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七十二

七十二张票，一张也没有浪费。

没错，这次讲座，只印了七十二张票。这当然是程先生的要求。进场之前，应物兄已经听到了人们对这个数字的不同解释。一种解释是，程先生给在场的七十二人讲课，是要用这种方式说明，他就是当代孔子。另一种解释与此相反。有人数了一下，加上程先生，才是七十二人，也就是说，七十二人中也包括程先生自己，程先生其实是向孔子执弟子之礼。吴镇认为，程先生这样做，是以身作则，阐明中庸之要义。

葛道宏听到了这些议论，悄悄问道：“应物兄，你怎么看?”

应物兄回答说：“人们常说，微言大义。程先生无须微言，只用一个数字，就让听众置身于儒家文化的仪式当中了。”

葛道宏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栾庭玉说：“这就叫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

他们提前十分钟进场，台上有人正调试麦克风。葛道宏和栾庭玉都认为，这个讲堂不怎么样，四处漏风，麦克风的保真效果也不好，还有杂音，嗤嗤啦啦的，丢人啊，总之与巴别不能比，总之对不起程先生。

在中国所有高校的学生中，北大学生是最爱母校的，不能听见别人说它不好。栾庭玉虽然只读过北大法学院的在职硕士，但也继承了这个传统。现在听葛道宏这么一说，就笑着回应道：“北大嘛，北大嘛，谁也不尿。”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可以不尿克林顿，但不能不尿程先生啊。细节问题确实应该抓一下。”又问，“道宏兄，要是把你弄到北大校长的位置上，你觉得——”

葛道宏说：“别的不敢吹，至少要让它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

正说着，程先生在北大校长陪同下，从前门进来了。北大校长让程先生在前面走。程先生伸手，示意校长先走。校长看见程先生伸手，立即握住了程先生的手，并且迅速把脸朝向了一丛镜头。在简短的寒暄中，程先生特意提到了林中那些灰喜鹊。不过，程先生把灰喜鹊看成了寒鸦。

程先生说：“富家之屋，乌所集也

[1]

。寒鸦翔集，让人顿生欢喜之

心。”

北大校长说：“生态环境嘛，我们一直在抓的。”

程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儒教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这虽是他多次讲过的话题，儒学界对此已有很多共识，但人们听起来还是很新鲜。因为它们是从程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而且是在北大最重要的讲台上说出来的，所以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程先生说，经过海内外儒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冷战

时期的红色中国，被重新定义为儒教中国。现在，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七种文明的划分，还是贝克的“当代文化空间分布的构型假说”，都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标签。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中国对其自身价值的抒发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中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即举世瞩目的“中央之国”。

栾庭玉说：“我听得血脉贲张。”

栾庭玉又对他和葛道宏说：“我很自豪。我希望你们也是。”

血脉贲张的人，自豪的人，多了去了。他瞥见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一边听演讲一边往嘴里塞着药丸。应该是预防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的药丸。他们显然事先就预料到自己会激动不已，所以才做了防备。关于什么叫中国崛起，程先生在说出了一些数据之后，举了个小例子。让他吃惊的是，程先生说的就是《体味》中那个例子。程先生说，几十年前，当他刚到美国的时候，狗一看见他就要狂吠不已，好像要吃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没有西方人那种强烈的体味，使狗鼻子感到了陌生，好像中国人不属于人类。现在不同了，美国狗一看到中国人，立即摇头摆尾，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舍得扔骨头给它们吃了。连狗的玩具，拴狗的链子，狗吃的罐头，都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中国人要是从这个市场上退出，那些狗都得饿死，饿不死也会变成疯狗，不疯也会得病。

程先生问道：“什么病?”

