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善与恶
这一天晚饭后，门诊部宿舍比往常热闹得多，不少人家都来了文工团的客人，真是凑巧，不约而同都到门诊部来串门儿。医生和文艺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本来就比较容易接近，加上文工团那些人身体娇贵的不少，尤其是女同志，稍有一点不适，就要认真对待，马上问病求医，于是，很多人是互相混熟了的。医生护上们很欢迎文工团员到他们家里来玩，因为他们总是带着笑声来的，能一下子把你家的寂寞和忧愁驱逐到海那边去。特别是有几个话剧演员，他能当着你的面模仿你平日的语言、动作和不良习惯乃至生理缺陷，好像你变成他，他变成你了，惹得旁人捧腹大笑，羞得你自己无地自容。还有的善于讲故事，不需要有故事台本，也不需要有离奇的情节，就是日常发生的琐事，人人都司空见惯了的一些小事，被他们拿去一讲，就立刻生动起来，配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就使你感到身临其境了。他们一来，就必然要打破这个宿舍的宁静，破坏所有的家庭——因人们都不再以家庭为组合单位了，而是围得一堆一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场面比看舞台上的演出要精彩些，因为在正式上台演出时，每一个节目都必须突出政治，而在这里是允许没有政治的。
目前，在刘絮云家里，有一个话剧演员正在讲述公鸡追求母鸡的整个程序，以及一只公鸡同时领着好几只母鸡的时候，是怎样区别对待的。看来他确实是认真观察了鸡的生活，讲得头头是道，表演得栩栩如生，他自己完全变成一只公鸡了。在另外几家房里，有的在回忆他们在舞台上忘了台词、没有拿道具、误场了、掉了鞋子等等逸事；有的在描述某次与农民联欢时，一个可爱的山歌手是怎样引人发笑的故事；有的在大谈其天南地北的见闻，加油添醋，还不使你感觉出有假来；也有的是在为了自己的某种慢性病，借此机会向医生打听最有效的疗法。
刘絮云自己家里有客人，她却不在那里陪着，这一家串到那一家，那一家又串回这一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她都没有听完，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她都打过招呼了。她像一个舞台监督，又像是群众游艺场的总经理，她非常忙碌，不知在忙些什么。门诊部主任方鲁的家里没有来客人，因为他是主任，即使文工团员来到他家里了，也不会像在别处那样放肆，现在是，根本没有来。方主任也没有被笑声吸引过去看热闹，他目前心情不太好，独自坐在卧室里想问题。自从军营里各种舆论工具出现了“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提法以来，他有点提心吊胆。到底这个阴谋集团包括一些什么人呢？要与彭其有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他那个集团的成员呢？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参加过他的反党阴谋活动才能算，一般的因工作关系接触多一些不应该认为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使方主任不大放心的，就是胡连生的精神病问题。其实，他对胡连生的同情是在斗争会上就产生了，也闪过一下想把他诊断为精神病以避免负政治责任的念头，但他不敢。后来司令员交给他任务，他的胆子就大了，总算把胡连生从拘留所迁进了医院，从囚犯变成了病人。现在由于彭其的倒台，会不会把那件事抖落出来呢？如果抖落出来了，最倒霉的还不是他方鲁，而是那个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胡连生。方鲁可能会因为听信彭其的指使而背上一口黑锅，但他相信，除此以外别人也找不到他与彭其的特殊关系；至于经常给司令员看病，那是工作，谁也不好横加什么罪名。他如果采取主动，自己去揭发彭其指使他干的事情，完全可以把自己洗清白，但是方鲁的脾气也属于彭其那一类，弯的少，直的多，一般常理常情他很容易接受，就是路线观念很差，明知很差，还不准备加强一点。方鲁是山东人，由于走南闯北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口音已完全改变，普通话讲得比较好。最初他参加地方上的抗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才到部队来。他的医术是在战争中学的，建国以后又专门到医学院进修了几年。这人是个典型的业务领导，从来不大过问政治。虽然如此，但党性和组织观念都很强，是因为从战争中带来了习惯，永远忘不了。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他几乎样样都反感，而且不善于掩饰，总要从脸上嘴上暴露出来，当然还能掌握一定的分寸，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最近有一些鬼现象引起了他的警惕：门诊部低声耳语的情况多起来了，每当见他一到，一切就平静下来，使他不能不怀疑这些耳语是否与自己有关。