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八三
那时出租车不多，有我也租不起。那是“摩的”的时代，从朱家角镇出发，搭摩的，两块钱，就到了地址上写明的村庄：桑村。邻近村庄，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桑村，村子被大片光秃秃的桑树包围。尚是早春，桑树一个绿芽也没有，但都被修剪过，像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全一个样，低矮，整齐，一畦畦，放眼望去，让人想到一列列被剃光了头、整装待发的士兵，在沉默中等待冲锋。这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人工开凿的河流，笔直，水面波澜不惊，两岸，裸露的土地黑得冒油。走进村子，房子一律青砖黛瓦，伞形屋顶，两层楼，带后院，像马德里的某些社区，统一规划建造的。
这是一个因种桑养蚕而发达的村庄，年轻而充满活力。
司机是本村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我给他看女人和上校的婚照——我要送给他们，物归原主——虽然是快二十年前的照片，他居然一眼认出来，然后熟门熟路，直接把我送到他们家门口，并告诉我，这家男人精神有毛病。但同时也夸这家女人是个大好人，对自己有神经病的男人温柔体贴，照顾周到，对村民温良谦让。摩托车停在门口，他未经我许可，径直朝屋里大喊一声：
“郎中奶奶，来客人了。”
天下着毛毛细雨。这季节就是雨多，忽冷忽热，下了雨天就冷，风吹一路我更冷，手脚都有些冻僵。我要回马德里，总是有行李的，一只纸箱子，一只帆布袋，也给他们捎了一网兜新鲜的竹笋、豆角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绑在摩托车后座上，不等我把它们卸下来，我听到背后的门老弱地吱呀一声，打开，有脚步声停在门口，有一股风往我背后吹去。我感到背上有目光趴着，有点不大敢回头。
我收拾好行李，回头看到，一个干瘦的老太婆直愣愣地看着我，她头发稀疏，白得灰扑扑的，该修剪没有修剪，披散着，被风吹着，更显得散乱；脸色蜡黄、苍老，皱纹褶子横七竖八，腮帮子瘪着，颧骨凸着，下巴尖着，整张脸上只有眼袋处有肉；腰佝偻，身子前倾，要不是手扶着门框，我担心她要扑倒。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是一个被生活榨干的人，和我在照片上见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她几乎认定我找错人了，没有问我是谁，只问我找谁。我也怀疑自己找错人了，迟疑着，没有及时回答。这时她发现我腋下夹的相框——我刚在路上给司机看过，一直夹在腋下，没有放回包里——问我：
“你是从双家村来的？”
我说是的，她这才走下台阶来帮我拿行李，一边问我是谁家的人。我告诉她我父亲的名字，她很激动，放下行李，一把抓住我，问我是不是待在国外的那个。看我点头，她紧紧握住我手，说：
“我看过你写的信。”
出去头几年，尤其是头一年，我信写得勤，几乎月月写，写信是我用回忆抵抗不可遣散的孤独的唯一方式。后来因为老收不到回信，也是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才写得少，越来越少，最后守住一年一封的底线。那些信，头几年的信，都是她读给父亲听的，所以她了解我不少情况。
“这么说，”她依然握着我手，开朗地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看了你那么多信。”
生活把她榨干了，但她依然保留着乐观、热情，甚至不乏幽默。她手劲也不小，紧紧握着我手，我感觉得到。她手掌大而粗糙，像一双男人的手。后来她一手拎起我的纸箱，先我进屋，虽然偻着腰，但步子是扎实的，一点不飘。刚才我看到，和邻居家相比，她家的屋墙明显老旧，粉墙白得脏兮兮的，是长年没有重新粉过的破旧，门上的油漆也斑驳陆离的：本来该是褐色的，现在是密密麻麻的不规则的灰白斑。但走进屋，里面整整洁洁，家具摆设也不少。进门右手边，是一套医务所的设备，有接诊的案台、药橱、输液架、听诊器、出诊的医护箱等。
父亲告诉过我，她姓林，照辈分，我该叫她林阿姨。林阿姨进屋后一直忙，又是收拾东西，又是擦桌子，又是给我泡茶。我接过茶，在八仙桌前坐下，四处张望，寻找上校。一杯茶见底，我仍不见上校，忍不住问道：
“阿姨，叔叔呢？”
我从来没有叫过上校为叔叔，这么叫让我觉得有点羞愧，好像我把他当外人似的。
