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要剛剛下發,洛新光就打來電話,說是要來彙報工作。洛新光的低姿態,很難說不是一種試探。唐小舟如果不仔細應對,甚至受之泰然,就可能出大麻煩。綜合一處是常委辦分管的部門,唐小舟進入辦公廳,洛新光一直是他的上級領導,並且是直管領導,彼此打過不少交道,雖然沒有很深的交情,表面上的關係,還是不錯的。加上唐小舟對於常委辦的相關工作還算熟悉,所謂彙報,根本談不上,只是新的職務定位之後,一次例行的接觸。唐小舟突然想,自己和洛新光之間,一定不能出問題,否則就玩不下去了。不出問題,就需要彼此之間的私下接觸。唐小舟進去之後,立即將那條煙扔給洛新光。洛新光自然要客氣一番,說,唐主任,你這是什麼意思?唐小舟說,我不抽煙,放在我那裡是浪費,物盡其用嘛。洛新光倒也不客氣,笑納了。唐小舟又說,中午一起吃個飯?洛新光說,唐主任新官上任,這個飯一定要吃。不過,中午恐怕不行,已經安排了。唐小舟暗想,這是明顯的推脫,如果洛新光也有同樣的意思,一定會推掉別的事。看來,此事還得從長計。離開洛新光的辦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訪辦恐怕也得主動去拜會一下。信訪部門是一個極其特殊的部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在省委,叫信訪辦,在政府,叫信訪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個地方。同時,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設有辦公地點,以便隨時應對這兩個重要機構出現的群訪事件。這個部門的工作難做,還因為有兩個婆婆,省委辦公廳管著他們,省政府辦公廳也管著他們。下午,唐小舟先給信訪辦主任孫志華打了個電話,然後驅車去信訪辦。孫志華已經五十六歲,副廳級。在這個年紀,升上正廳的可能還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經沒有了。孫志華在副主任職位上幹了十年,又在主任職位上幹了八年。在信訪工作這個領域,沒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績。無論哪一任哪一位首長,對孫志華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職位,就是提不起來。提不起來,有個非常大的原因,難以找到替換他的人。一個人當官,當到無法替換的程度,也是一個大悲劇。據說,省里為了肯定孫志華的政績,正準備解決他的巡視員待遇。孫志華自然清廷,自己這一輩子,大概是要在這一職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廳級幹部的,都有些年齡,頭髮大多已經花白,為了顯示自己還年輕,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會染髮。孫志華的頭髮沒染,已經全白了,看上去,就一乾瘦的老頭。
唐小舟到達孫志華的辦公室,孫志華主動過來和他握手,算不上熱情,但也並不冷漠。唐小舟能夠理解,孫志華當副廳級幹部的時候,唐小舟還什麼都不是,現在,大家都成了副廳級幹部,唐小舟還要分管他,這種尷尬,用語言是很表述的。孫志華自然會稱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釋,希望稱呼自己名字。他很誠懇地說,自己只是小字輩,什麼都不熟,還希望孫主任以後多多指點。說話的同時,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條煙。孫志華倒也沒有假意推脫,只是看了一眼,說,我都已經老朽了,未來是你們這些後生晚輩的,應該我向你多學習才是。唐小舟明顯從他的話里聽到了情緒,卻又無可奈何。洛新光和孫志華,是擺在他面前的兩大打子,如果能夠將這兩大打子拔掉,他未來的路,才有走穩的可能。若是拔不掉這兩大打子,他的麻煩就大了。但怎麼拔這兩顆釘子?實際上,他的面前,僅僅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搞統一陣線,讓這兩個人成為自己的同盟。這兩件事,確實是太有難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無路可走。時間過得很快,唐小舟還沒把這兩件事理出頭緒,趙德良出訪的時間到了。近年來,公費旅遊,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非議。另一方面,不僅國家層面需要外交,省級層面,同樣需要。隨著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入,省級外交越來越頻繁。正是利用這一特點,很多政府官員,借著考察學習之名,行公費旅遊之實。唐小舟跟在趙德良身邊三年多時間,隨同趙德良出訪的機會還挺多的,分別去過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歐洲等地。唐小舟發現,趙德良每次出訪,雖然帶有經濟交往等方面的任務,同時,他也夾帶了一件私人事務,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國的公務員制度。趙德良之所以致力於公務員制度研究,顯然因為他覺得中國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是存在問題的。過去的舊中國,一律將公務員稱為官,而新中國成立後,給了公務員一個全新的名稱,叫幹部。在新中國創立者心目中,公務員只有工作職責的區別,而沒有地位的差別,至少在幹部這個層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差別永遠是存在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決策和執行。一個領導幹部,如果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且不說工作效率會受到影響,工作程序也會完全混亂。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決策官和執行官為一體,相互交叉甚至彼此爭權。
