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論基本的、普世的智慧（修正稿）

斯坦福法學院1996年4月19日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進一步發揮兩年前我在南加州大學商學院所講的內容??你們手頭有我在南加大演講的講稿。裡面沒有哪一點是我今天不會重複的。但我想擴展我當時說過的話。顯而易見，如果沃倫·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畢業之後沒有吸取新的知識，伯克希爾將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就。沃倫將會變成富人——因為他從哥倫比亞的格拉漢姆那裡學到的知識足以讓任何人變得富裕。但如果他沒有繼續學習，他將不會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的企業。

你們要怎樣才能得到普世智慧呢？使用哪種方法能夠讓你們躋身於世上極少數擁有基本實踐智慧的人士之列呢？

長久以來，我相信有某種方法——它是幾乎所有聰明人都能掌握的——比絕大多數人所用的方法都有效。正如我在南加大商學院說過的，你們需要的是在頭腦里形成一個由各種思維模型構成的框架。然後將你們的實際經驗和間接經驗（通過閱讀等手段得來的經驗）懸掛在這個強大的思維模型架上。使用這種方法可以讓你們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加深對現實的認知。

你們今天的閱讀作業包括傑克·韋爾奇和沃倫·巴菲特分別為通用電氣和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撰寫的最新年度股東信。傑克·韋爾奇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而沃倫如果願意，能夠取得任何學科的博士學位。這兩位先生也都是資深的教師。

如果你們認真研究的話，會發現普世智慧是一門相當高深的學問。不信你們看看通用電氣取得的成就，看看伯克希爾·哈撒韋已有的業績。

當然，沃倫有一位教授或者說導師，那就是本傑明·格拉漢姆，他對沃倫的影響很大。格拉漢姆的學問很好，當他從哥倫比亞畢業時，有三個不同學科的系邀請他去攻讀它們的博士課程，並要求他一入學就開始授課：（那三個系分別是）文學系、希臘和拉丁古典系、數學系。

格拉漢姆的性格非常適合做學問。我認識他。他特別像亞當·斯密——非常專註、非常聰慧。甚至他的外表也像個學者。而且他是個好人。格拉漢姆對賺錢這回事並不那麼用心，但去世時家財萬貫——即使他總是非常慷慨。他在哥倫比亞當了30年窮教書匠，並獨力或合作撰寫了許多後來成為他那個學科最好教材的著作。

所以我認為，學術蘊含了許多普世智慧，而且最好的學術觀念確實是有用的。

當然，當我談到跨學科方法——你們應該掌握各個學科的主要模型，並將它們統統派上用場——時，我是真的呼籲你們不要理會學科的法定界限。

這個世界並不是按照跨學科的方法組織起來的。它反對跳出學科的法定範圍。大規模的企業也是這樣。當然，學術界本身也反對這麼做。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學術界錯得有些離譜，功能失調。

許多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那些最糟糕的毛病，功能失調，是因為人們將現實分割為各自為政、互不相干的獨立部門。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成為好的思想家，就必須養成跳出法定界限的思維習慣。

你們不需要了解所有的知識，只要吸取各個學科最傑出的思想就行了。那並不難做到。

我打算用定約橋牌（的比喻）來證明這一點。假定你想要成為定約橋牌的高手。嗯，你們知道約定——你們知道要怎樣才能贏牌。如果你手裡有大牌或者最大的王牌，那麼你肯定能夠成為贏家。

但如果你們手裡有一套墩或者兩張短套花牌，要怎樣才能得到其他你需要的牌墩呢？喏，標準的方法有六七種。你可以做長套花牌，可以飛牌，可以扔牌，可以交叉將吃，可以擠牌，還可以用各種方式誤導防守方犯錯。這些方法並不算多。

但如果你們只懂得其中的一兩種，那麼你們肯定會一敗塗地。

此外，這些方法相互之間也有聯繫。因此，你必須懂得它們之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否則你就無法把牌打好。

同樣，我曾建議你們正反兩面都要考慮到。優秀的橋牌莊家會想：「我要怎樣才能抓到好牌呢？」但他們也會反過來想。（他們會想：）「犯哪些錯誤會導致我手裡全是爛牌？」這兩種思考方式都很有用。所以，要想在人生的賭局中獲勝，你們應該掌握各種必要的模型，然後反覆地思考。橋牌的哲理在生活中同樣有效。

定約橋牌在你們這代人里不流行了，這真是悲劇。中國人的橋牌玩得比我們好。他們現在從小學就開始教橋牌。要是他們也實行資本主義，天知道他們該發展得多好。如果我們美國人不懂橋牌，卻和一群精通橋牌的人競爭，那麼我們就又多了一個沒必要的劣勢。

由於你們的學術結構大體上並不鼓勵你們的思想跳出法定的學科界限，你們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雖然學術對你們來講非常有用，但是你們的老師沒有教對。

我為你們設想的對策是我很小的時候在保育院學到的：小紅母雞的故事。當然，故事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那我就自己來吧」，小紅母雞說。

所以如果你們的教授並沒有教給你們正確的跨學科方法——如果每個教授都想過度地使用他自己的模式，對其他學科的重要模型棄之不用——你們可以自己改正那種愚蠢的做法。他是個笨蛋，並不意味著你們也要成為笨蛋。你們可以向其他學科學習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模型。只要養成正確的思維習慣你們就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你把自己訓練得更加客觀，擁有更多學科的知識，那麼你在考慮事情的時候，就能夠比那些比你聰明得多的人更厲害，我覺得這還滿有意思的……

再說了，那樣還能賺到很多錢，我本人就是個活生生的證據。

我最喜歡的商業案例之一是好時公司的故事。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獨特，因為他們用來製造可可脂的石磨非常古老，是他們19世紀在賓夕法尼亞州開業時傳下來的。他們的巧克力含有少量的可可豆的外皮。因此好時巧克力的味道很棒，人們都很喜歡。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

好時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想要把業務拓展到加拿大，那麼就不應該改變那種無往不勝的味道。因此，他們依照原樣製造了新的石磨。光是複製原來的味道，他們就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味道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

現在還有一家叫做國際香料香精公司的企業。這是一家產品並沒有獲得版權或者專利權、卻又能夠收取永久授權費的公司，據我所知僅有這一家。這是怎樣做到的呢？他們幫助其他許多公司，為它們的各種品牌產品——比如說刮鬍膏——添加香料和香味。刮鬍膏淡淡的香味能夠極大地促進消費。所以味道是極其重要的。

我的朋友納特·梅爾沃德（Nat Myhrvold）是微軟的首席技術官。他是物理學博士，懂得許多數學知識。生物學可幫助我們生成一種能夠自動以光速計算微積分方程的神經系統——可是他放眼四顧，到處是那些對普通的概率問題和普通的加減乘除束手無策的人，這使他感到困惑。

順便說一聲，我認為梅爾沃德不該對此感到十分驚訝。我們的祖先經過長久的適者生存的進化，首先學會的是如何投擲長矛，如何逃命，如何逢凶化吉，直到很久很久以後，才有人需要像梅爾沃德那樣的正確思維。所以我認為他沒必要大驚小怪。然而，這兩者的區別實在是太大了，所以我能明白他為何感到無法理解。

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

總之，人類發明了一種東西，以便彌補我們天生不擅長處理數字的缺陷，這種東西叫做圖表。奇怪的是，它居然是在中世紀期間出現的。在中世紀的修道士發明的東西里，我認為惟一有價值的就是圖表。圖表以圖形的方式把數字表現出來。它利用了你們的神經系統來幫助你們理解它。所以價值線公司（Value Line）的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發給你們的是一張用對數線做的圖表——它是根據對數的運演算法則製成的。你們可以用它來查複利——而複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模型之一。所以圖表要製作成這個樣子。

如果你在這張表上畫一根直線，將表上的數據點連起來，它就會告訴你能夠得到的複利率是多少。所以這些圖表是非常有用的……

我並不使用價值線公司的預測，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的系統比他們的管用——實際上，管用得多。但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他們的圖表和數據會怎樣。那是一種非常、非常棒的產品……

從前有個人賣的魚肉叫卡奈森魚肉。老天爺，他的商標就叫卡奈森，所以卡奈森公司想收購他的品牌。別問我為什麼。每次卡奈森公司的人跑去跟那個傢伙說：「我們願意給你25萬美元。」他說：「我要40萬美元。」四年之後，他們說：「我們願意給你100萬。」他說：「我要200萬。」他們就這樣一直討價還價。卡奈森公司一直沒有把那商標買下來——至少我上次查看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買到。

最後，卡奈森公司的人無奈地去跟那個人說：「我們打算派遣我們的質量檢查員到你的魚肉廠，以便確保你生產的魚肉都是完美的，所有的費用我們來出。」那人笑逐顏開，很快就點頭同意了。所以他的魚肉廠得到了免費的質量管理服務——卡奈森公司的款待。

這段歷史讓我們明白，如果你給某個傢伙一個（他能夠保護的）商標，你就創造了巨大的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對文明社會來說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你們看到的，卡奈森公司為了顧惜自己的聲譽，甚至不惜去保護那些並不屬於它的產品。

這種結果（對整個社會）非常、非常有好處。所以從非常基本的微觀經濟學原理來看，哪怕是共產主義國家，也應該保護商標。它們並沒有都這麼做，但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它們應該對商標採取保護措施。總的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商標的保護還是很周全的。

然而，如果缺乏這些基本模型以及可以利用這樣的基本模型的思維方法，你們只能坐在那裡，一邊看著價值線公司的圖表，一邊不知所措。但你們原本不必如此。你們應該不斷學習，爭取掌握近100種模型和一些思維技巧。那並不是很難的事情。

