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的祖廟 楊干院律政風雲 第二章

不，嚴格來說，是三塊牌子。
這座公署本來還有一塊牌子，叫作「應天巡撫徽州都院」。
巡撫這個官職，比巡按級別更高。在大明國初，行省一級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軍事，號稱「三司」。但三司彼此獨立，運轉起來特別麻煩，後來朝廷設了一個「撫政安民」的巡撫，節制三司，軍政一肩挑，比現在的省長權力還大。
比如在隆慶年間，海瑞就曾巡撫應天十府，威名震懾，嚇得整個南直隸官場為之簌簌。
巡撫的頭銜里既然有個「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設下辦公地點，稱為「巡撫都院」，也有受理訴訟的職能。南直隸巡撫一共有兩個，一個叫「風陽巡撫」，負責風陽、廬州、淮安和揚州四府，兼漕運總督；還有一個叫「應天巡撫」，負責應天、蘇州、松江、徽州、安慶等十府政務。它在徽州府的辦公室，叫巡撫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辦公
弘治十四年，應天巡撫彭禮來到徽州，覺得一起辦公太麻煩了，徽州府趕緊在府學左邊建了個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舊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稱之「兩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羅顯寫好上訴的狀書，帶著全族人民的希冀，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剛來，此人叫劉乾亨，是河南洛陽人。劉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為，對這件案子頗為重視，遂接下了羅顯的訴狀。
羅顯這份訴狀，也是請了高人指點。裡面先不提楊干院和羅秋隱墳的事，而是指責楊干院「招集流民偽僧為非＂「習演白蓮教法，聚散無常」，說佛熙姦淫婦女井「謀死姦婦父男」，說法椿「夤緣官府，交通賄賂」，總之先給人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這闔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話必不可信。
說完這些，狀書才開始講述羅家祖墳的事，引用大量文獻來論證羅氏「因墳建寺」的緣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惡行。最後還不忘把知縣高琦捎進來，說他貪贓枉法，濫用酷刑，事後還派人平墳，簡直罪大惡極。
劉乾亨看完羅顯的訴狀，覺得這案子沒什麼疑問，勝負立判。不過正因為勝負太明顯了，反而比較麻煩。
巡按雖然可以接軍民詞訟，但並非能事事親審。《大明會典》里說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縣官吏，則發該府；若告本府官吏，則發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則發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轉委，必須親問。」
可見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級轉發，只有當按察司官吏涉案時，巡按才能親自出手。
羅顯這個案子涉及歙縣知縣高琦，按正常流程，劉乾亨應該將其轉發給徽州府，由府屬推官來處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決，人家何必跑來察院多此一舉？
劉乾亨再看了看，發現狀書里提及了一個細節：羅顯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賄賂之外，還濫用酷刑，將其屈打成招。
這回好辦了！
《大明會典》里關於巡按親審的條件，有一則特殊條款：「伸訴各司官吏枉問刑名等項，不許轉委，必須親問。」就是說，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鍛煉成獄的情節，巡按不得再轉發出去，要親自審問。
按照我們的想像，接下來應該就是劉青天親自升堂了吧？驚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紛紛跪下認罪云云。不，並沒有。接下來劉乾亨做出一個特別奇怪的決定—轉寧國府提弔文卷審理。
這個寧國府，不是《紅樓夢》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東北方向的鄰府，治所在宣城。劉巡按這一腳皮球踢得夠遠，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這個決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細一琢磨，可謂深得官場真味。
一個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來就親審拘拿一個知縣，未免有點駭人聽聞。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塵，抓了高琦不要緊，惹得徽州官場抱成一團，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劉乾亨把案子轉交寧國府異地審理，自己就安全了。寧國府跟歙縣沒關係，可以保證審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場。將來他們若是查出歙縣知縣有問題，也怪罪不到巡按頭上。