她告诉我：“他在楼上。”抬头对楼上大喊一声，“老头子，下来吧，来客人了。”
楼上迅速响起脚步声，咚咚的，快速，有力，不一会儿，脚步声响在楼梯上。我起身，想去迎接。阿姨示意我坐着，自己去接。其实根本不用接，他脚步轻快着呢，阿姨只是立在楼梯口等他下来。尽管我对着记忆和照片想过上校的各种模样，但他的样子是超过所有人想象的：面色红润，双眸明亮，白白胖胖的，加上一头晶晶亮的白发，十足像一个鹤发童颜的洋娃娃。他白净饱满的面容，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换过皮肤，白得生机勃勃，富有弹力活性，完全是孩子的风采。他的神情也像孩子，看见外人兴奋又紧张，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害羞地看着林阿姨，眼巴巴的。我向他问候一声叔叔好，居然把他吓得直往林阿姨身后躲。林阿姨也不介绍我，只管安慰他：
“没事，没事。”
一边拉着他手，是给他保护的样子。
一个是老态毕现却沉稳自如，一个是鹤发童颜害羞胆怯，两个人都远远走出了照片，走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上校，小孩子的神情、举止，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我捕捉到一丝记忆和真实。我无法掩饰此刻的迷惑，我知道此刻我的目光像受惊的苍蝇在左冲右突，脸上写满惊异和疑惑。两个人站在一起，比对着，映衬着，只有一点在我心里像一个钉子钉在墙上一样确凿：是上校把他身边的女人榨干了。
报纸上说，生活是部压榨机，把人榨成了渣子，但人本身是压榨机中的头号零件。
八四
林阿姨告诉我，作为医生她知道，像上校这种在极端刺激下犯的疯病，只要得到及时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她在半年多后才得知情况，带他去求医，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结果就成现在这样，废了。
她给我打一个比方：“像你手上挨一刀，哪怕断了筋骨，只要及时找到好的医生治疗完全治得好，留一道疤而已。但错过时间，伤口烂到骨髓里，只有截肢，不截肢最后会把你烂死。你该知道，他父亲就是这么烂死的。”
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这是一种伤害性治疗，断臂求生。上校最后进行的就是这种治疗，把他正常的智力像截肢一样截掉，以抑制他的疯病。他现在的智力只有七八岁孩子的水准，而且是受过惊吓的孩子，特别怕见生人、大人。她建议我把他当小孩子看待，跟他亲热，带他玩，他会很快接受我的。我那时已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大的十岁，小的正好七岁。当我把他当我七岁的女儿待时，果然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说什么他都爱听，我问什么他都会讲，完全幼稚、天真、透明。我给他讲故事，他坐得老老实实的，跟他下跳棋，他比我儿子还那个来劲。
他嘴上喊林阿姨叫老伴，实际上把她当母亲。
天色向晚，林阿姨去厨房烧晚饭，他像一下获得解放，偷偷领着我去楼上，打开一个房间。这是楼上三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长方形，里面全是小孩子的各种玩具：弹珠、弹弓、水箭筒、木手枪、连环画、涂鸦板等。他似乎特别喜欢画画，除了靠在墙上的涂鸦板——用红色粉笔画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窗前还架着一块门板当桌子，铺着一张医院特用的白色床单，一边排着一排粗细不一、颜色各异的铅笔、炭笔、蜡笔，显然是画画用的。他首先向我炫耀他的各种玩具，完了问我要不要看他画画。我说要，他便眉飞色扬地拉出凳子，坐上去，铺好纸，选好笔，埋下头，安静地画起来，那副认真的、安心的模样顿时让我想起儿子和女儿。只是，他高大的背影、银亮的头发、沉重的喘气声，实在无法让我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我刚才一直没注意到他的穿着，我的注意力全在他怪异的神情举止及谈吐上，这时才发现，他穿的是一件宽松的酱色毛线衣，袖口和肘子处已经有脱线和烂洞，裤子是藏青的灯芯绒，脚上穿一双棉拖鞋。
