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小放牛 （七）
1966年初，进了敬老院从未到过我们家的张安达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堂屋里。
那是个冬天，天气很冷，我放寒假正在家。
我也有几年没见张安达了，这次一见不禁大吃一惊，一个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的老头，黯淡得如同一块破抹布，坐在东墙的椅子上，跟墙上的古画连成一个颜色。我父亲坐在太师椅上，他上手“客”的位置空着，我知道，再怎么让，张安达也是不会坐上去的，甭管时代怎么变，张安达内心的规矩不会变。
张安达见我进来，站起来请安，迫使得我也回了一个蹲安，心里颇觉好笑，这套礼节多年不用，几乎忘光，让五姐看见保准又得说我是“残渣”了。张安达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说，小格格几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走街上怕认不出了。
我说我休了几年学，现在才上高三，今年夏天该考大学了。
张安达说，我到府上送白肉的时候，还不到这个岁数……
张安达边说边拿手巾哆哆嗦嗦地擦眼睛，那里头老有泪水流下来，也不知道是伤心也不知道是病。张安达的围脖拧成了一条“绳子”，乱糟糟绕在脖子上，使那难看的皮肤松弛的脖子更加难看，但仍能看出，“乱糟糟”是毛料的，有着黑色的条纹，就是说，它曾经鲜亮过，辉煌过，现在旧了，毛都磨光了，还在尽职尽责地起着保暖作用。张安达脚上穿着五眼灯心绒毛窝，还是八成新的，但是绒面已经被汤水油渍污得一塌糊涂。毛窝是白塑料底的，塑料底在当时属于时髦范畴，无疑是他女儿张玉秀从商场弄来的。张安达曾经剃过“去青”的脑袋上顶着一个不灰不蓝的棉帽子，棉帽子一个耳朵耷拉着，一个翻了上去，帽檐开了线，用白线匆匆连缀了几针，那几个白线脚就明目张胆地直往外跳……
这就是我小时候看上的牧童哥吗？这就是穿着灰哔叽长袍，风流倜傥的张安达吗？春尽有归日，老来无去时，我们家那位“小村姑”，现在仍旧光鲜得如同三春牡丹，可眼前的“牧童哥”却眼昏手颤，连步子也迈不利落了。
满脸褶子，说话没有底气，蔫声细语，倒更像一个老妪。
太监原来这般不禁老！
张安达来我们家还是没有空手，这回带的是我在他们家见过的那套粉彩薄胎西洋美人茶碗和茶碟，张安达跟我父亲说这套瓷器是他十六岁那年演《小放牛》，敬懿太妃的赏赐，这些年他一直留着。洋人送给太妃的，想必是很珍贵的物件，他在敬老院用不着这东西，送给我父亲还能是个念想。
父亲看了碗底的字，说上头确有英文“敬送敬懿皇贵太妃”的字样，是英国人送的，这个碗是喝红茶用的。张安达说我父亲留过洋，又懂陶瓷，这套碗到了我父亲手里也算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归宿，夙愿堪偿，他替他的碗高兴。我记得这套茶碗张安达跟老张说是从崇文门鬼市上淘换来的，看来鬼市的说辞是虚，是遮掩，是张安达怕在外人跟前露白。低调做人，小心做事，是他一辈子为人宗旨。
父亲对张安达送来的茶碗没有拒绝，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回赠东西，张安达送过碗之后再没话说，倒是我父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些没用闲话。母亲拿来五姐由紫阳带来的橘子让张安达吃，张安达哪里吃得了，他嘴里一颗牙也没了。张安达问了五姐的情况，母亲说让孩子拖累着，怕再没有闲心唱戏了。张安达说，五格格天生嗓子嫩，扮相靓丽，演小村姑得天独厚。
母亲说连五姐的女儿现在都到了小村姑的年纪了，她再不是当年了。张安达遥遥头，喟然长叹，儿女催人老啊。
末了张安达说要到西院看看完颜姐夫去。
母亲说老姐夫屋里不生火，寒气大，怕是待不住，他们练功的人爱清冷。张安达说不碍事，当年他在寿康宫，冬天除了老太妃的小暖阁地上有火道，别的地方都跟冰窖似的，他打小冻惯了。母亲让我陪着张安达上西院，说院里上上下下的台阶多，留神别磕着碰着。
