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
一
歷經十六年案頭跋涉,《大秦帝國》筆耕的主體工程終於告結了。
中國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錯,及其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無數溝壑、黑洞與變形,使每個力圖遨遊其中的探索者都為之浩嘆。當我以十六年時光,一葉扁舟潛入又浮出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驀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該說什麼了。
慨當以慷,潮湧心頭者,我族文明恆久不滅之精義也。
從洪水時代開始,我們民族創造了自己獨特的國家形式。從列強大爭的春秋戰國開始,我們的民族以將近六百年的艱難探索與烈烈奮爭,開創了鐵器時代特立獨行的偉大文明體系,轟轟然進入了氣象萬千的帝國時代。這個偉大的帝國時代,是我們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從偉大的秦帝國開始,我們的中華文明「冠劍及身」,進入了歷史成熟期與曾經的最高峰。不管我們的文明腳步在後來的兩千多年裡有過何等曲折,那閃爍著亘古文華的標誌性的高高秦冠,都永遠地矗立在我們飛揚的黑髮之間,那蓬勃著求變圖存精神的錚錚秦劍,都恆常地滲透在我們沸騰的熱血之中。我們的歷史很久很久,我們的未來很長很長。「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唯其根基深長,唯其累積深厚,唯其飽經滄桑,我們可再生,我們可負重,我們可遠行。
我們的生命,與人類世界共久遠。
我們的文明,與天地宇宙共始終。
莊子說得好,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繁衍拓展而生生不息,寧非如此哉!
作為再現中國原生文明史的一部作品,《大秦帝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精神所催生的產物,絕不僅僅是我個人心血來潮、靈感涌動的結果。在我們這個時代曾經的十字路口,求變圖存再次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抉擇。我們曾經衣衫襤褸,我們曾經食不果腹,我們曾經內鬥不休,我們曾經滑到了崩潰的邊緣。積澱的文明激發我們求變,貧弱的境地催生我們圖存,當此之時,在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中尋求啟迪,召回我們曾經失落的魂靈,洗刷我們曾經品嘗的恥辱,淘洗我們曾經泛濫的自卑,鼓盪我們曾經乾癟的底蘊,洗刷我們曾經有過的迷茫,遂成為連綿涌動的時代思潮。而在我們民族的漫長曆程中,面臨巨大深刻的歷史轉折而能奮然拓展出嶄新文明的時代,只有我們民族的原生文明聖地——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於是,回望探索兩千多年前那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以「求變圖存」的「大爭」精神創造新文明的偉大帝國時代,自然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不期然,我提起了筆,坐到了案頭。
於是,有了始料不及的十六年耕耘,有了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國》。
二
在日每筆耕的十六年中,得到的各方關注與助益多多。
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已故的著名秦漢史專家、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林劍鳴先生。啟耕之初,時任法律出版社社長的林先生對我的創作給予了極大關注,多次長談,反覆說及以文學藝術形式反映秦帝國時代的重大意義。林先生說,他很長時間以來,都在思索如何將繁難遙遠的歷史及其研究成果,以生動的文學藝術形式普及於社會大眾,也嘗試過歷史小說這種形式。林先生拿出了他自己當時已經大體寫成的戰國歷史小說《一代政商呂不韋》與我一起商討。以林先生的學養與學術地位,能以歷史小說的形式展現歷史研究的成果,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林先生烙在我心頭最深的一句話是:「大秦帝國這一題材,其意義不亞於任何重大的當代題材。」1997年,林劍鳴先生於北京逝世,其時我正在大西北的黃河岸邊蝸居筆耕,未能到林先生靈前一拜,誠為深重遺憾。
歷經曲折,我還是選擇了繼續走完這段路。
我決意在已經完成一百三十六集文學劇本之後,重寫歷史小說。
只有歷史小說這種形式,能夠承載帝國時代極其豐厚鮮活的文明內涵。
