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园 第六章
老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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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故意添乱似的，村头儿老驼三番五次地让人传我去开会。开始我觉得有点儿可笑，因为我觉得自己与这个村子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当来人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加生硬的时候，我就有些忍不住了。我不是不愿意去他们那儿，我只是不愿意开会；还有，我对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有一种莫名的畏惧。
“老驼让你去开会，快点儿走吧！”来人这么讲。
我这一生不知要开多少会、各种各样的会。我从经营自己的葡萄园那天起就没有开过会，我不记得和拐子四哥他们开过什么会。为什么要开会，这连我也有点儿糊涂了。是不是应该去开这个会？来人的口气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理所当然的意味，而且还有些烦。看来也只好去了。最后一次来人喊我时，我没有说什么，放下手头儿的事情就随他去了。
那个熟悉的小屋里已经围了好多人，老驼，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大概都是村民委员会的什么人吧。他们见我来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老驼吸着烟，眼皮也不抬，像是说给其他人，又像是说给我听：
“嗯，到底还是来了。”
后来他又用烟锅朝我坐的方向点划了一下，小声对周围的几个老者说：
“人家场长才三十郎当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随口封了我个“场长”。我问：
“开什么会啊？”
“开个……嗯……村民委员会——议事会吧。”
“我又不是委员。”
老驼说：“你看看，见外了不是？你以为来的都是委员吗？”他用烟杆点划着身边的两个人说，“他们也不是委员，可他们都是些大户，俺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要找找大户。大户贡献大哩。有事能不找他们商量？别看你是城里人，买了咱的园子就得跟咱商量事情。俺要不叫你来开会，你又要说俺小看你了。”
我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了——我买了他们的园子，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那就开会吧。我准备好好听下去。会议的内容好像是关于村办小学房舍改造之类的事情，又说村子要修一条路。总之需要很多钱。老驼说：
“钱嘛，还靠大伙儿。你们有人就帮个人缘儿，有钱就帮个钱缘儿。如果研究一回不行，咱大伙就再研究一回，咱有的是工夫，研究起来看，嗯。”
他的话使我打了个冷颤。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拿出一笔钱的话，那么这样的会将要一直开下去。
老驼吸着烟，不紧不慢地对我咕哝：
“你尽管不是咱村里人，可也得过组织生活啊。一个人没有组织怎么得了？有一年上，咱这地方来了个游击队员，那时候还是打仗的年头儿，这人手艺倒不错，一枪就能撂倒一个鬼子。可他仗着枪法好，眼里没有咱庄稼人，遇事也不和咱商量。你知道咱村子里是有组织的，有时候咱做了面汤啊、面叶啊、高粱碴子米饭啊，想到林子里找他出来喝上一口，暖暖身子，都找不到哩。他不来。他有事情只给上边说去。结果哩，哼哼——差一点儿让鬼子打死。咋哩？那毛病就出在傲气上边，出在不来过组织生活上边。一个人离了组织哪行？”
我想张嘴申辩，想说我辞职了，不是在组织的人，可刚张开嘴巴，老驼身边的另一个人就说了：
“天底下没有不在组织的人。不是在这样组织，就是在那样组织。村有村规，国有国法，都在一个地盘上混，就得遵照一个地盘的规矩办事。人人都不听话，那还不闹糟？”
我的头嗡嗡响，好不容易熬到了散会。
2
这天夜晚我失眠了。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这天一大早，我就包好了两千元，谁也没有讲，急匆匆赶到村子里。我刚要敲开老驼家的门，又一想这样不妥，如果他把钱自己掖起来怎么办呢？我起码需要交到组织上啊！正在门口犹豫，想不到恰好老驼出来了，他热情招呼着回屋，我只好跟进去。我对老驼说：
“驼叔，你最好再找几个干部来。我缴款子来了。这是我对村子的一点儿心意。”
老驼看了看我手里方方的纸包，说：
“一沓子都是？”
“都是。”
“那好，”他对孩子说，“喊你大去。”
我说：“自家亲戚恐怕不妥吧？”
“什么亲戚？俺这里除了伯就是叔。”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孩子跑出去。一会儿小孩子领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在开会时认识的，这才有点儿放心了。我当着他们的面把钱交给老驼。老驼毫不含糊地从柜顶上取来一个纸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卷烟纸大小的白条，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按了个手印——这就是收据了。