那个心得笔记写得最多的刘絮云显得特别活跃，常常这家进那家出，很晚还在嘀咕。也有人向方主任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赶快给刘絮云评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吧！”方主任认为：“不行，光是抄书，凑字数，这不叫活学活用。”人家又说：“给她评上吧！评上了好一些，不评上不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要看行动，不看她怎样抄书。”“唉！”提建议者无可奈何，只得叹口气说，“方主任啊方主任，你会倒霉的！”方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告至今没有接受，他今后也不准备接受。
热闹的宿舍里突然响起一声使人毛骨惊然的口号：“打倒彭其反党阴谋集团！”接着，所有正在讲故事和扯闲话的文工团员立即中断他们的表演，全部拥到走廊上来，相继喊起了同样的口号，门诊部的人也有参加呼喊的。
方鲁不知出了什么事，停止思考，起身准备出门看看，不料外面有人推门进来了，都是刚才在左右各家闲聊瞎扯的文工团员们。
“哦？”方鲁愣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进来进来，坐吧！来这么多人，房子小了一点。”
“方主任，我们可轻易不到您这儿来呀！”有个领头的说。
“嗨嗨！嗨嗨！……以后多来嘛！以后多来嘛！”方鲁明知来者不善，也只得应付着跟他们说话。
“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领头的说。
“什么事啊？”
“想找您谈一个问题。”
“好啊，什么问题？……哎，大家坐嘛！凳子上，床上，都可以坐。”
客人们并不怎么讲客气，脸上也没有笑容，好像是来查户口的，其实很清楚，大家都不必客套。方主任也已看出客套是多余的了，他干脆不提什么喝茶之类的问题，严肃庄重地站在写字台前，将每一张面孔都看了一遍，有的知道姓名，有的只是面熟，有的还曾经为了病和药的事向方主任求过情，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一看到这样的面孔，方主任不免多望他一眼，那被望的人只得讪讪地低下头去，发现鞋带系得不合适，连忙弯下腰去重新系过。
“方主任，”领头的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吗？”
“这怎么不知道呢！”
“我们空四兵团出了一个反党阴谋集团，你知道吗？”
“知道，标语、大字报到处写着。”
“是谁为首啊？”
“彭司令员。”
“什么彭司令员！彭其，你还跟他划不清界限！”客人当中有一个插了这么一句。
“危险啊！方主任。”还是领头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划不清的？”方鲁理直气壮地说，“他当司令我看病，他倒台了我少一个病人。”
“你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说还怎么样？”
“不要装糊涂了！”又有一个插话者。
方鲁并不示弱地朝这个插话者瞪了一眼。
这时，假装无意撞进来的刘絮云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你们这是怎么啦？空气那么紧张，脸上都那么严肃，找我们方主任干啥呀？发生了什么矛盾？咱也能听听吗？”她说着，挨邹燕坐下了。
“我们想问问方主任，他跟彭其的关系问题。”
“哦！是这个呀！那是得问问。方主任，你平常跟彭其的关系可不错呀！现在彭其倒了。你也该讲个清楚啦！”刘絮云说。
“我没有什么要讲清楚的，工作关系，明摆着，谁都知道。”
“不见得吧！”还是刘絮云，“你给胡连生看病的事大家知道吗？能不能公开说说啊？”
“我一天不知要看多少病，都要说吗？”方鲁一点也不倒威。有几个门诊部的人挤在门口，像是看热闹，又像是有目的来的。
“进来呀！”刘絮云向他们招手，“人家文工团的同志以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为咱们做出榜样，咱们要向他们学习呀！为了弄清方主任跟彭其的特殊关系，文工团的同志带头啦！咱们门诊部的人路线觉悟就这么低？进来吧！‘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事情出在我们门诊部，我们不能不管。”
门口的人多数进来了，也有少数大概确实是属于看热闹的，听刘絮云这么一说，热闹也不看了，赶紧溜开去。仍旧留在门外的，只有几个小孩子了。
“方主任，”刘絮云又说，“跟大家说个清楚吧，你是怎么给胡连生看病的？”
“没什么说的。”
“嗬！这么硬啊！连彭其都投降了，你还硬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还想蒙混过关哪！哼！只怕群众不答应。文工团的同志专门找你问问，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同志们，他这样行不行啊？”
“不行，要讲清楚。”
“同志们，”方主任对文工团的人说，“请你们不要管门诊部的事，我们这里的事很复杂。”他说着，瞪了刘絮云一眼。
