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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状元媒 (三)

所属书籍: 状元媒

母亲长得美,这是老天爷的赐予。我没见过那位失踪了的山东外祖父,或许母亲的长相随他也未可知。我常常惊奇,小家出身的母亲,何以能有如此精致的相貌?母亲一生所生三个女儿,其中两个都像她,只有我和父亲接近,这让我觉得遗憾,倘若我有母亲的相貌,父亲的才华,那将何等了得!姐姐们说,天下的精彩哪能都给了你,老天爷右手给你一块金子,左手就会剜去你一块肉!

母亲的美丽是美在她的头发上,她那一头浓浓的头发,让当今任何一个秀发模特广告都无法与之相比。母亲告诉我,她做姑娘的时候梳一条长辫子,辫根扎着红头绳,辫子粗得一把攥不过来,一直垂到脚后跟。因辫子粗而长,碍事,母亲不得不把辫子一圈一圈盘在头上,如同顶了个大盘子。这种发式让母亲在南营房有了个小名,叫“盘儿”。南营房的街坊们都知道盘儿,都喜欢盘儿,她是那儿大众的闺女。母亲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梳着发髻的,别人,比如刘妈的发髻里面都藏着假发,母亲却没有,她用的全是自己的真头发。母亲的发髻上不戴首饰,夏天是两枝院里的白玉簪棒,春天是一簇紫丁香,两朵红石榴,只有正月过年的时候母亲才戴花,是一朵精致的红绒花。红绒花是老北京的特产,以东安市场出售的最为地道,一根栽着红绒的铁丝,盘成了各式花样,精致、喜庆、温馨、亲切,可惜,北京的红绒花现在已成绝品,六十年代以后再没见过。母亲死后,我为她梳理头发,彼时她已改变了发式,变做了半边有发,半边光秃的阴阳头。梳理有发的半边,我发现母亲虽然有了一把年纪,那乌黑浓密的头发,竟无一根杂色,在灯下闪烁着光泽,至死不变。

父亲跟母亲比差了许多,娶我母亲的时候他已经谢了顶,被小辈们叫为“秃爸爸”。“秃爸爸”不是儿子们叫的,是侄子们叫的,满人喜欢将亲近的人喊做“爸爸”,此爸爸非彼爸爸,真正的爸爸得叫“阿玛”。我管我的姑姑叫“姑爸爸”,除了亲切还有尊敬的意味在其中,正如同光绪管慈禧叫“亲爸爸”一样,绝没有父亲的含义在其中。我长得像父亲,头发也随父亲,稀少柔软,不加修饰,一脑袋黄毛便太阳神一样地张扬着,绝无秀美可言。看着姐姐们满头的大波浪,除了嫉妒便是觉得造物的不公。

美丽的母亲一直待字闺中,到了三十岁才出阁。这样的老姑娘别说在七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属于“老大难”范畴了。我问过母亲为何不嫁,母亲说,你姥姥、姥爷都去世了,你舅舅还没成年,我嫁了,他靠谁?

母亲的确是等到舅舅立业以后才结婚的,母亲结婚那年舅舅19岁,19岁的小伙子应该能顶门过日子了,可是却没有。我舅舅心存高远,却不喜欢念书;对什么都有看法,却不敢出头,属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类。他干什么都没长性,至今我说不清楚我这位舅舅究竟是从哪个岗位上退休的,他当过巡警(胆小),跑过五金小买卖(全赔),开过酒铺(有始无终),卖过棺材(被抢),当过中学工友(半学期),做过话剧演员(龙套),解放后在国营食堂炸过油饼,在农场养过猪,在家具厂当过设计,在马路上铺过沥青……变化多端的舅舅成为我母亲一生的包袱和心病。

我问母亲在她三十年的南营房生涯中,遇没遇到过让她心仪的人。母亲问我什么叫“心仪”,我说就是喜欢的男朋友,初恋的情人,甚至是单相思的对象,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我们班的男生刘大可,到了呢,什么结果也没有。

母亲想了半天,最后摇摇头。

三十年的女儿生活竟是一片空白,不可思义。我说,男朋友女朋友总是有吧?

母亲说,男女朋友当然有,多着呢。

我说,捡关系最近的说。

母亲说,关系最近的,男的叫李震江,女的叫“碟儿”。

我说,就说说这个李震江。

母亲说震江的故事可多了,他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家在朝外东森里住,是种藕的农家子弟。

我查了北京旧地图,东森里在南营房的西南边,秀水河东边,那里的确有片水洼叫莲花池。听老人说,莲花池旁边有十几家妓院,属于四等窑子,那里的妓女多是年老色衰,进门就上炕的角色。莲花池妓女所接的客人是赶大车、拉排子车的苦力,也有在京东八县作案的土匪和盗墓的贼人,常常地警察在这里抓获到有命案在身的要犯或是江洋大盗。我后来跟老纪说过李震江,老纪的看法与母亲不同,老纪说李震江是莲花池妓女的孩子,是有人暗地里出钱,让这孩子念书,所谓“种藕的农家子弟”,那是假的。