這麼做的好處在於絕大多數人不會這麼做——部分原因是他們接受了錯誤的教育。在這裡，我想要幫助你們避開錯誤的教育可能給你們造成的危害。

好啦。在尋找普世智慧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幾種主要的思想。現在我想回頭來談談一種比剛才談到的更加極端和特殊的模型。在所有人們應該掌握卻沒有掌握的模型中，最重要的也許來自於心理學……

最近有件事讓我獲益匪淺：我剛從香港回來。我有個朋友在香港一所名牌中學當校長。他送給我這本叫作《語言本能》的書，作者是史蒂芬·平克（Steve Pinker）。平克是一個語義學教授，他的名氣沒有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那麼大。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可能是世上最偉大的語義學家。

平克說，人類的語言能力不僅僅是後天學來的——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它還跟先天的遺傳有關。其他動物，包括黑猩猩，都缺乏真正有用的語言基因。語言是上天賜給人類的禮物。平克很漂亮地證明了他的觀點。

當然，喬姆斯基也已經證明這一點。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明白語言能力大部分來自人類基因的道理。雖然你們必須通過教育才能提高語言能力，但語言能力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你們的基因決定的。

平克無法理解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居然還認為語言能力是否基於人類的基因尚無定論。實際上，平克是這麼說的：「什麼尚無定論，活見鬼了！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人類得到語言本能的途徑跟得到其他本能的途徑完全一樣——那就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

嗯，這位資歷較淺的教授明顯是對的——喬姆斯基的猶豫確實有點不可理喻。

如果這位資歷較淺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喬姆斯基這樣的天才會犯明顯的錯誤？在我看來，答案非常清楚——喬姆斯基的意識形態太過強烈。他雖然是個天才，卻是個極端的平等主義左翼分子。他非常聰明，知道如果他承認這個達爾文理論，他的左翼意識形態就會受到威脅。所以他的結論自然受到他的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

從這裡我們得到了普世智慧的另一個教訓：如果意識形態能夠讓喬姆斯基變得糊塗，那麼想像一下它會給你們和我這樣的人造成什麼影響。

嚴重的意識形態是最能扭曲人類認知的因素之一。看看這些宗教激進分子就知道了，他們用槍掃射一群希臘遊客，嘴裡還不停地大喊：「真主的傑作！」

意識形態會讓人做出一些古怪的舉動，也能嚴重扭曲人們的認知。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態，那麼你們無異於將你們的大腦禁錮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你們的普遍認知將會受到扭曲。

如果你們年輕時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然後開始傳播這種意識形態，那麼你們無異於將你們的大腦禁錮在一種非常不幸的模式之中。

如果把沃倫·巴菲特看做普世智慧的典範，那麼有個故事非常有趣：沃倫敬愛他的父親——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但沃倫的父親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正好是右翼的意識形態），所以跟他交往的都是些意識形態偏見非常嚴重的人（自然都是右翼分子）。

沃倫在童年時就觀察到這一點。他認為意識形態是危險的東西，決定離它遠遠的。他終生都離意識形態遠遠的。這極大地提高了他認知的準確性。

我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同樣的教訓。我的父親仇恨意識形態。因此，我只要模仿我的父親、別離開那條我認為正確的道路就好了。像多南（註：羅伯特「鮑勃」·多南，曾任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以保守言論著稱）那樣的右翼分子和納德（註：拉爾夫·納德，美國著名左翼民粹主義政治活動家，曾多次以綠黨和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美國總統）那樣的左翼分子顯然有點頭腦不清。他們是極端的例子，表明意識形態會讓人變成什麼樣——尤其是那種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態。由於它只給人灌輸一些觀念，而不是讓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一些道理，所以信奉意識形態是很危險的。

因此，除了要利用來自不同學科的多元思維模型之外，我還想補充的是，你們應該警惕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

如果你把準確、勤奮和客觀當成你篤信的意識形態，那倒不要緊。但如果你們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確鑿無疑地相信最低工資應該提高或者不該提高，並認為這種神聖的想法是正確的，那麼你們就變成了傻子。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生活總是環環相扣的。如果綜合考慮，你們猜想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資會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文明，那是沒有問題的。這兩種想法都對。但如果你們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把自己的觀點當做不可動搖的真理，那麼我認為你們的想法是很愚蠢的。所以要警惕意識形態造成的思維紊亂。

我提及平克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位寫了剛才我告訴你們的那本書的語義學家在那本書的結尾這麼寫道：「我看過許多心理學教材。都很爛。」他說：「整個學科被搞得亂七八糟，教得也不對。」

說到心理學，我的資格遠不如平克。實際上，我從來沒上過一節心理學課。然而，我的結論跟他的差不多——許多心理學教材雖然不乏閃光之處，但大體上都是垃圾。

實際上，只要看看心理否認就夠了。大約在基督出生之前三個世紀，德摩斯梯尼（註：古希臘偉大的演說家）就說過：「一個人想要什麼，就會相信什麼。」嗯，德摩斯梯尼是對的。

我們家有個熟人，他深愛的兒子——非常聰明，還是個足球明星——失足墜海，再也沒有回來。他母親認為他仍然活著。她有時候會精神失常，表現得好像她兒子真的在她身邊。這種心理效應的輕重程度有所不同。每個人受心理否認的影響都不一樣，但這種否認造成的錯誤認知則會極大地混淆你們將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然而，各種心理學教材對這種簡單的心理否認並沒有足夠的重視。

所以你們不能依照你們教授傳授的方法來學習心理學。你們應該學習他們傳授的一切。但你們還應該學習許多他們沒有教的知識——因為他們並沒有正確地對待他們自己的學科。

在我看來，當今的心理學有點像法拉第之後、麥克斯韋之前的電磁學——發現了許多原理，但沒有人把它們以正確的方式綜合起來。早該有人來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這件事並不難完成——而且它還非常重要。

隨便打開一本心理學教材，翻到索引，查找「妒忌」這個詞。連十誡裡面都有兩三條談到妒忌。摩西完全了解妒忌。古老的猶太人早在放羊的年代就了解妒忌。可是心理學教授對妒忌一無所知。

那些厚厚的心理學教材居然沒有談到妒忌？！居然沒有談到簡單的心理否認？居然沒有談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

心理學教材也沒有給予多因素組合效應足夠的重視。以前我提醒過你們，當兩三種因素產生合力時，會造成lollapalooza效應。

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實驗是米爾格拉姆（Milgram）實驗——他們要求人們清醒地對一些無辜的人進行電刑。在他們的操控之下，這些正派的志願者大多數執行了酷刑。

所以你們不能依照你們教授的教學方法來學習心理學。你們應該學習他們傳授的一切。但你們還應該學習許多他們沒有教的知識——因為他們並沒有正確地對待他們自己的學科。

米爾格拉姆開展這個實驗，是在希特勒命令許多虔誠的路德教徒、天主教徒去做他們明知道不對的事情之後不久。他想要發現權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用來操控品德高尚的人，迫使人們去做一些明顯錯得很離譜的事情。

他得到了非常具有戲劇性的實驗效果。他設法讓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做了許多可怕的事情。

但是許多年來，心理學教材把這個實驗當做是對權威的作用的證明——權威如何被用來說服人們去做可怕的事情。

當然，這是個似是而非的結論。這不是一種完整和正確的解釋。權威發揮了一定作用。然而，還有其他幾種朝同一個方向發揮作用的心理因素，它們造成了那種lollapalooza效應，原因恰恰在於它們發揮了組合作用。

在我看來，當今的心理學有點像法拉第之後、麥克斯韋之前的電磁學——發現了許多原理，但沒有人把它們以正確的方式綜合起來。早該有人來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這件事並不難完成——而且它還非常重要。

人們逐漸明白了這個道理。如果翻開像斯坦福這樣的學校使用的心理學教材，你們將會看到他們努力答對了三分之二。然而，這可是心理學領域的重要實驗。即便在斯坦福，那裡的教授都尚未能完全理解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結果的重要意義。

聰明人怎麼會犯錯呢？答案是他們沒有做我正要讓你們去做的事情——掌握所有主要的心理學模型，把它們當做檢查清單，用來審視各種複雜系統的結果。

沒有哪個飛行員在起飛前不核對他的檢查清單：A、B、C、D……沒有牌手在需要另外兩張墩的時候不迅速地查對他的檢查清單，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它們弄到手。

但這些心理學教授認為他們聰明到不需要檢查清單。可他們其實沒那麼聰明。幾乎沒有人那麼聰明。或者換句話說，可能沒有人那麼聰明。

沒有哪個飛行員在起飛前不核對他的檢查清單：A、B、C、D……但這些心理學教授認為他們聰明到不需要檢查清單。

如果他們使用檢查清單，他們將會意識到米爾格拉姆實驗利用的心理學原理至少有六種——而不是三種。他們必須去看檢查清單，才能發現他們漏掉了什麼。

同樣道理，如果缺乏這種獲得各種主要模型並以組合的方式使用它們的方法，你們也將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

心理學教授迴避心理否認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於，如果要做有關心理否認的實驗，他們肯定會違反道德規範。要證明痛苦如何導致人類精神失常，你們想想看，這種實驗必須對你們的同類做些什麼，而且你們還不能告訴他們將會受到什麼傷害。所以很明顯，道德規範導致這種實驗行不通，儘管做實驗是展示痛苦如何導致人類頭腦失常的最佳方法。

大多數教授用一個假定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不能用實驗來證明它，它就是不存在的。」然而，他們的假定明顯是愚蠢的。如果有些東西非常重要，但由於道德約束，你們無法完美而準確地證明它，那麼你們也不應該把它當做是不存在的。你們必須儘力而為，利用現有的證據去證明它。