程先生自己回答了：“气结，郁思，离梦！也就是Depression！忧郁症！”

程先生以包饺子为例，讲到中国的现代性与美国的现代性的不同。他说，哈佛的一个神学教授，特别喜欢吃中国饺子。吃过几次之后，就尝试着学习包饺子，面多少，水多少，问得清清楚楚。他就告诉神学教授，其实主要是凭经验，面硬了就加点水，软了就加点面。那个教授不乐意了，说，刚才说要加面，怎么又要加水了?因为经验不足，神学教授的面团越来越大，很生气。

程先生说：“别生气，吃不完了可以放进冰柜，下次再吃。”

神学教授说：“中国人做事，处理的都是变量，不是定量。没有价值观。”

程先生说：“这就对了，我们处理的就是变量嘛。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就是价值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怎么能说没有价值观呢?”

接下来是关于饺子馅的，神学教授问什么可以做馅。

程先生说：“什么都可以。”

神学教授又生气了：“什么都可以?Ice cream [2] 可以吗?”

程先生说：“我只好说No，No，No！但那位朋友说，既然什么都可以，那么Ice cream当然也可以，钢镚儿也可以。如果狗肉也可以，那么人肉为什么不可以?”

他听见栾庭玉对葛道宏说：“这就叫鸡同鸭讲。”

葛道宏说：“先生脾气不错，很耐心。好。”

程先生接下来说，神学教授有一句话说得对，就是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而西方人处理的是定量。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不会变化的。如果有变化，那就是从原来的价值观上大幅度下滑，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程先生又讲到，他的几个学生参加了阿富汗战争。那是在1998年。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伪善的一年，在东欧剧变之后，在恐怖主义来临之前，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办公桌上搞了实习生莱温斯基，办公桌上就放着他宣誓就职时手按的《圣经》。虽然《圣经》中明白无误地讲了，看到一个妇人就想贪恋她的，就已经在心里奸淫了她，但克林顿总统却认为，“Fellatio” [3] 不算性行为。

程先生说，这一年，他的几个学生到阿富汗作战的时候，身上都带着《圣经》。但是在阿富汗，美军当中却发生了大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那些行为并非出于战术的必要，而是因为他们失掉了价值的基准。他们变成了野蛮人。在他们身上，上边盘旋着虚无主义的情绪，下边盘踞着野蛮人的本能。程先生说，他们攻击中国人都是二元论者，好与坏，敌与友，善与恶，连市场经济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但他

们，才是真正的二元论者。这种二元论思想，甚至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著名汉学家，翻译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就弄错了，先不说翻译得好坏，断句就断错了。程先生说：“‘道可道，非常道’，硬是断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台下大笑。但程先生没笑。

“‘名可名，非常名’，硬是断成了‘名可，名非，常名’。”

台下又是一阵大笑，但程先生没笑。

就在这次演讲中，程先生也提到，他力主将儒学研究学科化，制度化。他说，十九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标志，就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把知识的生产，知识者的培养，纳入一个永久性的制度性的结构之中。所以他建议国内高校从现在开始，就尝试着招收以儒学为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后，他强调了时间、时机、时代的重要性，从“学而时习之”谈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4] ，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5] 谈到“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 [6] 。程先生感慨道：“时光飞逝，时不我待！如今，研究西学，在大陆高校中依然吃香得很，对儒学构成了挤压。但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大陆的同仁们一定要抓住时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掌声四起。连麦克风都来凑热闹，嗤嗤啦啦响了起来。

葛道宏激动得跺脚，大概又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巴别，脸上就呈现了笑意。费鸣递过来一个用餐巾纸包着的东西。他后来知道，那是费鸣临时借来的药丸。葛道宏打开看了，朝费鸣点点头，然后装到了自己兜里。

程先生又说：“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如果我们的精英人士，也是如此，只是人云亦云，只看到眼前，那一定会让人笑话的。光大儒学，人人有责。一定要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的使命，是国人的使命，是上天的命令。上天的命令怎么能违背呢?时惟天命，无违！”

这时候，他看到珍妮进来了，嘴里嚼着口香糖。

珍妮站到了讲台边。北大校长看见了珍妮，就和程先生说了几句。然后北大校长把麦克风的话筒按低了，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听了程先生的课，受益匪浅，茅塞顿开，信心倍增。北大校长顺便提到，“与时俱进”这个词，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来的，元培先生把古代典籍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概括了一下，提炼了一下，提出了“与时俱进”这个概念。不过，提出这个概念不久，元培先生就告老还乡了。元培先生走了，但这个精神留下了，成了北大精神，成了民族的精神。

