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双黑色的男式皮鞋的后跟朝向我，平底的那种。穿这种皮鞋的大抵是两类男人——一类个子较高，无须靠鞋跟增加身高；一类是老板。既是老板，互相比的便已不再是身高，而是资产的高度。中小老板比资产，大老板比资本。资产或资本由厚度变成了高度，那么人矮也不矮了，丑也不丑了，五音不全唱歌也好听了。
我离家出走来到深圳，自己并没见到过一位真正的老板，却常听李娟、倩倩和刘氏父子讲到关于老板们的传说。数倩倩讲的最多，见解也最独到。
她曾洞察明了地说：“男老板们是绝不会穿有跟鞋的，怕别人看低了自己。名牌的男鞋也从不生产后跟加高的款式，因为买得起的非富即贵。现而今，就人而论，贵不贵是由钱多钱少来决定的。”
记得李娟当时问了一句：“那么肯定？”
倩倩说：“当然啦！女老板又不同，本是高挑身材的也还是喜欢穿高跟的，为的是显得比有钱的男人更高。古人为什么说红颜薄命？那时的她们虽有红颜但多数没钱嘛。即使出身于富贾名门，家里钱再多那也是娘家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自己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女人多了，往后会更多，完全属于她们的钱也会多。她们都爱穿高跟鞋是想证明这么一点——我本人就够高的了，无须再沾什么男人的光。”
“矮个子的男老板也不穿暗高跟的鞋吗？”
我当时也问了这么一句傻话。
“嘁，那不让别的男老板笑话死？生意场上还能谈得成生意吗？”
倩倩当时一副讥笑我幼稚的表情。
李娟不以为然地说：“女老板我也不是没见过，我们东北的一位女老板是开煤矿的，身家几千万了，据说从不穿高跟鞋。”
倩倩问：“岁数呢？”
李娟回答：“五十出头吧。”
倩倩又问：“形象呢？”
李娟回答：“那倒一般。”
倩倩又“嘁”一声，翻起白眼，耸肩摊手不屑地说：“那么，她自己就不太会拿自己当女人了，就只剩下自己是煤老板一种感觉了。往直白了说，渐渐就成中性人了。再往直白了说，最终成了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男人们，不管是不是老板，渐渐地都会那么看她了。她知道男人们全那么看她，可她丝毫也不在乎，因为她有钱……”
李娟钦佩地说：“对，对，是你说的那样。”
倩倩接着说：“男人们也知道她所知道的，而且她知道男人们只不过把她看成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到这份儿上了，高跟鞋对她还有意义吗？穿高跟鞋不是与整天穿拖鞋都没区别了吗？……”
李娟被问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了。
过后李娟对我说：“咱们倩倩姐们儿不得了，才二十多岁就快活成人精啦。瞧着吧，以后她的故事肯定少不了！”
我们姐仨那天所谈的老板，是指成了“气候”的老板。虽然，当年在深圳，甚至在广东省，在全南方，人们也称开小店铺的为“老板”，但内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们不过是“做小买卖的”。
我与李娟同感，也觉得倩倩着实有“了不得”的方面——她似乎天生有一双火眼金睛，对人世间的某些事洞察得纤毫毕现，见解总是那么与众不同而又头头是道，每令我和李娟自叹弗如，不得不佩服。而我也常替倩倩心生遗憾——如果她上过一所好大学，再出国留学几年，拿到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将来准会成为中国的一位女社会学家，并且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位……
我躺在床上，撩起目光，无所事事地望着那双男式皮鞋的后跟。床在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地下室房间里，那房间有扇半地上的朝内开的小横窗，有纱窗；纱窗外是七八根手指粗的铁条；窗台连着外边的水泥地面，有向人行道倾斜的坡度。离窗台一米远的地方，是高出地面的大理石平台，与那幢写字楼侧门的台阶连成一体。那双鞋在平台上。
那双皮鞋在我眼前变动了几次位置。起先是鞋尖朝我走来了；接着鞋帮朝我来回踱步；鞋跟朝我站定不动的时间最长。
当一截烟蒂落下时，我明白了是一个男人在那儿吸烟。白天我考察过那地方，因为有立式烟盘，常有人在那儿吸烟。