巴甫洛夫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里一直在做對狗的酷刑實驗。他發表了論文。因而，我們擁有了翔實的資料，知道痛苦如何導致狗的精神失常。然而，你在任何心理學教材中都看不到巴甫洛夫這次研究的成果。

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巴甫洛夫折磨狗，還是由於B.F.斯金納（B.F.Skinner）因為過度渲染而使用動物行為來推斷人類行為的方法不受歡迎。總之，由於某些瘋狂的原因，心理學教材對痛苦引起的精神失常著墨甚少。

你們可能會說：「心理學是否忽視這個有關係嗎？」如果我的理論沒有錯，這種忽視抹殺了幾個你們需要的模型。此外，你們對思想模型的掌握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有20個，那麼你們就應該掌握20個。換句話說，你們不應該只用10個。你們要把它們當做一張檢查清單。所以你們必須了解各種導致人類作出錯誤判斷的心理因素，把所有模型組織起來，以便需要的時候能夠用得上。

如果有四五種來自這些模型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那麼你們就更需要它們了。在這種情況中，你們通常會遇到各種lollapalooza效應——它們要麼讓你發大財，要麼會毀了你。所以你們非常有必要注意lollapalooza效應。

要做到這一點，辦法只有一個：你們必須全面掌握各種主要模型，把它們當做一張檢查清單。再強調一下，你們必須注意那些能夠產生lollapalooza後果的多因素組合效應。

你們還可以學到，當你們在玩說服遊戲的時候——（我希望）不是叫人去幹壞事——如何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以便讓你們更好地達到目的。

讓我來給你們舉個例子，看看古人是怎樣巧妙地利用心理學的。庫克（James Cook）船長生前經常進行遠航。在那個年代，遠洋航行途中最怕遇到壞血病。要是得了壞血病，你們的牙齦會在嘴巴里爛掉——然後這種病就會變得讓你們極不舒服，致你們於死命。

和一群垂死的水手共處在一艘原始的航船上是非常不妙的事情。所以每個人都非常想知道怎樣才能治好壞血病，但他們並不了解維生素C。庫克船長很聰明，也掌握了類似跨學科的方法。他發現同樣是進行了遠航，荷蘭船上的壞血病就沒有英國船上那麼嚴重。所以他問：「荷蘭人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發現荷蘭船隻上有許多裝滿酸泡菜的木桶。所以他想：「我就要遠航了，遠航是非常危險的，酸泡菜也許會有用。」所以他把大量的酸泡菜搬到船上，而酸泡菜正好含有維生素C。

但在當年，英國水手是十分粗魯、古怪和危險的，他們討厭「泡菜」，他們吃慣了英國的食物和飲料。所以你們要怎樣才能讓英國水手吃泡菜呢？

庫克並不想告訴他們，吃酸泡菜是為了防治壞血病——因為如果他們知道這是一次遠航，而且非常有可能染上壞血病，他們可能會起來造反，控制那艘船。

他是這麼做的：所有官員聚集起來，並讓普通水手都能看到他們。他讓那些官員吃酸泡菜，但不讓普通水手吃。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庫克最終說：「嗯，普通水手每周有一天可以吃酸泡菜。」

他如願以償地讓船上所有人都吃上了酸泡菜。我認為這是基本心理學的一次非常有建設性的應用。它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然而，如果你們不掌握那些正確的技巧，你們就無法適當地運用它們。

普世智慧大體上非常、非常簡單。如果你們有決心去做，我在這裡要求你們做的事情其實並沒有那麼難，而回報是非常高的——絕對非常高。

但你們可能對很高的回報不感興趣，對避免許多悲慘遭遇不感興趣，對過上更好的生活也不感興趣，如果你們的態度是這樣的，那麼請別聽我的建議——因為你們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啦。

道德和涉及心理學的普世智慧考量的關係之密切，是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的。以偷竊為例。如果（A）偷竊非常容易，而且（B）被抓住了也不用受懲罰，那麼世界上有許多人將會變成小偷。

一旦他們開始偷竊，一貫性原則——這也是心理學的重要內容——將會很快和有利偷竊的環境結合起來，促使他們養成偷竊的習慣。所以如果你們經營一家公司，由於你們的管理不善，導致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盜竊公司的財產，那麼你們就給那些替你們工作的人造成了極大的道德傷害。

道德和涉及心理學的普世智慧考量的關係之密切，是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的。

這個道理也很明顯。創建一套嚴密防止欺詐的管理系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話，你們就會親手毀掉你們的公司，因為人們既然能夠不受懲罰地偷竊，就會擁有一種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認為糟糕的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如果別人那麼做了，你就知道至少有兩種心理學原則產生了作用：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和社會認同。不僅如此，發揮作用的還有謝皮科效應：假如總體的社會風氣很壞，許多人因此而獲得利益，你們要是想對此吹響警笛，他們就會反對你們，變成危險的敵人。

漠視這些原則、容許作惡是非常危險的。強大的心理力量會造成很多惡果。

這跟司法行業有什麼關係呢？許多人從斯坦福法學院這樣的地方畢業，進入我們國家的司法機構，帶著最好的願望和動機，然後制定一些讓人有漏洞可鑽的法律。沒有什麼比這更加糟糕的事情了。

比如說，你們有為公眾服務的願望。你們應該反過來想：「我要怎樣才能對文明社會造成破壞呢？」那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們想要破壞這個文明社會，只要到司法機關供職，然後通過一些有很多漏洞的法律就可以啦。這種方法將會非常有效。

以加利福尼亞州的工傷賠償制度為例。工傷是有的，因工受傷確實很慘，所以你們想要為那些在工作場所受傷的人提供賠償。這看起來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但這種賠償制度的問題在於，它根本不可能防止詐騙。而你們一旦開始賠償那些弄虛作假的人，就會有許多狡猾的律師、狡猾的醫生、狡猾的工會等參與到詐傷騙保中來。你們將會引發大量災難性的行為，嘗到甜頭的人將會變本加厲。所以你們的本意是幫助你們的文明社會，但結果卻是給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所以與其創立一種有漏洞的制度，還不如就不要賠償了——就讓生活艱辛一些。

讓我來給你們舉個例子：我有個朋友，他在得克薩斯州離邊境線不遠的地方有一座製造工業產品的工廠。他的工廠利潤微薄，度日艱難。他遇到了許多詐傷騙保的事情——每年支付的賠償金達到了總薪酬支出的一成多。而在他的廠里工作根本就沒什麼危險。他從事的不是拆遷之類的危險行業。

所以他哀求工會：「你們不能再這麼做了。這種產品賺的利潤還沒你們騙到手的錢多。」

但那時每個人都習慣了那麼做。「那是額外的收入，那是額外的錢，每個人都這麼做。這不可能是錯誤的。傑出的律師、傑出的醫生、傑出的脊椎按摩師——假如有這種東西的話——都在詐騙。」

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能再這麼做了。」這恰好也跟心理學上的巴甫洛夫聯想有關。當人們聽到壞消息，他們會討厭帶來消息的人。因此，工會代表很難告訴所有人這種容易到手的錢再也沒有了。工會代表是不會那麼做的。

所以我的朋友關閉了工廠，在猶他州一個信仰摩門教的社區重振旗鼓。

所以我的朋友關閉了工廠，在猶他州一個信仰摩門教的社區重振旗鼓。摩門教徒不會詐傷騙保——至少他們在我朋友的工廠沒有那麼做。你們猜猜看，他現在的工傷賠償支出是多少？只有總薪酬支出的2%（從一成多下降到2%）。

這種悲劇是由容許作惡的態度引起的。你們必須及早制止作惡。如果你們不及時採取行動，那麼制止人們繼續作惡和道德敗壞是很難的。

當然，正如我從前說過的，在使用那些裝備了基本的心理學力量的技巧之前，有一點需要引起特別的關註：當你們知道該怎麼做之後，你們必須依據道德規範來調整自己的行為。並不是你們懂得如何操控人們之後，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去操控他們。

如果你們跨過了道德的界線，而你們試圖操控的那個人因為也懂得心理學，所以明白你們的用意，那麼他就會恨你們。勞資關係中就有這種效應的鐵證——有一些發生在以色列。所以這麼做不僅會遭到良心的譴責，還會引發行動的抗議——有時候是非常嚴重的抗議……

正如我在南加大說過的，投資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人們很容易看出來有些公司的業務比其他公司要好。但它們股票的價格升得太高了，所以突然之間，到底應該購買哪只股票這個問題變得很難回答。

問：你如何在投資決策中應用心理學？我認為投資決策肯定沒有那麼簡單，只要挑選每個人都看好的產品——比如可口可樂的股票——就行。畢竟投資界的聰明人很多，他們的思維方法明顯跟你今天告訴我們的一樣。當你在挑選成功企業的時候，你有考慮其他投資者在其投資思維中的失敗嗎？

正如我在南加大說過的，投資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人們很容易看出來有些公司的業務比其他公司要好。但它們股票的價格升得太高了，所以突然之間，到底應該購買哪只股票這個問題變得很難回答。

我們從來沒有解決這個難題。在98%的時間裡，我們對待股市的態度是……保持不可知狀態。我們不知道。通用汽車的股價跟福特比會怎樣？我們不知道。

我們總是尋找某些我們看準了的、覺得有利可圖的東西。我們看準的依據有時候來自心理學，更多時候來自其他學科。並且我們看準的次數很少——每年可能只有一兩次。我們並沒有一套萬試萬靈、可以用來判斷所有投資決策的方法。我們使用的是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方法。