老驼往外送我的时候满面微笑，赞扬说：“到底是文化人哪，办事利落，心里有组织啊！今后村里人也会帮衬你，有什么大事小情，只管来喊——葡萄熟的时候歹人多不？”
“不多不多。”
“嗯，不多就好。你这笔钱先放在村子上存着，嗯。村子富了那天，也不能忘了你。你现在是个发了大财的人啦。”
他说到这里四下看看，对在我耳朵上问：“少说也有四十万吧？”
“老天，我连四万也没有……”
“哎，咱都是在组织的人啦，不用瞒来瞒去。我心里是个明镜。打你种葡萄那天，从这路上拉出去几车葡萄，你驼叔心里都有数。过一辆车，我家二小子就在西墙上画一道黑杠，如今这小黑杠子已经有一尺长啦。一斤葡萄少说也有一块几毛钱，那你算算看。”
我说：“可是还有本钱呢！再说葡萄园刚刚发展起来……”
老驼用烟锅使劲敲着头，嘿嘿地笑了：
“哼哼……莫骗老叔，莫骗老叔。村上人的脾气是有酒大碗喝。嗯，莫骗老叔。”
我也笑了，差不多笑出了眼泪。
回到园子里，我发现拐子四哥心事重重地站在那儿。他见了我就问：“头午哪儿去了？”
我说：“出去走一走。”
他拍着腿：“你一走好了，来了三五个民兵，背着枪，说是要来巡逻。他们这一巡逻可好，一人摘走了一大兜子葡萄。”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倒不在乎这些葡萄，我害怕的是他们没完没了地来巡逻。我知道他们来时我还没有把钱交到村子上。我不愿讲这些，只对拐子四哥说：
“千万不要把他们惹恼。你让他们高高兴兴走开好了。”
“我倒是这样，可是斑虎不愿意，老要往上扑。到后来一个民兵把枪栓拉响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抱住斑虎……”
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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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葡萄园历尽磨难，但最初的担心总算没有了——原来最挠头的葡萄销路，由于有了豪爽汉子武早，几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不仅销售稳定，而且还可以卖最高的价钱。用武早的话说，我们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是最优质的，他是秉公办事。
武早成了葡萄园的常客。这里已经成为他远游的一个根据地。每次打猎他都把摩托车放在这儿，如果有时间，总是由我或拐子四哥陪伴他。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难从那种绝望的情绪里摆脱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回忆起象兰就万念俱灰，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他说：
“我跟你讲过，有一天我要把她领到你的园子里来。那时候你见识见识吧。我相信你从来也没有见过她那样的人。那真是个没法捉摸的小怪人儿……到时候再看吧。”
我只能应付着他的话。说实话，就我对象兰的一知半解而言，我决不会喜欢这个人的。当然我们的园子也不会拒绝她，我们这里可以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真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到底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当今之世类似的轻浮男女数不胜数，在他那儿怎么就成了一件千追万寻的宝物？不过总让我心里纳闷的是：这只是一个*的四十岁女人而已，竟使一位豪迈英俊的大汉如此迷恋，不能自拔。我不愿意得罪武早，更不愿让他失望。我只好说：“那是的，当然一定是的。”
武早是我们葡萄园的救星，也是我在这个平原上所遇到的真正不同凡响的一个人物。我不仅指他的见多识广，也不是指他涉足艺术，而是因为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极有趣味的人。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感到枯燥的人。这样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实在难得一遇。像很多优秀人物一样，他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神经质，整个人敏感得很。我渐渐相信与他的交往绝不仅仅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需要上，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葡萄园。当然我们极其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我们，他需要一种安慰，一种谅解。一个人在他的特殊时刻里总得找个说话的人，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我敢说他好不容易才寻到了这个葡萄园。我能看出他非常喜欢这儿。