“哟！”刘絮云呼地站起来，“管不得呀！哼！那么厉害呀！只许你们勾结起来反毛主席、就不许革命群众找你们问问清楚？偏要问，今天你不讲清楚，我们就不离开这个房间。别把群众当阿斗，告诉你，群众是不好欺负的。彭其又怎么样？胡连生又怎么样？资格比你老点儿吧！一样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可不讲什么客气的。说！”她露出咬牙切齿的凶相来，大吼了一声。
“是真是假你就说清楚嘛！”有一个文工团员以不太厉害的口气说。
“好，”方鲁不理刘絮云，专对文工团的人说，“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把情况告诉你们。那天你们斗胡连生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觉得他有点反常，可能是神经有毛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不便扰动会场。后来陈政委心脏病发作，我送他到医院去。回来以后，正想去向司令员请示一下，要求给胡处长看看病，恰好司令员打电话来要我去，他向我详细问了陈政委的病情。趁那个机会，我就提出要给胡处长看病的事，司令员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拘留所去给他初步看了一下，觉得是精神病，情况我写在他的病历本上了。这样就决定送医院。到了医院以后，我怕诊断不准确，又在那里给他做了一个脑电图，证明是他过去留在头部的一小块碎弹片发生移动，影响了正常的思维活动。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别听他胡说！”刘絮云像包打天下的英雄一样跳到文工团员们的前面，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抬起来怒指着方鲁，恨不能把他吃下去：“明明是彭其要你去给他看病的，你明明知道他不是精神病，你在拘留所跟胡连生的谈话我都听见了，你赖不脱！你给他做的脑电图是假的，你把真的毁掉，拿一个真精神病人的脑电图写上胡连生的名字。”她转向众人，“同志们，你们听听，他们就是这样搞阴谋诡计的，装得像个正人君子，满肚子坏水，直到现在还在欺骗群众，把我们大家当成猪了。”又转过去对着方鲁，“睁开你的狗眼，看清形势，现在不是彭其的天下了，门诊部也不是你姓方的天下了，你要想图个好下场就老实交代，不然，广大群众决不饶你！”
“你代表谁呀？”方鲁毫不示弱，“只听见你一个人叫叫喊喊，血口喷人，脑电图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政治陷害。”
“嗬哟！直到现在还这么嚣张，还在仗着彭其的势啊！你放心，会拿出证据来的，你着什么急？现在，先得扭扭你的态度再说。同志们！”她再一次向文工团的群众进行煽动，“方鲁看不起咱们，把咱们当成阿斗，欺咱们软弱无能，咱们能够答应他吗？说呀！咱们怕他啦？”
文工团的人响应得并不热烈，有些人对刘絮云产生了反感，但面前是关系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一件大事，刘絮云虽不好，而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不太整齐地口号声吼向了方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定要砸烂彭其反党阴谋集团！”
“方鲁必须老实交代！”
“任何人不许对抗群众运动！”
刘絮云觉得这些口号都不够劲，自己领头叫了一声更响亮的：
“打倒反革命分子！”
可是文工团的群众没有人跟着喊。
“谁？”方鲁怒视着刘絮云问。
“你！”刘絮云凶恶地指着他。
“我是什么？”
“反革命分子。”
“你再说一次！”
“谁跟彭其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分子，你就是！”
“你再说一次！”方鲁像霹雳般吼来。
“我说了你，怎么啦？怎么啦？想吃人？张牙舞爪，嗬哟！我们这儿成了刘少奇的天下了！反革命分子这么嚣张！我叫你嚣张！”
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刘絮云，只得孤注一掷了，她像狼一样扑向方鲁，举手向方鲁的脸上打去。方鲁把手抬起来一挡，动都不需要动一下，就使刘絮云感到她的手臂要断了。恼羞成怒的刘絮云，再没有别的高招了，将手臂往怀里一抱，蹲下去，哭了起来，边哭边骂：
“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打人啊！他敢打人啊！毛主席，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要挨打呀！这里的反动路线嚣张得冒烟啦！彭其的死党统治了空四兵团，坏人当道，好人挨打，群众也死绝了，没有人敢说话了，害怕反革命分子报复，害怕他打人。你打吧！打死我我也要忠于毛主席，变成鬼我也要咬断你反革命分子的脖子……”
有一个女医生来到门外，想把她的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从门口拖开，那孩子不愿意走，母亲训斥了几句，还不走，母亲来火了，发生了另一起打人事件，传来另一种哭声。
文工团的领头人向邹燕示意，要她把刘絮云扶起来引到别处去。邹燕领命，俯身劝慰了几句，要扶她起来。刘絮云这时也不知她的戏如何继续往下演，邹燕来扶，正好找到台阶好下，便顺水推舟地跟着邹燕走了。