我們只是尋找那些不用動腦筋也知道能賺錢的機會。正如巴菲特和我經常說的，我們跨不過七英尺高的欄。我們尋找的是那些一英尺高的、對面有豐厚回報的欄。所以我們成功的訣竅是去做一些簡單的事情，而不是去解決難題。

問：你們的投資決策靠的是統計分析和眼光嗎？

當我們作出一項決策的時候，我們當然認為我們的眼光不錯。有時候我們確實是因為統計分析才看好某個投資項目。不過，再說一遍，我們只發現了幾個這樣的機會。

我們只是尋找那些不用動腦筋也知道能賺錢的機會。正如巴菲特和我經常說的，我們跨不過七英尺高的欄。

光有好機會是不夠的，它們必須處在我們能看明白的領域，所以得在我們能看明白的領域出現定錯價的機會。這種機會不會經常出現。

但它不需要經常出現，如果你們等待好機會，並有勇氣和力量在它出現的時候好好把握，你們需要多少個呢？以伯克希爾·哈撒韋最成功的10個投資項目為例。我們就算不投資其他項目，也會非常富裕——那些錢兩輩子都花不完。

所以，再說一次，我們並沒有一套萬試萬靈、可以用來判斷所有投資決策的方法。如果有，那就荒唐了。我只是給你們一種用來審視現實、以便獲取少數可以作出理性反應的機會的方法而已。

如果你們用這種方法去從事競爭很激烈的活動，比如說挑選股票，那麼你們將會遇到許多出色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們即使擁有這種方法，得到的機會也很少。幸運的是，那麼少的機會也足夠了。

問：你是否成功地創造出一種氛圍，讓你的手下也能夠做你說你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例如，你剛才說到人類心理有追求一貫性的傾向……

我主要是說這種傾向會讓人犯一些糟糕的錯誤。

問：你如何創造出一種輕鬆的氛圍，（足夠）讓人們放棄那種傾向，並承認他們犯下錯誤呢？

例如，今年早些時候，英特爾的某個人談起了他們的奔騰晶元遇到的問題。他們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是意識到他們做錯了，於是從頭再來。在一個複雜的企業裡面，這麼做是很困難的。請問你是怎麼做的呢？

英特爾及其同行創造了一種協調的企業文化，便於各個團隊解決前沿的科學問題。那跟伯克希爾·哈撒韋有很大的不同。伯克希爾是一家控股公司。我們的權力很分散，只有最重要的資本配置才由公司的高層來拍板。

基本上，我們會選擇那些我們非常欽佩的人來管理我們的附屬公司。一般來說，我們跟他們很容易相處，因為我們喜愛和欽佩他們。他們的企業中應該有什麼樣的企業文化，都由他們自行決定，我們並不會幹預。他們總是能夠積極進取，及時更正以往的錯誤。

但我們是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我完全不清楚沃倫或者我是否擅長安迪·格魯夫的老本行，我們在那個領域毫無競爭力。我們相當善於團結我們敬愛的傑出人士，但我們也有缺點。例如，有人覺得我總是心不在焉，而且很頑固。要是在英特爾，我可能會幹得一團糟。

然而，沃倫和我都非常善於改變我們先前的論斷。我們致力於提高這種本事，因為，如果沒有它的話，災難就常常找上門來。

問：你似乎對投資高科技公司不那麼感冒，你本人和伯克希爾·哈撒韋都是如此，你能稍微談談為什麼嗎？我發現有件事情讓我很吃驚，那就是經營一家低科技企業的難度和經營一家高科技企業的難度竟然是差不多的。

這兩種都很難。但要發財哪有那麼容易呢？這個世界競爭這麼激烈，難道每個人都不可能輕易發財有什麼不對嗎？這兩種公司當然都很難經營。

是的——低科技企業可能會難很多。不信你們去開一家餐廳，看看能否取得成功。

問：你似乎認為高科技行業更難經營——因為你說經營高科技企業需要特殊才能。但它們難道不是一樣的嗎？

對我們來說，低科技企業的優勢在於，我們認為我們對它的理解很充分。對高科技企業則不是這樣的。我們寧願與我們熟悉的企業打交道。

我們怎麼會放棄一種我們有很大優勢的遊戲，而去玩一種競爭激烈而我們又毫無優勢，甚至可能處於劣勢地位的遊戲呢？

你們每個人都必須搞清楚你們有哪方面的才能。你們必須發揮自己的優勢。但如果你們想在較不擅長的領域取得成功，那你們的生活可能會過得一團糟。這一點我可以保證。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你們肯定是中了彩票或者遇到其他非常走運的事情。

問：沃倫·巴菲特說伯克希爾對一家航空公司的投資是一次典型的失敗。你們怎麼會作出那個錯誤的決定呢？

基於普通股東的人數必然會膨脹，我們沒有購買美國航空（USAir）的股票——因為在照顧普通股東的權益方面，航空業的歷史很糟糕。我們購買的是有強制性贖回權的優先股。實際上，我們當時借錢給美國航空，所以得到了這種債轉股選擇權。

我們並沒有猜想它對股東來說是不是個好地方。我們只是猜想它能不能夠保持興隆，從而有足夠的財力償還貸款——除了強制贖回權之外，還有固定的分紅。我們預計這家公司不會變得那麼糟糕，不至於我們得承受我們所得到的高利率也不夠補償的風險。但結果是，美國航空公司很快就處於破產邊緣，它掙扎了幾個月，後來又恢復了正常，將來我們也許能夠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但它是一個錯誤。（編者註：伯克希爾後來確實全部收回了它對美國航空的全部投資。）

在照顧普通股東的權益方面，航空業的歷史很糟糕。

我可不希望你們誤以為我們擁有任何可以使你們不犯很多錯誤的學習或行事方式。我只是說你們可以通過學習，比其他人少犯一些錯誤——也能夠在犯了錯誤之後，更快地糾正錯誤。但既要過上富足的生活又不犯很多錯誤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生活之所以如此，是為了讓你們能夠處理錯誤。那些破產的人的通病是無法正確地處理心理否認。你們對某樣東西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對它傾注了心血和金錢。你們投入的越多，一貫性原理就越會促使你們想：「現在它必須成功。如果我再投入一點，它就會成功。」

如何對付錯誤和那些改變贏面的新情況，也是你們必須掌握的知識之一。生活有時候就像撲克遊戲，有時候你們即使拿到一把非常喜歡的牌，但也必須學會放棄。

這時候，「剝奪性超級反映綜合症」也會出現：如果不再投入一點，你們就要前功盡棄啦。人們就是這樣破產的——因為他們不懂停下來反思，然後說：「我可以放棄這個，從頭再來。我不會執迷不悟下去——那樣的話我會破產的。」

問：迪斯尼收購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Capital Cities）的時候，你們並沒有套現，而是把大都會的股票換成了迪斯尼的股票，能談談你是怎麼考慮的嗎？媒體上有報道說你曾經考慮收取現金。

迪斯尼是個非常棒的公司，但它的股票價格也太高了。它有部分業務是拍攝普通電影——這種生意對我毫無吸引力。然而，迪斯尼有些業務比一個大金礦更好。我的孫兒孫女們——我是說，那些錄像帶……

迪斯尼是自我催化的完美典範……他們拍攝了許多電影。他們擁有版權。電冰箱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可口可樂的發展，同樣道理，當錄像帶被發明出來之後，迪斯尼不需要發明任何新東西，它只要把攝製好的電影灌錄成錄像帶就夠了。每個父母和祖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後代坐在家裡看這些錄像帶。

迪斯尼是自我催化的完美典範……他們拍攝了許多電影。他們擁有版權。電冰箱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可口可樂的發展，同樣道理，當錄像帶被發明出來之後，迪斯尼不需要發明任何新東西，它只要把攝製好的電影灌錄成錄像帶就夠了。每個父母和祖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後代坐在家裡看這些錄像帶。所以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對迪斯尼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裡面的市場高達數千億美元。

很明顯，如果你們能夠找得到，這是個非常好的模型。你們不用發明什麼東西。你們只要穩坐不動，世界就會抬著你前進……

迪斯尼後來作了許多正確的決定。別誤會我的意思。但迪斯尼的成功，確實很像我有個朋友在評論他一位無知卻又獲得成功的學友時說的話：「他是一隻坐在池塘里的鴨子。人們抬高了池塘的水位。」

艾斯納和威爾斯對迪斯尼的管理是很出色的。但當他們上任的時候，那些老電影的錄像帶對迪斯尼的推動作用已經出現了，所以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對管理進行革新。

平心而論，他們也很出色，創造了不少風靡市場的新產品，比如說《風中奇緣》和《獅子王》。到最後，光是《獅子王》就能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益。我說的「最後」，是指差不多50年以後。時間是有點長，但光靠一部電影就能賺幾十億美元。

問：你能談談你為什麼離開律師業嗎？

我家裡人很多。南希和我養了八個孩子……我當時也沒想到當律師會突然變得那麼好賺。我離開之後，律師業就開始賺大錢了。到了1962年，我差不多不幹了，而完全不幹是在1965年。所以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另外，我比較喜歡獨立自主，用自己的錢去（投資）賭博。我常常想，反正我了解的比客戶還要多，我幹嘛要替他辦事呢？所以部分原因是我比較自大，部分原因是我想要能夠讓我獨立自主的資源。

還有就是，我的客戶大多數都很好，但有一兩個我不是很喜歡。此外我還喜歡資本家的獨立性。我的性格向來有好賭的一面。我喜歡算清楚事情，喜歡下賭注。所以我就順其自然了。

問：你會去拉斯維加斯賭錢嗎？

我從現在到離世都不會去賭場賭100美元。我不會那麼做。我怎麼會去賭場呢？我偶爾會跟朋友娛樂性地小賭一把，偶爾會跟一個比我高明得多的對手玩橋牌，比如說鮑勃·哈曼（註：鮑勃·哈曼，1938-，美國橋牌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橋牌手之一，曾獲得12次世界冠軍，50次北美冠軍），他可能是世界上打牌打得最好的人。但我知道我跟他是打著玩的。那是娛樂活動。