窗外那个男人是位老板么？抑或仅仅是一个高个子男人？不管他是哪类男人，我开始讨厌他了——明明有按烟头的地方，为什么非将烟头往地上扔呢？当年像他那样缺乏公德的男人还不少，害得我隔几天就要去扫一次烟头。我对吸烟的男人并不反感，我养父也吸烟；家中来过的男客一半左右吸烟，我自幼见惯了吸烟的男人。但我难以忍受我的窗外遍地烟头，尽管我在屋里，不论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其实都是看不见地上的烟头的。我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明明那儿有，不扫干净我心里别扭，好像内心里有不干净的地方。我并无洁癖。我认为洁癖即使不是病，那也是毛病。我已非“玉县公主”，我已是深圳打工妹，岂敢染上那种毛病？自忖没资格。但我自幼生活在干净的家和干净的街上，已经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宁愿勤快点儿，也希望自己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居所，窗前门外干干净净。
深圳已经有几家五星级宾馆了，四星的、三星的更多。普通的如假日酒店之类已多之又多，小旅馆几呈遍地开花之势。而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两周了。
我选择这家由东北人承包，开在地下室的旅馆栖身，乃因宿费相对更便宜些，而且房间够大，有两张单人床，桌椅齐全，较新。还有书架，这是我最中意的。书架是作为摆物架提供的；我拣了一个摆物架，花十元钱雇人弄到房间里。这样，书架就可完全用来摆书了。受“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的影响，我自幼喜爱读书，无书可读的日子对我而言，简直非是人过的日子。即使终日无须劳作，锦衣玉食，那也还是非人过的日子，仅仅算是一种高等动物的日子而已。那时的中国几乎每年都有好书出版，甫一面世，遂成书苑热点。我已买回了几本，包了书皮置于书架。我还买回了两盆喜阴的花——一盆绿萝，一盆绣球。我打算春节前再买一台收音机，据说那时家电商品会大降价。我的想法是，春节后李娟返回深圳时，她就不必四处再找便宜的住处了，这个房间将是我俩共同的“家”。比起工地上的卡车车厢，我觉得能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已是幸事。当然，使我决定长期住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是唯一一家允许我和“小朋友”同住的地方。我宁愿住桥洞底下也不愿抛弃“小朋友”，所以我一下子交了半年的住宿费。老板夫妻是东北人，这一点对我的决定也有一定影响。李娟是东北人，她实在，豪爽，侠肝义胆的，总之可长交，够姐们儿。我对东北人有好感……
窗外忽然传入一阵声响，是穿高跟鞋的女子跑过来的声响。紧接着，我眼前多出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鞋尖朝我。忽然那双高跟鞋离地了，那双平底男鞋像舞者的鞋似的，原地一旋，也鞋尖对着我了。鞋面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又忽然，高跟鞋落下了，鞋跟朝向我不动了。
我觉得那女人穿黑色丝袜的小腿很好看，肤色被丝袜衬得特白。
再接着，两双鞋长时间不动了。
当窗外传入女子的娇声嗲气时，我闭上了眼睛。
眼睛看不见了，不等于耳朵听不到了。
我不得不捂上了耳朵。
我想起了倩倩曾说过的话：“这时候，如果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轻轻搂着，躺在他怀里睡着了该有多美。”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就在我枕边，我刚刚躺着读完他的《初恋》。
我已经历了初恋，但是我对自己在“贵师”的初恋持一种否认的态度，因为它开始不久便结束了，既没使我多么陶醉过，也没伤害到我。有点儿像釜中水，刚一热，釜底抽薪，凉了。
我仿佛从不曾恋爱过，不可救药地陷入了莫明其妙的迷幻中。
我知道那叫“思春”。
我忽然开始渴望一场真正的初恋，像屠格涅夫写的那样：
“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它，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梦到了韩宾，他冲我说“复杂了，太复杂了”，而我转身就走，那时醒了，小横窗外什么都不见了，只见一横框阴沉的天空，外边下起了细雨。在我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有一片半绿半黄的大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就像纸叠的飞机落下那样。