由此,我進入了實際的自由職業狀態。為了選擇一個相對不受干擾的環境,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一個春天,我來到了海南。在老朋友曹錫仁、劉安、程鵬、周沂林,以及企業家王力先生的大力幫助下,我在海南居住了下來,開始了十餘年的筆耕生涯。朋友們的幫助不僅僅是具體化的多方面的,還是有寫作助益與精神助益的。凡此種種,無不使我時時銘感在心。尤其是錫仁老友,在劇本創作階段為將其推上銀屏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然為《大秦帝國》電視劇的後期實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恆常念之。海南省委宣傳部也給予了《大秦帝國》多方關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周文彰先生之關注與助益尤多,尤為感謝。
十多年中,我對幾乎成為我第二故鄉的海南,有了種種獨特的理解與感受。在包括我在內的往昔之內地人眼裡,這個瀰漫著濃郁商品經濟氣息的海島,是文化的沙漠,其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關係使之成為文化的墳場。然則,在深入其中的十多年裡,我卻深深感受到海南的包容、廣闊與滲透於人際交往中的實際精神。沒有虛妄,沒有偽善,不寬容懶惰,不縱容矯情。無論是鋪排奢華的酒店宴會,還是粗簡愜意的路邊大排檔,縱情唏噓面紅耳赤之後,下次又是熱烈坦誠的擁抱。無論是同事操業,還是人際交往,顧忌最少,羈絆最小,心結最淡,成見最淺。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你自身的努力。五湖四海都匯聚在這片美麗的海島,競爭著,協同著,衝撞著,擁抱著,吵鬧著,奔跑著,前進著。依稀之間,常常覺得這片海島是某種戰國精神遙遠的折射,恍惚遊離的種種影像之中,隱藏著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切的追求與嚮往。一個北京朋友來到海南,坐在明亮得有些刺眼的陽光下,盯著在海風中婆娑的椰子樹,惶惑地說,這樹,綠得有些假。
我感喟萬分,大笑不止。
這個紛紜的時代,真在哪裡?假在何處?
真成假,假成真,我們的目光要多少歷史的淚水來沖洗?
清晨的陽光下,當我徐步走在金黃雪白的沙灘,望著蒼茫大海自由地長嘯,將一腔鬱悶與五臟六腑的污濁在吼嘯中噴發出去的時候,每每感動不能自已。傳說中的靈魂凈化在哪裡?寧非如此哉!
三
2001年,歷史小說開始正式出版,出版界的朋友們使我感觸良多。
在中國作協周明先生的推薦下,河南文藝出版社最先關注並追蹤《大秦帝國》的寫作。其時的楊貴才社長、藍紀先責任編輯的發軔之功,我時時感念。儘管,我們曾經有過工作性質的分歧與衝突。此後,中原出版傳媒集團鄧本章總裁、王成法副總裁、王劉純主任(出版業務部)、河南文藝出版社王幅明社長,上下共識凝聚社力,將《大秦帝國》作為河南出版界重點項目開發經營,其團體之勃勃生氣令人感奮、銘刻難忘。世間萬事在人,中原出版界之雄風新貌,令人刮目相看矣!
期間,長江文藝出版社周百義社長、方平副社長、劉學明社長(先後三任),都對本書出版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亦使我難以忘懷。
尤其要說的,是責任編輯許華偉先生。
多年來,我之所以能夠與河南文藝出版社並中原出版傳媒集團保持緊密良好的合作關係,多賴許華偉之功。人言,責任編輯是出版社與作者之間的橋樑與紐帶。信哉斯言!華偉年輕坦誠,信守約定,朝氣蓬勃且極具專業素養與職業精神,人與之交,如飲醇酒,如踏土地,厚重坦蕩火熱堅實,信任感不期而生,彌久愈堅。使我多有感喟者,是華偉所身體力行的那種當下編輯已經很少具有的獨特的專業理念與實幹精神。
以專業理念而言,華偉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內容所體現的價值原則,始終本著「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從不對作品作無端刪削與扭轉,輒有改動,必徵求作者意見。此點,對於一個極具鑒賞力與筆下功夫的責任編輯,實屬難能可貴。
以實幹精神而言,華偉不事空談,極富負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國》出版周期長,編輯工作量超大。期間,無論是座談會議還是應急材料,抑或緊急編輯事務,華偉都是兢兢業業不舍晝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輕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萬字全部重新編輯重新裝幀,而時間只有短短三四個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18屆全國書市上全面推出,實在是一件繁重任務。面對艱難,華偉意氣風發地笑稱,要開始一次「編輯大戰」。之後,華偉與美編劉運來等同事立即開始投入此戰,周末亦極少休息。每每從電話中聽到華偉在編輯室關於種種細節勘定的急迫聲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種感慨——如此自覺負重的職業精神與任事意志,何其可貴也!