至於那種簡單機械的賭場擁有永久優勢的賭博，我怎麼可能去玩——我特別討厭合法賭場那種操縱（大眾心理）的文化。所以我不喜歡將賭博合法化。

我也不喜歡拉斯維加斯，即使它現在設有很多適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娛樂項目。我不喜歡跟很多在牌桌上混的人在一起。

另外一方面，坦白講，我確實喜歡能體現男子氣概的打賭藝術。我喜歡跟朋友們社交性小賭一下。但我不喜歡那種專業的賭博環境。

問：你能說說自從你入行以來，共同基金和資金管理行業發生了什麼變化嗎？還有資本市場的增長。

實際上，我並沒有真正地入行。我曾開過一家小小的私人合夥公司，經營了14年，二十幾年前關掉了。然而，按照現在投資管理業的標準，我從投資者那裡得到的費用還遠遠不夠格。所以我確實不曾進入共同基金這個行業。

但資金管理業是美國近年來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它創造了許多富裕的專業人士和許多億萬富翁。對於那些入行早的人來說，它是個大金礦。養老基金、美國公司市值和全世界財富的增長為許多人創造了一個利潤豐厚的行業，並讓其中許多人發了大財。

我們跟這些人有各種往來。不過，我們很多年沒有涉足這個行業了。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裡，我們基本上只用自己的錢來做投資。

問：你認為這次牛市將會持續下去嗎？

如果25年後，所有美國公司的市值沒有比現在高很多，那我會非常吃驚。如果人們繼續相互交易，將這些小紙片炒來炒去，那麼貨幣管理業仍將會是一個熱門行業。但除了用可以說是我們自己的錢來投資之外，我們真的不在這個行業里。

問：我對你們投資策略的轉變很感興趣，你們開始採用的是本傑明·格拉漢姆的模型，現在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模型。你認為剛入門的投資者應該採用哪種模型呢？比如說把大部分或者全部資金投在一個我們認為很好的機會，然後幾十年都不去動它？或者這種策略只適合一個更為成熟的投資者？

每個人都必須根據他自己的資金狀況和心理素質來玩這個遊戲。如果虧損會讓你變得很慘——有些虧損是不可避免的，你最好採用一種非常保守的投資模式，多存點錢。所以你必須根據自己的實際狀況和才能來調整投資策略。我並不認為我能給你一種萬金油式的投資策略。

我的策略對我來說是有效的，但這部分是因為我善於接受虧損。我的心理承受得了虧損。此外，我虧的次數並不多。這兩種因素加起來，使得我的策略很有效。

問：你和巴菲特都說伯克希爾的股價太高了，你不推薦人們買它。

我們沒有這麼說（倒有這麼認為過）。我們只是說，當時價格那麼高，我們不會買，也不會推薦朋友去買。但這隻跟伯克希爾在當時的內在價值有關。

問：如果我有錢，我會買它的——因為你們說過你們的高回報率可以繼續保持20年……

但願你的樂觀是對的。但我不會改變我的觀點。畢竟，我們今天遇到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有時我會跟朋友說：「我正在盡最大努力啦。可是，我以前又沒經歷過老年生活。我這是第一次過呢。我不知道是否能過得好。」

有時我會跟朋友說：「我正在盡最大努力啦。可是，我以前又沒經歷過老年生活。我這是第一次過呢。我不知道是否能過得好。」

沃倫和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估值非常高，資本數額非常驚人。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所以我們正在學習。

問：你和巴菲特說的每句話似乎都很有道理，但聽起來跟本傑明·格拉漢姆30年前說過的話差不多，他說股市的價值被高估了——當時道指只有900點。

世界的財富不可能以這種速度增長。

哦，我並不認為我們的看法跟他是一樣的。格拉漢姆雖然很了不起，但是他特別喜歡預測整體市場的走勢。與之相反，沃倫和我總是認為市場是不可知的。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許多年來，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大部分股票的年均回報率達到了10%到11%，我們說過這些回報率不可能持續一段非常長的時期。它們做不到。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世界的財富不可能以這種速度增長。不管斯坦福大學持有的證券組合過去15年來取得了什麼樣的業績，未來的收益肯定會比過去的糟糕。也許會還可以。但過去15年是投資者的快樂時光，如此驚人的富礦效應（Bonanza Effects）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問：伯克希爾的年報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因為它表達的悲觀看法認為，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導致投資機會越來越少。這種情況對你們未來10年有什麼影響？

我們反覆地說過，跟過去相比，未來股東財富的複合增長率將會下降——我們的規模將會拖業績的後腿。我們反覆地說過這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承諾。

然而，不妨假定從現在開始，我們能夠讓賬麵價值以每年15%的比例複合增長。這個回報率不算太糟糕，對於長期持有我們的股票的股東來說，應該是可以接受的。我只是說我們能夠承受增長放慢，因為我們的收益肯定會降下來，但對長期股東來講仍是不錯的。

順便說一句，我並沒有承諾我們的賬麵價值每年會有15%的複合增長率。

問：你剛才說避免擁有極端的意識形態是很重要的。你認為商界和法律界有責任幫助城市的貧民，讓他們走上致富的道路嗎？

我完全贊成解決社會問題。我完全贊成對窮人解囊相助。

我完全贊成解決社會問題。我完全贊成對窮人解囊相助。我完全贊成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去做一些你認為利多於弊的事情。

我反對的是非常自信、非常有把握地認為你的干預必定是利多於弊，因為你要對付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面，每件事情相互牽連，相互影響。

問：那麼（你的意思）就是要確定你做的事情（利多於弊）……

你沒辦法確定。這就是我的看法……

但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我最近確實推翻了兩組工程師提出的方案。我怎麼會有足夠的自信在一個如此複雜的領域做這樣的判讀呢？嗯，你也許會想：「這個傢伙只是個有錢的自大狂罷了，他以為他什麼都懂呢。」

我可能是個自大狂，但我並不認為我什麼都懂。不過我發現那兩組工程師都很可能存在偏見，他們提出的結論都對他們自己有利。每一派所說的都與他們的天然偏見相合，這讓我產生了懷疑。此外，也許我掌握了足夠多的工程學知識，所以能夠知道（他們的結論）並無道理。

最後，我找到第三個工程師，他提出的方案我很認可。後來第二個工程師跑來對我說：「查理，我怎麼就沒想到呢？」——他能這麼說還是值得讚揚的。第三種方案更好，不但更安全，造價也更低。

有些人雖然比你更有學問，但在他的認知明顯受到激勵機制引起的偏見或者某些相同的心理因素影響時，你必須有自信推翻他的結論。但有時你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能力有限——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信任某位專家。

實際上，你應該弄清楚你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在生活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有用的呢？

問：你討論過可口可樂的失敗。你認為蘋果犯了哪些錯誤呢？

讓我來給你一個非常好的答案——這個答案是我從通用電氣的CEO傑克·韋爾奇那裡抄來的。韋爾奇是一位工程學博士。他是商界巨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最近，有人問他：「傑克，蘋果到底做錯了什麼？」當時巴菲特也在場。

韋爾奇是怎麼回答的呢？他說：「我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給你相同的答案。在這個領域我沒有能力給你任何特殊的見解。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照搬韋爾奇的答案，是為了教你一個道理。當你不了解、也沒有相關的才能時，不要害怕說出來。

有些人不是這樣的，我想用一個生物學的例子來說明。當蜜蜂發現蜜源的時候，它會回到蜂窩，跳起一種舞蹈，告訴同類蜜源在哪個方向，有多遠，這是蜜蜂的基因決定的。四五十年前，有個聰明的科學家把蜜源放得很高，蜜蜂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所以蜜蜂發現了蜜源，回到蜂窩。但它的基因里沒有編排好表達蜜源太高的舞蹈。它是怎麼做的呢？

如果它是韋爾奇，它就會坐下來。但實際上它跳起了一種不知所謂的舞蹈。許多人就像那隻蜜蜂。他們試圖以那種方式回答問題，那是一種巨大的錯誤。沒有人期望你什麼都懂。

有些人總是很自信地回答他們其實並不了解的問題，我不喜歡跟他們在一起。在我看來，他們就像那隻亂跳舞的蜜蜂，只會把整個蜂窩搞得亂鬨哄的。

問：你曾經在律師事務所-干-過，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利用這些模型的？效果怎麼樣？現在的律師事務所好像並不採用這些模型。

它們也採用這些模型。但跟學術界的情況相同，律師事務所也有一些不正常的激勵機制。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說，律師事務所的情況更加糟糕。

我來說說律師業的另外一種模型：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是個律師。他有個好朋友叫格蘭特·麥克費登，奧馬哈的福特汽車經銷商，這人也是父親的客戶。麥克費登先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是個白手起家的愛爾蘭人。

他小時候經常挨父親毒打，於是從農場逃出來，自己開創了一片天地。他是個聰明人，極其正直，極其有魅力——反正是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父親有另外一個客戶跟他正好相反，那人是個吹牛大王，自視極高，處事不公，夸夸其談，難以相處。當時我大概只有14歲，我問：「爸爸，你為什麼替X先生——那個自視極高的吹牛大王——做那麼多工作，而不是花更多精力在格蘭特·麥克費登這樣的好人身上呢？」