总之我们彼此需要，他需要这个田园和这些人，我们则离不开他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这声音响彻在海浪与林木的和鸣之中，让我们感到格外舒畅。就像一个酒徒必须按时找到一种酒才行，我们二者之间彼此都算是对方的烈酒。不同的是那一方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而我们这一方却是土地园林及人、这一切的综合……我不知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只觉得二者相互交往的过程，真像是一场场的畅饮和陶醉。他寻到了这个葡萄园，而我们则通过他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新鲜的世界：酒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延，我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这个孔武的汉子竟然长了一颗如此多情缠绵的心。
我们财运亨通了。这个葡萄园与那个伟大的酒厂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可是我们确实在走向兴旺发达。一想到这里，我就从心里感激武早。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骚扰，比如我被叫去开会的次数显然是更加增多了。我对老驼抱怨说：
“钱也交了，怎么还要开会呢？你知道我们园子里的事情蛮多，耽误不起这么多时间啊！”
老驼说：“城里人嘛，还有不忙的？不过再忙，也不能不过组织生活啊。有一年上，有那么个游击队员，他傲得可以哩，结果哩……”
我知道他接下去又要讲差一点儿被鬼子打死的那个人了，就连忙说：“现在早就没有鬼子啦……”
“就是啊，可是野物满多哩。什么野物还伤不得你？你一个人出门在外，靠的就是朋友，小村里不顾怜你，我这个村头不给你长着眼色，还有什么葡萄园？任是什么也得给野物弄毁……”
听到这里，我心中渐渐明白了他的“野物”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想他的话倒也不假，如果发生了哄抢或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仅有拐子四哥的土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这个葡萄园原来是多么脆弱和单薄啊。我们只有淳朴的没有任何邪念的万蕙，有不堪一击的纤弱细瘦的鼓额和那个肖明子……想到这里倒也坦然平静了许多，只想安安静静地听从他的劝告，按时赶去开那一场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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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吸烟，可在这时却要饱尝老辣的烟叶味儿。会上什么都议论，渐渐，我连这个村子的历史也烂熟于心了。我知道了村子里有多少怪异的事，比如曾有人一口气养了十二个孩子，还有人连生了三对双胞胎；有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如在大拇脚趾上生了一个小疮，三五天就死去了；有的人发了大财又逃之夭夭，携带巨款跑上东北，又跑到外国，那里叫什么“斯克斯克斯克”！这种“组织”的生活使我不敢厌倦，我觉得这个村子里的人即便有一万条缺点，有一条优点还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深深的幽默感。他们对自己的土屋、单调的日月、贫乏的文化生活丝毫也没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总是向前看，看得很远，看到子孙后代，从容沉着。在他们红红火火又腻腻歪歪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一种了不起的韧性和乐观品质。不过我究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还很难讲——在这漫长的闲扯的会上，我常常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问到了那个独居一处的老太太，老驼立刻嘬着嘴说：“啊呔！”我等着听下去，他却把烟锅咬得使劲往上翘着，含混不清地咕咕噜噜。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一点：这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早年可以说是一个“女革命家”哩，后来不知怎么跟上了一个“筋经门派”，就是练气功武功的教门里的男人，从此就不再革命了。不过因为总还是老资格吧，上级专门来叮嘱过，所以村里还是得事事高看她一眼……我听到这儿长长吐了一口气，问：
“她是什么‘女革命家’？”
“哦，就是支队在海滩上那会儿，她参加过。人勇啊，能就地十八滚，双手打枪。别看她年纪不显，其实是民国十六年生人，快七十了……可惜啊，人一沾上教门，革命意志也就衰退了……”
