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艾伦
艾伦说：“敬头香?录像?我告诉您，那就是我们的实习生负责录的。”
应物兄说：“太好了，我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艾伦说：“我告诉您，我正有事找您呢。”
对于艾伦亲自驾车来接，我们的应物兄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艾伦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艾伦了。你一听她的口头禅“我告诉您”就知道了，随着知名度的上升，随着她主持的节目越来越热闹，她认为自己真的装了一肚子的信息，一肚子的知识，需要向你宣讲，虽然她说出来的话大都可以忽略不计。
凡是到过济州的人，一定都看见过喷刷在济州市公交车上的艾伦照片。那是她为洗发用品做的广告。一张照片上，艾伦穿着露背的晚礼服，背对着行人，屁股撅得很高，但脸却扭了过来，整个身体扭成了S形。而在另一张照片上，艾伦则是用傲慢的乳房朝人们的视觉发起冲击。她模仿的是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的名画《泉》，区别只在于安格尔画中的少女赤身裸体，手托水罐，而艾伦身上却裹了一层轻纱，手中玩弄着秀发。她的双膝紧紧夹在一起，以示羞怯。她的嘴巴很大。那个跟艾伦相处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教授，直到今天还认为，艾伦身上最耐看的地方就是她的嘴巴。哲学教授的夫人后来与丈夫提到此事时，也持基
本相同的观点，只是每次都要补充一句：如果你认为鲶鱼或青蛙的嘴巴是美的，那你就不得不承认她的嘴巴也是美的。
对于艾伦目前取得的成就，应物兄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艾伦起初在一所民办高校读书，读的是新闻专业，后来又考上了济州大学哲学专业的硕士。至于她为什么要读哲学，她的解释是，反正哲学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能够说清楚的是一种存在，说不清楚的就更是一种存在了。嘴是圆的，舌头是扁的，就看你怎么说了。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后竟然得了最高分。据她说，其中一道试题是这样的：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一个好人在一个时候是好的，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却是坏的。”请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因为哥哥是个球迷，艾伦知道苏格拉底，是巴西国家队里一个球员，长得像金丝猴。她没想到硕士试题当中竟然会出现一个足球明星的名字。让她感到陌生的是色诺芬。女的吧?如果不出意外，她应该是球星苏格拉底的情人，每次都会到现场看球，记者们的长枪短炮总是耐心地捕捉着她的每一个表情。对足球略有了解的艾伦，本来想以苏格拉底踢球的例子来解释这句话的，比如说苏拉格底在踢前锋的时候是好的，进球有如探囊取物，但踢后卫的时候却是坏的，偶尔还会弄进一粒乌龙球，但她不知道苏格拉底擅长的位置到底是不是前锋。为了稳妥起见，她没有这么说。她只是把那道题又重复了一下，将个别词语的顺序做了调整。哦，这确实是最简洁的解释，苏格拉底和色诺芬若是主考官，也会毫不犹豫给她打高分的：
一个坏人在一个时候是坏的，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却是好的。
此时，当艾伦拉上他奔赴季宗慈的别墅的时候，他又想到了这句话。他把它放在舌尖上咂摸着，并且让它在舌尖和舌根之间来回走动。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季宗慈的那句话：“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占有和利用对方的性官能。但是当你合法利用对方性官能的时候，你获得的只能是体制性阳痿。”
这会儿，当他试图与艾伦谈论敬香权的时候，她说：“我告诉您，别把这当回事。”
“对你来说，可能是小事。但对我来说——”
“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啊?我告诉您，放松。”
“好吧，”他说，“那就拜托了。”
“瞧您说的！我能不放在心上吗?这辈子，我最感谢的人就是您了。”
“快别这么说。电视台能够挖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
“我是说，如果没有你的建议，就不会有这个栏目，也就不会有
我。因为，是你鼓励我，一定要成为中国的奥普拉的。”
没错，艾伦最早就是从他这里知道奥普拉的。他第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时候，偶然看到了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节目。它嬉笑怒骂，荤素不忌，机锋闪烁，实在是练习口语的活教材，他就购买了《奥普拉秀》DVD。有一次，季宗慈带着艾伦到他家里玩，看到了这个光盘，然后艾伦就被这个节目深深地吸引住了。