我父親說：「格蘭特·麥克費登正確地對待他的員工，正確地對待他的客戶，正確地處理他的問題。如果他遇到一個神經病，他會趕緊遠離那神經病，儘快給自己找條出路。因此，我要是只做格蘭特·麥克費登的生意，就沒錢給你喝可口可樂啦。但X先生就不同了，他在生活中遇到許多法律糾紛。」

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這個例子表明從事律師業的問題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你不得不跟一些非常低劣的人打交道。當律師能夠賺很多錢，大部分歸功於他們。就算你的客戶是個品德高尚的人，你要幫他應付的對手也往往是非常低劣的傢伙。這是我不再當律師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私慾，但也是因貪慾帶來的成功，我才能夠更容易去做一個值得尊敬和理性的人。就像本傑明·富蘭克林說過的：「空袋子很難豎起來。」

我認為當我問起那兩位客戶時，我父親的回答方式是非常正確的。他教給我一個道理。什麼道理呢？在生活中，為了養家糊口，你不妨偶爾替那些喪失理智的自大狂服務。但你應該像格蘭特·麥克費登那樣為人處世。那是個很好的道理。

而且他用的教學方式非常巧妙——因為他不是把這個道理直接灌輸給我，而是讓我自己通過思考去體會。我必須自己動腦筋，才能明白我應該學習格蘭特·麥克費登。他認為如果這個道理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我會記得更牢。確實是這樣的，我到今天還牢牢地記住它——儘管已經過去幾十年了。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教育方式。

這種方式也跟基本的心理學有關，跟基本的文學道理也有關係。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那樣它對讀者的影響會很深，你會更牢固地記住它。這就是承諾和保持一貫性的傾向。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優秀的文學作品需要讀者略加思索才能理解。如果你動腦筋才懂得某個道理，你就會更好地記住它。

如果你是律師或者企業領導，也許會想讓他人明白我父親告訴我的道理，或者其他你想讓他們學到的事情。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他們進行教育。難道用這種方法來教孩子不是很好嗎？我父親故意使用了間接的方法。你看它的效果多麼好——就像庫克船長巧妙地運用心理學一樣。自那以後，我一直都在模仿格蘭特·麥克費登——終生如此。我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但至少我一直以他為榜樣。

問：你在《傑出投資者文摘》發表的文章結尾提到，只有少數投資經理能夠創造附加值。你現在的聽眾將來都會成為律師，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為司法業創造附加值呢？

只要成為能夠正確思考的人，你們就可以創造附加值。只要很好地掌握正確的思考方式，能夠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你們就能夠創造很大的附加值。只要能夠防止或者阻止某些足以毀掉你們的事務所、客戶或者你所在乎的某些東西的蠢事，你們就能創造很大的附加值。

你們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妙招。例如，我的老同學，斯卡登·阿普斯（Skadden Arps）律師事務所的喬伊·弗洛姆（Joe Flom），是個十分成功的律師，原因就在於他非常善於用一些精妙的比喻來有效地傳達他的觀點。如果你們想為客戶服務，或者想要說服別人，用點幽默的比喻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本事。你們可以說喬伊·弗洛姆的本領是天生的，但他經常磨練這種天賦。你們或多或少都擁有這種天賦，你們也可以磨練它。

有時候你們會遇到一些不能做的事。例如，假設你有個客戶非常想要逃稅。他要是不逃稅，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如果他認為有些漏洞可以鑽但是他沒有鑽，他每天早上會連鬍子都刮不幹凈。有些人就是這樣的。他們就是不願意安分守規矩。

你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A）你們可以說，「老子不給他干啦」，然後撒手不管，或者（B）你們可以說：「哎呀，生活所迫，我必須為他工作呀。我只是替他作假，不代表我自己作假。所以，我還是做吧。」

如果發現他真的想要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們這麼對他說可能是沒用的：「你這麼做不對。我的道德比你高尚多啦。」

那會得罪他的。你們是年輕人，他年紀比較大，因此，他不會被你們說服，而是會作出這樣的反應：「你以為你是誰，憑什麼給整個世界設立道德標準？」

但你們可以這樣對他說：「你做這件事情，不可能不讓你的手下知道。所以呢，你這麼做很容易遭到敲詐勒索。你這是在拿你的聲譽冒險，拿你的家人和金錢冒險。」

這樣做可能會有效。而且你們對他說的是實話。如果必須使用這樣的方法才能讓人們做正確的事情，你願意在這種地方工作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們只能在這樣的地方待下去，從他的利益出發去說服他，很可能比從其他方面出發去說服他更有效。這也是一種有著極深的生物學根源的強大心理學原則。

我親眼看到那種心理學原則是如何使所羅門倒掉的。所羅門的法律總顧問知道CEO古特福倫德應該儘快將所羅門公司的違法交易統統告訴聯邦政府部門，古特福倫德並沒有參與那些不法交易，不是主犯。總顧問要求古特福倫德那麼做。實際上，他對古特福倫德說：「雖然法律可能不要求你這麼做，但那是正確的。你真的應該說出來。」

但那沒有用。這個任務很容易被推掉——因為它令人不愉快。那正是古特福倫德的選擇——他把它推掉了。

除了CEO，總顧問在所羅門公司並沒有什麼靠山。如果CEO下台，總顧問也會跟著下台。因此，他整個職業生涯岌岌可危。所以為了拯救他的職業生涯，他需要說服這位拖拉的CEO趕快去做正確的事情。

這件任務簡單得小孩子都能完成。總顧問只要這樣對他老闆說：「約翰，你再這樣下去，你的生活就毀了。你會身敗名裂的。」這麼說就可以了。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沒有CEO願意自毀前途、聲名掃地。

這位所羅門的前總顧問為人聰明大度——他的想法也是正確的。然而，他丟了工作，因為他沒有應用一點基本的心理學知識。他並不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要說服一個人，從這個人的利益出發是最有效的。

但就算遇到相同的情況，你們應該不會得到相同的糟糕結果。只要記住古特福倫德和他的總顧問的下場就好了。如果你們用心學，正確的道理是很容易掌握的。如果你們掌握了，在遇到其他人無法解決的關鍵問題時，你們就能夠表現得遊刃有餘。只要你們變得明智、勤奮、公正，而且特別擅長說服別人去做正確的事，你們就能夠創造附加值。

問：你能談談訴訟的威脅——股東的官司等等——和一般法律的複雜性如何影響到大型企業的決策嗎？

嗯，每個大企業都為法律成本叫苦，為規章制度之多叫苦，為公司事務的複雜性叫苦，為控方律師——尤其是集體訴訟的控方律師——叫苦。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一家公司的叫苦單照搬給另外一家公司，一個字都不用改。

但對於律師事務所來說，讓它們叫苦的這些情況實在是好消息。多年以來，大型律師事務所的業務一直處於上升通道。它們根本忙不過來，就像大瘟疫中的收屍人。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所以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會說：「唉呀，真叫人悲傷——這麼多複雜的問題，這麼多的官司，這麼多的司法不公。」

當然，如果在瘟疫期間，收屍人一邊手舞足蹈，一邊拉小提琴，那會顯得非常怪異。

但說真的，他們多少有點精神分裂才會抱怨這種情況，因為這實際上對他們非常有利。最近加利福尼亞州出現了一些有趣的事。部分辯方律師想讓公民投票否決某個議案，但是這麼做有害於他們客戶的利益，所以他們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遊說，免得被他們的客戶發現。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那個法案使得控方律師更難提出訴訟。

如果你是辯方律師，靠的就是和這些極端分子鬥智斗勇，以此來為孩子交學費——那個法案無異於將他們的飯碗打破。所以身為成年人，他們只能作出這種成年人的選擇。

所以大公司適應了。他們遇到更多的官司，不得不設立規模更大的法務部門。他們為他們不喜歡的東西叫苦，但他們適應了。

問：可是在過去幾十年里，這種法律的複雜性消耗了企業大量的資源，是吧？

是的。幾乎所有美國公司的訴訟費用和為了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支出的費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確實，有些新的法規是很愚蠢的。但有些則是不可缺少的。這種情況將會一直延續下去，只不過輕重程度會有所不同。

問：是否有些企業由於擔心失敗或負法律責任而不太可能去投資那些風險較高的項目？您有看到或經歷過企業決策上任何這樣的變化嗎？

我曾經和朋友——不是沃倫，是另外一個朋友——一起碰到過這種情況。我們控股的一家子公司發明了一種更好的警察頭盔。那是用凱夫拉爾（註：即對位芳綸，美國杜邦公司於1960年代研製出的一種具有低密度、高強度性能的新型複合材料）之類的原料製成的。他們把這種頭盔帶給我們看，要我們生產它。

就意識形態而言，我們非常支持警察。我認為文明社會需要警察隊伍——雖然我並不認為每年犧牲的警察很多，給社會帶來了太多的孤兒寡母，但我們贊成警察該有更好的頭盔用。

然而，我們看了一下頭盔，然後對那個發明它的人說：「我們公司很有錢，可是我們造不起這種更好的警察頭盔。現在的文明社會就是這樣的。考慮到各種風險因素，我們不能生產這種頭盔。但我們希望有人願意生產。」

因此，我們並沒有試圖阻止警察獲得這種新頭盔，但我們決定我們自己不要製造頭盔。

考慮到文明社會的發展方式，有些行業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你是該行業最有錢的人，那麼它會是一個糟糕的行業。比如說，在高中的橄欖球比賽中，難免會有球員因頭部受傷而導致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除了那家最有錢的頭盔製造商，傷者還能找到更好的起訴對象嗎？每個人都為傷者感到遺憾，都覺得那些傷病非常嚴重，所以製造商輸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產橄欖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也許法律不應該讓那些起訴頭盔製造商的人輕易勝訴。