相比较,我更相信老纪的话,真是“农家子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儿子一样地陪在我外祖父身边,不会唱只有妓女才会唱的小曲儿。我听过一段母亲跟李震江学的曲子,说的是一个妓女死了,被人用席一卷扔到了芳草地的滥葬岗:

……

前头露着青丝发,后头露着绣花鞋。

南来的乌鸦鵮了奴的眼,

北来的饿狗掏了奴的怀。

一个说“掩上几把土吧”,

另一个说:“人家交代得清楚,

咱们是管抬不管埋”。

……

曲子很长,连说带唱,我能记住的也就这么多,这样的曲子除了妓女以外,别人大概编不出来。

我从母亲的叙述中,感到了李震江这个人物的诡秘虚幻,他往往和一些灵异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短命是必然的。母亲说有一天天还没亮,她到东大桥去给她的继父买油炸鬼,本来坛口的烧饼铺旁边就有卖的,她的继父说坛口的油炸鬼不如东大桥的焦脆,就得绕远出荣盛夹道去东大桥。东大桥是朝阳门外街铺的东极限,过了那座不高的白石头桥就是一片荒地,萤飞狐蹿,乱冢杂陈,是处决犯人的刑场。清朝,刑场带有震慑作用,一般都选在人口密集的市场附近,宣武门外的骡马市大街,菜市口,都是杀人的地方。到了民国,刑场就改到了东大桥的南边,芳草地的北边,这片相对空旷的地界。为此,朝阳门外便应运而生了不少棺材铺、寿衣店、裱糊铺、杠房。

母亲说她和震江最爱看的就是“出大差”,“出大差”就是杀人,把犯人从交道口的顺天府,即现在的教师进修学校押出来,走东四牌楼,过小街口,出朝阳门,专挑热闹的地方走,带有游街性质,到了东大桥就算是到了终点,当然也是犯人人生的终点,所以,一出朝阳门,犯人自知路快走完,没有多长的活头了,往往要闹些节目出来。逢有“出大差”的时候李震江必定要逃学,带着我的母亲早早地等在朝阳门门脸儿,站在人群的最前头,眼巴巴地朝西瞅。远远地看见“出大差”的队伍从小街口那边过来了,驷马狼烟地走得很快,为什么快呢,是怕有人劫法场。我对这点很能理解,少年时看《水浒传》,那些英雄们多是从法场上被救走的,比如宋江、卢俊义什么的。到了民国这会儿跟宋朝就不太一样了,“出大差”最前头走的是马队,十几匹马走得很威风,中间是背枪的士兵,脸上淌着热汗,跟在马后头,一溜小跑。兵后头是三匹马拉的胶皮轱辘大车,有时候一辆,有时候几辆,这要由处决犯人的多少决定。被杀的人坐在车当间,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招子,招子是白木头排子,上头写着处决的由头和姓名,字上画着红圈,但凡谁背上了这个玩艺,那是必死无疑,绝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车过朝阳门,有的犯人吓得屎尿全出,脸色青绿,人还没有死,魂魄已经飞了。这样的“出大差”让观众失望,觉得不过瘾,就挑唆着犯人折腾。母亲说,平日震江挺腼腆的,连大声说话也会脸红,可是这会儿,却好像换了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震江了,他朝车上的犯人使劲喊,“爷们儿,唱一段嗨,别老闷儿着!”

一个西山的土匪,走到朝外“顺永油盐店”门口不走了,要喝酒吃肉,油盐店哪有酒肉,掌柜的让伙计给沏了碗红糖水端过去,犯人喝了糖水还不走,人群知道这边有乐子,都往这边涌,一时就有点儿乱。那个犯人看见挤在前头的一个胖娘们儿,张口便说,美人儿,跟我一块儿走吧!

那娘们儿也不含糊,立即回应道,我嫌你没脑袋!

喝了红糖水的西山土匪,后来披了“顺永油盐店”旁边“同聚隆布店”送过来的七尺红布,才往前走了。

朝阳门外的人管油条都叫油炸鬼,大概跟刑场在此的心态有关。母亲说那天她买完油炸鬼正要往回走,却看见震江直直地跪在桥底下,母亲过去叫他,他不理,拉他,他也不起来,眼睛傻愣愣地瞪着。母亲说震江跪了有些时候了,夹袄都让露水打湿了。一个赶大车的从桥上过,见了这情景,二话没说,围着李震江转了两个圈,把鞭子甩了几声响,这一来,李震江的眼珠才会转了,长长地嘘了口气,瘫坐在地上。母亲问他跪在这儿干什么,李震江说他在“等着挨头刀”。赶车的说这是“撞克”了,也就是撞上了游荡的孤魂野鬼,让鬼给拿住了,幸亏是遇上了他,换了别人,李震江的小命早叫恶鬼揪走了。赶车的说他每天出来早,天不亮,路上没人,什么都能碰上,马耳朵一乍,他就知道周围有不干净的鬼魅了,啪啪甩两下鞭子就把什么都破了。母亲说,赶车的鞭子稍都是狗皮做的,狗能破邪,平常说的“狗血淋头”就是指这种事儿,任甚妖魔鬼怪都嫌狗身上的东西。