文工团的造反者，几个月以来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行动都已经熟悉了，体会过了，新鲜感在逐日消退，代之而来的是疲劳和厌烦。最近，新兴革命家范子愚上北京去了，他一走好像把造反精神全带走了，余下的人们都显得有气无力，使人感到，这个新兴的革命组织已过早地发展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今天的行动只来了少部分人，就连这愿意来的少部分人也信心不足；又加之刘絮云包打天下，搞了一场并不高明的使人扫兴的表演，使得大家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人甚至感到害噪，惟愿早早脱离这场纠葛。好在领头人还能坚持挺下去，才不至于不欢而散。
“这样吧！”领头人说，“大家都冷静一点，我们今天的行动是想把问题搞清楚，问题没有查清以前，咱们也不下结论。为了搞清问题，方主任，请你把有关的东西让我们看看，比如你的笔记本、你的日记，还有别的各种有关的东西。”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方鲁平心静气地说，“请你自己去看好了，我不需要一样样拿给你们。这是钥匙，我房里的所有柜子、箱子、抽屉都可以打开，给！”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交给了领头人。
“请你到那边屋里呆一会儿。”
有两个造反者领着方鲁到另一间房里去了。
刘絮云被邹燕拉着回到了自己的家。她一进房间，把门关上，便凶狠异常地将满腹恼怒发泄在邹燕身上。
“你们的人都死绝了？”
“怎么啦？”
“睁眼看着反革命分子打人，你们连屁都不放一个。”
“是你去打他，他只挡了一下嘛！”
“什么？我打他？你的立场可鲜明啊！站在反革命分子一边，为他说话，你最好写张大字报贴出去。”
“这是真实情况嘛！大家都看着的。”
“还说！”
“……”邹燕无话。
“你一定是内奸，你老实说，是怎样跟方鲁勾结起来的？他对你许了什么愿？”
“你要这样说，那就随便你去，本来是共同战斗的战友，斗争还没有完，就怀疑起自己人来，我害怕了，不敢跟你一起搞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回去，硬要说咱是老保也没有法子。”邹燕说着，拉门要走。
“别走！”
刘絮云慌了手脚，急忙把邹燕拽住，一时又不知说句什么话好，只得连连叹气，“唉！真是，唉！真是……”这时她不得不把威风降低了，改变成温和的埋怨声调对邹燕说：
“斗争那么复杂，同志间言语不到的那么计较干啥呀！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可别叫敌人看笑话，咱们自己内部，有话好说。”
邹燕没有说什么。
“你们怎么只来了这几个人呢？”刘絮云又问。
“有些人不愿意来，说是门诊部的事，咱们别管！”
“你们要做做思想工作嘛！路线斗争不分你们单位还是我们单位，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你去跟他们说说吧，我们说不清楚。”
“怎么头头也不来呢？”
“那不是头头？领我们来的就是头头嘛！”
“赵大明呢？”
“赵大明检查大字报去了。”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检查大字报？”
“因为都是方鲁问题的大字报，今晚斗完方鲁就要贴出去的，他说要严格一点，过细检查一下，有毛病的不能贴出去。”
“唉！范子愚一不在，你们就蛇无头了，赵大明像个学究一样，只会咬文嚼字。唉！阶级斗争真困难！哦！”她发现此话不当，“你可别这么想，虽然你们文工团走了范子愚，但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坚强的文革领导小组，以江部长为首的，只要江部长领导着运动，我们就一定胜利。”
邹燕仍是有气无力，默默的懒于做声。
抄家的人们正在努力工作。他们把所有箱笼抽屉全部打开，将里面能够写字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翻看。连床底下，柜子背后，像框背面，所有可能藏住一个小本子或一张纸片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他们需要的东西。记录本在书架上摆了一大排，一个个都要翻遍是要费时间的，人们一人分一本，专心致志地检查着。有些人并不认真找东西，却对书架上的某些医学书籍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其中有一本《法医学》是最受欢迎的，这本书在书店的公开书架上买不到，专供有关专业人员使用，文工团的演员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门学问，一看就产生兴趣了，好几个人围在一起，都想争着拿在自己手里看。那上面讲到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食物中毒死去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各种不同的毒物又如何从尸体上区别出来；自杀上吊跟他杀勒死这两种死因怎样从颈部的伤痕区别开来；强奸与通奸怎样通过检查身体做出准确判断等等。