我認為在我們這樣的文明社會，富裕的大公司生產橄欖球頭盔是不明智的行為。

我認識兩個醫生——他們的婚姻都很美滿。後來醫療責任險的保費升得太高，他們就都離婚了，把絕大部分的財產轉移到他們的妻子名下。他們繼續執業——只是沒有投保醫療責任險而已。

他們對文明制度不滿。他們需要適應。他們信任他們的妻子。所以就出現了那種情況。自那之後，他們再也沒有為醫療責任投保。

人們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司法氣候。他們有各自的辦法。從前是這樣，將來也仍會是這樣。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如果船長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大副把船弄擱淺，那麼船長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我個人最討厭的是那些讓欺詐變得容易的制度。加利福尼亞州那些脊椎按摩師的收入也許有一大半是純粹通過欺騙得來的。例如，我有個朋友在一個糟糕的社區發生了一起小小的車禍。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把車駛離那個交叉路口，就收到了兩個脊椎按摩師和一個律師的名片。他們專門從事偽造受傷報告的勾當。

蘭德公司的數據顯示，我們加利福尼亞州平均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是其他許多州的兩倍，但實際上我們每次車禍的受傷人數並沒有比別的州高出一倍。所以有一半是偽造的。這已經成了一種社會風氣，人們認為每個人都這麼做，所以自己詐傷也完全沒有問題。我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是很糟糕的。

如果制度由我來制定，那麼對工作壓力的工傷賠償金將會是零——不是因為工作造成的壓力並不存在，而是我認為如果允許因工作壓力就能夠得到賠償，那麼社會受到的損害，將會比少數人真的因工作壓力受傷而得不到賠償的情況糟糕得多。

我喜歡海軍的制度。如果你是海軍的船長，接連工作了24小時，需要去睡覺，所以在惡劣的環境中把船交給非常有能力的大副，而他把船弄擱淺了——這顯然不是你的錯——他們不會把你送到軍事法庭，但你的海軍生涯就結束了。

你們也許會說：「那太嚴厲了。法學院可不是這樣的。那不是合法的訴訟程序。」嗯，海軍的模式比法學院的模式好多了。海軍的模式確實能夠促使人們在環境惡劣的時候全神貫注——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出事絕對不會獲得原諒。

拿破崙說他喜歡更幸運的將領——他不會支持敗軍之將。同樣地，海軍喜歡更幸運的船長。

不管你的船是因為什麼原因擱淺的，反正你的生涯結束了。沒有人對你的錯誤（原因）感興趣。那就是海軍的規則——從方方面面來說，這對所有人都好。

我喜歡那樣的規則。我認為如果有幾條這種不追究過錯原因的規則，我們的文明社會將變得更好。但這種提議很容易在法學院引起爭議：「那不是合理的訴訟程序，你沒有真的追求正義。」

我贊成海軍的規定，那就是在追求正義——追求讓更少船隻觸礁的正義。考慮到這些規則帶來的好處，我不會在乎有位船長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畢竟，那又不是把他送到軍事法庭。他只需要另外找份工作而已，他從前繳納的養老金依然歸他所有，諸如此類的。所以那對他來說也不會是世界末日。

我喜歡這樣的規則。可惜像我這樣的人不多。

問：我想聽你再談談如何作判斷。在你的演講中，你說過我們應該閱讀心理學教材，然後掌握十五六個最有道理的原則……

掌握那些明顯很重要和明顯很正確的原則。沒錯……然後你還得鑽研那些明顯很重要然而教材上又沒有的原則——這樣你就能得到一個系統。

問：是的。我的問題跟第一步有關，怎樣確定哪些原則是明顯正確的呢？對我來說，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嗯，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就會覺得有點複雜才有意思。如果你想要毫不費力就能明白，也許你應該加入某種宣稱能夠解答一切問題的邪教。

不，不。沒你說的那麼難，你言過其實了。人們很容易受到他人的思維和行為的嚴重影響，有時候這種受影響的情況是發生在潛意識層面上的，你覺得這很難理解嗎？

問：沒有啦。這個我能理解。

那就對了。那你就完全能夠弄懂那些原則。慢慢來，一個一個掌握。沒有你說的那麼難……

你覺得操作性條件反射的原理——也就是人們會重複他們上一次成功的活動——很難理解嗎？

問：我覺得要掌握的東西很多，有道理的內容也很多。我覺得這個系統很快就會變得很複雜——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則太多了。

嗯，如果你像我一樣，你就會覺得有點複雜才有意思。如果你想要毫不費力就能明白，也許你應該加入某種宣稱能夠解答一切問題的邪教。我可不認為那是一種好辦法。我想你必須接受這個世界——它就是這麼複雜。愛因斯坦曾經很好地總結過這一點：「一切應該儘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

我想學習心理學也是這樣的。如果有20種因素，並且它們相互影響，你必須學會處理它們——因為世界就是這麼複雜。但如果你能夠像達爾文那樣，帶著好奇心逐步解決問題，你就不會覺得很難。你會驚訝地發現，原來你能夠學得很好。

問：你剛才給了我們三個你使用的模型。我想知道你是從哪裡找到其他模型的。第二個問題，你能教給我們一種更輕鬆地閱讀心理學教材的方法嗎？我倒不反對去讀心理學教材，可是那樣很費時間。

學科的種類並不多，真正有用的思想也不多。把它們統統弄清楚會給你帶來很多樂趣。此外，如果你通過親自摸索去把它們搞清楚，而不是通過別人的轉述死記硬背，你對那些思想的掌握會比較牢固。

更重要的是，這種樂趣永遠不會枯竭。我以前接受的教育錯誤得很離譜。我根本沒有看過所謂的現代達爾文主義的著作。我看的書也很雜，但我就是沒看過這類書。去年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是個白痴，居然連現代達爾文主義都沒看過，所以我倒了回去，在牛津大學偉大的生物學家道金斯（Dawkins）和其他人的幫助之下，我補充了這個流派的知識。

我七十幾歲啦，對我來說，理解現代達爾文綜合理論絕對是很快樂的事情。這種理論極其漂亮，極其正確。一旦掌握它之後，它就變得很簡單。所以我這種方法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帶來的樂趣永不枯竭。如果你患上老年痴呆症，最終被送到療養院，那麼我想這種樂趣確實會枯竭。但就算是那樣，它至少也持續了很長的時間。

如果我是法學院的沙皇——不過法學院當然不會允許沙皇的存在（它們甚至不希望院長擁有太多的權力）——我會開設一門叫做「補救式普世智慧」的課程，它將會提供許多有用的東西，包括大量得到正確傳授的心理學知識。這門課可能只持續三個星期或者一個月……

我認為你們應該開設一門有趣的課程——採用一些有說服力的例子，傳授一些有用的原理——那將會很有趣。我認為這門課程將有助於你們發揮從法學院學到的知識。

人們會對這個想法不以為然。「大家不做這樣的事情。」他們可能不喜歡課程名稱——「補救式普世智慧」——所含的諷刺意味。不過我這個名稱的含義其實是「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如果你管它叫補救式的，難道你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嗎？「這些道理真的非常基礎，每個人都應該知道。」

這樣一門課將會非常有趣。可以援引的例子太多了。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不開設。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想開，所以就沒有開；但也許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開；也許他們不懂這門課是什麼。

但如果你們在接受傳統的法學院教育之前，有那麼一個月的時間來學習這些通過生動的例子得到傳授的基本道理，你們在法學院的整個求學過程將會有趣得多。我認為整個教育系統的效果將會好得多。但沒有人對開設這樣的課程感興趣。

有些法學院確實傳授教材之外的知識，但在我看來，他們的方法往往顯得非常笨拙。其實美國大學的心理學課算上得不錯的了，不信你看看那些企業金融課程。現代的組合投資理論？那完全是亂來！真叫人吃驚。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自然科學的工程學都教得很好。但除了這些領域，其他學科的情況完全是莫名其妙——儘管有些學科的研究人員智商非常高。

可是，孩子們，學校應該如何改變這種愚蠢的局面呢？正確的做法不是請一個七十幾歲的老資本家來告訴高年級的學生：「這是一點補救式普世智慧。」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許多法學原理是跟其他原理聯繫在一起的。它們的關係密不可分。然而，在教學中，他們並沒有指出這些法學原理跟其他重要原理有密切的關係。這種做法很荒謬——絕對很荒謬。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法學院在學生剛入學的第一個月就灌輸一些基本的原理……許多法學原理是跟其他原理聯繫在一起的，它們的關係密不可分。然而，在教學中，他們並沒有指出這些法學原理跟其他重要原理有密切的關係。這種做法很荒謬——絕對很荒謬。

我們為什麼規定法官不能對未經他們之手的案件發表評論呢？當我上法學院的時候，老師們在課堂上談到這個規定，但沒有聯繫到本科課程中的重要內容加以說明。不把那些理由說出來真的很荒唐。人類的大腦需要理由才能更好地理解事情。你們應該把現實懸掛在附帶理由的理論結構之上。只有那樣，你們才能成為一個有效的思考者。

至於老師們教給學生一些原理，卻不給理由，或者很少解釋理由，那是錯誤的做法！

我之所以想要設立一門課來傳授補救式普世智慧，原因還在於它會迫使教授們去反省。要是這些教授傳授的知識明顯有誤，而我們在一門叫做「補救式普世智慧」的課程中予以更正和強調，那麼他們會感到難為情。那些傳授錯誤知識的教授真的必須為自己辯護。