他画的是一个美国大兵，戴灰色钢盔，持黑色冲锋枪，蹬褐色高帮皮鞋，左胸前佩着一面彩色星条旗。以七八岁孩子的水平看，不论是画的速度还是形象绝对是高水平的，使我想到他已画过无数次。
我端详着画，问他：“这是什么人？”
他脱口而出：“美国佬。”
我又问：“你见过他们吗？”
他想了想，回答：“见过。”顿了顿，又说：“我当过志愿军，在朝鲜。”
我很意外他还有记忆。我放下画，不由自主地牵住他的手，仿佛是牵到了他过去的峥嵘岁月。我说：“你在那儿当军医是吧？你救过很多人。”
他的记忆像被我的手轻轻一碰，跌入悬崖。“军医？救人？”他认真思考着，“在哪里？”
我说：“朝鲜啊，你刚才不是说你在朝鲜当过志愿军。”
他说：“你骗人，我才不要当志愿军，我要当解放军。”
后来林阿姨告诉我，他的记忆像跃出水面的鱼，大多数时间沉没在水下，偶尔才会灵光一现，而且前后不一致。刚才就是这样，我看见了鱼肚白，但转眼又被他否认，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他说过要当解放军，马上翻开一页纸，要给我画解放军。画笔像是他的镇静剂，画纸像是他天真烂漫的乐园，我眼看着他又沉浸在安详专心的“创作”中，熟练的笔法，顺畅的线条，从他抿紧的嘴唇和专注的目光里流出来。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他身后，尽量欣赏着，尽量不发出声响，好像面对一个天才画家在创作一幅天才之作，欣赏和安静都是为了保护并激发他的灵感和才情。
突然他丢下笔，对我说一句：“我要尿尿。”迅速跑去隔壁房间，那儿是他和林阿姨的卧室，想必是有马桶的。
两边房间都没有关门，我听着他撒尿的声音，禁不住地想到了他的“小腹”。那是他最机密的地方，他一辈子的荣辱、起伏、罪过、疯狂的秘密，此刻近在眼前。我几乎有一种冲动，也想去撒尿，顺便看看他那致命的秘密。以他现有的智力，我想他不会拒绝的。我儿子已经十岁了，每次洗完澡都光着身子在房间里乱窜，像在犒劳空气的眼神似的。当然以我此刻的心情，阴雨绵绵的心情，我实在提不起那个心思。
报纸上说的，当一个人心怀悲悯时就不会去索取，悲悯是清空欲望的删除键。
走道上很快飘来粪便和尿液发酵后的酸臭，像鸟翼振翅搅乱了宁静的时空。撒完尿，他几乎是跑回来，没有系上裤带，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开里面秋裤的裤沿，紧张神秘地对我说：
“你来看，我这儿有字的。”
回头看看，听听，又悄声说：
“不要跟我老伴说，她会骂我的。她经常为这事骂我。”
曾经他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现在却要主动示人，宁愿被老伴痛骂也要给我看。我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我哽咽着上前帮他穿好裤子，系好裤带，抱着他啜泣，泪水灼伤了我的双眼。他奇怪我为什么哭，我奇怪这世界怎么会这么残酷无情。
我后悔来这里。
我恨不得连夜逃走。
八五
雨在傍晚时一度下得很大，雨点子结实地砸在屋顶，叭叭响，像一头巨兽拿瓦片当饼干在饕餮。夜幕降临时，雨一下停止，像被夜色扑灭的。我心里太难受，难受得要窒息，迫切地想出门去喘口气。吃过晚饭，我帮阿姨一起洗好碗筷，趁她给上校剪指甲之际，我提出要出去走走。阿姨建议我可以去村子东边的丝绸厂看看，说厂里刚引进一批德国机器，一台机器抵得过一百个人的劳作，看得让人傻眼。我说好的，但心里根本不想去看什么机器。我心里都是上校的前世今生，都是悲伤，都是眼泪，都是苦涩。我预计，我出去后一定会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我在一片潮湿的桑树地里狠狠哭一场，心里要好受一些。回来的时候，我眼里有了这村庄。这个摊在宽广的平原上的村庄和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开放和现代性，道路宽敞，房屋整齐，沿路有路灯、行道树，家家户户门前有花草，楼上有阳台，窗户挂着窗帘；有人手挽手在马路上散步，不时有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或者迎面而来：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毫无兴趣，没有人对我投一瞥好奇的目光。二十二年后的我回到村里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深有体会，当我在自己村庄的弄堂里行走时，我身上被多少好奇的目光抚摸过。这儿对陌生人毫无兴趣，它已经半城市化，在工厂里打工的大多是外省人。