奥普拉膀大腰圆，因为头发太厚、鼻子太宽、下巴太大，整容师望而却步。奥普拉每次邀请的嘉宾并不是专家和学者，而是普通大众，讨论的主题大都有关个人生活。为了诱使嘉宾们尽量说实话，奥普拉甚至不惜透露一些个人隐私作为药引子，比如她曾透露九岁的时候就被表哥强奸了，后来又多次受到性侵犯，那帮人当中甚至不乏母亲的一些男友，而且他们更为粗暴。她还透露青春期有过一段性放纵的经历：“不停地干，没完没了。有次在马槽里干。那家伙说他就生在马槽里，所以是耶稣转世。他说他信教，其实他信的是拜物教，拜的是自己的阳物。”
艾伦现在主持的节目叫《你我他》，其制作方式明显借鉴了《奥普拉秀》：主持人全面掌控整个制作流程，从采编、录制到广告投放，都由主持人说了算。在艾伦的节目中，每次都会出现一男一女两个嘉宾，以及一个评审员。两个嘉宾都戴着面具，好像担心家人、同事和朋友认出他们。他们在那里拌嘴、吵架甚至扭打成一团。女人眼中的男人，有才华的长得丑，长得帅的挣钱少，挣钱多的不顾家，顾家的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又很窝囊，等等，反正没有一个称心的。而男人眼中的女人，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温
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没有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花钱的又不时尚，时尚的不让人放心，让人放心的又不能看，等等。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两年了，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
“我最近的节目您看了吗?观众反映说，我的主持风格有变，变得越来越犀利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新的风格。”
那不是犀利，只是伶俐。当然，他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有风格，总是好的。风格是自我的标志。”
“您觉得，我们的评审员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拉节目的后腿?”
他认识那个评审员，那是个老油子，某传媒大学的教授。有一天，他睡觉之前，刚好看了一期节目，讨论的是孩子上贵族学校的事。孩子上的是中班，每年学费八十八万元。校长是女方的朋友，所以学校给他们打了八折。但女方并没有把打折的事告诉男方。三年来，男方每年都交给女方四十四万，三年下来等于多交了二十六万四千，这多交的钱自然都落到了女方的腰包。男方后来知道了此事，郑重提出，未来高中三年的学费事先必须算清楚。男方进而提出，要给孩子转学。听到要把孩子转到普通中学，女方立即说道：“老娘丢不起那个人。”男方说，如果不转学，他就不交钱了。女方随即举起话筒，要朝男嘉宾砸去。镜头迅速推向那个举起来的话筒，同时打出字幕：“哇！手榴弹！”特邀评审员就是这时候出面的。只见那个教授摇晃着一支铅笔，说道：“你们这样吵下去，对儿子有好处吗?”女方说：“让他在风雨中成长嘛。”特邀评审员又问：“你们认为，上了贵族学校，就一定能培养出贵族吗?”女方的回答有些牛头不对马嘴，说：“一分价钱一分货。”特约评审员问：“你
们的孩子一定很聪明吧?”男女嘉宾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答案，争先恐后回答说：“非常聪明。”女方还补充说，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比别的孩子聪明得太多，以免他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评审员接下来就表扬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不过，如果你们真愿意把他培养成贵族，那就应该送到国外，最好是英国。那里的贵族学校，除了学习文化课，还要学习骑马、射箭、辩论。而且，离父母远一点，也有利于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是，那里的学费是不打折的，那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人家才不跟你讲什么交情呢，不讲交情有不讲交情的好处。你们的感情，不就是因为打折打坏的吗?”
评审员没有说到点子上。我敢肯定，这个把笔杆子摇来摇去的家伙，事先根本没有备课。说不定是从另一个演播室出来，坐飞机到了济州，就直奔这个演播室了。这个老油子，他的镜头感倒是不错。应物兄这么想着，就把电视关了。入睡之前，他还设身处地想了一会，如果自己是那个评审员，应该怎么说。鉴于“贵族”这个词歧义丛生，我会直接向校长建议，把“贵族”二字改成“精英”。精英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贵族则暗示着权力和享受。精英是精神世界的贵族，贵族是物质世界的财主。贵族成不了精英，但精英却随时可以成为贵族，因为精英并不排斥权力和财富。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脱衣上床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坐起来，如临其境地问道：“嘉宾朋友，你们到底想让儿子成为精神世界的贵族呢，还是物质世界的财主?”