好不容易要熬过秋天了，一些穿了深色衣服、头戴大盖帽子的人物也光顾我们的小茅屋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单据和表格让我来填。我发现我在这些表格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我那会儿被称作“纳税人”。我不得不追问：我已经经营了几年葡萄园了，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纳税人”呢？
大盖帽子们说：“那是因为你刚刚干，光景艰难，我们替你免了。”
我从心里感激他们，可又觉得眼前的数额有点儿太大了，虽然交得起，却不很情愿。我知道从道理上讲大多数人都应该是“纳税人”，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纳税人”，常常受到冷落的“纳税人”，该向他们解释些什么呢？
我顺从地在表格上填了数字。当填完了表格，笔杆从手里滑脱的时候，我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只木然地瞅着对方犀利的目光。到后来我竟在心里羡慕起他们来。我眼前这些人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啊，瞧瞧，从面部看他们无一例外地健康。我甚至有了个奇怪的发现，即他们的脸差不多都长得一样，粉粉的，有些嫩红，不过毛孔显然是过大了，每个人的神情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他们都长了一副逻辑发达的、然而又是糊糊涂涂的头脑。总之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些穿戴整齐的人，心想那要多少健康的母亲才能生出这么一些大孩子啊！我跟他们拉呱儿，扯闲篇儿，最后他们都很高兴。
后来，即便不填表格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光顾这里。他们爱询问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有时还停下来逗一逗做活儿的鼓额。他们弹弹她的脑壳，跟她开个玩笑，还给肖明子起了个外号，叫他“黑皮带”。实际上我们的肖明子确实被晒得很黑，又像一根皮带那么柔软细长。这些人热闹一阵走了，我倒常常感到空虚。拐子四哥与我不同，他特别愤怒。他觉得这是勒索。他说：
“我游荡了一辈子，也没纳什么税。你太老实了。你是个书生啊，就让人欺侮去。你该去打打官司看。”
我没有应声。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些税务人员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又居住在哪儿，他们的办公地点，他们是怎么闻着气味寻到这么远的海边上来的，等等。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我只有默默地等待和承受。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这儿来，正像我们也等来了武早这样的人一样。我想我们应该安于这种生活——这些话虽然以前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我已在默默地遵循。我学会了特殊的忍耐。因为我觉得能活这四十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依仗了某种忍耐精神。我在那座城市就因为不够忍耐，结果惹下了大大小小的麻烦，让梅子一家叫苦不迭。关于我因为不够忍耐而招致的痛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年轻啊，毛头小子啊，耐不住啊，满腔正义和一肚子委屈啊，就是这一沓子事情搅在了一块儿，积成了我的四十余圈年轮。我从海滩平原上赤脚奔波、跨过山脉和河流、跨过一些陌生的小镇，才走入了那座大城市，今天又走了回来。这是疙疙瘩瘩的一大圈。得了，还是忍耐吧。我这种忍耐的功夫，主要是看着岳父瘦削而坚硬的头颅练成的——从他吐出“六人团”那几个字到如今，我一直在忍耐。一个人没有这种忍耐的本事，那就什么都做不成。我从一来到这里，就知道一种新的忍耐开始了。我发疯地干活，以便忘掉一切。只有在这劳作中，我才能渐渐压住心底的各种思念和其他欲望。我用力地挥动铁锹翻土，推车运肥，扛葡萄筐笼，忙得来不及叹息。我可以和斑虎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交谈。我相信斑虎什么都听得明白，只不过像个高深的智者一样不愿轻言，腹富口俭。它越来越英俊了，像一个懂得藏讷的男子汉，胸脯很结实地向前昂着，站在那儿何等挺拔。它有时在强烈的阳光下老要皱着眉头，我想它一定也被思索所累。我像按摩师那样给它揉着眼睛四周的肌肉，用手舒展着它的眉头。我发觉那样它很舒服。它的头有时也昏昏沉沉吧。我觉得一个用乏了的脑子，敲一敲就像一块实心木头。我有时间就给它按摩起头颅来。它的头颅很大，怪不得这样聪明。我问：
“你跟在我们身边，天长日久不觉得无聊吗？”
