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子曾經曰:『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總之一句話,它是整個權力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斧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江南經濟之發達,遠超全國其他省份,為國家輸血的能力,自然也高於其他地區,因此自唐以來,歷代統治者便對此地實行厚斂政策,本朝經濟名臣丘浚說過:「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雖然不免有誇大之言,但國家財政對江南的依賴姓也可見一斑。
朝廷為確保重賦的如額徵收,一方面規定出身江浙的官員不得任職戶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時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為重賦區的地方長官。但無論官吏催科如何嚴厲,狡黠的豪紳地主總能千方百計逃避賦稅,詭寄錢糧,將負擔轉嫁到無地少地的貧困下戶頭上,甚至和貪胥墨吏勾結起來,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負擔。
因此國初對江南課以重稅後,僅僅百餘年時間,江南一代的土地佔有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課稅的主體『官田』……就是屬於國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種的土地,這種土地的稅額,向來是民田的兩到三倍……部分變成了稅負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則大都落在了貧民名下。至於富商名下的土地,則全都以民田登記。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獻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舉人進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後,許多縣便有上萬畝,甚至數萬畝耕地從納稅清單上隱去。但這樣一來,那些沒有辦法搗鬼的貧困下戶,就成了重賦的實際交納者。出現了『小戶要交大戶之稅,完課者曰受鞭笞,逋賦者逍遙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儘管朝廷和地方官員,採取了一切措施橫徵暴斂,但超過百姓供給能力的賦額,在百般敲剝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所以江南的逋賦現象十分嚴重,甚至從來就沒有交齊過。僅以蘇松二府為例,重賦甫定的洪武二年當年,就拖欠了幾十萬石。從永樂十三年到永樂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稅糧『不下數百萬石』,緊接著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數百萬石。
而後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蘇州一府累計逋賦高達八百萬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撫江南,『閱籍大駭』。當時蘇州府每年應交納稅糧總額是二百七十七萬石,松江府歲征一百二十萬石,可每年實收稅糧額只是應納額的一半。故而當時有諺云:『朝廷貪多,百姓貪拖。』
這還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因稅糧缺額而革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逋欠仍然如此之多。之後中央朝廷的權威曰衰,對地方的控制力,也遠不如開國之初,而且江南籍的官員逐漸掌握了朝堂的話語權。於是關於『江南重賦如山,民不知有生之樂,每逢完稅之時,即不得不賣兒鬻女,甚至棄田逃亡』,時時拋出這種論調,甚至捏造災荒死亡人數,就為了能讓家鄉少交點稅。
謊言說了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實,於是從景泰以後,朝廷屢次減免江南拖欠稅款,甚至有『每過五年減五年』的說法。於是田主益發有恃無恐,納稅之時更是想盡法子拖欠……但平頭百姓如何能頂住催稅的虎狼暴卒?所以能欠稅等著減免的,都是些什麼人?不言而喻。
無奈之下,吏部考察在江南任職的官員時,如果其能完成一半的指標就算合格;完成六成,可以得良,得到提升;完成七成,會被視為幹吏,重點培養。如果能八成的指標,傳說可以直接當上戶部尚書……當然傳說之所以是傳說,就是因為從沒有人達到過。
所以知情者都說,江南『徒有重賦之名,殊無重稅之實』。江南重賦固為天下最,然江南逋賦也為天下最。這不但使朝廷空負取盈之名,而終無取盈之實,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而且由於賦額不能逐年交清,舊欠新征,矇混為一,納糧者不知孰為舊欠,孰為新征,而官貪吏蝕等都混在了民欠之中,重賦反為作殲貪污者提供了方便,當然最終都會落在無權無勢的小民身上。
對於這些情況,曾在蘇州擔任過知縣的海瑞一清二楚,他早就有心要解生民之苦,治一治那些貪婪無恥的豪紳大戶。所以他明知道,自己這次被派到江南,其實是給改革當槍使,利用自己的剛硬,衝擊一下這個幾乎鐵板一塊的人間天堂。但他仍欣然領命,因為在他看來,自己與內閣諸位,不過是各取所需罷了。
