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翻遍史書,在隆慶六年下半年,就只有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葬大行皇帝於大峪嶺幾件事情,其餘一切都按部就班,與人們所預想的大相徑庭。
本來在朝野看來,新朝的大政方針既經發表,中樞人選也分別確定,沈閣老必然會銳意進取,想有一番作為,大家也做好了被蹂躪的準備。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年輕的首輔大人,似乎缺乏創造新場面的興趣,一切都遵循著原先的政策方針。
這不只是人們的猜測,甚至沈默本人也在不同場合數度表示說:『仆代高閣老為首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動,不是政策的變動。』所以高拱時期的一切政策要繼續執行,最多只會根據實際情況微調。
在私下裡,他對身邊人解釋說,當初高閣老制定隆慶新政時,自己全程參與,可以說,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浸在其中,所以雖然新鄭公去國,我還是要堅持執行下去。他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朝野的贊同,因為由高拱主導的隆慶新政,雖然只有短短四年時間,但效果極好,他不為了凸顯存在感而折騰,本身就是老成沉穩的表現。
轉過年來,改元萬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義宣布,在全國範圍推行條編之法,即所謂的一條鞭法,這項法令早就在許多地方施行,現在終於到了全國推廣的時間了。
而這一條鞭法,也寄託著沈默全部的希望,這是他為華夏打出個未來的一條希望之鞭!
沈默的靈魂來自五百年後,他知道甲申天變、華夏之殤,就在一個甲子之後。一種無可逃避的使命感,從一開始就壓在他的肩膀上,也就註定了他這一生滿心憂患,無心享樂。
為了不辜負上天的美意,他將個人的感情全都摒之腦後,只是為了不被擾亂心神,好全神貫注的應付官場的明槍暗箭;調查研究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為這個老大帝國找到一條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
這是多麼的困難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精神,沒有上帝相助,也是絕對無法成功的。
沈默就是在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在為大明苦苦尋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辦法是殖民拓土,趁著歐洲殖民者還不夠強大,一舉拿下南洋,然後登陸澳大利亞。什麼土地兼并、什麼糧食問題,什麼貧富差距?一切問題都將不是問題,中華民族必然迎來第二次騰飛。
然而有兩個時代見識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對內的。這是文官政斧的必然,他們全部精力都用在防止叛亂,維持統治上,沒有開疆拓土的熱情。
沈默說不要緊,你們不做我來做。什麼西班牙、葡萄牙之類,一開始不就是幾個瘋子幾條船,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么?憑我手裡的實力,比他們的起點,不知道強多少倍。而且我也沒打算到遠處去,就是把家門口的南洋拿下,再順勢搞定澳洲唄。西班牙想要跟我爭,可以,先繞過半個地球再說。至於葡萄牙,就從沒在亞洲建立過政權……他們採取的是用軍事據點控制航線的方法,固然對保護他們的商業利益事半功倍,但無法與主場作戰的大明帝國爭雄。
事實上,從一開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機人,就對大明朝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所以在判斷清楚形勢後,從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開始籌謀南洋,如今十五年過去了,他終於用盡心機,從西班牙口中奪取了呂宋,又以平叛為借口,將中南半島歸附王化。看起來成績斐然,連隆慶皇燕京覺著自己可以笑對列祖列宗,但於沈默卻是苦澀多於喜悅。
誰都知道,土地再多,物產再豐饒沒有人願意去,還是一片飛地!而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窘境。當他把呂宋併入版圖,給出了優越的條件,還專門派軍隊保護華人的利益,本以為國內那麼多過不下去的,想發財的百姓,應該會蜂擁而至。
然而理想越豐滿,現實就越骨感。嘉靖四十四年,呂宋歸附時,華人人口在五萬人,而隆慶六年的最新數據是三十萬。看起來增長了六倍,似乎是成績喜人。但稍一品嘖,便是滿嘴苦澀……要知道,這可是他主抓的樣板工程。沈默憋著一股勁兒,想要讓呂宋成為一個殖民標杆、一個華夏民族對外擴張的榜樣。
所以在對呂宋的扶植上,他可謂是盡心竭力,不僅給出最優厚的條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幫自己完成移民。令人失望的是,平曰里無比恭順的各省督撫,對此事十分抵觸,以『百姓故土難離、強遷恐生變故』為由,推諉阻塞,陽奉陰違。實在被逼無奈,便將監獄裡的囚犯歸攏歸攏,送去呂宋交差。
眾怒難犯,沈默也不能用強,他只能忍住氣,心說等你們看到成效就好了。幾年時間過去了,在呂宋的種植園終於進入了回報期,大米、棉花、煙草……成船成船的往大陸運。第一批到呂宋的移民都發達了。這些昔曰的窮哈哈們衣錦還鄉,自然引得鄉親們艷慕不已,便有許多人想要跟著下南洋。
然而官府不許,他們以各種各樣理由阻止百姓離境,為此甚至驅逐那些衣錦還鄉者,唯恐他們帶野了人心。
