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3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
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
“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
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象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
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
啊啊！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布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多数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它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
从县上回到地区后，他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爱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她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她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带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他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有一天，他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她帮忙。他以为是晓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
他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他说：“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为什么？”
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回答他。
润叶只好说：“本来惠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惠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他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武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
他当天回到原西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智、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啊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哩！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大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爱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
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原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原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放松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谈闲话。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妻弟润生和妻妹晓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
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利之徒，看原来在原西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乘这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
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上车前，原西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象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周文龙为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
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晓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坐位，他两口子加上晓霞和她外爷正好。
女儿嘴伏在他耳边悄悄说：“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哩！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象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啊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押车！”
这一章是原著的第四章（以后的章节一直是往后错一位的，直到二十二时乱入了一篇短文，章节才恢复正).
以下是原著第三章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到省委组织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
他来到这里，主要工作是在一个省委专门成立的小组里，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从那时以来，他一直象个闲人似的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黄原那面一直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呼正文来省里开会时曾看过他两次，说他的工作省上可能另有安排，让他再等一等。苗凯同志也来看过他一次。不过，意外的是这次见面老苗态度很客气，还主动征求他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田福军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什么要求。老苗走后很长时间，他都弄不明白苗凯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无论怎样，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欣慰。不管自己今后做什么工作，只要老苗能同志式地对待他就行了。
一年多来，他一直单身一个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平房里。除过春节回原西县住了十来天外，他再也没有回家。爱云去年和晓霞来看过他一次，因为县医院工作繁忙，她住了一星期就带着女儿回去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田福军主要是躺在宿舍里看书。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他的办公桌、窗台上、床铺间，到处都是书；古今中外，文史地理，无所不有。他平时也懒得整理，书籍在四处堆放得『乱』七八糟——反正这里很少来人，又是个临时居住地，不必太讲究。
他读的大部分书是他上大学的儿子从学校图书馆给他借来的。晓晨已经毕业。留校教了书。孩子虽说是个工农兵学员，但学习很刻苦，主要钻研古典文学，在学报上已经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儿子论文的几本杂志一直放在他的枕头边，他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翻着看，几乎都快背诵下来了。他为此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骄傲。是呀，这是他儿子写的文章。儿子好象昨天还是个孩子，今天就发表论文了。而且小家伙的这些文章他理解起来都有点吃力——记得儿子最初的几个汉字都是他给教会的哩！晓晨在六岁前身体很不好，气管和扁桃体经常发炎，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尽管他妈是医生，也常吓得哭鼻流涕。唉，为了这孩子，他和爱云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两个人坐在床上，轮流抱着他；一个晚上，孩子常常把整个床铺都吐脏了——那样的夜晚，他和爱云怎么能想到儿子将来能发表艰深的论文呢？他们当时只盼望他往大长，因为长大一点，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强一些……想起这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不论什么人，儿女都是自己心头的一块肉。他感到内心温暖的是，当年还要他万般『操』心的儿子，现在却开始关怀他了。孩子每次来这里的时候，总要给他带些营养品，还怕招待所的水不够开，专门给买了一个烧水的电热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和儿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问题的时候。小家伙倒象个大人似的头头是道地反驳他的看法。好，希望你能胜过老子！不过，孩子，你在公开场合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哩，这道理你应该明白……想起儿子的时候，他也就会想起他的女儿晓霞。晓霞和她哥的『性』格截然相反。晓晨沉着文静，晓霞风风火火象个男孩子。她小时候倒没生过什么病，几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这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脑筋，而且思路很怪。记得她六岁那年，他和爱云带她来省城住过几天。有一次他们领她去动物园玩，看完动物后，她突然问他：“爸爸，你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残？”他随口说：“老虎狮子呗。”她扬起头说：“不对！”她妈问她：“那你说什么动物最残？”她说：“人最残！”当时把他夫妻俩惊得目瞪口呆。她妈问她：“人怎么能和动物比呢？”她却振振有辞地说：“爸爸不是说人是高级动物吗？”是的，他是给她说过这话。他问女儿：“那你说为什么人最残呢？”她回答说：“你看人把动物都关在笼子里不让出来，连大老虎都关住了，人不是最残吗？”说得他和爱云一时都无言可对……多少年来，他一直记得和女儿的那一次对话。他有时候也仔细观察这孩子，不知她脑瓜里究竟有些什么新奇想法？他也琢磨不来这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算算已快满二十一岁。高中毕业，考了一回大学，差几分没考上，现在仍在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他知道，“文革”十年把他的孩子耽搁了。如果在正常年月，晓霞的天资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不过，现在也还有些希望。他知道这孩子有一股顽劲，是的，有时她这股劲上来了，他和爱云也不放在她眼里。他这几年来越来越对这孩子的个『性』有点担心。她的『性』格太不安分了，情感方面也太激烈了。记得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把他的书柜翻得『乱』七八糟，捉住啥看啥。而且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看起了他的《参考消息》，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国际问题，有些意见常叫他大吃一惊，有一次她竟然说她非常同情以『色』列，当时他严厉斥责她，她却顶嘴说：“你别想改变我的看法！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尽了迫害，死了那么多人，我同情他们！”她大概看了一些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把过去犹太民族的不幸和现在的犹太扩张主义混为一谈了。但他当时无法说服这家伙。
当然，他在内心十分疼爱和喜欢女儿。这是一个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只是『性』格和情感方面过分炽烈了一些，但理智还是健全的。有些认识方面的片面『性』是由年轻而造成的。但这总比愚蠢和不动脑筋强。他多么盼望女儿最终能考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不由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象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
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
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感情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田福军日常没事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他算是唯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黑耀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一九五八年，他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他才二十五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四十三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他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他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他干脆把他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一九五九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他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现在，二十年过去了，黑白已经六十四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他自己也已经四十六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还象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到“四人帮”垮台，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地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的鼓舞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正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钟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唉，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他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他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
他一个人在小树林中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好继续等待吧……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象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她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他看错了人？
但这的确是润叶。
她现在已经走到了他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你怎到这儿来了？”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她。
“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吃饭了没？”
“我下车就吃了。”
“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
他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
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他冲了一杯茶。
在她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象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润叶说。
“丽丽的男朋友是谁？”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噢……”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得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得全的儿子了？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呆了。本来他应帮她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她呢？现在这样倒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
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他曾多么担心她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
但田福军在心里常常同情向前和李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唉，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啊，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炕，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象他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她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不适应……润叶在他这里住了两天，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他打电话把晓晨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他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他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
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了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啊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田福军头“轰”地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
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钟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石钟对他说：“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他，说：“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他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
他只好说：“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
“没有！没有！”乔伯年笑着说，“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了你。五七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时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按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
“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
“这事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田福军说。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
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你是黄原哪个县的？”
“原西县。”他回答。
“噢，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西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我就娶了个原西老婆！”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高老前年还回原西视察过工作。”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那我知道。”乔伯年说：“高老回北京后，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噢，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他想了一下，说：“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可以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石钟『插』话问田福军。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力一些。
田福军冲口说：“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乔伯年和石钟都笑了。
田福军感到他的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石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田福军愣住了。
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请省委能重新考虑……”
“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
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深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