的一间发着酸咸菜气味的屋子里，捡了砖头、烂瓦片坐下，女经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才陪着两个公安员进来。公安员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喊一个名字，让那被喊的分子站起来亮个相。公安员目光如剑，严威逼人，寒光闪闪，坏人坏事，往往一眼洞穿。当喊到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名字时，一声稚嫩的”有“，来自屋角落。站起来的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娃子。公安员有些奇怪，十一、二岁的小娃子解放以后才出生的，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秦癫子连忙代为汇报：他爷老倌犯了咳血病，睡在床上哼哼哼，才叫崽娃来代替；上级有什么指示，由他崽娃回去传达。王秋赦朝那小历史反革命啐了一口：”滚到一边去！娘卖乖，五类分子有了接脚的啦！看来阶级斗争还要搞几代！“
接着，女经理李国香拿着一叠白纸，每个五类分子发一张，叫每人在纸上写一条标语：“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而且写两次，一次用右手写，一次用左手写。五类分子们大约也有了一点经验，预感到又是镇上什么地方出了“反标”了，叫他们来对笔迹。胆子大的，对公安人员这套老套子，不大在乎，因为不管你做不做坏事，一破什么案子总要从你这类人入手、开刀。胆子小的却吓得战战兢兢，丢魂失魄，就和死了老子老娘一样。
使公安员和女经理颇为扫兴、失望的是，二十二名五类分子中，竞有十人声称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而且互相作保、证明。王秋赦在旁做了点解释：“镇上凡是有点名望的地主老财解放前夕都逃到香港、台湾去了，剩下的大都是些土狗、泥猪！”只有坏分子秦书田，还多从女经理手里讨了一张纸，右手左手，写出来的字都是又粗又大，端端正正，和印板印出来的一样，把两张纸都写满了。其实公安员完全可以到街墙、石壁上去对他写的那些标语的笔迹。凡是会写字的五类分子都留下了笔迹之后，公安员和女经理分别训了几句要老实守法的话，才把这些入另册的家伙们遣散了。
秦癫子最可疑。可是公安员找大队干部一了解，又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说“秦癫子几年来老老实实，劳动积极，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笔迹也不对。女经理李国香和吊脚楼主王秋赦又提出“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出身历史复杂，父亲入过青红帮，母亲当过妓女，本人妖妖调调，拉拢腐蚀干部，行踪可疑。公安员依他们所言，在逢圩那天，特意到米豆腐摊子上去吃了两碗，坐了半天，左看右看，米豆腐姐子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是一表人才，笑笑微微的，待人热情和气，一口一声：“大哥”、“兄弟”，服务态度比我们多数国营饮食店的服务员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呢。胡玉音又没有什么文化，哪里像个写“眨标”的？人家做点小本生意和气生财，为什么要骂你这个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底下还允许她摆米豆腐摊子嘛，哪来的刻骨仇恨？
后来实在没有别的线索，女经理又给公安员出了主意：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出政治题目，发动群众写文章谈对三面红旗的认识，让全镇凡是有点文墨的人，都写出一纸手迹来查对。真是用心良苦，兴师动众。结果还是没有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镇国营饮食店厕所的一块千刀万剐的杉木板，搅得全镇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揭发、被怀疑、被审查。后来公安员把这块臭木板当作罪证实物拿走了，但这一反革命政治悬案却没有了结。这就是说，疑云黑影仍然笼罩在芙蓉镇上空，鬼蜮幽魂仍在青石板街巷深处徘徊。