报纸上说，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城市到乡村，从吃穿住行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现在的我最有发言权，即使近些年我几乎一半时间在国内，因为有另一半的衬托、国外的比对，我照样时常生出惊异的目光、欣喜的心情。
但在一九九一年，我虽然也看到变化，却并没有多少欣喜，甚至多的是沉痛。
那次我在村里待了十一天，足够我重温少时的记忆，而我能找回的记忆却少之又少：清澈的溪水沦为污浊的臭水沟，据说不到三十公里长的溪坎，两岸建有几十家造纸厂、冶炼厂，整条溪流成了它们天然的排污沟；山上翠绿的竹林树林炮声隆隆，炸出一个个疮痍的天坑石塘，修路、建厂、造房子都得仰仗它们；弄堂里，积淀着历史背影和回音的鹅卵石路，因为自行车不适宜，经常滑倒摔跤，一律浇成灰色的水泥路；祠堂里，一台台绿锈丢渣的机器占领了列祖列宗的香堂，天天造出白色垃圾，据说都被送去大城市，登上无数琉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的餐桌：碗盏、筷子、瓢羹、餐巾纸，一应俱全。石匠铺不见了，肉钳子死在了越南前线，安葬在云南保山；表哥结婚了，又离婚了，后来跟邻村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女人公开相好，生了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上户口；野路子接过他妈妈（凤凰杨花）的衣钵，把小吃店开到县城，据说经常便宜采购发霉的谷米，做成好看好吃的发糕高价卖给城里人；矮脚虎租下关过上校的柴屋，装修个崭新，加盟杭州一家老字号连锁店，卖的东西死贵。当然，七阿太、老保长、村支书等老一辈子都死了，是寿终正寝，不像爷爷，死得不体面。据说老保长死前一年，亲自选好坟地并种好两棵柏树，一棵在第二年陪老保长一起死掉，很稀奇；另一棵至今活着，已长成两层楼高，在春天里冒出新绿。
总之，村里是大变样了，从山到水，从田到地，从吃到穿，从住到行，从人到物，都像被火点着了，而偌大的村庄，大几千人口，似乎都是易燃易爆物，火烧火，越烧越旺，几乎找不见不变的东西。唯一没变的只有小瞎子，他的断舌头，他的僵尸手，他可怜可恨半疯半癫的垃圾样相。以前老瞎子在世，他生计尚有着落，活得还有点人样。老瞎子死后他生活完全失去依靠，只能靠善心人的可怜苟活。时间驳落了当年大张旗鼓刷在村头弄尾的革命标语的墨迹，包括胡司令写在学校墙头血红的革命诗，却驳落不了小瞎子对我家种下的屈辱和深仇大恨。我没有去看他，两次在路上碰到也不睬，恨不能一脚踢死他。我觉得他才是我家的鬼，要不是他瞎说八道，胡诌出个什么鸡奸犯的事，哪有爷爷糊涂一时的事？父亲啊，世上哪有什么死鬼，我家的祸水其实都是他这个活鬼惹出来的。
多年以后，年龄和成功赠予我豁达和宽容之心，让我和命运达成谅解协议，对小瞎子生出同情心；一年又一年，同情心像树的年轮一样长，最后长成善心义举，真心帮助过他。但在一九九一年，我对他只有恨，恨之入骨！即便回到马德里，我依然把恨留在村里，咒他快死。印象很深，就在这个夜晚，我在上校的玩具间，在林阿姨给我临时铺的地铺上，上校阵阵如雷的鼾声令我辗转反侧，我在不眠的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两个相杀的形象：一个是为上校的可怜悲悲切切，虚弱得无力闭上眼睛；一个是为小瞎子的可恨咬牙切齿，愤怒得可以拔刀杀人。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略带寒意的风从窗缝里咝咝钻进来，给我送来桑树和泥土的气息，也送来了后半夜的月光。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月亮升起后，上校的鼾声像怕光似的一下沉落下去，沉得无声无息，随后我听到林阿姨轻微的呼吸声。她的呼吸声凌乱无序，让我想到她脸上的皱纹。黎明时，东边天空中布满酒渣色的云层，我不知道它在天亮后是白云还是乌云。
八六