父亲送出了房门，站在台阶上跟张安达告别，这是以往没有的，张安达有些受宠若惊，回过身给父亲请了个双安，这个安请得直起直落，利落优美，仿佛当年牧童哥的影子又回到了张安达身上。
我搀扶着张安达上西院，张安达的腿明显地迈不开步了，几乎是在蹭，不是我扶着，有几登台阶他可能都上不去，我真弄不明白，这个老爷子是怎么从前院蹭过来的，这得花费他多大的精力啊。张安达穿着厚厚的大棉裤，裤脚绑着，隐隐地从那大棉裤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儿。一辈子都是从别人角度体谅事物的张安达，一定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在西院角门前他站住了，不安地对我说，不用扶了，我可以扶着墙自己走。
看着枯槁孤单的张安达，我内心一阵悲凉说，安达，您见外了，我是您看着长大的啊……
张安达一双浑浊的眼里有清亮的泪流了出来，执巾搵泪，唉了一声说，没法子，到老了，尿就管不住了，这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那个刘掌案，还没到六十，裤裆就老是湿的了，味气忒大，众人避他唯恐不及，没人愿意到他跟前去，在庙里住着，我半个月过去给拆回棉裤，送点儿吃的，怎的也是师徒一场……我明白这个，前年夏天，我就搬到了前院门房，同屋人家没说什么，咱们自个儿得自觉，不能招人讨厌不是。
我说，安达，我还记得您演《小放牛》的模样，多好看的一个牧童哥呀，后来看过很多牧童，都没您演得好。
张安达说，《小放牛》是个梦，年轻的时候常做梦，现在成宿成宿地醒着，甭说梦，连觉也没有了。
张安达说着指了指西偏院说，还不如完先生，人家压根就不睡觉。
我说，安达，您这一辈子不容易……您心里苦……
张安达说，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丫头，安达没有白疼你。
我注意到，此刻张安达将我呼作了“丫头”，不再是“格格”，就是说，我这个人在他的心里得到了认同，这是我至今想来都感到欣慰的。上北屋台阶的时候，我用左臂端着劲儿托着张安达的右手，张安达的手明显地向下用力，他对这个姿势很熟悉，是的，他用胳膊给当年的主子当惯了着力的支点……
如母亲所说，老姐夫屋里没生火，冻得人根本坐不住，一说话从嘴里冒哈气。两个老人见了面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说，老姐夫说今年冷得厉害，他房檐下的一只家雀冻掉了两个趾头；张安达说前儿个他吃了一碗地道小站米饭，香得他想哭；老姐夫说他糊灯笼的活没了，现在没人打灯笼了；张安达说前院门房的烟筒跑煤气，一添煤就炝得人咳嗽，一咳嗽他就往外叽咕尿；老姐夫说西口小铺的白薯干酒来自河间府，味道还正，一毛二一两，一毛的不行，兑了水；张安达说听说北京住楼房的都有暖气，不用添煤，自个儿就热了，屋里角角落落都是暖和的；老姐夫说，那是干部们才能享受的，比如她五姐……
张安达说，我这辈子一直纳闷，我糊的鞋匣子怎么老是歪的。
老姐夫说，那是你第一道线就没叠直，第一道线是关键，再往下找垂直就行了。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闲扯，冻得流清鼻涕。
那天，从老姐夫屋里回去的时候，张安达留给了老姐夫一个手巾包，他没说是什么，老姐夫也没问是什么，或许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包很不重要，远不如他们谈论的糊鞋匣子难以掌握的技巧问题。我对那个包更没在意，想的无外乎是几颗花生米，两块豆腐干……
临回敬老院，张安达不住地四下张望，我知道他是在寻找莫姜，我告诉他莫姜把活辞了，她男人刘成贵瘫了，离不开人。张安达说，一家子团圆了，好！好！好！
张安达一连说了三个好。
将张安达送回敬老院，我回到母亲屋里，母亲正和父亲谈论张安达。母亲说张安达也是奇怪，好些年不来，三九天，天寒地冻地跑到后院来，什么事儿没有，就送一套碗，然后干坐着。
父亲说，张安达哪里是送碗，他是辞路来了。