此时，面对艾伦的提问，他说：“人家说得挺好的。有知识，镜头感也好。”
艾伦说：“您真的这么看?我想过换人。他是传媒大学的老师，从中
央到地方，学生很多，难免有些傲慢。跟我们台长说话，也带着口头禅，动不动就是：得了吧您哪！丫你懂什么?台长说，一定要换了他。换谁呢?有人认为，您最合适。除了您，他们认为中天扬和刘心武也很合适。可是，中天扬这个人不好侍候。央视一个姐们告诉我，上次中天扬在央视做节目，一直埋怨五星级宾馆不够档次，说枕头太高了。枕头高不高，跟央视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中天扬来了，也不一定比现在这个好。”
“您真的这么认为?”艾伦又问。
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但我又能怎么说呢?我总不能说，人家做得不好。如果我这么说了，你肯定会说，你来替他怎么样?我可不愿被你套住。
艾伦接下来说，电视台将开设一档新节目，就叫《半部〈论语〉看中国》，想郑重地邀请他来担任嘉宾。“我们好好合作一把，怎么样?”
“你知道的，我最近忙得不可开交。再说了，我一上台，就会显得过于郑重。我倒是努力想改，以符合你们的娱乐化倾向，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关键得有人带你玩。”她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搭档，是从北京请来的相声演员，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把这种人叫胡同串子。特别能侃，特别能搞笑。你们两个往那里一坐，一庄一谐，说精
英说大众，说庙堂说市井，说高校说胡同，说宗教说私情，一定非常好看，收视率一定可观。”
“艾伦，你知道的，我在筹备太和研究院。到慈恩寺敬香，就跟这事有关。”
“敬香跟儒学研究有什么关系?”
“这就说来话长了。你知道敬香权在谁手上吗?”
“待会我让人查一下。应物兄，我说的不是最近几天。筹备一个栏目，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巴不得你的研究院赶快成立，然后我们就可以和你的研究院合作了。”
“你可以请费鸣做啊。他做节目，肯定比我好。”
“费鸣?我看过他的戏。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一个废弃的厂房，除了粗糙的水泥地面、墙面、屋顶，什么都没有。窗户上的玻璃都碎了，外面的声音不断传进来，吵架的、打麻将的。没有舞台，就是随便扔了十几块塑胶垫子。你咳嗽一声，蜘蛛就会跑到网中央。你一跺脚，就会腾起一片灰尘。倒是有音箱，有灯光。电线在地上铺着，接头处缠着黑胶布。也不怕把人电死。几十张椅子围着那片垫子，最前面是贵宾席。贵宾席前面放着一排箱子，箱子上铺着绿布，用大头针别着。一群演员在垫子上翻滚、快走、跺脚，虽然张着嘴，但却不说话。他们身上缠着绳子，草绳还是尼龙绳我忘了。一个人走了出来，小平头，穿着长衫，抽
着烟。有人说那是鲁迅，有人说那是李大钊，还有人说那是葛任，也有人说那是山本五十六、龟田少佐什么的。不瞒你说，还有人认为那是乔木先生或姚鼐先生。都不说话。只有观众在说话。听说孔子是大个子，跟姚明一样。那个穿长衫的人，要是再高一点的话，你认为他是孔子，也是可以的。”
“剧名叫什么?”
“《无题》还是《无语》，我忘了。”
“你是说，从头到尾，都只是翻滚?没人说话?”
“翻滚，打摆子，有个女演员赤脚在垫子上跳了一段舞。一个女孩子家，一点不讲究，脚底黑得呀，像熊掌。一个穿草鞋的人端着一个盘子走向观众。哦，原来是你们的郑树森，盘子里放着生肉，五花肉，他用下巴示意观众，尝一口，尝一口。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人肉筵席了。塑胶垫子上的人，突然开口了，声嘶力竭、捶胸顿足。我旁边坐的一个人说，这就叫非人的诅咒。”
“后来呢?”