我在一身疲惫和不安中回来。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来前已经把上校安顿上床，并替我铺好地铺：在上校的玩具间。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画画坐的凳子上等我回来，手上夹着烟。我比她预想的要回来得迟，我注意到，烟缸里已经躺着两个烟蒂。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根，我说不要。我以前抽过烟，后来为攒回家路费戒了：我的机票钱就是这么一分分攒起来的。她说她是在前线医院里学会抽烟的，那时经常有缺胳膊断手的伤兵，他们苦闷，要抽烟，烟瘾大，自己没手，抽不来，都靠她喂他们抽，就这么不知不觉自己也上了瘾，像传染的。
“后来戒过，”她说，“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又死灰复燃。”她确实这么说的：死灰复燃，包括前面的“喂他们抽”。她说话经常冷不丁会冒出一些有趣的词，幽默一下，一边笑着，展出更多皱褶。
我知道，抽烟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人的焦虑。我也知道，是照顾上校的烦心把她的烟瘾又唤醒了。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还有什么比长年累月对付一个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让人焦虑烦心的？她却不这么看，她说照顾上校让她感到无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劲，有寄托，心里踏实。
抽着烟的她，有一种老人的威严和通达。
突然，她掐掉烟头，对我直通通说：“我想你来这里不仅仅是来看他吧。”
语焉不详，我不知该怎么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张小板凳上，心思一乱，想站起来，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坐着别起身，接着说：“你可能更想来看我，村里人都把我当作个怪人是吧？”
我说：“没有，他们都说你是个大好人，都叫你观音菩萨。”
她说：“是啊，怪的就是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
她说：“他十七岁参军，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都在前线战场上，战友多了去，被他救过命的人也多了去，凭什么单我一人对他这么好？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她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随时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早迟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
后来我知道，她在我们村滞留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多人相处往来，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段往事，包括我父亲。村里人对上校的尊敬和对她的感激之情，让她失去了袒露心声的勇气：因为这是一颗黑暗之心，饱含罪孽之泪。在乡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样粗糙简单，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织出来的复杂图案和色彩。爷爷就是例子，一错百错，一落千丈，死有余孽。她怕自己成为我爷爷的复制品，甘愿人无端猜测，莫名礼拜。她把过去锁在心里，把毒液含在嘴里。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我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征询我意见，没有开场白，只靠新点的一支烟的过渡，她直爽地翻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历史簿——
家里有一亩桑树田和一间蚕房，我阿爸虽不是一把好劳力，但姆妈会裁缝，补上去，家里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后来阿爸把田和蚕房租给外乡人种养，自己跑生意，采购村里的丝绸，用船运到湖州南浔贩给中间商，赚差价，几年下来已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淞沪战争爆发时，我大哥十五岁，已被父亲送去上海读书，我七岁，也在镇上读小学。这说明我家当时确实已经有些钱。