是“小朋友”弄醒了我。我用一块塑料板盖它的沙盆儿，它很快就学会了蹲盆儿前将塑料板推开，却似乎怎么也学不会再盖上。我教了它几次后晓得，对于它那事儿的难度未免太高，也就罢了。它似乎也晓得，蹲盆儿后应将塑料板盖上，只要我在，总是会督促我去完成。
我从枕下摸出手表看一眼，差几分十点了，起身盖了沙盆，逗“小朋友”玩了会儿，又躺下了。
我对韩宾一直有种怨恼，因为他“亵渎”了我的初恋。我承认初恋不必非得一举成功，但我难以接受那么一种俗套的结束。他的世故使我的初恋变成了不值得回忆的事。有过初恋了，以后再恋得多么缠绵，那也不是初恋了，每想一次后悔一次——耿耿于怀。
但是在那个星期日的上午，在我梦见了韩宾后，我决定彻底原谅他。人世间有许多人的初恋使自己严重受伤甚至殉命，如崔莺莺、屠格涅夫笔下的“阿霞”和“我”；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如“茶花女”和维特、爱斯梅拉达和菲比斯……
归根结底我并没被初恋伤到，只不过有失面子而已。我不是也使刘柱颜面扫地了吗？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换位思考，理解韩宾一下并原谅他的世故呢？
“对，应该原谅，彻底的原谅才是彻底的想开了，过去了，是这样吧小朋友？”
我捧着“小朋友”的头这么说了以后，内心世界顿时晴空万里。
“小朋友”喵了一声，仿佛表示赞同。
有人敲了几下门。
我起身开了门，是姚芸。
姚芸也是东北姑娘，确切地说是东北大姑娘。旅馆老板娘告诉我她二十八了。东北的下岗工人依然很多，姚芸曾对我说她家三代人都在一个国营大厂，爷爷退休了却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她和她父亲又同时下岗了。
她说这番话时我在刷牙。她刚洗完头，看着我，边用干毛巾擦头发边说的，语气淡淡的，听来无忿无怨，只不过是一个闲聊的话题似的——也许由于在东北同命运的人实在太多了吧？
然而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
那一次我刷牙的时间特长。因为不敢接她的话，无言以对，又不能一味傻听着，便只有不停地刷。
有人不愿对别人倾诉自己的人生所面临的困厄，李娟属于那样的人。在我看来，她实际上是深受家境所累的，却只是在对我讲到她的责任时，才稍带提到她家的情况，提到也并不是为了向我诉苦。有些人，显得比较愿意对别人倾诉自己的现状，但却是有选择的，如果认为谁是可信的倾听者才会讲，反之绝不会的。所以他们或她们并不“二”，也不是所谓“自来熟”。而信任不信任只有一个前提——不反感、不轻蔑就行。也许，姚芸太寂寞、太孤独了；也许，她看出了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倾听者；或者，她认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快过春节了，深圳市区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据说春节前后，深圳差不多会变成一座空城。这家半地下的小旅馆里只剩下我和姚芸两名住客了，我俩像胆小之人往一块儿凑是为了互相壮胆儿，都需要对方给予的温暖。
姚芸告诉我很快就要停水几小时，怕我不知道，洗不成脸。
我还真不知道，谢过她，立刻拿起盆往洗漱间走。
我从洗漱间出来，见姚芸的背影正往外走，老板娘在柜台那儿以老谋深算的目光望着她的背影。姚芸穿旗袍披毛线披肩的背影十分性感。北方女子的身材总体上比南方女子显得丰满。她如果不化妆算不上漂亮，但化妆后却判若两人，女人味儿十足；她外出时必定化妆的。
老板夫妇俩不回东北探家了，他们的一儿一女和双方父母也来到了深圳，全住旅店里，要在深圳共度春节。我冲老板娘笑笑，她也冲我笑笑。我转身时，她拿起了电话。听着她拨号的声音，我放慢了脚步，想听到她的通话——我以女性本能的敏感，觉得她望着姚芸背影的目光极不寻常，冲我笑得也是那么勉强。于是猜测她那通电话或许对姚芸不利。若果真如此，我想我应及时提醒一下姚芸——尽管我与她只不过是住客与住客的特一般的关系。
“出门在外的人要互相关照”——这可是我的“修道院”向我“灌输”的信条啊！
我对自己分辨好人、不好的人和坏人的能力挺自信的——我觉得姚芸本质上是好人。
然而我又不能停住脚步不走。
等我进入房间了，实际上一句也没听到老板娘的通话。
我有第二份工作了，在一家医院做护工。春节前护工已难聘到，所以家属出的钱较多，而且春节假期每天付双倍的钱。这不能算一份正式的工作，只能说是一档“短活”。城市都快成空城了，想在这时找到稳定的工作极不现实。