四
還得說說全套出版與前四部修訂的相關事宜。
首先,《大秦帝國》陸續出版發行以來,遇到的讀者質詢與專業非專業的評論多多。對所有這些評論、褒揚、質詢、批評,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誠的感謝。人,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面對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地,我無疑是極其「有涯」的。
我,感恩於那個激起我們強烈共鳴的偉大的原生文明時代。
我,感恩於所有能夠關注與批評《大秦帝國》的讀者朋友與專家師長。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兩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書;前四部八卷,則是已經發行幾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並非已完部分與印行部分的簡單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訂本與最後兩部新書的完整推出。就實際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書。
本次前四部修訂,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分別具體說明。
關於個別歷史人物的錯位。
讀者質詢的人物錯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幾個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戰國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頗。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餘人物都是出現太早。這次我做了不同修訂,大體是四種處置方式:
其一,甄別史料,依據學說傳承確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主要是商鞅師承何人?一種史料云:商鞅老師是屍佼,又雲是學生。然則,傳世的《屍子》全書,除了提出一個「宇宙」詞根屬創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張,與商鞅的純正法家體系風馬牛不相及。也就是說,屍子為商鞅老師,或為商鞅學生,皆無依據,皆不相宜。鑒別之下,此說可能為當時或後世之坊間傳聞,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屍子這個人物沒有出現。在第五部魏國滅亡的進展中,有屍子後裔的故事,體現了我的鑒別與推論。
其二,錯位人物置換,而思想留存。小說第一部有荀子與孟子的人性善惡論戰。這次,荀子被置換了,論戰保留了。畢竟,荀子之前的戰國社會是醞釀產生性惡論的基礎,不可能沒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場年齡與關係,而不做人物改變。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頗,不再一出場便是老將,但廉頗的出場時間並沒有改變。二是第二部中的戰國四大公子,相對理順了其與周圍人物的關係,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風雲人物。在這裡,我選擇了歷史精神的真實,割捨了對散漫史實的刻板追求。
其四,對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變動,老墨子與墨家仍然在第一部體現。墨家以「兼愛」為基礎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國文明史最光輝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審視戰國變法,既是藝術典型化的需要,也是歷史哲學的需要,更是文明史價值審視的需要。僅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詳)的可能性考據,而犧牲其在藝術作品中再現的權利,是不可取的。
關於「有沒有」的問題。