但战争一下把我们家毁汰了，阿爸、姆妈、二哥、姐姐，四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被鬼子飞机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准备逃难，去南浔，阿爸在那边有朋友。其实待在家里反而没事，你看这房子，不是好好的？这是命，不能回头说的。阿爸和二哥当场炸死，姆妈和姐是淹死的，她们和我都不会游水，只有大哥会，逃了命。我不知是怎么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识时已躺在河边，不知是谁把我救上岸的。这是我的命，命运等着我来吃一生世的苦。
我们回到村里，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婶待人刻薄，经常饭桌上拉脸色，甩风凉话。大哥正处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脸色，一气之下翻了脸。好在住房、蚕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设备也不缺，大哥也能养蚕，我也能照顾自己，可以凑合过日子。家里有盒粉笔，不知从哪儿来的。大哥每天在蚕房的竹柱上画一个叉，每次画时都对我讲：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当兵，杀鬼子报仇。画了一年半多，蚕房里的叉叉比蚕蛹还要多，一天早上我发现他房间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点钱，告诉我他走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我心里早有准备，并不意外和害怕。
两个月后，我收到大哥从长沙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加入薛岳将军的部队，在训练做机枪手。以后三年多我再没有收到他一丝音讯，收到时已是死讯，他已在一年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牺牲，是邻村一个同他一起参军的人带回来的消息。那时我虽然才十二岁，但比二十岁的人都能干，洗衣、烧饭、养蚕、缫丝、纺线，样样能干。蚕房简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笔画的那些叉叉经不起风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经不起枪林弹雨一样，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牺牲后，也开始在蚕房里画叉，每天画一个。我想大哥用粉笔画，丢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镇上经常有部队来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后我开始去找那些人接头，要参军。因为年纪不够，一次次被拒绝，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队要了我。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把我带到江苏宜兴太湖边的一个山坞里，学习做护士的那一套。学习结业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场上庆祝，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我参军只为报仇，报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着也是白活。当时我十五岁，已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八年，我是靠仇恨养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断了。那天夜里，人家唱歌唱哑了喉咙，我痛哭哭瞎了眼睛，两只眼珠子肿得要从眶里脱出来。