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夜里十二点，护理的是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农民老岳父。那老人快八十岁了，因胃溃疡做了局部切除，我已经护理他十几天了，从他只能进流食的时候开始的，现在他已经可以吃易于消化的饭菜了。我没见过那位乡镇企业家，倒见过他女儿几次，四十余岁，红薯身材，衣着摩登，珠光宝气，言行举止俗不可耐。我从没做过护理，却因曾有位护校的“校长妈妈”，自幼常随妈妈逗留于护校，耳濡目染，很快便进入了角色，比一般护工做得周到多了。老人起初对我的表现特满意，经常说感激的话。他女儿却不然，每次来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不是嫌我这方面做得不好，就是指责我那方面做得不到位。我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也不分辩，默然忍受而已。那老人受他女儿影响，后来对我也不满了，仿佛他女儿对我的指责句句在理，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他先前对我说的感激话，是因为被我的假象表现欺骗了。这，我也微笑听之，默默忍受。他不但是老人还是病人嘛，谁叫我做了那份工作呢？
当日我正喂老人吃饭时，他女儿又来了，进了病房就嚷嚷：“你瞎了，没看见我爸张那么大嘴吗？”
我终于忍无可忍，将碗放下，嚯地往起一站，瞪着她说：“我没瞎，看见了，你什么意思？”
她嚷嚷道：“你是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我老爸张那么大嘴，那就是想大口大口地吃！你偏半勺半勺地喂，使他着急你觉得好玩吗？！……”
我刚要说话，老人也发脾气了，大声说：“我以前饭量大，这一点我告诉过她了，她成心的！不吃了！不吃了！要是顿顿只能吃个半饱，那我干脆绝食啦！……”
一名护士听到嚷嚷声进了病房。
我扭头嫌恶地看老人一眼，一言不发就往外走。
“你瞧她看我老爸那眼神儿，我真想抽她……”
那女人又对护士这么嚷嚷。
我在走廊里刚脱下护理服，那女人也出来了。
我一步跨到她跟前，双手往腰里一叉，凛凛地说：“你不是想抽我吗？动手吧。但是动手之前劝你考虑考虑，如果我还起手来吃亏的是你还是我？”
我比她高半头。小半年的帮厨工作，使我成了一个一看就知道挺有力气的姑娘。
那女人瞪着我呆住了。
我又说：“在病房里我多次装哑巴，是因为不愿当着你老父亲的面跟你理论，免得你们父女都下不来台。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不是一般的护工，我是贵州省玉县护校毕业的！那所护校虽然在一座县城里，但是解放前就存在了。你在网上查查就会知道，那所护校在中国西南几省是最著名的！我的做法无可指责，动过胃部切除手术的病人，停止流食以后，一个时期内必须小口进餐，慢食慢咽，以防噎住了咳嗽起来震开了刀口！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只能再进抢救室二次剖腹，你他妈的听明白了？！……”
那女人如被定身法定在我面前了，眼睛都不眨一下。
护士也出来了，批评那女人不对，肯定我的做法很专业，完全正确。
“你老父亲的状况还没稳定，短时期内别出院为好。都快过春节了，我们能替你招到小方这么优秀的护理你烧高香吧！如果她不干了，你每天来护理你父亲？你应该知道的，我们目前的护工缺岗，忙不过来。”
护士的一番话，解除了那女人的定身法，却也只不过眼球一转，能说话了。
她仍不失傲慢地说：“可我出的钱也多……”
她的话更加撮起了我的火。
我说：“你成了个有钱的女人就了不起了？你还真以为钱是万能的了？在我看来，你也只不过是个……我不干了！”
那时，我倏然又被一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所笼罩——不，不是笼罩，那是一种由内向外发散的宣泄驱动力。我想扇那女人一个大嘴巴子，可我不敢，那么一来，我再有理也没理了。我想摔什么东西，可四周没有任何我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摔的东西，即便有我也还是个不敢。我凭什么摔医院的东西？摔了不是得赔吗？最主要的冲动阻力是——我面对的是一个女人，她并没想在金钱方面白占我便宜。而且，我的两个姐们儿也不在场，使我怎么宣泄都是个不敢。
我想说那女人是《木木》中那个令读者憎恶的俄罗斯地主婆，可话说一半，想起屠格涅夫并没给那地主婆起名字，在小说中她的指称只不过是“太太”……
我多次受那女人的挤兑和无理训斥，我尝够了忍气吞声的滋味；她有钱，我也不是不挣她那份钱就会交不起住宿费只能流落街头。
我忽然又平静了。我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理智重新也是及时地控制住了我，使我没做任何过激之事。
