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
有关共产主义，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到了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数都不用数。根据这个道理，那时候的人就该都是数盲。假如不是从小数钱、数冰棍，谁会识数。但是到那时都不识数了，谁来算题？假如没人算题，就没有科学技术，又怎能各取所需？对这个问题我有个天才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犯错误。对于有错误的人，就不让他各取所需。然后他就会识数。然后就可以让他算题。这只是个笑话，不能当真。因为不识数的人不可能犯错误，错误就是识数，由此堕入了循环定义。
我做梦都想患数盲症，就像我哥哥当年下乡时做梦都想患一种重病一样。假如我成了数盲，就能躲开柴油机，重新获得我的雕刻刀、画室、彩色毛线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哥哥当年想得一种病，则是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要知道他天生是一个饭桶，粗茶淡饭吃多少都不饱，非吃肉不可。我现在就落到了他当年的困境里。我们哥俩都只有一种方法来脱困，就是真的得上这种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运动短裤得上的，虽然有往龟头上抹蛋清等等绝妙的手段，他却不敢尝试。所以他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辈子都好不了，现在住在得克萨斯的沙漠里。而我则只能朝数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凭良心说，我一点儿不想争当数盲，只要能做原来的工作就完全满意了。这一点数盲一定能知道。我个人以为，一个人设计的公共汽车是一口老母猪，足以说明他已经无可救药，不一定非要让他完全不识数。但是我也知道，什么人是无可救药，什么人不是，只有数盲才知道。
我说我做梦都想得数盲症，但是梦醒后会为这些梦感到羞愧。假如我们都得了数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要饿饭了。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中年男人们，倒是不值得同情。因为我们都有数盲症，没饭吃，可以吃鸡鸭鱼肉毒蛇王八。女人们又怎么办？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浑浑噩噩，世界上就会没有爱情，她们怎么活呀。但是我们自己又没问题——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和家属过家庭生活就够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认识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楼房。其实那不是雪，而是一片盐碱地。当时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了。楼房前面有几棵杨树，所有的叶子全都卷着。当时的污染也已经很严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长），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第一课是扫盲课，我们都是科盲。老师进来我喊起立，发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极难看的列宁服。所以坐下之后就举手发言道：报告老师，你的衣服很难看——我给你打件毛衣吧。那时候她工学院还没毕业，在速校实习，一看学生都有胡子，心里已经发慌，我的发言又有调戏之嫌，登时面红耳赤。后来她就专拣我来提问，比方说，在黑板上画个根号，问道：老大哥，你看它像个什么？我看了半天，它像个有电的警告符号，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师！她又画个积分号，这回不用她问，我就说：这像一泡屎！在她看来，我像个存心捣蛋的浑蛋（其实我不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真诚），同时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她决心迎接这种挑战。
礼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电话。她先问老左床上如何——这话一早上听了十遍了，我听了着实恼火，吼了起来：你们不要这样墙倒众人推！老左怎么了？再怎么她还有点同情心！（其实她是没有的，否则就不会让我摸她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呈一束，虎口以上溢出的部分还算有点模样）……我前妻听了以后，叹口气说：是嘛，我没同情心——告诉你，你的事有希望了。这几天你自己当点心。我听了面红耳赤，因为我一直在托她给我办出国手续。这件事难于上青天，但她居然办出了眉目。我覥着脸问，是怎么个情形？她说，电话里不能讲，下班她过来。但是下了班她过来，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个小黑屋里，脑袋上满是血。
2