新中國成立之初,將幹部劃分二十四個行政級別,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級,最高的是行政一級。這種行政分級制度,實際已經向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靠攏,與中國傳統的九品制相比,已經進步。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工資改革,而新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沒有與行政二十四級掛鉤,二十四級制也就終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與二十四級制並行的五級行政制,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和科級。每一級,又分為兩級,實際是十級,再加上不屬於行政級別的股級。這種分級,顯然存在很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決策官和執行官混為一談,沒有區別。第二大問題,越往上,級別的跨度越大,升級的難度也越大,最後形成了一人一級的局面,而這所謂的一人一級,又不是公務員體系的制度性規定,變成了一種人為的東西。權力結構的隨意性,導致了決策和執行的隨意性。此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就沒有解決也從未提上解決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數人能夠沿著權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絕大多數人,都在這種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並不善於行政事務,卻在業務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遷通道,他們要麼丟棄自己最在行的業務工作,轉向自己並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級別上面,個人利益受到巨大影響,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多勞多得原則。紀律部隊在後來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層警員,因為他們的年限以及實績等,也可以升上較高警階。部隊也是如此,技術兵種可以單列于軍街之外。但這種改革,顯然還不徹底,警街制中,警街實際成了官街的另一種表達,一個技術派警員,即使你能幹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監。政府機關公務員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輩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級,你仍然只是一個普通科員,薪酬待遇,跟不上來。後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出台了一種補充制度,也就是科員制,在科級幹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員和主任科員。在處級幹部中,有副調研員和調研員。在廳級幹部中,有副巡視員和巡視員。表面上看,這種設置,是為了解決某些非政務員的升職通道,但實際上,這個升職通道,是行政職務通道的一種補充,並沒有形成獨立的體系。這種非政務員體系的每一種級別,都是相對獨立的,根本不可能從一個級別升上另一個級別。除非你藉助行政級別完成這種升遷。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員,幾乎沒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員升上主任科員,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員,升上副科長,再由副科長,到達主任科員。如此一來,這一套體系,便不再是事務員體系,而是政務員體系的輔助體系。
中國人早已經了解權力結構的本質,是由決策者和執行者組織。在古時候,所有的決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稱為官,隸屬於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執行者,則稱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則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過去的行政機構比較簡捷,一個縣令,下屬只不過幾個部門,選擇吏員,相對不那麼複雜,一個府台,稍稍複雜一點,但屬下幾個關鍵部門,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台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員。所以,由官選吏,操作起來,比較容易,但也有弱點,很容易出現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新官上任,所有一切行政人員,全部換新,兩屆政府之間,便出現了斷裂。很多西方國家,也有官和吏的區別。比如日本,就有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別。政務官,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官,也就是決策者。事務官,相當於吏,是執行者。日本的事務官,可以擔任的最高級別是行政副職,只有政務官,才能擔任正職。香港也有政務官和事務員的區別,但香港的政務官和事務官,和日本還有不同。香港的這種區別,來源於英國。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政務官和事務官定義的國家。英國的定義,理論上和中國的官吏制是一致的,政務官,是決策制定者,事務官,是決策執行者。因此,政務官往往是議員等。事務官則是政府官員和僱員。這樣區分,在英關國家,行得通。