“这时候，垫子上的人开始搬砖砌墙。垫子就是砖。垫子很轻，但他们搬起来却显得很重。他们把自己砌到里面了。那些垫子围成了棺材的形状。更多的人拥了进来，把观众席围了起来，他们手里也拿着垫子。原来是要把所有人都围进去。我才不进去呢，就走了出来。费鸣在
外面抽烟。我跟他打招呼，他竟然听不见。我模仿着乔木先生的语调，叫了他一声鸣儿，他才迷瞪过来。他气呼呼的，原来他和编剧之一的郑树森闹别扭了。他的想法是，棺材围起来的时候，棺材上面应该有个装置，把人从棺材里救出来。郑树森呢，则认为应该全都憋死到里面去，只是在棺材顶上露出一个小孔，好苟延残喘。”
他想起来了，郑树森找他，让他起个笔名攻击费鸣，应该就是这台戏上演之后的事。接下来他听见艾伦说道：“您说，不开口是不开口，一开口就是死啊活啊的，这样的人怎么能上电视呢?”
“他搞的那叫先锋派戏剧。真上了电视，他就不会这样了。”
“您看这样行不?您先做两期，然后再让他顶上来。”
因为有事相求，他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就说：“容我想想?”
艾伦和季宗慈的别墅，位于济州市西开发区。三年前那里还是一片沙地，主要种的是土豆、红薯和花生。还有一条河，它大概是黄河最小的支流，一只狗就可以从这边跳到那边，最窄的地方一丛蒲公英就可以从此岸蔓延到彼岸。河水永远是臭的，因为它的上游和城市的排污口连在一起。河边有些野芦苇，东一撮，西一撮，就像一个邋遢鬼没把胡子剃干净。只有最能胡扯的人，才能把它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的诗句联系起来。这个时代最能胡扯的，岂能少了房地产商人?在房地产商人发布的广告中，一个香港武打明星站在蒹葭深处，手搭凉棚，正向“在水一方”的“伊人”深情眺望。从画面上看，时间是深秋，露水正
浓，但“伊人”的身体却是光的，至少后背是光的。应物兄还记得，这个广告曾引起众人吐槽：不过是一条臭水沟而已，不过是蚊虫的乐园而已，只有傻瓜才会在河边买房置地。
但季宗慈却率先在那里买了别墅，而且一买就是五套。
季宗慈说，潜意识告诉他，不仅要买，而且要多买。“潜意识”是哲学博士季宗慈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他认为，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潜意识。季宗慈有个说法，说有两个山顶洞人，一个善于理性分析，一个则靠潜意识做事。善于理性分析的山顶洞人，一听见虎啸就要分析，老虎离我们还有多远?老虎是不是还饿着肚子?老虎今天想吃一个人呢还是想吃两个人?还没算清楚呢，他已经进了老虎肚子了，只能在老虎肚子里继续分析了。而另一个山顶洞人呢，一听见虎啸，潜意识就告诉他，上树，上树，赶紧上树。上了树，找个树杈坐稳了，顺手摘个果子啃着，然后冷静地观察老虎的饮食习惯。它是要大快朵颐吃屁股呢，还是要箪食瓢饮吃脑子?季宗慈说，到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从潜意识走向理性。季宗慈认为，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爬上树的那个山顶洞人的后裔。
这个说法是否能够成立，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是你得承认，潜意识确实帮了季宗慈的大忙。仅仅过了两年，那里的房价就噌噌地往上翻了一番，季宗慈将其他四幢卖掉，在市中心买了一幢六层的写字楼，然后又将写字楼租了出去，按月收取高额租金。总之，仅仅两年时间，季宗慈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季宗慈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个胖子。胖人汗多，所以季宗慈最喜欢泡澡、搓澡。别人搓澡只需搓正反两面，他却需要搓四面。
艾伦说过：“我告诉您，季胖子的体重比国内GDP的增速还要快。”
把他接到别墅之后，艾伦说：“您等着，我到单位帮您查一下。您先和季胖子聊着。我说的事情，您也要考虑一下啊。”
助手把他领到了二楼会客厅的时候，季宗慈正打电话安排晚上的饭局。沙发上卧着一只黑猫，一个女孩子坐在猫的旁边，用一支野芦苇逗弄着那只黑猫，但黑猫却只顾睡觉，对她爱理不理的。放下电话，季宗慈先骂了一通。“什么东西！蹬鼻子上脸了！狗杂种！”原来与他通电话的人是个退休的局级干部，特别喜欢举报。举报本来是个好事，那么多人违法乱纪，你尽管举报去啊，可人家不，人家是个爱书的人，只关心图书，只举报图书。季宗慈说，这个人啊，眼光毒得很，鸡蛋里面都能挑出骨头。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又响了，是那个人又把电话打过来了。季宗慈赶紧站了起来，问对方还有什么吩咐，然后说：“一定，一定！当然，当然！五点钟一定到府上接您。”放下电话，季宗慈好像还心有余悸，又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好像那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从电话上收回目光之后，季宗慈对那个女孩说：“你可以先下去了。把猫给我照顾好。它想吃什么，就给它买什么。”