案虽然没有破，王秋赦却当上了青石板街的治安协理员，每月由县公安局发给十二元钱的协理费。国营饮食店女经理在本镇居民中的威信，也无形中一下子树立了，并且提高了。这是本镇新出现的一个领袖人物，在和老的领袖人物——粮站主任谷燕山抗衡。从此，女经理喜欢挺起她那已经不太发达的胸脯，仰起她那发黄的隐现着胭脂雀斑的脸盘，在青石板街上走来走去，在每家铺面门口站个一两分钟：“来客了？找王治安员登记一下，写清客人的来镇时间，离镇时间，阶级成分，和你家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公社、大队的证明……”
“你门口这幅对联是哪年哪月贴上去的？‘人民公社’这四个字风吹雨打得不成样子，而且你还在毛主席像下钉了竹钉挂牛蓑衣？”
“老人家，你看那米豆腐姐子一圩的生意，大约进多少款子，几成利？听讲她男人买砖置瓦寻地皮，准备起新楼屋？”
“你隔壁的土屋里住着右派分子秦书田吧？你们要经常注意他的活动，有些什么人往来出进……镇里王治安员会专门来向你布置。”
如此等等。女经理讲这些话时，态度和好，带着一种关照、提醒的善意。但事与愿违，她的这些关照、提醒，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沉闷的气氛，一种精神上的惶恐。渐渐地，只要她一在街头出现，人们就面面相觑，屏声住息。真是一鸟进山，百鸟无声，连猫狗都朝屋里躲。仿佛她的口袋里操着一本镇上生灵的生死簿。芙蓉镇上一向安分守己、颇讲人情人缘的居民们，开始朦朦胧胧地觉察、体味到：自从国营饮食店来了个女经理，原先本镇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谷燕山已经黯然失色，从此天下就要多事了似的。
七“北方大兵”
粮站主任谷燕山自从披着老羊皮袄，穿着大头鞋，随南下大军来到芙蓉镇，并扎下来做地方工作，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就是他的一口北方腔，如今也入乡随俗，改成镇上人人听得懂的本地“官话”了。跟人打招呼，也不喊“老乡”而喊“老表”了。还习惯了吃整碗的五爪辣、羊角辣、朝天辣，吃蛇肉、猫肉、狗肉。他生
得武高武大，一脸连鬓胡子，眼睛有点鼓，两颊有横肉，长相有点凶。刚来时，只要他双手一叉，在街当中一站，就吓得娃娃们四下里逃散。甚至嫂子们晚上吓唬娃娃，也是：“莫哭!胡子大兵来捉人了!”其实他为人并不凶，脾气也不恶。镇上的居民们习惯了他后，倒是觉得他“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
解放初，他结过一次婚。白胖富态、脑后梳着黑油油独根辫子的媳妇也是北方下来的。但没出半个月，媳妇就嘴嘟嘟、泪含含地走了，再也不肯回来。也没听他两口子吵过架，真是蚊子都没有嗡过一声。这使老谷多丢脸，多难堪啊。他不责怪那媳妇，原因在自己。他觉得自己像犯有哄骗妇女罪似的，在芙蓉镇上有好几个月不敢抬头见人。当时镇上的人不知底细，以为他是丢失了某种至关紧要、非找回来不可的证件呢。还是在北方打游击、钻地道时，他大腿上挂过一次花，染下一种可厌的病。娘儿们得了这类性质相同的病，有人医，有药治。可是男子汉得了这类病，提都很少有人敢提，一提起来也会引起哄堂大笑，给人逗趣取乐儿呢。何况那时枪子儿常在耳边呼啸，手榴弹常在身边爆炸，埋你一身土，呛你满嘴泥，半夜醒来还要摸摸是否四肢俱在。正是提着脑袋打江山、夺天下，拖几年再说吧。谁还不是带着某种伤疤和隐痛在干革命?有的战斗英雄身上留着枪子儿、弹片头都没顾上取出来呢。原想着，只要能活下来迎接胜利，过上太平日子，病就不难治，问题就不难解决。连指导员是个个头粗、心眼细的人，(唉唉，战争年代的指导员啊，是战士的兄长，甚至像战士的母亲啊!)终于在行军路上发现了这个年近二十的老排长的痛苦。当南下路过芙蓉镇时，就把他留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转了地方工作。但他还是羞于去寻医看病，却是偷偷地吃了十来服草药，也不见效用。这位参加推翻了封建主义大山的战士，脑壳里却潜伏着封建意识。科学要在大白天里把人的身子剥得一丝不挂，由着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男男女女来左观右看，捏捏摸摸，比比划划，就像围观着一匹公马。他是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后来他听人讲，男子汉娶了媳妇，某些病就自自然然会好起来的。他权衡了很久，才打定主意，不娶本地女人，讨个老家娘儿们，一旦不合适，好留个退步，起码不在本地方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办了一件稳妥事，又是一件负心事。因为他拒科学于门外，科学也就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友善。他一直给那女人寄生活费，赎回良心上的罪责。