我不动声色地说：“女士，那么我当着你的面郑重宣布，我不干了。请您将欠我的工钱交给这位护士，我明天上午来取……”
我说罢转身就走。
那是我维护自己尊严唯一可行也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站住！你还骂了我一句他妈的，这又怎么算？”
我站住了一会儿，头也不回地说：“我承认。我向您道歉。如果您觉得这还不够，扣我工钱也行。如果您觉得因而有理由一分钱不给我了，那么请现在声明，我明天上午就不来了。”
我走得心安理得又不卑不亢，背后肃静无声。
雨停了，天晴了，阳光照耀着我，我没觉得温暖，反而打了一个寒颤。
我对钱那种又膜拜又恐惧、由于恐惧而厌恶的心理，再次像无药可治的病毒似的在我全身弥漫，如同血管中被注入了一股股冷液。
因为女婿成了有钱人，女儿就可珠光宝气，动辄颐指气使地训人；自己一个老农父亲也可住医院单间，享受高干级的医疗待遇，而且也变得脾气古怪，反复无常，将别人对他的耐心服务视为天经地义，将农民的厚道、老人的慈祥就着一顿顿好菜好饭吃掉了，消化为“阿堵”了。
从前民间那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话，指如果某家有一人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了，那么一族人往往都会大沾其光，仿佛个个都是人上人了，甚至包括看门的、抬轿的。这几乎也可以看作人类社会的常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可我听倩倩说过，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南方，特别是广东，“一人得道”之“道”，已非官场之“道”，而是商界之“道”了。民间教子上进的话已是这么说了：“儿子，不好好学习，那你日后只能当干部了！”
自从我来到深圳，经常隐隐感到，一种叫作“商业时代”的时代，正大步腾腾率领深圳的新民破釜沉舟般地一往无前——钱在这片热土上的能量被突显得概莫大焉。“权贵不算贵，富贵才真贵”——刘大爷每这么教诲刘柱，而使刘柱心生敬意的也确实不是官，而是大老板。并且，“时间就是金钱”，也确实成了深圳新民的新价值观之一了。
但我还没在心理上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新时代。在我到深圳以前，“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那样的人才是可敬的。我对人的敬意，从没与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相联系。进一步说，我对谁的敬意的有无，前提之一是别总跟我谈钱。若总谈，我内心里往往会直接将谁划入“俗人”之列。而我离家出走以后，常见到的现象却是，人们仅仅因为谁是位有钱的阔佬，便仰其鼻息，敬意顿生，以识为荣——即使只不过仅仅是点头之交罢了。
我头脑中曾存在过的关于人生的价值取向，常被现实撞击得七零八落。
如果我这个打工妹并没有于姥姥和我“校长妈妈”留给我的两笔钱，刚才我的表现又会怎样？我还能说出那么不卑不亢的话吗？我从医院离开得还能那么不失尊严吗？如果我为了让那不可理喻的女人付给我护理费而继续一味地忍而再忍，我难道不可悲吗？有钱人在挣钱不容易的人们面前的优势，不是千真万确成了优越了吗？可就那么一个女人，还有她的老父亲，究竟他妈的优在哪儿了又越在哪儿了呢？
钱、钱，他妈的钱，我委实不知该如何看待钱才对了。
我又联想到了小学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评书《秦琼当锏》中的一句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一文钱啊，好汉秦琼啊——他妈的可憎的钱！
然而我又是多么感激钱啊——两个存折上的钱，确保了我这个打工妹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有尊严的打工妹啊！
我不感激钱不是太矫情了吗？
我的头脑一路上不可遏制地胡思乱想，按倒葫芦起了瓢，走出很远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
我回到旅馆时，已经快两点了。走廊静悄悄的，老板全家六口都午休了；柜台那儿有按铃，铃响了他家才会出现一个人问问什么事。
我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听到背后有开门之声。回头一看，见一男子从姚芸的房间出来，恰与我打了个照面。
那男子匆匆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