北大校长又朝珍妮这边望了望。珍妮在夸张地点头。

栾庭玉说：“北大校长，讲得还是不错的。”

葛道宏说：“这位仁兄的普通话有进步，至少这几句说得很标准。重要的是，发型和手势都弄得不错。”

演讲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并预留了十五分钟来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一个学生，也可能是教师，也可能是从外面赶来的研究人员，从后排站了起来。这个人看着很年轻，但声音却有些疲倦。他竟然是自己拿着话筒来的。负责递话筒的工作人员，看着这个人手中的话筒，似乎有点迷惑：是我投递的吗?这个人把毛衣搭在肩上，毛衣的两只袖子在胸前挽了个结，问话的时候，就不停地摸着那个结。他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但却提出了身份问题。

“我们是谁?”提问者说，“我们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同一个中国人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又带有鲜明的当代性，它针对的是具体的情景、选择，乃至危机。因为它涉及Identity

[7]

与

Identification [8] 的概念。我知道——”

主持人提醒说：“请尽量简洁一些。”

但程先生说：“他问得很好，请让他说完。”

那个年轻人的声音却有点伤感了：“我常常被这个问题迷惑。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想清楚了，但你早上清醒，并不能保证晚上不糊涂。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这个变量变到现在，我们的文化，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要说拿今天的人与两千多年前的人相比较了。有时候，我觉得今天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都是两个

人。”

应物兄觉得，先生接下来的话，应该一字一句记下来。程先生对提问者说：“你先坐下。知者动，仁者静。别急，先静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

就在这时候，应物兄突然看到了坐在提问者身边的张明亮。张明亮怎么来了?事先，他竟然没有告诉我。他是怎么溜进来的?正这么想着，他听见程先生吟诵了四句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9]

这时候，那个提问者又问道：“先生，我知道您对朱熹——”主持人打断了他，说：“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请你把话筒交给工作人员。”提问者确实把手中话筒交了出去。交给谁了呢?哦，竟然是交给了张明亮。张明亮把那个话筒收了起来。原来，那个话筒竟然是张明亮从济州带来的，里面装有录音笔。张明亮就是以送话筒的名义，大摇大摆地从门口进来的。这天下午，他与张明亮联系时，张明亮说，他已经坐上了返回济州的动车。张明亮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必须

见到程先生，只有见到程先生本人，面对面听到程先生的声音，亲眼看到程先生的手势和表情的变化，他才能够真正地理解程先生在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个语气，才能更好地整理那些录音带。

演讲结束后，程先生被一辆红旗轿车接走了。

当他目送红旗轿车离开的时候，吴镇和陈董的小姨子过来，问他能不能安排他们拜见一下程先生，只需要五分钟，三分钟也行。他对他们说，都是程先生派人与他联系，他无法与程先生联系。他们说，既然这样，他们就请他吃个饭，感谢他替陈董的小姨子弄到了票。他对他们说，济大校长也来了，走不开。

吴镇说：“懂了，懂了，明天再约。”

随后，他就接到了珍妮的电话：“晚上十点，先生接见乡党。”他当然很快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了葛道宏和栾庭玉。他们嘴上没说什么，脸上还是有一丝不悦。他赶紧把珍妮的下一句话告诉他们：“先生要接受高层的宴请。北大校长陪着过去了，清华校长也陪着过去了。先生会尽早退席的。”他还把珍妮的另一番话告诉了他们，先生本来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就是为了见乡党，特意搬到了博雅国际酒店。栾庭玉和葛道宏都很感动，出气声都变粗了。

[1] 《诗经·小雅·正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富家之屋，乌所集也。”乌，寒鸦。古人将乌之飞来，视为祥瑞。“爱屋及乌”即由此引申而来。

[2] 冰淇淋。

[3] 口交。

[4] 见《论语·学而》。

[5] 见《论语·阳货》。

[6] 见杜甫《江上》。

[7] 身份。

[8] 认同。

[9]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