以歷史小說形式展現原生文明時代,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各種各樣的「有沒有」。小麥有沒有?饅頭有沒有?包子有沒有?鍋盔有沒有?毛筆有沒有?綿布(絲綿)有沒有?麻布有沒有?棉布(棉花)有沒有?床鋪有沒有?桌子椅子有沒有?長劍有沒有?長兵器有沒有?地圖有沒有?戰船有沒有?大蒜有沒有?小蒜有沒有?大蔥有沒有?石碑有沒有?果酒有沒有?白酒有沒有?苜蓿有沒有?馬鐙有沒有?女子冠禮有沒有?某個成語有沒有?某個詞根有沒有?某種藥材有沒有?某種禮儀有沒有?某種蔬菜有沒有?某條河流有沒有?圍棋黑白先後規則有沒有?民眾自由歡呼萬歲有沒有?等等等等,問題隨時隨地都可能迎面撲來。舉凡日常物事,幾乎都牽涉「有沒有」問題。寫其後時代,當然也有此類問題,但一定是少了許多。
就實說,事物之有沒有,尚算相對簡單。其中最繁難者,是語言中的辭彙詞根。先秦語言,是我們民族語言的根基。幾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語彙,都在那個時代創造了出來。然則,隨著漫漫歷史,國人反倒陌生了諸多基本語彙的起源,對《大秦帝國》使用的諸多原生語彙,反倒生出一種質疑。譬如奴隸、人民、群眾、和平、小康、國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執一、介紹、身體、不二、大爭、春秋、戰國,等等等等,都是那時的語彙。
於是,從第四部開始,我對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詞根與事物出典,皆作了註解,或借人物之口說明根源。在本次修訂中,我對讀者們通過各種途徑所砸來的「磚頭」,都以是否果真有據做出了相對合理的處置。雖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發現的錯誤,我仍然期待著種種糾錯批評。
關於個別歷史事件的有無問題。
《大秦帝國》中,重大的歷史事件全部是真實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國會盟分秦,是依據歷史邏輯推定的。戰國時代的山東六國會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會盟,確實沒有史料記載。然則,「六國卑秦,不與會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銘心的仇恨。將秦國排除在外的六國會盟,能說一定不會有分割秦國的預謀?是以,六國會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虛構,本次修訂中也沒有取締這一引子事件。
歷史文學作品,某種意義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種意義上又如化石復原。史料所呈現出來的,是既定的結局,是已經塵封且夾雜著諸多「破壞」的作案現場,是已經風乾了的種種骨骼。歷史小說的使命,是復活歷史的腳步,是復原人物的血肉。為此,就要依據被史料記錄下來的種種結局,依據被風乾的種種骨骼,推演出活化的歷史。活化是什麼?就是在邏輯推定的基礎上剔出其滲透異物,修補其曾經遭受的破壞,彌補其聯結斷點,復活其被風乾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沒有皇后,秦二世也沒有皇后,這是兩千餘年帝制中的唯一現象。為什麼?背後的歷史邏輯是什麼?隱藏著什麼樣的衝突與事件?這些,是歷史家無法完成的。在發現確證的史料之前,歷史學家可以不理睬這個為什麼,而只相信這個結論。而歷史小說不能,既然有這個重大的「現場遺存」,就必須推演出其聯結斷點,復活導致這一「遺存」的種種過程,否則不是歷史小說。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則既有作者的歷史想像力,又必須有歷史邏輯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實,我是自覺的,也是問心無愧的。
面對那樣一個神聖的時代,我有義務仔細甄別,我沒有權利肆意虛構。
我追求歷史精神的真實,也追求歷史事實的基本真實。
肆意虛構,是對那個偉大時代的褻瀆,是對我們文明聖地的褻瀆。
五
最後,再說說兩件相關事宜。
關於1996年的前三部文學劇本出版事。
1990年開始,我進入對《大秦帝國》的寫作醞釀。當時深感電視歷史正劇對民眾的普遍影響,遂決意先以電視劇的藝術形式喚起社會對中國原生文明的關注。1993年秋,我開始進入文學劇本的寫作,於1997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學劇本的寫作,大體計約三百餘萬字。期間,1996年初,人民日報出版社擬議將已經成型的前三部文學劇本出版,我也贊同。由於種種原因,當年出版的作品形式不盡如人意。出版社與我,皆感未達預期,一致贊同不再印行,並停止此後改編。