结业前一天晚上，又是搞庆祝。中途队长把我一个人叫走，带到他房间，问我是想去前线部队医院还是上海南京这种后方城市大医院。我说鬼子不是完蛋了，哪还有前线？他说鬼子是完蛋了，但共产党没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军八路军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为打鬼子来参军的，打共产党没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应我，同时要我答应给他身子。我不答应，他却不准我不答应，动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热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剥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姑娘，我是个用剪刀刻了几年叉叉的受尽苦难又咬着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挣扎着，趁他要撒野时用脚狠狠踢了他裆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挂在墙上的手枪托砸破了他脑袋，砸昏了，用两张床单拧成绳，加上皮带，把他捆个结实，然后连夜逃走。
八七
报纸上说，心有雷霆面若静湖，这是生命的厚度，是沧桑堆积起来的。
我惊诧她在说这种杀人强奸的事时依然声色不动的平静，像在说抽丝剥蚕的平常事。她畏惧惊吓的神经大概是麻木了，像她的手掌，结一层糙皮，长满厚厚的茧，刀子都敢接。一直如此，不论说什么，她总是一个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波澜不惊的样子；一个腔调：风平浪静落雪无声的样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腔调。倒是隔壁上校，鼾声一阵阵的，时而高亢欢快，时而悲切沉吟，像在梦中历尽悲欢离合。
因为是逃走的，自然不敢回村里，怕被追杀。她漂在上海城里，颠沛流离，做过各类苦工，就是不敢去医院找工作，怕仇家顺藤摸瓜找到她。她吃得起苦，但能吃苦的人实在多，满大街都是跟她抢饭碗的人，竞争激烈，生计总出问题，最后还是斗胆去医院做护士。毕竟学过的，也毕竟是有门槛的活，专业的事，抢的人少，总算安耽下来，过了将近两年太平生活。
大概已经好久没正经八百跟人说过普通话，开始她讲述的语速偏慢，且不时冒出方言土语。但普通话的底子在那儿，讲着讲着，摸到门路，找到感觉，到这时已熟门熟路，顺口起来，语速提起来，只是语气和神情一律不变，呆板的样子，是被麻木锁住的。
“可我天生苦命，秋葵一样，好日子长不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钟，我正在给一位在街头打架挨了刀伤的病人输液，护士长突然把我叫走。”她对这个时间记得如此清楚，好像是她生孩子的时间。其实差不多，这是她一个新的历史时间，上校已经在三天后的手术台上等她——
现在我们说国民党抓壮丁，总以为抓的都是男人，其实也有女人。我就是这天下午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军官带走的，全医院十来个年轻护士，在大厅里排成队，他在我们面前来回走着，看着，指着，点人头。总共点了五个，我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没什么好啰唆的，谁啰唆他把枪抵在谁头上，有人当场吓得尿失禁，他照样带走。我们被塞进一辆吉普车，三个人的位置五个人挤，他坐在前面哼着小调，流里流气的。我真担心我们被拉去做那种事。我想过，如果是做那种事，我就死给他们看。我见多了死人，家里人都死了，我对死不怕。
吉普车开一个多小时，换乘一辆带篷大卡车。车上满当当的都是和我一样年轻的姑娘，私下问，都是护士，有的还穿着白大褂，好像要拉我们去救一火车伤兵。有一个押车的，腰里别一把手枪，手上提一把卡宾枪，警告我们，谁不老实小心吃铁花生：是子弹的意思。我们问他去哪里，他说去的地方多着，运气好可以见着李宗仁总统，运气不好只能去见鬼了：这是死的意思。