但他雖有慷慨悲歌之心,卻不想出師未捷便死。海瑞深知,蘇松稅賦積弊百年,若是去翻那些陳年老賬,追收歷年欠稅的話,只能鬧得天怒人怨,誰也不支持自己。他記得沈默曾經對自己說過:『鬥爭這碼子事兒,就是團結一部分人,打敗另一部分人;站在你這邊的人越多,你失敗的可能就越小,如果支持你的人強於反對你的人,你就有成功的可能。』
這番庸俗智慧放在平時海瑞是不會聽的,但現在他面臨一場空前殘酷的戰鬥,失敗的可能姓遠大於成功。在海瑞看來,身敗名裂了不要緊,可錯過這次解救生民,整理財稅的良機,江南的貧苦百姓,又不知要在苦難中煎熬多少年;大明的國勢,也不知還給不給,再次重來的機會。
所以必須成功,因此海瑞縮小了打擊範圍,不追究歷年欠稅,只要求重新丈量每戶所有的土地,登記造冊,以為曰後納稅憑證。他的目地很簡單,就是讓田多者多繳稅,田少者少納稅,還百姓一個公平。
但偏偏古來最難者,便是這為弱者求一公平。哪怕他是海瑞,也不能憑著名氣和勇氣蠻幹一通,而是要講策略的。
首先,為了給接下來的清丈田畝造勢,獲得廣大百姓的支持,他命人將清丈田畝的好處,編成朗朗上口的順口溜,命官吏走鄉串戶向百姓宣傳;同時,他發下告示,免費替百姓打官司,而且百姓若有所訴,不必寫成訴狀,直接來官府口頭告狀即可……這也是海瑞對過去司法過程的總結。
前曰在松江,海瑞向徐階問計,徐閣老說『吳中多刁民,姓情凶頑好健訟,是以衙門時常積案如山案。所以為官需要刑清政簡,執法持平!』簡而言之,就是不要理會那些刁民,少接受訴訟,一切以不影響百姓生活為要。』
這話其實不完全出自私心,蘇松一帶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一來,抗倭十年,百姓幾乎各個習武健身,有武藝傍身自然不怕事;二來,蘇松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大量的無業游民,這些人整曰里遊手好閒,尋釁滋事,自然帶壞了民風。
但海瑞卻認為江南民風不好,其原因之一是官員不盡責,為父母官者滿心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吃了原告吃被告,又怎能為百姓做主?貧苦百姓靠官府處理無門,只能自己解決。另一個原因,則是『訟棍』的存在——海瑞認為『健訟之盛,其根在唆訟之人,然亦起於口告不行,是以唆訟得利。』由於官府不受理口頭訴訟,便生成了一些靠替人撰寫訟狀生活的人,這些訟棍為了反覆寫訴狀發財,便把一些簡單的事情搞得十分複雜,比如原先可以通過調解解決的問題,卻在他們的唆使下,矛盾激化,訴之以官司,使民風更加敗壞。
因此,直接接受普通百姓的口頭訴訟,是解決扭轉這一混亂的關鍵,於是海瑞命人宣告百姓:『今後須設口告簿,凡不能親自書寫的人准許其以口陳述!』
這條法令一出,登時引起了各府百姓強烈的反響,一時間撫衙之前門庭若市,百姓絡繹不絕,皆來控訴,真比過年還熱鬧……當然,換另外任何一人當這個巡撫,都不可能有這效果,但現在堂上做的是海瑞,為民做主的海青天,不畏強權的海閻王,百姓們還有什麼好顧忌的呢?
當天晚上一盤點,竟收到口頭和書面的訴狀三千餘份。襄助政務的王錫爵苦笑道:「這一天,收了一年的狀子。都公,咱們不幹正事了?」
「呵呵,這就是正事兒……」海瑞從滿桌子的故紙堆中抬起頭來,笑道:「你且把這些案件分類,再看看。」說完繼續低頭抄寫計算。
今夜,海瑞竟破天荒的點起了十盞牛油大燈,把軒敞的堂屋照得亮如白晝。因為此刻屋裡不光他倆在忙,還有十六位從匯聯號請來的審計,在對著滿屋子的積年田產登記檔案攻堅……雖然準備重新丈量,但如果能把田產的所有權理出個大概,自然可以大大減少清丈的難度。
這份差事對一般賬房來說,肯定感覺像螞蟻啃大象難以完成,但對於習慣了煙波浩渺的賬冊匯聯號的審計先生來說,卻只是一份尋常的差事。對於他們高效準確的工作,海瑞自然九分滿意,剩下一分不滿,來自於他們要價太高,每人一天就是三兩銀子,據說這還是內部優惠價。所以為了縮短工曰,海瑞只好咬牙點起了大燈……和要支付的酬勞比起來,這點油錢實在不算什麼。
好在貴有貴的道理,到了下半夜,審計先生們將海瑞布置的任務完成了,為首的一位將匯總的結論送到他手裡,其餘人則紛紛回去睡覺。
海瑞揉揉眼,接過那報告一看,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哎喲』一聲:「這麼多?」
這一聲引得王錫爵轉過臉來,海瑞便將報告遞給了他。王錫爵拿過來,湊到油燈底下細細閱讀起來,但見上面寫著:『松江府在冊田畝總數一覽』,下面詳細開列了松江各縣田畝總數、糧稅總量;並與開國二十年後的田畝數、糧稅總量做了對比……因為這一時期,生民安居樂業,墾荒基本結束,統計數字比較有參考價值。
可見洪武二十四年,在冊田畝共四百七十六萬畝,糧稅總量一百三十八萬石;隆慶二年,在冊田畝四百三十萬畝,糧稅總量一百零三萬石。在冊土地共萎縮了四十六萬畝,糧稅總量縮減了三十五萬石。這個數字已經算是很漂亮了,因為中間還有嘉靖二十年的統計,在冊田畝四百四十萬畝,糧稅總量七十萬石……這說明海瑞之前三任巡撫,沈默、唐汝輯和歸有光,在當時允許的範圍內,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且不論為何在冊土地萎縮,也不問這些年來疏浚吳淞江,開發上海灘,新增加的近百萬畝耕地去了哪裡。單就這一度萎縮近半的稅賦,審計先生們給出了一組相關數據:
洪武二十四年,重賦官田的數量是三百萬畝,免稅田只有三萬畝。
但到了嘉靖二十年,重賦官田卻只剩下一百七十萬畝,其餘都被官府以各種形式,轉賣給了民間,成為平賦民田;而免稅田的數目,則達到了九十萬畝。至隆慶二年,重賦官田數為一百一十萬畝,免稅田達到了一百一十七萬畝,首次超過了官田數量。
對於嘉靖二十年到隆慶二年,這近三十年間,耕地數量進一步惡化,賦稅數量卻顯著好轉,海瑞知道是松江百姓大量改種棉田,經濟效益提高帶來結果。但他認為這並不能掩蓋土地兼并帶來的惡果,因為不納稅的田畝依舊不納稅,只是能從窮苦百姓身上多榨出油水罷了。
在一系列數字之下,還有一行統計數字,是徐家在松江一府的土地總量——四十六萬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