母亲不说话了，屋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的心沉沉的，陡然地增加了许多惆怅。
“辞路”是旗人的传统规矩，老人年纪大了，趁着还能走动，最后一次出门，到亲友家去，叙叙旧，聊聊家常，并不说离别的话，免得让对方伤心，但暗含着有道歉辞别的含意，意思是交往一辈子了，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希望能谅解担待。辞的和被辞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最后一面了，只是不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罢了。
事后我才知道，张安达留在老姐夫屋里的不是花生米，也不是豆腐干，是钱，是他一生积蓄的剩余，一半给了张玉秀，那个受他折磨而无怨无悔的闺女；一半给了我的老姐夫，贫穷的老朋友天津人完颜占泰。
春节到了。
大年初一天刚亮，我们家被一阵激烈敲门声惊醒，母亲让我出去看看是谁这么早就来拜年了。
我冒着雪打开街门，几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照直就往院里闯，我张开胳膊往外堵，哪里堵得住，那口棺材到底进来了，停在院子里。我说，你们往我们家送棺材什么意思？
他们说，是你们打电话让送的。
我说，谁打电话你们给谁送去，我们没打电话。
他们说，你这人，这事能闹着玩儿吗？
我说，我没跟你们闹着玩儿，是你们跟我们闹着玩儿。
对方说，这里不是2号吗？
我说，没错，2号。
他们说，那就对了。我们就是给2号送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老七回过味儿来，从屋里跑出来说，我们这儿是2号旁门，你们找的2号在前头，是敬老院。
送棺材的说，这可不怪我们，谁知道2号和2号旁门是俩院子。
我说，呸！晦气！
另一个说，小同志你别这么说，大年初一就给您家送材（财）来，您家今年准升官又发财！求之不得哪！
我说，去你妈的吧！
一个年纪大的说，大年下的，怎么张口骂人？
我说，没揍你们就是好事！
几个人自知理亏，不再计较，将棺材吭哧吭哧又弄出去了。
回到屋里，我看见父亲靠在被子上，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他活了一辈子，还是头回遇上这样倒霉的事情。老七说，都是“旁门”闹的，大年初一来这么档子事儿！
母亲说，老七你跟丫丫把院里的雪扫扫去。
老七说，大过年的不兴扫地。
我把他拽出来说，让你扫你就扫，说那些个话干什么！
足不出户的老姐夫那天破例从西院走出来，站在院里凝神壹志地朝天上望，天空阴霾灰暗，雪花从虚渺的高天飘摇而下，无声地落到地上。我问老姐夫看什么呢，老姐夫说，这雪还没下透，待会儿有场暴雪呢。
我说，下雪好，瑞雪兆丰年！
老姐夫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说，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老姐夫没接我的茬，仍旧朝着天上呆望，将眼神送得极高极远。我正随着老姐夫的眼光寻觅，猛听前院有人撕心裂肺地一声哭喊，爸爸–
哭声一时不可遏止，有人劝阻，号啕变做了压抑的哭泣，边哭边在诉说。老七说，听声音好像是张玉秀。
的确是张玉秀，张安达于除夕夜里溘然长逝，那口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却送错了地方，进了我们的家。他的女儿得到消息赶来了，一身重孝，送来了她父亲的“根”，那是她父亲生前反复交代的，父亲说女儿是他此生最贴近的人，是亲人。
太监张文顺完完整整地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全须全尾”。
同年八月，莫姜死了。
我的父母也过世了。
年初一那口不吉利的棺材，让我至今耿耿于怀。
不久，我被安排插队，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