对于一个识数的人来说，自己存在是唯一确定无疑的事。这可以叫做实事求是，也可以叫做无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东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认了这些事，就承认了有所谓无可奈何。你识数，这就是无可奈何。有的声音好听，有的声音不好听；有的东西好看，有的东西不好看；这些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该干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能想到当个领导，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国，和我哥哥、嫂子、我年过八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想弄个画室重操旧业。我哥哥隔段时间就托人带一份文件，让我办出国手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技术人员出国，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电话里说：你干吗非识数不可？这是一种暗示——他一定记得好多年前给我讲过知青装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听懂。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数盲这种病不能装，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这种病，我还下不了决心。
有关不准技术人员出国的事，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前几年还是让我们出国的，但是大家出去了就不回来，简直无一例外。现在的规定是出国前要体检，没有数盲症的男性一概禁止出国。但这是内部规定，明明是没得数盲症，体检证上偏写成三期梅毒，不但出不了国，还要被关进医院打青霉素。那种青霉素是进口的，却是兽用药，杂质很多，打在屁股上浑身都疼，而且发高烧。自从打过了那种针，我就老有点黄疽。因为这个缘故，我再也不敢打这种主意。患了数盲症的领导可以出国访问，这方面大家都服气，人家没有不回来的。这也说明数盲在外国也治不好，得吃救济——外国人抠得很，不肯救济我们的人。女人可以出国，内部也有掌握——年轻漂亮的不成。洋鬼子精着哪，见了年轻漂亮的就娶去做老婆。老左就出过国，但是大家都服气，因为她回来了，并且在床上对我说：还是祖国好。这个女人觉悟高，明明是我对她好，她却记在祖国账上，让人没话讲。我前妻也可以出国，但是要到六十岁以后。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有个盼头，我却是一点盼头也没有。
我前妻说，我有张卑鄙的嘴，这是全身上下最恶劣的东西。好在还有一件好东西，那就是二等兵王二。她帮我的忙z全是看它的面子。但这话打击不了我。别人有困难都去求傍肩，傍肩也帮助，你说是看谁的面子？只是没有求帮出国的，这事太难。我前妻办出了眉目，不知是怎么办的。这件事她始终不告诉我，后来这事失败了，她也不说当初的眉目是什么。
现在可以说说“眉目”是怎么没的。接完了这个电话，我就去听报告。要是推个事不去，就好了。“数盲症可不是装的”——报告人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时，小徐对我说：装得真像！我就这样回答他。假如不理他就好了。就在这时，在我们身后巡逻的保安员用警棍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引起了短暂的昏迷。这些农村来的小伙子工作很认真，但是下手不知轻重。他们看到我们老笑，已经很气愤了——会场秩序不好要扣他们薪水。小徐也挨了一下，不肯吃哑巴亏，回头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登时演成群殴的场面。他们手里有警棍，我们身上也有东西，有的是铁链子，有的是半截水管子，有的是发射橡皮棍的气动手枪，有的是喷射阿摩尼亚的气罐——听大报告时大家都有准备，而且我们的人也不少，除了各机关的技术人员，大企业的人都来了。坐在我们边上的是玻璃公司，那帮家伙对打群架兴趣极大，早就把板凳腿拆下来了。一动手就有人递给我一根板凳腿，我也瞎挥了几下，打倒了几个保安员，自己也挨了几下警棍—年纪大了，身手不灵活——而会计部的小姑娘则是假装劝架时朝保安员的裆下施以偷袭。转瞬之间，就把保安员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溃退而出，一哄而散。当然，也得有几条好汉留下来顶缸，否则会有大麻烦。今天的事是因我而起，我留下来。等保安的大队人马来了后，我就带头扔下板凳腿，举手投降。人家看我血流满面，也不好意思再打我。别的投降者，不是真伤员，就是体质单薄者，还在脸上涂了红药水。这正是我们的狡猾处，你要是审问，就说：什么都没干，只是挨了打。所以人家问都不问，直接押去关小号，半平方米的地方塞两个人，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我和一个穿黑夹克的小伙子塞在一起，我看他很面熟。进去以后才知道，是那个穿蓝毛衣的姑娘。等我前妻来放我时，她正坐在我腿上，但这是因为没地方坐。那孩子连忙解释说：大姐，我们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而我前妻摸了她脸一把说：当然是清白的，可怜的小家伙——快点回去睡觉吧！
考虑到礼拜一的群架里有人伤得很重，还破了相，想让保安把我放了可不容易。这件事要劳动市长亲自打电话：“你们那里有个王二，是我家属的前夫，如果没什么严重问题就放了吧。”除此之外还有好多治安方面的指示，把保安的头烦得要死。他来开锁时还念念叨叨：什么叫“家属的前夫”。我要承认，这种关系实在古怪。但这还是直截了当的说法，还有人是某数盲的“家属的前小叔子的哥哥”，有人是“小姨子的前姐夫”，不得数盲也搞不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数盲只要知道是和自己有关系就够了。具体是什么，人家并不想弄清楚。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很明白，我们是绿帽子的发放者，他们是绿帽子的接受者。好多人认为这种暧昧的关系，有助于和傍肩间性生活的和谐。我个人不这样想。因为这个缘故，我前妻说我笨。
我前妻把我放出后，就朝我冷笑。她看我愣愣怔怔的样子，就递给我一面小镜子——那样子很难看，我早知道头破了，但不知流了那么多血。但我还能挺住。她说，你那件事吹了。我听了就晃起来，幸亏她从我兜里摸出了救心丹，塞在我嘴里。后来她带我到医院去处理伤口，出来时更难看了——剃了个阴阳头。我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就睡了。躺下时，我前妻睡在我身边，醒来时天已大亮，我身上有张纸条，上面写着：1．接着睡；2．今后少惹事，还有希望。希望是指出国的事，我知道原来的希望是打架打没的。我就接着睡了。