但在中國,卻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中國的人大,是決策機構,類似於國外的國會,如果將人大劃入政務官,似乎說得通。但中國還存在一個黨委,黨委的主要職能,是決策,兩種決策之間,怎樣處分?如果說,黨口的官員屬於政務員,那麼,黨口還有些執行部門,是否就應該把這些部門劃歸政口?即使是政口,恐怕也不完全是執行,在怎麼做方面,同樣需要決策。這樣分法,顯然不如日本科學。此前,趙德良已經考察過英國和日本的公務員制度,這次去關國,他很希望深入地考察一下關國的公務員制度。關國公務員主要分兩種,一種是高級公務員,一種是普通公務員。高級公務員,基本相當於政務官,普通公務員,則相當於事務官。關國的各級政府首腦,均由競選產生,這部分人員,並不在高級公務員序列,任何人,只要夠競選條件,均可以參選某一級行政首腦。某個部長的級別待遇,遠遠高於一個縣長或者市長。他如果不想當部長而想當縣長,任何人都無權任命,必須參加競選。但在行政主官之外,一些部門首長,比如國務卿,各部的部長等,則由政府首腦任命。他們,就屬於高級公務員。關國的高級公務員,分為五個級別,如果用中國的級別套用的話,高I級相當於省部級,高日級相當於地廳級,高III級相當於處級,高IV級相當於科級,高V級就只能相當於股
級了。美國的這五級官員,並不屬於終身制,官員並不帶著級別走,而是級別和職位配套。也就是說,關國總統任命你為國務卿,或者某部的部長,你就是高I級。如果你先當某部的部長,後來又被總統任命為駐某國的大使。外交機構屬於國務院的二級機構,隸屬於國務卿,國務卿也只是高I級,大使就只能是高II級,你原來的部長級帶不走,只能就任高II級。在中國,這無疑屬於降級使用,但在關國,都屬於高級公務員,不存在降不降級的問題,僅僅只是工作崗位的不同。除此之外,關國各級政府部門,還有大量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屬於普通公務員,也就相當於日本的事務官。普通公務員分為十五個等級,每級又分十檔。關國的普通公務員,有一百五十個升職平台。這些升職平台,最直接的體現,是工資,當然,也包括相應的吏級職務。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在關國的公務員序列中,鐵打的營盤是這些普通公務員,無論政府首腦怎麼換,這些人,還是在為政府部門工作。除非發生極其特殊的情況,這類公務員可以說捧上了鐵飯碗。當然,與此相對應的是,他們的收入水平也會低於全國平均工資。關國公務員工資,是基本國定相對彈性的,所謂基本國定,是多年來,其工資均保持在相當穩定的標準之內,相對彈性,是指隨著通貨膨脹等,公務員的工資,差不多每年都會有微調,調整幅度,以通貨膨脹指數為準。關國公務員工資有三大參考標準,一是人均GDP,二是全國平均工資,三是全國最低保障工資。關國的人均工資,一般保持在人均GDP的百分之八十九,低保標準大致是人均GDP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會高於人均GDP,比如總統工資,高出八點四倍,副總統,高出四點七倍,最高級別的部長,高出四倍,州長高出二點六倍,縣長高出一點七倍。而普通公務員,會低於人均GDP,大多數甚至低於全國人均工資。唐小舟暗想,趙德良下一步,會不會在江南省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如果要改,他將會選擇哪個方向?是關國式的分級制度,還是日本式的政務官和事務官分列制度?如果讓他評判的話,他認為,在公務員管理制度方面,日本的比關國的更為先進。而無論是關國的還是日本的,都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官吏制度的影子在關國五天,接著又去加拿大,也是五天。除了趙德良考察人家的公務員制度,唐小舟對此亦充滿興趣,認真傾聽,仔細琢磨之外,其他事務,他都不太放在心上。整個這段時間,他思考最多的,還是怎麼處理同洛新光以及孫志華的關係。
在美國和加拿大,唐小舟分別買了不少札品,其中既有帶給一處的同事以及辦公廳領導的,更有特別為這兩個人準備的。唐小舟甚至想過,是否給兩人各送一塊高級手錶。轉而再想,這事不能幹,幾百關元的手錶,拿不出手,人家也戴不出門。若是幾千關元的名表,用人民幣來換算,就是好幾萬元。且不考慮他們是否接受的問題,假若他們想趁機做點什麼,只要把這表往上一交,唐小舟就難以說清。既然如此,帶點禮物,就僅僅只是一個意思,功夫還得另外做。從關洲歸來,趙德良並沒有返回雍州,而是留在了北京,他要在北京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徐易江已經提前趕到北京,等著趙德良。出訪團成員在北京散了,一部分在北京辦事,一部分乘火車返回雍州。唐小舟沒有必要留下,回到雍州。沒想到,雍州有一件事等著他了。如果不是想到要把禮物送出去,倒也沒事,至少,孫志華不知道唐小舟已經回來,或者唐小舟可以征個理由,避開這件事。唐小舟想,送禮這種事,宜早不宜遲,早點送出去,說明自己心裡有他們。何況,他們只要稍稍打聽,便能搞清廷,自己送給其他人的禮物,價值也就幾十關元,送給他們的,卻是幾百關元。正所謂千里送鶴毛,禮輕情義重,對待他們,唐小舟有所區別,就說明一種姿態。換個角度想,無論是洛新光還是孫志華,在辦公廳,都不能算是主流人物,得罪背後有趙德良撐腰的唐小舟,對他們並沒有絲毫益處。既然唐小舟如此主動,他們又何必做這個惡人?唐小舟沒有家人,也不用回家去向誰報到,第一時間回到了辦公廳,接著就去拜訪洛新光,然後又去拜訪孫志華。果然,和上次不太一樣,兩人的表情,都變得豐畜了許多。離開他們之後,唐小舟還暗喜,只要自己堅持,滴水石穿,相信一定可以和這兩個人融洽起來。晚上,唐小舟和冷稚馨一起吃飯。原本他想,吃飯的過程,應該是很愉悅的過程,畢竟,好一段時間沒見了,自己和她在一起,從來都是快樂的。可他沒料到,自己太長時間沒有接觸女人了,面對一個秀色可餐的女人,已經不是享受,而是煎熬。最初,他是準備安排點活動的,又擔心真的有什麼活動,自己會陷進去,無法自控,只好提前結束,各自分手。回到家雖早,卻並不好受,折騰了大半個晚上,直到凌晨兩點多才睡。因為趙德良不在雍州,又因為住地離省委不是太遠,唐小舟沒太把上班時間放在心上,到達省委門口時,遲了約一個小時。他把車開到大門口,發現那裡站了很多人。他心裡一愣,暗叫了一聲不好,
群訪事件,讓自己碰到了。以前遇到這種事,他可以繞過去,也可以在旁邊找人聊上幾句,了解一下情況。畢竟,那時上訪事件離他很遠。現在不同了,他分管信訪部門,如果繞過去,實在說不過理。
不羅嗦,作者會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