对于这件事，本镇街坊们纳闷了多半年，才悟出了一点原由：大约老谷主任身上有那种再贤淑的女人都不能容忍、又不便声张的病。后来有些心肠虽好但不通窍的傻娘们，还给他当过几回介绍，都被他一口一个地回绝了。渐渐地一镇上的成年人都达成了默契，不再给他做媒提亲。因而上两月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向他频送秋波、初试风骚也碰了壁。当然没有人把底细去向女经理学舌。
话又讲回来，老谷这人虽然不行“子路”①，却有人缘。如今芙蓉镇上那些半大的男伢妹娃，多半都认了他做“亲爷”。他也特喜欢这些娃儿。因之他屋里常有妹娃嬉戏，床上常有男伢打滚。什么小人书、棒棒糖、汽车、飞机、坦克、大炮，摆了一桌，摊了一地。他还代有的娃娃交书籍课本费，买铅笔、米突尺什么的。据镇上的几位民间经济学家心算口算，他大约每月都把薪水的百分之十几花在这些“义崽义女”身上了镇上的青年人娶亲或是出嫁，也总要请他坐席，讲几句有分量又得体的话。他也乐于送一份不厚不薄的贺礼。镇上有的人家甚至家里来了上年纪、有身分的客人，办了有鳞有爪的酒菜，也习惯于请他作陪，并介绍：“这是镇上谷主任，南下的老革命……”好像以此可以光耀门庭。随着岁月的增长，老谷的存在对本镇人的生活，起着一种安定、和谐的作用。有时镇上的街坊邻里，不免要为些鸡鸭猫狗的事闹矛盾，挂在人们口边的一句话也是：“走走!去找老谷，喊他评评理，我怕他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呢!”“老谷是你一家人的老谷?是全镇人的老谷!只要他断了我不是，我服!”而鼓眼睛、连鬓胡、样子颇凶的老谷，则总是乐于给街坊们评理、断案，当骂的骂，当劝的劝。他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矛盾激化，事态闹大。若涉及到经济钱财的事，还根据情况私下贴腰包。所以往往吵架的双方都同时来赔礼道乏，感激他。他若是偶尔到县里去办事或开会，几天不回，天黑时，青石板街的街头巷尾，端着饭碗的人们就会互相打听：“看见老谷了么?”“几天了，还不回?”“莫非池要高升了，调走了?”“那我们全镇的人给县政府上名帖。给他个官，在我们镇上就做不得?”
①没有后代的意思。
至于老谷为什么要主动向“芙蓉姐子”提出每圩批给米豆腐摊子六十斤碎米谷头子，至今是个谜。这事后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他从没认错、翻悔。“芙蓉姐子”后来成了富农寡婆，他对她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十几二十年如一日。这是后话。
县商业局给芙蓉镇圩场管理委员会下达了一个盖有鲜红大印的打字公文：
查你镇近几年来，小摊小贩乘国家经济困难时机，大搞投机贩卖，从中牟利。更有不少社员弃农经商，以国家一、二类统购统销物资做原料，擅自出售各种生熟食品，扰乱市场，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希你镇圩场管理委员会，即日起对小摊贩进行一次认真清理。非法经商者，一律予以取缔。并将清理结果，呈报县局。
一九六三年×月×日
公文的下半截，还附有县委财贸办的批示：“同意。”还有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批示：“芙蓉镇的问题值得注意。”可见这公文是有来头的了。
公文首先被送到粮站主任谷燕山手里。因当时芙蓉镇还没有专职的圩场管理委员会，所以委员们大都为兼职，在集市上起个平衡、调节作用，处理有关纠纷，也兼管发放摊贩的《临时营业许可证》。谷燕山是主任委员。他主持召集了一次委员会议，参加的有镇税务所所长，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本镇大队党支书黎满庚。税务所所长提出：国营饮食店女经理近来对圩场管理、街道治安事务都很热心，是不是请她参加一下。谷主任委员说：人多打烂船，饮食店归供销社管辖，供销社主任来了，就没有必要劳驾她了。
谷燕山首先把公文念了一遍。镇上的头头们就议论、猜测开了：
“不消讲，是本镇有人告了状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总要给小摊贩一碗饭吃嘛!”
“有的人自己拿了国家薪水，吃了国家粮，还管百姓有不有油盐柴米、肚饱肚饥哩!”
“上回出了条‘反标’，搞得鸡犬不宁。这回又下来一道公文，麻纱越扯越不清了!”