卡车连夜出城，往南京方向开，一路经过多座军营，每进一个兵营放下几人，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我在第三天下午和其他四人被一起被丢在镇江郊外，金山寺附近，长江边的一座兵营。后来知道，这是一支舰艇部队，兵营不大，但房子一色是青砖或红砖房，看上去结实牢固，和我们一路上进的几座兵营不一样。这里明显好，以前有些兵营破破烂烂的，像野鸡部队。我庆幸自己被分到一座好的兵营，一路上的恐惧受到安慰，捡了便宜似的，对不明不白被抓来当兵的屈辱反而放下了。
我们五人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四张铁床，上下铺。房间里基本生活设备都有，墙上贴着电影海报，桌上有女人专用的小圆镜、粉盒，甚至箱子里还有不少女人内衣内裤什么的，好像这些人刚死去。其实她们是逃走的。街上四处贴着传单，解放军要打过江来，当国民党死路一条，她们逃去寻活路了，我们是来抵死的。我们也想逃，但兵营里加满岗哨，夜里探照灯雪亮，扫来扫去，逃路堵死，大家只有等死。当天晚上我们各人领到一套军装和白大褂，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寿衣。死归死，累归累，死是以后的事，累是眼前的事，颠簸一路，累得要死，躺下就睡着，跟死一样。
半夜里有人嘭嘭嘭敲门，说有急救手术，要我们出两人去配合。三轮摩托停在门口，引擎响着，看样子是很紧急。我和另一人去，坐上摩托，两分钟就到。手术室在一楼，我们进去，看到地上、手术台上、医生白大褂上全是血，像刚杀完猪。伤员死猪一样躺着，无声无息，奄奄一息。医生背影高大，手里捧着一堆肠子，翻着，动作麻利，在找创口。我们哪见过这场面，同去的人当场啊啊地呕吐，引得医生回头看。他戴口罩、头罩、手套，只露出一双眼睛：即使在雪亮的手术灯下，这眼睛依然放出亮光，像两只通电的电珠。他朝我甩头叫我快去帮他。我赤手空拳上去，他又朝我甩头，示意我戴口罩、头罩、手套。东西都是齐备的，就在旁边推车的托盘里。我全套戴好，配合他挖开肚皮，把更多的肠子拎起来。他很快找到创口，夸我手气好。
然后三个多小时，他埋头操作各种手术器具，我负责递接。经常递错，他也不骂人，只说一个字：错。天毛毛亮时，手术终于结束，我替他摘去头罩、口罩、手套，脱下血淋淋的白大褂，看到他脸色苍白，面容僵硬，是一副累极的样子。他没穿制服，白大褂里面是一件脱壳绒衣，大概跟我一样是临时从床上拉来的。绒衣洗过多次，黄色褪成灰色，看上去土相。他吩咐我一番护理的要求，叼着一根烟走了。我回头收拾手术台时才发现，整套手术器具，剪刀、镊子、切刀、缝针，大大小小，都是金子打的，刚才太紧张，没注意到。
上午九点多钟，他来病房查房，穿一套带上校军衔的制服，刚睡过觉，脸色红润，和我夜里见的人丝毫搭不上。他倒一眼认出我，问我伤员情况，也问我个人一些情况。知道我是被抓来的壮丁，他似乎猜到我想逃走的心思，劝我别胡思乱想，好好待着。他指着昏睡的伤员告诉我，他就是逃的下场。原来我们熬了一夜辛苦，救的是一个逃兵，没有功劳，只有苦劳。
护士都逃了，当兵的也要逃，我想这部队必定打不了胜仗。
果然，一个月后，解放军打过江来，整座兵营只冒出几声枪响，解放军就顺顺当当接收了我们。这一个月里，我和他没见过几次面，因为逃兵都不敢逃了，没伤员，他是不来医院的。据说他天天在家里养着猫，看着报，吃饭有人送，衣服有人洗，是长官的待遇。有一次我在营区路上碰到他，他露出一口白牙对我爽朗地笑着，叫我一声名字，并问我，你是这名字吧？我说是的，停下来，等着他再问我话。他却没有下文，径直挺个胸脯，大踏步朝前走去。我听着他洒下一路铿铿的脚步声，像听音乐，心里喜悦，忍不住回头看他，希望他也回头看我。
这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回头看一个男人。那年我十九岁，他三十一岁。他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这么回头看过的男人。他没有回头，我心里空落落的，像他本来在我心里，就这么走掉了，心里就空了。
她努力想用细节给我重塑上校三十一岁的英俊形象，也试着回忆自己心里第一次装下男人的青涩。但上校不配合，大概是做了噩梦，鼾声突然变成惊叫声，把她从遥远的过去拉回来，拉去他身边，跟我听到女儿在梦里惊叫差不多。孩子们都一样，白天天不怕地不怕，夜里却常常为一只吞下大象的蚂蚁吓得要死，惊叫，尿床。她过去，像我去看女儿一样，观察一下，摸摸他脸蛋，帮他理理被子——应该是这些吧，反正我是这样的；如果醒了，我会哄一哄，一般哄两下又会睡过去——孩子就这样，睡觉是他们的拿手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