女孩不是抱着猫，而是捧着猫下去了。
应物兄觉得，那只猫真是太乖了。他当然没有想到，那只猫，其实就是何为教授的柏拉图。
季宗慈扔给他一支烟，然后递过来一份复印件：
记者从资深出版人季宗慈先生处获悉，何为教授的“精选集”正在紧张有序地整理当中，不日将和读者见面。
何为教授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这套“精选集”将收录何为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讲稿、读书笔记、学术访谈录以及何为教授的部分日记。
何为教授的著述提醒我们思考一系列古老的问题：人是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人类的主观普遍性?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有什么经验可以支撑起我们的信念?
毫无疑问，何为教授的著述是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精神状况的重要文献。
何为教授首先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这里面却没有提到嘛。前几天应物兄曾接到季宗慈的电话，季宗慈神秘地说，自己在忙一个“大活”。莫非这就是他说的“大活”?同时，应物兄心中一惊：这些天，我没去看何为教授，何为教授是不是已经……?季宗慈显然知道了他的意思，迎着他的目光，说：“还那样，还活着呢。”
一瞬间，应物兄甚至有点感动。
通常情况下，对年龄大一点的学者，季宗慈是不感兴趣的。麦荞先生只是个例外，因为麦荞先生是栾庭玉的老师。季宗慈认为，对学者而言，如果他安安稳稳地活到了晚年，那么他的死就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一个人逐渐衰老的过程，不仅会让他自己，而且也会让
别人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失去了新闻效应，对相关图书的销售起不到促进作用。除非那个人是个大师。但是，仅仅一个景德镇，就有上百位大师呢。必须挑拣挑拣。谁来挑拣?同代人挑的不算，得由后人来挑。季宗慈说：“那就跟我没关系了，是我儿子、我孙子的事了。”
但那些英年早逝者就另当别论了。季宗慈认为，人们对死者的怜悯之情，构成了热销的平台。人们对他们的死有多少惊讶就会有多少怜悯。死者为大，在人们的追忆和怀念当中，死者的成就被放大，死者生前的每一个细节都显得楚楚动人。季宗慈经常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海子不死的话，恐怕连海子的父母也不知道儿子是个诗人，诗集能不能出版都是个问题；王小波要是不死的话，哎哟喂，天下谁人能识君?季宗慈还喜欢举徐志摩的例子：那架飞机要是没有撞上山头，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徐志摩呢?“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这也算诗?季宗慈认为这样的诗句他用左脚的脚指头都能写出来，如果徐志摩不是英年早逝，那么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起码要打四点五折。至于这个折扣为什么有零有整，那是因为季宗慈的书都是以四点五折批发给京东、当当和亚马逊的。
“你这就算是行善了。”
“可不是嘛。于公于私，我都得这么做。我跟老太太还是有感情的，虽然她以前没少批评我。”
“估计会赔点钱的。”
“这个问题，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再说了，想赞助的人多着呢。而且，老太太本人的科研经费也花不完。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老朋友敬修己，也表示愿意掏钱，好尽快出版这本书。”
“你认识敬修己?”
“麦荞先生的书里，有几处提到了郏象愚，陈老师要求全都改成敬修己，并注明他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不是教授，他只是程济世先生的助手。”
“你较这个真干什么?麦老说他是教授，他就是教授，或者说达到了教授的水平。我们的编辑，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因为其中收录了他的文章，需要得到他的授权。我这才知道，他还是何为教授的开山弟子。说起来，他也是我的师兄啊。他也看到了这条新闻。对何为教授出书一事，他说可以全款赞助。可是我没有想到，文德斯却反对出书。”
“那你还是要多听文德斯的意见。”
“他的理由是，老太太不同意。这不是胡扯嘛。老太太早就糊涂了，怎么可能发表反对意见?是他本人不高兴了吧。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怎么能这么说呢?”