2001年歷史小說開始出版之後,多有讀者誤將1996年版的劇本改編出版物,等同於歷史小說《大秦帝國》。雖然,我在網上已經作了說明,然誤解依然常被提出。故此,在《大秦帝國》歷史小說全六部十一卷完成之際,我對此事再度作以說明。同時,我申明:此後,我將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版原先的文學劇本。
《馬背諸侯》不再附於本版《大秦帝國》之後。
第一部序言中,我曾申明作為早秦歷史展現的《馬背諸侯》附於全書之後。
然則,隨著寫作與研究的進展,我對整個秦文明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深感原先計劃的一個二十餘萬字的小長篇不可能肩負如此重任。這也是我開首說《大秦帝國》是主體部分告結,而不是全部告結的原因。1998年,我已經寫出了《馬背諸侯》的事件大綱並十餘萬字的初稿。後來,因全力以赴於主體工程,《馬背諸侯》暫時擱置了。若等待其完成,再將《大秦帝國》完整推出,時日實在太久。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寫完帝國六部之後,我深感早秦歷史隱藏著包括中國早期文明史與早期民族史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與基本問題,其豐厚程度遠非一個小長篇所能包容。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早秦部族是與大禹夏部族共同治水的遠古功勛部族,在華夏文明的創造中起到了至為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何展現洪水時代具有神話史詩特質的偉大歷史,如何展現大禹大費大業幾位無與倫比的英雄人物,如何展現秦部族在此後夏商周三代的傳奇沉浮及再度崛起,絕非「趕活」心態所能寫好的。
反覆思忖,只有此後稍作喘息,再獨立成篇了。
為此,我得向列位看官真誠地致以歉意,只能以此後依舊不失底氣的作品,來報答看官們對原生文明時代的關注。
六
中國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無極世界。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無極世界。
探索中國文明的歷史足跡,同樣是一個無極世界。
無極之外,復無極也。
對多年殷殷期待後續兩部與全套推出的讀者們,表示由衷的敬意與感謝。
感恩於我們這個求變圖存重塑華夏新文明的偉大時代。
感恩於曾經幫助過我的每一個師長、朋友與家人。
公元2008年春·南海積微坊擱筆
贊
三國宜於寫小說,但至今仍無人能超越《三國演義》。羅貫中先生的大作之所以偉大,有一個重要原因,其敢於對其三國小說標為「演義」。而今呢?歷史小說多與「演義」二字切割。箇中原因,不揣自明。
孫先生參與改變「不宜於」的洪流,其勇氣令人欽佩。然小說結尾,又加個重大史實「真實」,人物時間穿越,偶然決定必然的秦論。小說夾敘夾議,甚而穿越神說,自是無可厚非。然細節決定成敗,小說綁架史論,難免忽悠之嫌,「讀之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略舉一例:白起坑趙降卒,秦軍水攻大梁(百姓未逃之大梁!),均可輕描淡過;項羽坑秦降卒,項軍火燒咸陽,卻是鼻祖暴行。倒底誰向誰學的?皆為暴虐何必雙標?若詩言志,詞寄情,小說當史論;那秦之後世一家庭婦女,對項羽「人傑鬼雄」的讚譽仍深入人心,莫非她為「腐儒」,或是「復辟」言論,那孫先生和捧家可是任重道遠哉!
法家功德無量,但不能以商殃變法蓋定秦政。儒家功德「無稽」,也不能以其中糟粕而全盤否定。諸子百家皆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獨尊」皆不可取,從一極端走向另一極端更大謬也。
歷史的選擇,實質是當時人民的選擇。國興國亡究其根本所施政也,秦皇朝十五載而亡也是如此。從奴隸貴族制到封建地主制,是華夏民族對歷史的推動;時勢造英雄。再偉大的皇帝也脫不開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君為民所棄,其最大原因是政違民心至久至甚。華夏有最能忍受苦難的百姓,大規模的起義造反必是民怨沸騰已不可拂平。時至今時,「有沒有」農民尚能偷生卻因「復辟」蠱惑而「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暴動?獨秦「唯一」難以服人,「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鍊的天下臣民」,分辨力又如此低下?此一節點,「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便死機?