只有大队支书黎满庚没有做声，觉得事情都和那位饮食店的女经理有关。上回女经理和胡玉音斗嘴，是他亲眼所见。前些时他又了解到，原来这女经理就是当年区委书记杨民高那风流爱俏的外甥女。但这女工作同志老多了，脸色发黄，皮子打皱，眼睛有些发泡，比原先差远了，难怪见了几面都没有认出。听讲还没有成家，还当老姑娘，大约把全部精力、心思都投到革命事业上了。前些天，女经理、王秋赦还陪着两个公安员召集本
镇大队的五类分子训话，对笔迹。可见人家不单单是个饮食店的萝卜头。事后公安员安排吊脚楼主王秋赦当青石板街的治安员，都没有征求过大队党支部的意见。这回县商业局又下来公文……事情有些蹊跷啊!至于女经理通过这纸公文，还要做出些旁的什么学问来，他没有去细想。都是就事论事地看问题，委员们也没有去做过多的分析。
委员们商议的结果，根据中央、省、地有关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精神，觉得小摊小贩不宜一律禁止、取缔，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于是决议：由税务所具体负责，对全镇大队小摊贩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并发放临时营业许可证。然后将公文的执行情况，政策依据，写成一份报告，上报县商业局，并转呈县委财贸办、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
税务所长笑问黎满庚：“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是你干妹子，你们大队同不同意她继续摆摊营业?”
黎满庚递给税务所长一支“喇叭筒”：“公事公办，不论什么‘干’湿’。玉音每圩都到税务所上了税吧?她也向生产队交了误工投资。她两口子平日在生产队出集体工也蛮积极。我们大队认为她经营的是一种家庭副业，符合党的政策，可以发给她营业证。”
老谷主任朝黎满庚点了点头，仿佛在赞赏着大队支书通达散会时，老谷主任和满庚支书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有点心事似的。
“老表，你闻出点什么腥气来了么?”老谷性情宽和，思想却还敏锐。
“谷主任，胡蜂撞进了蜜蜂窝，日子不得安生了!”满庚哥打了个比方说。
“唉，只要不生出别的事来就好……”老谷叹了口气，“常常是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
“你是一镇的人望，搭帮你，镇上的事务才撑得起。要不然，吃亏的是我干妹子玉音他们……”
“是啊，你干妹子是个弱门弱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要护着他们过安生日子……我明后天进城去，找几位老战友，想想法子，把母胡蜂请走……”
彼此落了心，两人分了手。
这年秋末，芙蓉镇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调走了，回县商业局当科长去了。镇上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好像拨开了悬在他们头顶上的一块铅灰色的阴云。
但山镇上的人们哪能晓得，就在一个他们安然熟睡、满街鼾声的秋夜里，一份由县公安局转呈上来的手写体报告，摆在县委书记杨民高的办公桌上。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亮着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台灯在玻璃板上投下一个圆圆的光圈。杨民高书记靠坐在台灯光圈外的藤围椅里，脸孔有些模糊不清。他对着报告沉思良久，不觉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在一张暗线公函纸上画出了一幅“小集团”草图。当他的力举干钧的笔落到“北方大兵”谷燕山这个名字上时，他写上去，又打一个“?”然后又涂掉。他在犹豫、斟酌。“小集团”草图是这样的：
米豆腐西施
奸
(父为青红帮，母为妓女，新生资产阶级)?奸黎满庚
(大队支书，严重丧失阶级立场) 谷燕山
(粮站主任，腐化堕落???)秦书田
(反动右派) 税务所长
(阶级异己分子)
画毕，杨民高书记双手拿起欣赏了一会儿，就把这草图揉成一团，扔进办公桌旁的字纸篓里。想了想，又不放心似的，将纸团从字纸篓里捡出、展开，擦了根火柴，烧了。
台灯光圈下，他像日理万机、心疲力竭的人们那样，眼皮有些浮肿，一脸的倦容。他大约批示过县公安局的这份材料，就可以到阳台上去活动活动一下身骨，转动几下发酸发硬的颈脖，擦把脸，烫个脚，去短暂地睡三、五个钟头了。他终于拉过一本公函纸，握起笔。这笔很沉，关系到不少人的身家性命啊。他字斟句酌地批示道：
芙蓉镇三省交界，地处偏远，情况复杂，历来为我县政治工作死角。“小集团”一说，不宜草率肯定，亦不应轻易否定、掉以轻心。有关部门应予密切注意，发现新情况，立即报告县委不误。（梦远注：文中“小集团草图”乃用线条标注的一个“图”，这里用表格代替了，读者明白其意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