季宗慈接着就提到，有一次，他去看老太太，文德斯刚好不在。他看到，在医生用的一张处方单上，文德斯写了一段话。他一看，就觉得文德斯有毛病。季宗慈说，他用手机拍了照，回来再读，还是没有明白文德斯要说什么。然后，季宗慈调出手机里的照片，念道：
笔筒里插满了笔，一共九支。颜色不一，型号不一，功能不一。它们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它们在我这里待了多久了?它们看着我，我看着它们。上一次我用它们是在何时?那时候月亮升起还是沉坠?我用的是哪一支笔，用的是它的哪个功能?我为何使用它的那个功能?我写出的是哪几个字?现在，我将它们一一抽出，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一张纸上。纸看到这个阵势，好像有点怕了。我再将它们随意摆开。我发现，笔有点手足无措，纸也有点手足无措。当笔回到笔筒，笔顿时轻松起来，纸也自在起来，微微地打起了卷。而我，却紧张起来了。
“应物兄，说说看，写的这都是什么呀?一张纸无缘无故卷了起来，那是纸张质量问题嘛。他紧张个什么?”
哦，我倒是被这段话吸引了，被它感动了。在很多个夜晚，我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我的感觉远远没有这么精微。文德斯借用纸和笔，说的是词与物的关系，哦不，说的是词、物、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有对文字有责任感的人，都会纠缠于这个关系，一生一世，永不停息。
我倒很想和文德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后来，他与文德斯见面的时候，曾经想把这问题拿出来讨论一番，
但终究没有。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拿到芸娘的客厅里讨论。他倒是问过文德斯，为何要反对季宗慈出版何为教授的书。文德斯说，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对于季宗慈编辑出版的书，从版式到纸张，他都觉得俗不可耐。
“也包括我的书吗?”
“你的书如果不是他出版的，该多好。”
还好，听上去他并不是反对我的书，而是反对我的书交给季宗慈出版。应物兄心里踏实了许多。应物兄又问了一句，是不是因为柏拉图对商业存有巨大的成见，而老太太刚好是研究柏拉图的，所以文德斯也就更加反感作为书商的季宗慈?文德斯犹豫了一下，说：“你对柏拉图好像不是太了解。”接下来，文德斯委婉地给他上了一课：东西方先哲大都瞧不起商业贸易，柏拉图尤其如此，但柏拉图也充分肯定过商业贸易的合理性，认为城邦里离不开那些店老板、小商人和大商人。文德斯说，柏拉图只是对一个国家过于看重钱财，把商人的地位抬得很高而忧虑重重。当你过于尊重钱财，善德与善人便相应地不受重视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歌颂富人，鄙视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也就危如累卵。道德堕落必然导致寡头政治，这是因为那些富人会通过立法，来确立并保持自己的寡头地位。寡头政治所认为的善也就成了恶，最大的善就是最大的恶。
“不过，我反对把老太太的书交给季宗慈，并不是因为他是书商，也不是因为他对老太太的不尊重碰巧被我撞见了，而是因为我知道，季宗慈只不过是要用这样一本书，来证明自己的善。”
这会，他以为季宗慈会让他去说服文德斯，正想着如何推托，季宗慈说：“那个小兔崽子，他说不让出我就不出了?他不是刚出了一本什么《辩证》吗?把我惹急了，我组织一帮人挑错，再组织一帮人告他，说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你看我不灭了他。”
也真是巧了，这边正谈着文德斯，文德斯把电话打来了。打的是季宗慈的座机。季宗慈说：“哎哟，是何为先生的高足啊。何为先生病情稳定吧?我时刻挂念着呢。”过了一会，他又听见季宗慈说道，“这你无须担心了。不是有句话吗，猫有九条命。我会派专人照顾的，我专门为它配备了医护人员。”
这时候，艾伦来电了，说敬香权的事已经查清楚了。
她说一会就回来，见面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