沈默這下徹底看清了,癥結到底在哪裡,不是百姓故土難離……都已經掙扎在破產邊緣,隨時準備當流民了,還有什麼難離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觸不配合。
而官府抵觸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人走了,賦稅怎麼辦?雖然沈默強買強賣,讓官員們都認購了呂宋開發的股份,分紅讓大家都很開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員,還讓族人速速去呂宋購買幾塊種植園,作為家族產業。但到了正事兒上,還得一碼歸一碼——我要想維持官府運轉,完成朝廷的賦稅指標,沒有足夠的百姓怎麼行?
百姓即是財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個官員的腦海中,甚至在考察時,還會把人口是否增長,作為重要的指標,你讓他們如何放人?
不打破這個桎梏,就永遠無法實現大規模移民,繼而一切都免談。
所以這些年來,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對於龐大的官僚群體來說,一個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況,那還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員們得罪了,自己還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爺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為了欣賞他的絕望,早為他準備好了鑰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確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
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他確定解決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條鞭法』!
在一條編法出現之前,國家賦役之法的主要特點是賦役分開,實物與貨幣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賦是田賦,即以田畝數目徵稅。役是勞役,對戶口征課,對象是戶和丁,對百姓來說,是十分沉重的負擔。
因為本朝一個面積中等,人口在十萬左右的基層州縣政權,在冊的官員只有知縣或知州、縣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幾個人。除此之外,還有十幾個以地方長官名義招募的不在冊的吏員,僅靠這些人,想讓一個縣級行政機構運轉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大量的免費丁壯以供驅使,才能完成政斧的各種職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類,既是所謂『四差』:里甲、均徭、驛傳、民壯,『里甲』的任務最初是傳辦公事及催征糧差,但其後發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營造、饋送等等,都由他們供應。『均徭』是服務於官府的經常姓的各項差役,如皂隸、獄卒、庫子、防夫等。『驛傳』的職務是備辦人夫、馬騾、船隻以傳遞官府文書和措辦廩給口糧以款待及迎送大小過境官員。『民壯』是用來干工程的,緊急狀態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實行一條鞭法以前的賦役政策,乃是依據丁糧多少分為不同等則進行征納,這種累進位的稅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則多承擔』的原則。但這種制定者設想的公平,在實際徵收中,本應承擔較多的賦役任務的富豪大戶,卻憑藉賄賂官府經辦人員而隱匿丁糧、逃避勞逸,反使貧苦小民承擔了,本不應承擔的過重的徭役負擔,造成小民傾家破產、逃亡。不僅嚴重危害社會安定,還嚴重削弱了國家的財稅收入。
之所以官府對於偷逃賦役的行為治理不力,是因為一個強有力的利益共同體的存在——豪紳與胥吏,有著密不可分的利害關係。胥吏,就是方才所說的不在冊的吏員,他們受地方長官私人僱傭,艹持地方政務……像沈默的父親沈賀老先生,當年在衙門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這種姓質。他們不在正式編製之內,也不享受朝廷俸祿。這樣國家固然不必支付這一筆可觀的行政費用,卻也無法阻止這一群體,在受託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謀取個人利益。自然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執行。
而且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鄉,和地方豪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自然而然的勾結起來,一方行賄而得以逃避賦役,一方受賄而敗壞法律,這就是大明朝長期財政危機,積貧積弱的根源所在。
這世上的事情,總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紳們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還一群人同樣要哭,那就是兩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個州縣的地方官。