史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能意識流為二世「惡政」?始皇七月喪九月葬入秦皇陵,顯然建陵為始皇在位時所為。當時全國人口不足兩千萬,忽略戰勝者部族的「老秦人」,僅建陵就超過山東諸國人口的4%;若以每戶五人計,則五戶中就有一戶的某人建陵,是個多麼驚人的比例!秦皇大興土木比此更甚者還多,加之戍邊衛咸,可見當時百姓負擔多麼地重!「家家無丁壯」便是秦政施與百姓的「實惠」。小說儘管對橫徵暴斂曲筆掩飾,然也不得不漏青壯男丁盡失婦孺難計民生之實。秦皇崩後年許,武臣起義山東郡縣少年殺官以應竟成燎原之勢。沛公起沛、項梁舉兵…諸侯起於匹夫,雖以利合,然順應民心大勢,參與者多為苦秦久矣的貧苦農民,焉能以「復辟」「暴動」蓋定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如昔魏寧陵君跟隨陳勝起義,後以保全百姓身家性命為條件自焚而死,秦又有幾人如此「復辟」?秦滅後五年,天下定於漢,乃是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被新興地主階級篡奪果實的首例。同之後的農民起義一樣,反映了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秦末農民起義,同樣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迫使後繼漢朝統治階級盡量調和矛盾,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假從作者稱的「歷史事實說」(非小說選擇嘍!),秦政「後世罕見的清明」,「惡政(不暴嘍!)」自二世始。那麼,從史書上記載的史實來看:嬴政二十六年滅齊並天下,三十七年十月最後一次巡遊(左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七月崩於沙丘,九月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胡亥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隨之名為伐秦者數不勝數。胡亥二年冬李斯就五刑,一年後死。時年趙高迫胡亥自殺,另立公子嬰,嬰以「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為名刺死趙高,做了四十六天秦王后降楚。也就是說,始皇帝三十七年(統一全國後十一年)的「清政」使百姓安居樂業,死後一年許的二世「惡政」讓起義風彌全國,內亂四年皇朝轟然崩塌。起義將領嘆的「天下苦秦久矣」之「久」只是一年?小說的突變秦亡,還是太史公的「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哪個才是牽強附會之說?!再者,引起陳勝起義的屯戍等政策是老子實施兒子撿底,老子有功兒子背惡?徭賦過重民生無計,老子推行是新政兒子延續是惡政?兒子也是秦皇,惡政不屬秦政?身受官府壓榨只存死路叫「惡」不叫「暴」,對百姓來說,此種文字遊戲有意義乎?
「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眾所周知的是,始皇帝的蓋世奇功,多為李斯設計且總理達成,就治國而言法家觀念已成一統。史載: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扶蘇的治國理念與嬴政(及李斯等重臣)深惡痛絕甚而逼死的呂不韋相近。誰能保證:扶蘇上位就不會與群臣眾將碰撞生亂,山東世族不會趁亂「復辟」,老秦人就會突然壯大而延秦萬歲?怎不設想百姓遭受的將會是超過五年的戰亂?更有甚者惋惜子嬰之死,更是家天下擁躉者的哀嗚罷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始皇帝是人不是神,但其期待如神般不死卻不是憑臆想便否認掉的。遣方士尋不死葯可被稱為「迷惑敵人」,那始皇的「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便可「口滑」為平民意識?不立儲君解釋為「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咋不可「套路」為「真人」永統天下不需儲君?對始皇帝的評價,仍需實事求是。如毛澤東先生一首詩中所云就很中肯,過猶不及。對先秦文明的探索,要據史料踏實究竟。華夏原生文明,既不始於也不終於先秦文明。刻舟求劍實則囿禁文明史探索。相信華夏兒女,誰也不會真的將「以史為鑒」變為認小說去改寫歷史,自然也不會輕易地將謁黃帝陵改為謁秦皇陵。
我們的腳步,是歷史的延續,更是歷史的升華。秦政暴或非暴,時間仍會評判。然劉邦在秦亡之時當即宣布取締秦法(另約法三章),可見秦法已是多麼地不得人心!!漢定天下後參考秦法條款制定漢法並非照搬秦法,忽悠為早已被唾棄的秦法仍然英明末免太幼稚啦!新法能施行多年必然優於僅實施十餘年之舊法,現代文明之法更是本質上不同於封建之法。我們今天仍實施許多惠及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否也要歸於仁政「復辟」而刪除之?非也!結合社會發展實際調整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發揚法家精神而不是照抄舊法條文,更不是用此打壓儒家或百家千家。相信廿一世紀的今天,有誰再去宣揚對思想歧見者肉體消滅,或對民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或對貧苦農民橫徵暴斂,或用連坐誅族治理社會,……,絕對是倒行逆施的反文明言論;用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掩蓋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將農民起義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曲解為舊勢力的「復辟暴動」,顯然是類同閹臣趙高「指鹿為馬」的荒謬行徑。新時代的政治文明,是民主民權基礎上的文明;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與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有本質區別。有捧者借題發揮將小說中家天下的主角稱為從古至今「無人無政黨」能及的聖人,似乎是要民主法治回歸君主專政?!能嗎?顯然不能!
非評判也,感觸而已。
三個月,終於讀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