更妙的是，這並不違反大明律。羅顯狀告知縣高琦，按規矩是該轉交府級衙門來審。只不過這個「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寧國府罷了。在大明的司法實踐里，異地審案的情況很多，誰也無法指摘。
劉乾亨這是在隱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們對異地審理有意見，那我就要援引「伸訴各司官吏枉問刑名」的條款，動用巡按的許可權來親自審理了，屆時大家面上定不好看。
「巡按親問」在劉乾亨手裡，變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處不是毀滅，而是威懾，放在發射架上引而不發，才最有力量。
所以這一招「轉寧國府審理」，看似踢皮球，其實茲范著無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讓案子順利推進，同時又保護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後，什麼也沒說，也沒什麼能說的，等結果就是了。只有法椿顯得有些狼狽，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力不能及。
寧國府派來審理楊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態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獄工作的推官，俗稱「刑廳」，也叫「四爺」。
這個四爺叫郭鳳儀，河南人。他相當認真負責，把案卷供狀、古今郡志、寺碑家譜等一千卷宗調過去，細細研讀，把所有里老、鄰居等相關人證重新審問，還派了太平縣的典史、巡檢親自趕赴楊干院勘查現場。太平縣即現在的黃山區，明代歸寧國府管理，與歙縣隔黃山相鄰，過來一趙很方便。
結果並沒什麼懸念。無論文獻還是鄉人證言，都證明了羅氏祖墳的存在。而寧國府的調查人員在楊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舊磚廓，更證實了祖墳絕非浮土堆成。
寧國府的判決如下：
1．斷令佛熙修築墳還羅顯摽祀。【注釋】
摽祀：亦稱標祀、標掛，俗稱清明吊子。標，農村用白紙剪成的祭祀用品。每年清明節，各家各族掃墓祭祖，祭掃完畢，往往插一標杆於墓前或墳頭上，其上糊上長條白紙或楮錢，表明已行祭祀。南方的標杆多用竹，北方的標杆則用柳枝，這些柳枝往往有可能活為樹。
2．仍將觀音堂東邊一間與羅顯蓋造祠堂一間，豎立碑記，供奉羅秋隱神主。3．以後不許羅顯因而賴為己地，再有埋葬。
4．追查佛熙、滿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還俗。5．（佛熙）供擬羅顯奏事不實，杖罪。
這個判決，可以說羅家大獲全勝。羅顯不僅保住了祖墳，可以如常祭祖，而且還追回了觀音堂的一間房屋，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誣告罪，狠狠挨了一頓板子，強制還俗。
唯獨第三點對楊干院有利，判定羅氏對寺產並無所有權，也不得添加新墳進去。這條聊勝於無，羅顯本來也沒有爭寺產的心思，更不會把新墳挪進去。
可惜知縣高琦井沒受什麼影響，大概寧國府不願無端得罪一位官員吧，算是一點點遺憾。
按照程序，寧國府把結果回報徽州府察院，請巡按覆審。劉乾亨大筆一揮，直接批准，還添了一條，責令佛熙親自把祖墳堆回去。
還墳現場一度十分尷尬—對佛熙來說，不光太平縣的典史和巡檢來壓陣，還強制要求楊干院的和尚，以及附近里老、甲首、鄰人都來圍觀。眾目睽睽之下，佛熙紅著一張老臉把墳土堆回去，堆完以後，倉皇而去。
一應事項完成以後，羅顯和楊干院雙方「各取甘結」。
甘結是一種特別的法律文書。當官司做出最終判決之後，雙方都要在甘結上簽字畫押，以表示服從判決，不再翻案。甘結一簽，證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結。
可有一個人，仍舊不服。
法椿。
寧國府審案之時，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睜睜看著判決下來。可是他並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轉過來。
不過這件事若再從祖墳入手，難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餘，想出一條毒計來。
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十五日，楊干院對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節法會，無論僧俗男女都可以來參加。遠近鄉人聽說之後，紛紛聚攏過來，一時楊干院內外熙熙攘攘，分外熱鬧。
呈坎距離楊干不遠，後羅氏的年輕族人們見到如此好玩，也紛紛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羅良璽、羅偉，以及羅顯的干侄子鄭來保。鄭來保還帶著自己媳婦尚金宗以及媳婦閨密葉氏、鄭氏、徐氏等人，興緻勃勃地來到楊干院。他萬萬沒想到，這是自己過的最後一個中元節，也是人生最後一個夜晚。
具體怎麼回事，史書里並沒有提及。總之，在當晚發生了一次蓄謀已久的鬥毆。在爭鬥中，鄭來保被僧人們活活打死，屍體被一個叫智燈的和尚搶走，直接燒毀。
消息傳回到呈坎，羅顯無比震驚，怎麼一個人去看個法會就平白無故地死了，而且連屍體都找不到？他還沒從震驚中恢復過來，更大的麻煩已經降臨了。
楊干院突然宣布要狀告羅氏。
這一次，法椿的控訴比上一次更加陰狠。他宣稱後羅一族的羅良璽圖謀楊干院土地，唆使羅偉在法會上挑釁，打死了楊干院僧人能霓、佛圓，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狀書里精心做了設計，把這次訴訟設計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牽連到羅氏謀奪土地的動機。新案帶著舊案，便無翻案之嫌了。