有关保安的情况，需要补充如下：那些人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藤帽，手持木棍，戴红色袖标，在街上维持秩序。上级说，现在城市治安混乱，警力不够用了，从农村征调保安员进城，是个好办法。但是这帮人来了以后，秩序就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上了班什么都不管，下班以后什么都偷。除此之外，他们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揍我们——当然，我们也不那么无辜。你要以为北戴河是新兴科技城市，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故而只有挨打的份，那就太天真了。我们挨揍多年，早就懂得怎么还手了。
而我和蓝毛衣的事是这样的：小号里面像个电话亭，架着一块木板，可以坐一个人，另一个只能站着。保安的头头问我，要不要单间。我说，你给我个人做伴吧。这时候黑皮夹克就钻了过来，站在我身边。保安把我们塞了进去，隔着门和我说了会儿话，先说他很公道，是他的人先动手打了我，这是他们的不对，明天就打发那小子回家种地。我说你用不着和那孩子为难，等等。他说这事你不用管，打了别人我不管，可不能打你，什么时候都得敬老——我没理他，知道自己在外人看来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好感觉。后来他又说，你们的人用了手扣子，把我的人脸打坏了，你看怎么办。——这是真的，我看见他们的人有脸上受伤的。回去以后要说说：打架不准用利器。但是不能嘴软——我说你公事公办呗，我们都在你手里。送我们去砸碱好了，我们又不是没砸过。——我知道他想让我帮他把使手扣子的找出来，但是我不能这么干。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人交出来。我还说：我脑袋也被打破了，这也得有个说法。他说，送你们砸碱是公安的事，但是告诉你的人小心点，别再落到我们手里吧。这就是说，谁要是落了单被他们逮住，就会被打得稀烂。我说，我会告诉大家的，不过你们也要小心点，有人知道你们都住在承德棒糙山，全村出来干保安，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别以为我们找不到——我这是唬人，其实我们远没有那么坏。他就悻悻地走了。
这时我才觉得头疼，还有骑在我腿上的这家伙不对劲。那里像地狱一样黑，但是气味不大对。他拉着我的手往皮夹克底下伸时，我以为他是个homo。知道他光板穿着皮夹克时，我说了一句：你不冷吗？后来手伸到胸前，摸着两个圆滚滚的东西，我才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你怎么长了这种东西？她哧哧地笑，我听出是蓝毛衣，马上关照她不要高声。一个女孩子到了这里是很危险的。保安员可不是些太监。后来她又拿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让我摸——是个带锯齿的手扣子。原来就是她用了手扣子！这下把我气坏了，骂道：混账！谁叫你使这东西！她轻描淡写地说：怕啥。我说：你是不怕，今后谁落到保安手里，怕也没用了。她说：哪个乡巴佬敢犯坏，咱们就到村里去抄他的老窝，烧他的房子，这不是你的主意吗。——听着真可怕。这一位可不像红毛衣，不是纯情少女，伸手就拉我的裤子拉锁。我说：学校里就教了你这个？她就说：老生常谈。老大哥，你太老派。后来她又说，有一种传闻，说我是个gay，看来是真的。我说放屁，我要不是后脑勺正在流血，准能表现出男儿本色。后来她拿手绢给我捂着伤口，就这样聊起天来，直到我前妻知道了消息，赶来把我们都放出来。她把我腿都坐麻了，半天不能走路。要是个男的，还可以轮轮班。下回关小号可不能挑女的。昨天的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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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和保安员打架的事，还有些可以补充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和保安员都是诚实的人，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在诚实地劳动：设计各种东西；他们也在诚实地劳动——监视我们。我们觉得他们的监视十足可恨，他们觉得我们不老实十足可恨，所以就经常打架。结果是双方都常有人受伤住院。数盲十分公允地决定：不管谁受了伤，不能报销医药费，不能上班算旷工，结果是越打越厉害。这一回保安有好几个人被打断了鼻梁，他们肯定不甘心，想要从我们身上捞回来。作为老大哥，我要时时刻刻提防在心。假如蓝毛衣是男的，我会毫不客气地揍他一顿。但是对女孩子不能这样办。再说，她不归我管。她在我们这里是客人。
在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假如没有保安就好了。世界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我们、数盲、傍肩，生活会愉快得多—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数盲发他们的昏，傍肩居间调和。这种建议当然是居心叵测——没有保安，我们会把数盲都吃下去，连骨头渣都不剩。如果把傍肩们画掉，那就不成个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数盲，我们就会和保安爆发战争——要知道他们恨的就是我们。这场战争胜负难以预料，我们狡猾，会制造各种武器，保安人多，他们在村里有大量的预备队。就算我们获胜，中国人口也是百不存一。算来算去，只有我们可以画去。钩去我们，顶多中国倒回中世纪。那时的技术水平可以养活三亿人——这也不可怕，饿死一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