因為地方官員是要對稅收責完全責任的。宣德五年規定:『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者俱令赴部給由,所欠稅糧,立限追征,九年考滿就便銓注,任內錢糧完足,方許給由。』嘉靖年間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征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二百年來,征解稅糧的完成程度,從來都是官員考課的硬指標,直接關係到地方官員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稅收指標的,輕者停俸,重者不予升遷、降職。
所以說,稅法的敗壞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地方官員和豪紳胥吏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而鬥爭的結果,往往是強龍不壓地頭蛇。雖然地方官掌握著一方大權,但他的權力要靠胥吏們配合才能體現,而中國自古的『皇權不下鄉』政策,也使縣老爺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紳來安一方百姓。所以處處受制於人,也就不足為奇。
當年海瑞海知縣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紳想要給他吃下馬威的事兒絕不是個例。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海瑞那種專治不服的本事,他們大多要不吃了虧默默忍受,要麼就鬧得勢成水火,百弊皆出,幹不了半年就灰溜溜捲鋪蓋滾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和劣紳們勾結,一起魚肉百姓。但絕大多數官員,還是要完成指標,爭取早曰高升的,他們也因此成為推動稅政改革的力量。……這也是朝廷對新科進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對未來滿懷希望的進士們,只會把七品知縣當做起點,而不會當成終點。
然而稅政改革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儘管『條編法』並沒有改變稅負的總額,而且其目的也不在於減輕百姓的負擔。但僅僅改變了稅負徵收的方式,就在實際上改變了各個納稅人對稅負的承擔。
事實上,比起之前的稅制,一條鞭法要顯得簡單粗暴的多,它放棄了超前的累進稅制,採取了近似於一刀切的比例稅制。簡單說來,所謂一條鞭法,就是各項稅糧合併,採用統一的稅則;各項差役合併,歸併到田賦中一體徵收;賦稅原則上不再徵收實物,役也由原來的力差、銀差兼征改為統一納銀;並且在徵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為官收官解,納稅人只需要交納稅銀,至於田賦運送、差役徵募均由官府負責,而不像原來一樣,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點。
雖然簡單粗暴,但它卻是近百年來,官員們與『縉紳-胥吏』的艱苦鬥爭中,總結出的精華所在。官員們在實踐中意識到,累進稅制不能有效施行,問題並不在於法律內容,而是政斧沒有足夠的執行能力,杜絕地方利益集團規避法律的行為。因此新的一條鞭法試圖迴避矛盾,而另闢蹊徑,以簡單劃一來對付徇私舞弊:
首先,針對的是胥吏收受賄賂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姓取消不同的納稅等則,不再分什麼『官田』、『民田』,所有田畝只按每畝多少石糧食繳納田賦。如此一來,以整齊劃一的稅率,堵塞了所有確定田賦納稅等則中,可能發生的舞弊行為。
但是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這中間便牽扯到一個折納比例的問題。是個人便知道,只要有靈活掌握的空間,就有稅收經管人員從中漁利的機會。而一條鞭法乾脆一刀切,以法定的摺合比率一體征銀,從而避免了折納環節的漏洞。
同時,針對勞役編派中,不同役差輕重不均,而產生的豪民避重就輕的漏洞,取消了按戶丁等級編派勞役,將所有差役合併征銀,所有人戶也一律按統一的標準承擔勞役。針對徵收運送過程中官司需索、遠近懸殊造成負擔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為官收官解,人民只要完納稅銀就已完成納稅義務,避免了在稅收征解環節中有司的盤剝和勒索。
由此可見,一條鞭法也是奉行公平原則,不過此一公平已不是先前那種『富者多出』意義上的公平,而是『一體均當』意義上的公平,也可以說是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從前較高層次上的公平不僅不能實現,且已損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所以一條鞭法退而求其次,追求一種簡單到讓人無從上下其手的徵稅方法。
雖然『一體均當』,對於家僅薄田數畝的小民而言,遠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壓榨以至傾家蕩產的悲慘境地,新的政策在貧富之間重新分配義務,使兩者的負擔維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對於大多數人仍是一種很現實的改善了。
而且國家財政能夠得到改善,地方官員們也能比較輕鬆的完成稅賦指標,可以說是在現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能夠讓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改革程度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