不過法椿沒有把狀紙遞到歙縣縣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撫都院。
注意，是巡撫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剛才說了，這裡是巡撫在徽州的辦公地點，它和巡按察院一樣，也可以接民間的訴訟官司。
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個特點：無論是布政使、按察使還是巡按、巡撫，他們都可以接待上訴民眾或複查案情。萬曆年間有一位大儒叫呂坤，他曾經評價這一特點：「數批檢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相與平反耳……蓋眾官同勘一事，原為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為此人生死。「意思是對於同一案子，由幾個互無統轄的部門來勘問，可以最大限度保證審判的公正。
尤其是「數批檢問」四個字，要求斷案時十分謹慎，多次批駁、考查、詢問，盡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錯案。
「數批檢問」這個辦案原則，對百姓來說，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比如法椿這次選擇了巡撫，就包藏了心機。
上一次羅顯之所以能翻盤，一是因為他選擇了上訴巡按；二是在狀子里把知縣高琦也給告了。一涉官員，巡按便有理由要求異地審判，導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敗。
法椿不想重蹈覆轍，所以這次他越過歙縣和徽州府，繞開應天巡按，把這樁案子送到了應天巡撫面
7
卡
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撫都院有個規矩，如果巡撫碰到上訴案件是純民間糾紛，無須親自審理，而是「發與所在有司」，讓地方司法部門去調查。
那一年的應天巡撫叫毛斯義，他接到訴狀，一看這是歙縣民間鬥毆事件，不涉官員，便按規矩轉發給徽州府，責成他們儘快處理。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法椿終於如願以償，讓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別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綱司的都綱，也屬於官員之列，這裡算自己的半個主場，打點起來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裡也沒閑著。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個叫容嶺的地方擺下酒宴，請來了李廷綱、范瓊隆、王琳、李文浩、胡通進、吳永升、汪寧、羅檟、羅延壁等九人，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被告羅良璽所在里的排年裡長。
同席的，還有汪招才、汪社貴、汪寄壽等人。汪姓是歙縣大姓，比羅姓還要強大，叫他們幾個過來，可以一壯聲勢。
法椿知道，這件案子一旦開審，一定會把九個排年叫去問話，得事先買通，串好口供。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便委託了佛熙來充當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個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護。」意思是案子要開審了，哥兒幾個可得記住說什麼話。然後他掏出了三十兩銀子和三兩一錢的金子，交給出席者平分。眾人把錢收下，紛紛表示絕無問題。
法椿這邊摩拳擦掌，羅顯那邊可也沒坐以待斃。
他是個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個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襲擊坑得太苦，這次羅顯多少吸取了點教訓。
羅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來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劉乾亨提訴，狀告楊干院和尚毆死干侄子鄭來保並誣告羅良璽、羅偉。劉乾亨和巡撫毛斯義的反應完全一樣，把這個案子直接轉發徽州府，與楊干院訴羅良璽、羅偉案合併為一案，統一審理。
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
或者咱們問得再專業一點：巡撫或巡按遇到民間糾紛提告，不親自審問，而是轉發徽州府處置，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訴，有什麼區別嗎？這條規定的意義何在？
《大明會典》里關於巡按的職責里，有這麼一句描述：「受軍民詞訟，審系戶婚田宅鬥毆等事，必須置立文薄，抄寫告詞，編成字型大小，用印關防。立限發與所在有司，追問明白，就便發落，具由回報。」
也就是說，找巡按上訴的民間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記留底，然後才會轉發徽州府。巡按察院會設定一個審結限期，如果逾期未結，巡按要追究官員責任。等有司審完之後，還要把結果回報給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結。