它鼻子里发出呜吠一声，是肯定还是否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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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鼓额在一块儿劳动，心中充满了另一种安慰。她是一个令人怜惜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我多次和拐子四哥催促她回去看看老人，她答应下来，只很少回家，而且每一次回来眼睛都有些红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她有一点儿强烈的独立生活的愿望，这一切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影响，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她那么勤快，当累得疲乏了，就换一种轻活儿，只不愿闲下来。她不爱说话，鼓鼓的脑壳装满了隐秘。她对这个园子寄托了无比的希望，这从她的眼睛里就能看出。她希望从这里得到一种稳定的生活、一份未来的保障。她希望葡萄园日益兴盛、不再遭受任何磨难。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情感，想一想让人感动。她和肖明子的薪水较高，比起平原上的同类雇工要高得多。我总觉得亏欠鼓额和拐子四哥他们一份情意，而且很难偿还。
我问鼓额：“你如果有什么不高兴、有什么要求，一定告诉我们啊。”
“俺欢喜哩。”
“就是说，你很满意这儿的工作，是吗？”
“满意死了。”
“你觉得比在家里好吗？”
“老好了。”
回答简单到了极点。我又问：“爸爸妈妈不挂念你吗？”
她迟疑一会儿说：“家里太累太难了，哪顾上喜欢我。爹火了就打俺……腚。”
最后的那个字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
“俺妈一不顺心，就拧俺。”
我想，这么一个瘦弱的女儿怎么能忍心拧她打她呢？我心里有些酸楚，说：“那么你就安心地待在园子里吧。园子是我们大家的。万蕙待你多好，她还要给你做件新衣服。”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自觉地瞅了瞅在她身上已经变得有点紧儿绷的那件布衫。这一瞥让我发觉鼓额比刚来时长高了一点儿，也微微胖了，那两个小乳房已经像苹果似的凸起。
鼓额嗯嗯着，淡淡地笑了。她脸上永远油渍渍的，太阳怎么晒风怎么吹，这张脸都不会粗糙。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最可宝贵的东西。
肖明子在前边打着口哨，腰上扎了一条桑皮做成的武装带。这个小伙子的确有点儿威风了，由于长时间没有理发，头发很乱地覆盖在脑壳上，像个野地骑士。他漫长的小凹脸里蓄满了庄重的神情，很快就要十八岁了。他常常一个人跑到那个园艺场里去玩，回来时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些吃的东西。我知道这都是肖潇给的。他还说她的宿舍是天下最干净的地方，没有一丝灰尘；床什么样子，桌子什么样子，行李什么样子，他都描述了一番。他听她弹过风琴，唱过歌。
他说起这些样子有些自豪。我发现，他的手，还有衬衫里露出来的一截胳膊上边，都凸起着青青的筋脉。真的，这已经是一个生猛的小伙子了。他只经过了一两个秋天就长成了这样，鼻子下面的小胡子已经在稍稍变黑；嘴唇那么柔嫩，那么红，显然谁都没有吻过。他和肖潇姐弟般的友谊，让我在感动中又有了一丝小小的嫉羡——这是真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我们一块儿做起活儿来，我们把葡萄藤蔓往架子上搭着，小心地用草筋把它系起来。肖明子这会儿话多起来，他和我无话不谈。
当我们在园子里劳动的时候，万蕙就要给我们操办伙食。她的卫生状况刚开始让我有点儿担心，可后来才发现这大可不必。她比我们大家都干净。我很喜欢吃她做出的饭菜，出自她手的不论是主食还是菜肴，都有一种大为不同的味道。万蕙做的饭菜是十足的乡村风味——不，是十足的流浪汉风味。她的手艺完完全全由拐子四哥训练出来。她的饭菜做得随意而自由，多数时候就地取材，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野菜、野味儿。她用园子里的蘑菇熬汤，用未成熟的葡萄汁代替米醋；她做的窝窝、蒸的红薯，常常就粘在了一块儿：吃窝窝的时候也正好要咬到红薯；还有蒸豆角、蒸花生棵和高粱穗，那是整枝整枝、整棵整棵地投在锅里。它们香甜可口，带着一种原生气，带着一种青草味。它绝对是让人健康的食物。我心里对万蕙和拐子四哥充满了感激。这真是一场美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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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天的深入，园子里的麻烦多得让人心焦。穿制服的人隔三差五就要闯进来，他们的服装虽然大同小异，但的确有细节上的差异，所以也就有了不同的公务和要求。村里的民兵似乎更加起劲地巡逻起来，他们和夜里赶海的渔人搅在一起，有时会大模大样地从园子当心穿过，惹得斑虎愤怒大叫时，民兵就拍拍肩上的枪说：“有家伙呢。”四哥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就背着枪逼近了说：“咱也有家伙呢。”民兵瞥瞥他哼道：“你那是连发枪吗？”四哥说：“不是连发的，不过打出去的霰弹能成一个扇子面。”民兵装作害怕的样子退开两步，喊道：“我们连部还有转盘子枪，那个你有吗？”四哥说：“那个我没有，不过我会下兔子套扣，先套住狗日的脚，再使手里的家伙。”