我说李震江的表现是典型的臆病症状,大概是“出大差”看得多了,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个李震江,平日身体大概不是太好。母亲说震江身体很棒,冬天穿条单裤在雪地里跑,头上还冒热气。

可是“头上冒热气”的李震江却突然地死了,听说死的时候连《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第一”还没有念下来。李震江的死因是给母亲家修房,他和泥的时候光着脚在掺了麻刀的泥浆里踩,不知被什么划破了脚板,也没在意,不几天却死了。我说李震江是得了破伤风,这样的事情搁现在打点儿疫苗,绝不至于要命。母亲却说震江是碰上了鬼。

外祖父在东狱庙的西跨院教书,晚上不回家,就住在庙里,外祖母带着襁褓里的陈锡元每天下午过去陪着外祖父。天天晚上,母亲要挎着筐子,里面装着陈锡元的尿褯子和父母晚上的夜宵给送到东岳庙去。李震江的任务是陪着母亲送东西,再把母亲护送回南营房,然后自己回家。

东岳庙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是百鬼之帅,专门主管死生的大神,东岳泰山,是连皇上也要去封禅的重要地界。北京东岳庙气势肃穆阴森,前后六进,院落层层相套,内里有十八层地狱,有各样恐怖狰狞的塑像。母亲将李震江列为她的男朋友,我可以想像,一对小男女在夜晚的时刻穿越大街小巷,进入鬼气森森的东岳庙的情景,恐怖、压抑,再加上惊慌,共同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不是男朋友也是男朋友了。

东岳庙因为在京东,在大路边,交通方便,还承担着一个任务,停灵。北京人有习惯,死在外地的人叫“外死鬼”,灵柩不能进城进家,必须停在城门以外,东岳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理想的地方,这种做法叫“停灵暂厝”。与此同时,有些客死京城的外地官员、商人,也将灵柩停在庙内,以备择日还乡。东岳大帝是主管阴间事物的神,将灵柩停放在庙里既便于探望、祭奠、启运,又能得到神的垂护保佑,一切顺理成章,对庙里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到庙里给外祖父送东西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外祖父的房里还亮着灯,跨院北屋,也亮着两盏油灯,照着下午才停进来的两口棺材。听说是宋哲元手下一个姓张的师长和他的副官,不知为什么死了,临时停在这儿。宋哲元是著名爱国将领,那时候在北平,是个头等大的官儿。大官儿底下这两个人的棺材却枵薄得可怜,自抬进来便有殷殷的血迹渗出,把整个西跨院弄得满是血腥之气。母亲说那天她和震江一进院,头发就发乍,身上起鸡皮疙瘩,西跨院的北屋常停灵,新的旧的,有的一搁十几年,习惯了也不觉怎么的,可这回不一样,越往里头走心里越发瘆,棺前两盏半明半灭的油灯,远远望去,鬼火一样闪烁,她和震江谁也不说话,加快了脚步往东屋走。母亲说可就那么巧,一抬头,他们同时看见了西墙根底下站着两个人,两个人见他们进院,立即背过脸去,面墙而立,一动不动。震江慎不住了,大喊一声,见鬼啦!

母亲和李震江一下钻进房内,将所见跟外祖父学说,外祖父不信鬼,说他在庙里教了十几年书,十几年来在西跨院停过的灵柩不下百数,从没见过什么鬼魅。说着推窗而望,只见西墙下一片月光,哪里有什么人影?

母亲说,震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出那声喊叫,或许那两个鬼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让震江一喊,点破了,一股冤气就扑过来了,要不震江怎会第二天就扎了脚……

我是不信鬼的,让母亲一说,从后脊梁冒凉气,打听过这个故事就再也没进过东岳庙,当然也进不去了,解放后东岳庙被某个单位占用了,听说是警察学校之类,我想,真要这样也挺好,警察们能镇得住一切东西。李震江的逝去究竟给母亲带来多少伤感,至今让我揣摩不透,从母亲带有神秘色彩的叙述中,我感到很大成分是在给我讲一个鬼怪故事,而不是在谈自己的情感历程。那个走进母亲视野的,出身模糊不清的青年,过早地消逝在了朝阳门外的土地上,除了我在本篇文章中的提出,大概世界上没有谁再记得他,再知道他。写下以上文字,是替母亲存念,也是对曾经短暂生活在朝阳门外一个普通北京青年的追记。

他叫李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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