抄家正在进行，刘絮云来了，她叮嘱大家说：“抓紧时间，快点搜查，完了还有事呢！”又走到方鲁呆着的房间，指着方鲁说：“你不要得意，马上就给你把假脑电图的证据拿来。”说完她就走了。
在方鲁所有的笔记本上，到处都记录着他的医学业务，有的还是五十年代他在医学院进修时用过的笔记；有的记录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例；有的写着某次某次会诊的情况；还有的是抄录着一些中医中药学知识。在这些笔记本中，也有着不少能够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病例，如果是一个刚出学校门的实习医生得到这么一本，他会高兴得跳起来。在他这里，翻不到一本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也没有日记之类的东西，更找不到手抄诗本和歌本。仅仅在那些医学业务记录本上又怎能查出他与彭其勾结的证据来呢？这次抄家显然要失败了，但人们并没有立即宣告结束搜查工作，因为《法医学》和病历故事还没有看完。
搜查工作的领头人把大家叫回原来的房间，方鲁也过这边来了。不久，房门打开，走进来不可一世的刘絮云，随后跟来的是胡连生处长。
“同志们，”刘絮云振振有词地说，“敌人都是不老实的，他们不会自己缴械投降，你不打，他就不倒。方鲁这个反党阴谋分子，在胡处长问题上，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制造假病案，要尽了阴谋诡计，斢换脑电图，以假的冒称真的，直到现在还要负隅顽抗。同志们！我现在要揭穿他的阴谋。胡处长当时在医院做脑电图的时候，就已经防着他们搞阴谋诡计了，所以，做完以后，他把脑电图拿过来，用右手的大拇指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现在，给胡处长做精神病结论的那张脑电图已经请保卫部化验过了，上面根本找不到胡处长的指印，证明那张脑电图是假的。我把胡处长请来了，让他来作证吧！请他说一说，他是怎样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
方鲁听了她这一段话，着实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胡处长是那样细心，也万万没有想到刘絮云能掌握这些情况，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又非常难办了。目前还存有一丝希望，好歹的关键全看胡连生，他要是果然当众申明按过指印，就很难把真相继续掩盖下去，倒霉的不仅是他方鲁和彭其，更悲惨的是胡连生自己；他要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确声明没有那回事，那就化险为夷了。胡连生不至于那样糊涂吧？不过这个人很难讲啊！他是从来不以为反对红海洋就是反革命的，自始至终恨着把他搞成精神病的人，他很可能在这个场合作证。要怎样暗示他一下呢？方鲁急得将衬衣都汗湿了。
胡处长被刘絮云从家里拖来一路上反复表示他愿意作证，还是那句老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走进门见到这个场面，他愣住了，原来又是文工团那些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又受了坏人挑拨，变得十分淘气，有理也跟他们说不清。他又联想到，前两天赵大明到他家里去找刘絮云，说到“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这样一些话，他心里犯疑了，暗自嘀咕着：“娘卖X的！只怕是要害彭其吧？反党集团不是彭其又是哪一个呢？要我来作证，就是要我拿出证据来打倒他吧？娘卖X的！又是一个阴谋。”正在想着，又听刘絮云提到方鲁“跟某些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谁？为什么不讲出名字来？你就公开讲嘛！“阴谋！”他又敲了一下警钟。但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怎么办呢？讲还是不讲呢……？
“胡处长，”方鲁决心要暗示他一下，“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
“你干什么？干什么？”刘絮云及时切断他的话，“想暗示他？叫他不要说真话？同志们，我们可得注意着，不许他搞鬼。”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呀？啥？”胡处长发言了，“方鲁要跟我讲话，怎么讲不得？讲嘛！你讲得他就讲得嘛！有话就要讲出来，不讲，病就来了。你讲吧！”
刘絮云又着急又不能得罪胡连生，恨不得使方鲁立刻变成哑巴，但没有办法，他已经开口了。
“胡处长，”方鲁接着刚才的话说，“您如果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话，先回去睡觉吧！可不能随便说话呀！说错了会把问题弄得很复杂，您知道吗？”
“怎么不能讲话？我清醒得很，我就是要讲，不讲话，病就来了。”