因为骚扰太多，夜间几乎不能好好休息。鼓额一天早晨起来告诉：她的房间后窗那儿总有人往里探头看。我们转到屋后观察了一下，发现那儿真的有一些凌乱的脚印，还有扔下的烟蒂。四哥找来碎玻璃放在了小窗下的墙基边，还说会买一只大号黄狼铁夹放上。半夜里，原来有那么多的人不愿睡觉，他们在园子四周走动，叫喊，有时直接喊着大老婆万蕙的名字，吐出一些粗字眼儿。四哥不止一次光着膀子跑出来，有一回真的放响了一枪：大家都出了屋子，这时四哥手里的枪正冒着烟。万蕙去夺他的枪，说老头子不得了啊。四哥笑眯眯的，朝我挤挤眼说：“咱枪口抬高了二寸哩！”
因为不能安眠，早晨起来眼睛里多了些血丝。我洗一把脸，胡乱吃了几口饭，就走出了园子。一开始我脑子里闪过了老驼，想直接去村子里一趟，后来走着走着不知怎么进了园艺场。但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前，最后穿场而过——前边不远就是那个老太太毛玉的园子了，它静静地待在那儿，此刻海草屋顶白得刺眼。我已经走得很近了，可是因为主人没有养一条狗，所以也就没有声音报告我的到来。在我离木栅栏一两米远时，突然那只大黑花猫从一根木橛上跳起来，呜喵一声蹿进了屋子。嘭一声，小窗推开了，一个戴了黑绒帽的头颅探出来，咦咦叫着又缩回去。
毛玉见我进门，并不意外地抄着手坐在炕上，面前是烟笸箩和敞开的点心盒子，盒子里装了地瓜糖、芝麻糖、爆玉米花和蛋糕等，最奇怪的是还夹杂了一些硬币和小面值的纸币。她抓起一块芝麻糖塞到了嘴里，又把盒子往我跟前推了推，一边嚼着一边说：“那天你领来的大闺女好生不错。”我一听立刻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就不高兴了：“您不该说那么粗的话呀，人家一个姑娘……”她咽下嘴里的东西说：“呸。俺从来没见这么多毛病的人。她们经男人的手是早晚的事，瞎鸟躲闪什么！我要是你，早上手了……”我正气不打一处来，她又大声咕哝：“前年村里新娶来一个小媳妇，就仗着文化怪大，死活不让男人上身，没法了主家来找我，我见那男人急得可怜，就给他配了一服喜药——回去给小媳妇吃下，你猜怎么着？她二话不说，搂住他硬亲硬亲……”
那只大黑花猫端坐一边，毛玉就把它抱起来，将大襟衣服一展裹在了怀中，说：“它呀，一年里只有三天舒服日子，其余不是冷就是热。它们猫儿家都是这样。”我发现这只猫任她抱得紧紧的，身子在怀里修挺，脖子直立，像孩子一样的神气。“老杆儿不使坏的时候是个好人，它是男的，男人都这样，不使坏的时候都是好人。”她伸手捏捏它的鼻子那儿，像是要捏去它的鼻涕，没有。我知道了这只大猫叫老杆儿。我想起了什么，问：“你这园子好僻静啊，谁也不来折腾……那些打鱼的，还有民兵，可真够人受的啊！”老太太听了立刻说：
“我操！他们还嫩了点儿。老娘干革命的时候，那些人还不知在哪里哩。都给我老实点儿。我这辈子就图个安静，就图个自家的园子，这才是最要紧的。你记住：其余都是扯*蛋。要不是恋着园子，我今儿个多大的官也干上了。我在三纵二支队那会儿，一个眼神首长就爬到我炕上来了。我在队伍里说话算一半。我有战功，我是受过伤的人哪……”她说着飞快扯开了衣带，结果令我回避不及地看到了小腹上的一处疤痕。她一边缓缓地系着裤带一边说：“有人想跟我较劲，那他离死也就不远了。”
我吸了一口凉气。我在想老驼的话。可她不让人安静，这时又笑嘻嘻地问：
“那个大闺女什么时候再来？”
“没问过。”
她拍拍腿：“该早些跟她好上。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的脸有些烫，看看她怀里的老杆儿，它也紧盯着我。我说：“请不要这样谈论她吧。”
“还‘请’哩。我呀，一辈子就是喜好这一桩。我年轻时候一有工夫就捣鼓那事儿。如今不行了，如今老了苗了。不过我还是喜欢看你们年轻人多干一些……”
我站起来：“什么呀！这么大年纪了……”
“我支持你们年轻人，也愿意帮忙。只要开了口的，咱都帮啊。”
我愤愤地说：“村里人，还有那些穿制服的，没少折腾我们葡萄园，那么您老就想法帮帮我吧！”
毛玉磕着一口黑色的短牙，幸灾乐祸地笑了。她笑出了口水，擦着嘴说：“噢，是这样啊，这样啊。这不算个事儿。这么着，你去找找老经叔，去看看他吧——你去时替我捎点儿东西，我这里有一袋子软枣……”她说着爬起来，一手仍然搂着猫，一手去半空的搁板上取下了一只白布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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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那儿回来，我当即决定明天就去见那个老人。
第二天由拐子四哥陪伴着我，我们打听到了那棵有大槐树的人家。我和拐子四哥敲开门，走进去。
老人家里有一股奇怪的霉味，看不见人。我们推开了院门，又推开了屋门，才看到里间屋里有一个老人正坐在太师椅上一口一口吸烟。他拉着长音说：
“来了么？”
我说：“来了，老经叔。您老好。”
老经叔把烟锅从嘴里抽出来，指一指身后背枪的拐子四哥：
“警卫兵么？”
我意识到了什么，就小声对拐子四哥说：“你背着枪进来，老经叔不高兴了。”
老经叔说：“你背着枪，打过鬼子吗？”
拐子四哥经不住这一问，不知客气了几句什么，就退出去了。
我首先捧上了毛玉托我带的那一小口袋软枣，想不到老经叔一看见它，两只手都抖起来，抖着一把揽到怀里，凑近了嗅嗅，连连说：“好好！好！她身子板可硬朗？”