這個想法是不是很瘋狂？期待有人設立一門這樣的課，可能是一個瘋狂的想法。不過，如果有人真的開了這樣的課，難道你們不覺得它會很有用嗎？

問：我認為要是有一門這樣的課那就太好了。可惜等到這門課開出來的時候，我們早就畢業啦。你的建議是，可以通過設置一門課程來教我們。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學到普世智慧嗎？

一直以來，總有人問我學習是否有捷徑。今天我也嘗試給你們提供一些學習的竅門，但光靠這樣一次演講是不夠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寫一本書。

我希望我說的話能夠幫助你們成為更有效率和更優秀的人。至於你們是否會發財，那不是我要考慮的。但總有人要求我：「把你知道的都餵給我吧。」當然，他們說的話往往是這樣的：「教我如何不費力氣地快速致富。不但要讓我快速致富，你還要快速地教會我。」

我並沒有興趣自己寫一本書。再說了，寫書要花很多精力，那不是我這樣七十幾歲的人應該做的。我還有其他許多事情要處理，所以我不會去寫書。但對別人來說是絕好的機會。如果我發現有聰明人願意正確地完成這項任務，我會為他的寫作提供資助。

總是有人要求我：「把你知道的都餵給我吧。」當然，他們說的話往往是這樣的：「教我如何不費力氣地快速致富。不但要讓我快速致富，你還要快速地教會我。」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現在的教育如此糟糕。部分原因在於不同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現狀。例如，心理學只有和其他學科的原理結合起來才是最有用的。但如果你們的教授並不了解其他學科的原理，那麼他就無法完成這種必要的整合。

可是，如果有個人精通其他學科，致力於將其他學科的原理和心理學結合起來，他怎麼能夠成為心理學教授呢？這樣的心理學教授往往會激怒他的同行和上級。

世界歷史上有過幾個非常了不起的心理學教授。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羅伯特·西奧迪尼（Robert Cialdini）對我非常有啟發，B.F.斯金納也是——不是說他的偏執性格和烏托邦傾向，而是說他的實驗結果。但總的來講，我並不認為美國的心理學教授如果改行研究物理學，也能夠成為教授。這可能就是他們沒能把心理學教好的原因。

許多教育學院，甚至有些優秀大學的教育學院，都興起了心理學的熱潮。它們簡直是知識界的恥辱。有些院系——甚至在有些傑出的研究機構中——有時也會存在某些重要的缺陷，開設許多名為心理學的課程也並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考慮到學術界的慣性，所有學術界的缺陷都是非常難以解決的。你們知道芝加哥大學是如何解決心理學系問題的嗎？該系擁有終身教職的教授都很糟糕，校長實際上廢除了整個心理學系。

假以時日，芝加哥大學將會擁有一個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心理學系。實際上，現在它也許已經擁有了，也許情況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必須承認，我對一個如此有魄力的大學校長是極其欽佩的。

我並不希望你們聽了我的批評之後，就以為大學心理學教育的糟糕情況完全是因為心理學系的教職員工能力都很低下。相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跟心理學的本質有關——這個學科有許多難以消除的、令人著惱的特性。

讓我通過一個包括幾個問題的「思維實驗」來證明這一點：是否有些學科需要一個像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那樣的集大成者，卻從未吸引到這樣的人才？學院心理學的本質是否決定了這個學科對天才毫無吸引力？我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原因不難理解，每代人中能夠準確地解決熱力學、電磁學和物理化學的各種難題的人只有少數幾個，用一隻手就可以數得過來。這樣的人往往會被活著的最傑出的人乞求從事尖端的自然科學研究。

這樣的天才會選擇從事心理學研究嗎？心理學的尷尬之處在於：（A）就社會心理學而言，人們對它揭示的各種傾向了解得越多，這些傾向的作用就會變得越弱；（B）就臨床（治療）心理學而言，它必須面臨一個尷尬的問題：相信虛幻的東西往往能夠提高幸福感。所以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非常聰明的人不願意從事心理學研究，正如諾爾貝物理學獎得主馬克斯·普朗克不願意從事經濟學研究一樣：他認為他的方法無法解決經濟學的問題。

問：我們談論了許多生活質量和專業追求之間的關係。除了學習這些模型之外，你還有時間做其他感興趣的事情嗎？除了學習之外，你還有時間去做好玩的事情嗎？

我總是用相當一部分的時間來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比如說只是釣魚、玩橋牌或者打高爾夫球。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想清楚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你們也許想要每周工作70個小時，接連工作10年，以便成為克拉法斯律師事務所（註：美國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然後更加賣命地工作。你們也許會說：「我不願意付出那麼大的代價。」這兩種方式完全是因人而異，你們必須自己弄清楚。

但無論你們選擇了哪種生活方式，我認為你們應該盡量去吸收基本的普世智慧，否則就是犯了大錯，因為世俗智慧可以讓你更好地服務別人，可以讓你更好地服務自己，可以給生活帶來更多的樂趣。所以如果你們有能力去掌握它卻不去掌握，我認為那是很荒唐的。如果你們掌握了普世智慧，你們的生活將會變得很豐富——不僅是金錢方面，其他方面也將會變得很豐富。

這次演講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商人跑到法學院來作演講——這個傢伙從來沒有上過一節心理學的課程，卻告訴你們所有的心理學教材都是錯的。這是很奇怪的。但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是很誠懇的。

有許多簡單的東西是你們之中許多人都能夠學會的。如果你們學會了，你們的生活將會得到改善。此外，學習它是很有趣的。所以我敦促你們去學習它。

問：這些年來，你實際上是在完成與他人分享智慧的任務嗎？

問：這些年來，你實際上是在完成與他人分享智慧的任務嗎？當然。你們看看伯克希爾·哈撒韋就知道啦。我認為它是最具有教育意義的企業。沃倫不打算花錢。他準備把錢統統回饋給社會。他只是建立起一個講台，以便人們聆聽他的教誨而已。不消說，他的教誨都是很好的。那個講台也不算差。你可以說沃倫和我都是我們自己意義上的學者。

問：你說的話大多數很有說服力。你對知識、改善人類生存狀況和金錢的追求都是值得稱道的目標。

我不知道對金錢的追求是否值得稱道。

問：那麼，追求金錢應該算是可以理解的目標吧？

這我倒是同意的。反正我不會瞧不起那些搞電話推銷或者校對債務合約的人。如果你需要錢，賺錢就是樂趣。如果你在你的職業生涯中必須更換許多份工作，那也沒什麼好說的。你終究得做點賺錢的事情。許多工作只要能夠讓你賺錢，就是體面的工作。

問：我知道你對那些太受意識形態影響的人有所保留。但你的所作所為就沒有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嗎？難道就沒有什麼讓你為之醉心的東西嗎？

有啊，我醉心於智慧，我為追求準確和滿足好奇心而醉心。也許我天生高尚，願意為那些超越我的短暫生命的價值觀念服務。但也許我只是在這裡自吹自擂。誰知道呢？

我認為人們應該掌握其他人已經弄清楚的道理。我並不認為人們只要坐下來空想就能掌握普世智慧。沒人有那麼聰明……

重讀第三講

1996年發表這篇演講的時候，我認為人們應該避免強烈的政治偏見，因為它使許多人精神失常，甚至包括一些非常聰明的人。自那以後，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它們的政治偏見都變本加厲，正如我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很多人無法正確地認識現實。

我自然不喜歡這種結果。按照我的性格，我會像阿基米德有可能的那樣質問上帝：「你怎麼可以在我提出那些公式之後讓中世紀這樣的黑暗年代出現呢？」或者像馬克·吐溫曾經抱怨的那樣：「現在的文壇真是蕭條啊。荷馬已經去世。莎士比亞死了。我覺得我好像也快不行了。」

幸好我仍然能夠控制我自己別發出馬克·吐溫那樣的浩嘆。畢竟我從來不曾幻想我的觀點能夠讓世界發生很大的變化。相反，我向來認為做人要低調謙虛，所以我要追求的是：（1）向比我優秀的人學習幾種有用的思維方法，幫助我自己避免犯一些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容易犯的大錯；（2）將這些思維方法傳授給少數幾個由於已經差不多了解了我說的內容而能夠輕鬆地向我學習的人。這兩個小小的目標我算是完成得很好了，所以看到世人如此不智，倒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我把用來對付失望的最佳方法稱為猶太人的方法：那就是幽默。

當我2006年3月重讀第三篇演講稿的時候，我仍然喜歡我在演講中強調的一點：應該儘可能地設計各種防止欺詐的制度，哪怕有些人的悲慘遭遇將會因此而得不到補償。畢竟，一種讓欺詐得到回報的制度將給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因為糟糕的行為會成為被效仿的榜樣，形成一種非常難以消除的社會風氣。

我很溫馨地回想起我在第三篇演講稿中強調的另外兩點：從我父親的朋友格蘭特·麥克費登身上學到的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從我父親身上學到的一種教學方法。對這兩位謝世已久的先人，我欠他們很多，如果你們喜歡《窮查理寶典》，那麼你們也是。

在這篇演講稿中，查理逐步向我們解釋如何通過各種「思維模型」進行決策和解決問題。他巧妙地問聽眾如何白手起家，創辦一個資產高達2萬億美元的財富，並用可口可樂作為經典案例給出了答案。當然，他的方法很獨特，它的巧妙和明智將會讓你們震驚。

談完這個案例之後，查理接著討論了高等教育的失敗，以及它在培養決策者方面不盡如人意的歷史。關於這個問題，他有其他解決方法。

這次演講是於1996年在一個不對外公開的場合發表的。

查理建議編者提醒你們：大多數人並不理解這篇講稿。查理說這次演講極其失敗，而且人們之後發現這篇演講很難懂，甚至將演講稿仔細讀過兩遍之後還是覺得很費解。在查理看來，這些結果有著「微妙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