“对！”刘絮云趁热打铁地鼓动说，“胡处长，别听他的，他专搞阴谋，咱们要揭穿他，您快说吧！”
“我先问你一句话。”胡处长对刘絮云说。
“问什么话？”刘絮云不耐烦。
“你刚才讲，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哪个？”
“这个您就别问了。”
“我要问，只准你问我，就不准我问你呀？”
“您先把脑电图的事说了吧！说完以后我再告诉您。”
“不，不告诉我我不讲。”胡处长找了个地方坐下，紧闭着嘴。
“他跟反党分子……”
邹燕等得不耐烦了，几乎把彭其的名字讲出来，被刘絮云在背后摆手制止住。可是，这个动作叫胡连生看见了，他又在心里敲了一次警钟：“阴谋！”
胡处长点破天机说：
“你们是讲，他跟彭其勾结在一起，是吗？我晓得了！我早就晓得，外头到处有标语。小刘，讲正经话吧！你要我来证明什么？我忘记了，你再讲给我听听。”
“不是说请您来谈谈脑电图的事吗？”
“什么脑电图？”
“就是方主任给您做的脑电图。”
“脑电图，怎么了？你要？”
“哎呀！刚才在路上还跟您讲好了的，请您当着大家的面，把您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事儿说说。”
“我按指印做什么？”
“您怎么啦？”刘絮云急得沉不住气了，“都说好了的，怎么又装糊涂了？”
“我才不糊涂，清醒得很。”
“那您就讲嘛！”
“讲，讲，讲，你要我讲什么？”胡处长发火了。
“讲你按了指印。”刘絮云只差一点没有跳起来。
“你听谁讲我按了指印？”
“听你自己讲的。”
“哪一天？”
“前两天，在你家里，刚才你还讲了。”
“刚才我讲我按指印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听见了吗？”在场的文工团造反者被这个场面弄糊涂了，也不知是上了刘絮云的当呢还是上了胡连生的当，总之他们都感到自己已经上当。邹燕代表着大家的心情向刘絮云提出了疑问：“小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这个老……”刘絮云准备骂一声“老鬼”，又意识到不能把路堵死了，立刻改口说，“这个老同志是有一点糊涂，刚才还对我说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又忘了。”
“我糊徐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刚才在路上，你还告诉我了，说我在什么脑电图上按了指印。”
“是我告诉你的？”
“不是你还是鬼？”
“好，好，好啊！”刘絮云知道彻底破产了，撕破脸皮吼道，“胡连生！你……你……你随便吧！”她气得说不成话了。好在文工团那位造反头头及时站出来为刘絮云解开了重围，他走到胡连生面前说：
“胡处长，您要是忠于毛主席，您就把真话说给大家听。”
“真话就是按指印是吗？像写卖身契一样，是吗？好嘛！我忠于毛主席，我不敢不忠，你们拿一张图来嘛！我给你按一个。”
“滚！”刘絮云再无办法了，只得撒泼，扑向胡连生，恨不能将他吞下去。
胡连生平心静气地站起来，说道：“你要滚，你就滚，我，是走来的，我还要走回去。”他说着向门外走去，“娘卖X的！到处是阴谋，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阴谋。让你们搞阴谋去，你们爱搞到天亮就天亮，我要睡觉了，睡着了，看鬼阴谋去。娘卖X的！阴谋跟着你跑，你走到哪里，它追到哪里，你死了，他跟着你屁股追到马克思那里去，娘卖X的！我要到北京去告你们，看着吧！我要告你们……”
文工团员们望着胡连生的背影，一个个哑然。只有方鲁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当众露出了微笑。
“你别笑得太早。大家别走了，等着吧！”
刘絮云咬牙切齿地瞪了方鲁一眼，又叮嘱大家一句，便一扭一扭地快步离开了这个房间。
还等着于什么呢？文工团的造反群众纷纷埋怨他们的头头，并且就当着方鲁的面，一点也不怕丢丑。那头头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只会小声地说一句话：“回去再说！回去再说！”有的造反者仍惦记着那本精彩的《法医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围到一起翻阅起来。方鲁见大家都不找他的麻烦了，便去整理书架，好像今晚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久，刘絮云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进来，那军人对方鲁说：
“方鲁同志，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你跟彭其有不正常的联系，从明天起，停职接受审查。”
“哪里的决定？”
“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是江醉章吧？”
“我说的是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有人赶紧将《法医学》合拢，扔到书架上，悄悄绕过站在屋中间的人，跨过横躺在地上的凳子，不做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