“硬朗。”
“硬朗就好啊！我有一阵子没去看她了……老革命了！老革命了……”
我从挎包里拿出一盒精选的葡萄，又拿出一包上好的烟丝，两包点心。其中有一包是当地最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叫“肉盒儿”。
老经叔认真地看了看我的礼物，眼神里有掩藏不住的满足。
“老经叔，我来这里好长时间了，也没来看看你——这是晚辈的一点儿心意。”
老经叔吸几口烟：“年轻人出门在外不易，经叔心里明白，就不用破费了，我这里也不缺这些。”
“一点儿心意……”
“不用啦。这个地方不比你们城里人。这个地方的年轻人都是些礼道人。他们知道逢年过节提些礼物来看看经叔。经叔的东西多得吃不完。”他说着摸过身边的拐杖，“当”地捅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木箱。我一看，那个木箱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点心盒子。这下子我才明白，那股霉味原来就是从箱子里发出来的。我暗暗吃了一惊。
他说：“我家东西多得吃不完，你就不要送了，啊？”
我从他的语气里明白，他并不厌弃我，也不是嫌我的东西少，他确实有些满足了。
我朝他鞠了一躬，然后就走出来。槐树底下，拐子四哥掮着枪站在那儿。他见了我，捂着嘴笑起来。
我却一声也笑不出来。我们俩就这么一前一后地往前走。一路上，拐子四哥打趣地议论那个老人，我一声不吭。
事情奇怪到了极点，那些巡逻的民兵，还有其他人，以后真的再也没有到园子里闹腾。
深凹的眼
1
那个小村开始慢慢与我有了特殊的联系。它跟我达成了新的谅解——只是这样想着，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了我的想法。
我发现在运葡萄的路上仍然埋伏着很多危险。比如为了不受骚扰，我们运葡萄的马车常常在天不亮时驶出葡萄园，可在通过小村时仍有很多顽皮后生拦住马车，嚷着要吃葡萄。他们拿走的不多，每人也就是几串，可天长日久毕竟也是一笔不少的损失；更气人的是，这毕竟是一种刁难。有的人拄着拐——年轻轻就拄着拐，而且没有腿疾，必是一个顽劣之徒；还有的没拄拐，却举着一个抓钩。我们雇来的赶车人常常因为这个而苦恼，有的再也不愿出车，有的要求成倍地增加运费。他们把那些情况夸张地叫做“拦路行劫”。其实那些年轻人一般没有太大的恶意，不过也偶尔发生几起可怕的事情——有人不知怎么在路口挖了陷坑，以至于车轮陷在了里面，还差点糟蹋了一匹骏马。赶车人完全吓蒙了，嚷着：
“出了这样的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以后有什么凶险咱还不知道哩，我得赶紧撂下鞭子……”
无论如何他都不为我们出车了。
这样的事情使我尴尬万分，一筹莫展。我觉得在这村外郊野里，在这远离城镇的偏僻荒原上，出现了哄抢事件也不会令人吃惊。我甚至听人讲，那个园艺场里也发生过类似的险情，他们与周围的村庄起了争端，后来多亏公安局出面，才阻止了事态的发展。我也去找公安局吗？我还没有那样的念头，也没有那样的胆子。我知道葡萄园毕竟还不是一个国营企业。
看来老经叔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个村子里的顽皮青年，还有，就是他们太寂寞了。我相信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恶作剧，因为那时候人人都有天大的事情要做，个个面临着大危机和大选择，他们完全可以把类似的机智用到鬼子身上。现在没有鬼子了，只有一个种葡萄的外乡人。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雇来一辆破车，一路上颠颠簸簸为我送葡萄，历尽艰辛。
有一天我到园艺场去，想请教一下他们的汽车班——我想那些老司机肯定会有一些办法。
汽车班里有几个人在打牌。其中的一个见了我就没有心思甩手里的牌了。有人催促他快出牌，我才听出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太史艾奇。为了方便，有人就叫他“太史”。他在这拨人中非常出眼，大约三十多岁，长得挺帅，鼻子很高，眼睛深深地往里凹着，那样子多少有点儿像土耳其人。
他打着牌，一会儿瞥我一眼，后来索性把扑克牌扔给另一个人，像个老熟人一样走到我面前，一只脚蹬在凳子上，又从衣兜里掏出一盒进口香烟，甩给我一支，自己再叼上，“啪”一下打开打火机。我摆摆手，他就自己点上了，说：
“还记得我吗？”
我摇摇头。我相信绝对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认识你。你以前来过园艺场，咱们搭过话。”
我脑子里没什么印象，但他说的肯定是真话。
“我自己包了几辆汽车。其实你雇那些马车啊拖拉机的不合算——我一个人在业余时间就给你把活儿干得利利索索，再说我的价钱更公道。”
这时候汽车班的一个人也过来了，帮腔说：“就让太史给你干吧，他什么也不怕。有两个拦路的要找麻烦，一个让他打掉了门牙，另一个让他把嘴撕开了一道口子。没人敢找他的碴，你看他腰上有什么……”
我看了看他的腰，发现那里闪露着一个铁钉头。他笑笑：
“没什么。一节铁鞭。我练过武。”
这个人倒很痛快，人也长得干练。说真的，我有点儿喜欢这个人。如果说他开车是把好手的话，那么他还可以干一个更好的差事，比如说到一些惊险片里演一个硬派小生。我这样想着伸出手来，他就利索地拍了一下我的手掌：
“我来干吧，我不是揽你的活儿，我有的是活儿，不信你问他们。”
他叼着烟的嘴巴一歪，汽车班的人就说：“太史的活儿干不完，他是喜欢你……”
当那个人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握住我的手大步走出了院子。“伙计，我知道你，我早就听说你了。你是从城里来的，一个人出来闯天下。和你差不多，我原来在一个大机关里开小车，后来也辞了公职，干起了这个。如今我也算个有钱的主儿了。我想帮你的忙，没有别的意思。一句话：咱们差不多，我喜欢你这股劲儿。”
2
他的车就停在园艺场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候他招呼一声，让我上了车。我们一起往葡萄园里去了。路上我的脑子里闪过了类似的念头：我是一个被神灵暗暗相助的人，它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送来最需要的什么援助。眼下的太史又是一例。他手下的人会驾驶飞速的铁马为我把葡萄运走，还可以把其他的东西运进运出——这都是使我伤透脑筋的事情。
太史车开得相当快，而且从坐姿到动作都有几分帅气，那神情很像一个得意的马背上的骑手。我想这人倒有一副侠义心肠，为人也十分痛快……我在一边端量他，发现他除了鼻梁尖得有点儿过分之外，整个脸上的线条都很有力量。不过这人偶尔闪过的神色里有一丝冷冷的东西，让人有点儿惧怕、一种深深的陌生感。他说话时面带微笑，一闭上嘴巴就是一副冷面。
车停在我们园子门口，马达声使所有人都跑出来了。万蕙手上沾着面粉；她身后是肖明子和鼓额。又停了一会儿，拐子四哥掮着枪领着斑虎出现了。斑虎没命地往前扑着，幸亏四哥紧紧揪住了它脖子上的锁链。太史向它打个口哨，还撑开了两根手指，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我觉得他的这个动作对斑虎来讲肯定好极了——我发现斑虎在慢慢平息自己的怒气。当然这也与四哥的劝解分不开，他抚摸它的脖子，把它耸起的毛发按下去，轻轻地说着什么。斑虎态度有点儿通融了，太史这才跟我们往园子里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看着旁边的肖明子和鼓额。他把鼓额当成了比实际年龄更小的姑娘，故意引逗她，还做了个吓唬她的手势。我想鼓额一定会被逗笑，谁知她抬头看了一眼，马上害怕地往后缩去。太史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个葡萄园哪，够劲儿。”
他没有进茅屋，而是跟我和四哥在园子里转了一圈。他拤着腰，四处里看着、评论着，每一句话都十分得体。我想这人见多识广，不愧是个走了很多地方的人，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人。他似乎懂得很多。我那会儿想，这个人如果像武早一样，真的参与了我们葡萄园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可能算是又一次意外的收获吧。我说：“让我们今后好好合作吧，欢迎你常来这里。”
四哥听到我的话，略有不安地瞥来一眼。我知道他的每一个眼神。我想他以后会理解我的意思。我当时抑制不住那种兴奋，话说得有点儿多。我往前走着，手不知怎么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认识你太好了。你如果觉得这还值得，咱们就合作吧。”
“我是主动投进来的。我喜欢嘛。我除了开车之外也许还可以干点儿别的，也跟你学学。咱们也可以一块儿谈谈城里，谈谈书什么的。”
最后一句让我有点儿惊讶。可他接上真的谈起了书。他原来也算个读书人，而且口味不低。我满以为他会谈一些供旅途上消愁解闷的读物，想不到他提到了几本不算通俗的著作——当然我并不期望他理解有多么深，可也不能说他对这些一窍不通。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从哪儿知道了这些书？谁给他提供了这份书单？
我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有了更深的期待。
当我与他谈到了葡萄园所遭受的一些骚扰之后，他很严肃地看着南边的村落，看着远处的景物，狠狠地吐了烟蒂。他说：
“嗯。鬼东西，它们在一点儿一点儿包围你——是吧？他们在包围你！它们一丝一丝往前移动，你如果害怕了，它们就会呼啦一下爬起来，扑过来，最后把你啃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你得吼几嗓子，架起火枪，瞄准它们打……”
我说：“还没那么严重……”
“你是太轻信太善良了！其实世上的事儿都是硬碰硬的，你跟他们逗着玩，他们就会来真的——到时候什么都晚了，躲也来不及了……你以为别人不敢碰我，是因为我腰上有一根铁鞭吗？”
“我不知道。你说说看。”
他哼一声：“再好的铁鞭也挡不住一群狼。它们一齐抄过来，一根铁鞭有什么用？”
“那你依靠什么？”
“我知道无论干什么，只要想赢，就得准备打一场恶仗——有了这个想法垫底，其余的都好说了，比如说好好为人一团和气啊，去拜访一些什么人啊。”
我盯了一下他那双深凹的眼，又转脸去看别处……我寻思着他的话，想说：“是啊，我也拜访过一些人……”
他慢吞吞说下去：“每个地方都有‘三老’、有‘星宿’。你应该去拜访‘三老’、拜访‘星宿’。”
“就是老经叔那样的人吗？”
“他只是一个‘小星宿’，他其实算不了什么……”
太史说到这儿，突然亲亲热热地扳上了我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