無論案情登記、審結限期還是具由回報，其實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這件案子在我們巡按察院掛上號了，你可別敷衍塞責明。
所以羅顯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訴，是有意義的。此舉能給徽州府製造壓力，逼迫他們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過偏袒。
更何況，巡撫是一省之長，日理萬機，這種小案子不可能特別關注，轉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負責司法監察，對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著。對徽州府來說，應天巡撫轉過來的案子，可以稍微動點小心思，若是巡按轉來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來不敢出錯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轉發，頭都大了，這成了兩院都關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來審，更換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稱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負責「清軍伍，督糧稅」，是僅次於知府的大人物，俗稱「糧廳」或者「軍廳」。碰到州縣無法解決的案子或者兩院轉發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審官，以示重視。
對法椿來說，搞定一個推官相對容易，如今主審突然換成了同知，賄賂的成本和難度直線上升。無形之中，羅顯把法椿的主場優勢給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開庭。
開審的流程千篇一律，無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陳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證、人證。可就在法椿準備叫那九個排年裡長出庭做證時，羅顯突然亮出了殺招。
羅顯當場指控，說佛熙和尚收買了這九個人，而且說出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受賄金額：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嶺，三兩一錢黃金和三十兩白銀，受賄人為李廷綱等九人。
佛熙宴請之事，做得十分隱秘，羅顯是怎麼知道的？
原來這九個排年之中，有一個叫胡通進的人，他此前欠了別人的債，拿到佛熙的賄賂之後立刻去還錢。而羅顯靠著族裡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張開了一張監視大網，盯著這些和案子密切相關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賄賂人證，差點讓羅顯祖墳不保。再笨的人，這次也該長記性了。
胡通進一還錢，羅顯這邊立刻覺察，帶人打上門去，三下五除二全問出來了。
羅顯在公堂上當眾喝破這件事，李廷綱、王琳、范瓊隆幾個人嚇得面如土色。他們不過是些升斗小民，哪兒吃得住如此驚嚇，紛紛捧出受賄金銀，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萬萬沒想到，羅顯看著老實巴交，卻把自己的幾個殺招全給拆解掉了。
到了這份上，同知李邦覺得不用再繼續審了，可以直接宣判。羅顯趁熱打鐵，把一個人扶上公堂—死者鄭來保的兒子鄭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謀打死自己父親。
這種直接告來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親自出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來，讓他繼續審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並要求召來當晚行兇時的兩個重要證人：楊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雜活的小和尚—汪仁堅，以及楊干院的火頭吳塔監。
眼看羅顯即將大獲全勝，可徽州府派去找證人的皂吏回報，說汪仁堅、吳塔監兩人突然病故，已經下葬。
案子到這裡，突然一下卡殼了。
曹世盛忽然發現，他們沒理由繼續拘拿法椿。因為法椿起訴的是羅良璽毆斃僧人案，他賄賂證人，是為此案做偽證。而羅顯起訴的是楊干院僧人毆斃鄭來保案，如今證人絕滅，無法證明法精跟這件案子有什麼關係。總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錯，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兇手吧？
只好暫時把他放了。
要說法椿，可真是意志堅韌之輩。明明處境極為不利，他居然還沒放棄，恢復自由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機宜。
佛熙得了師侄的提點，再赴巡撫毛斯義處上訴。這次上訴不為勝負，只為拖延時間。巡撫接了這案子，一定會轉發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復巡撫都院，文書來回，怎麼也得幾天時間。
接下來，佛熙馬不停蹄地找到吳永升、汪寧、羅檟、羅延壁、胡通進幾個人，對他們說：「你侮受我金銀事已發覺，今就首官，難免本罪，莫若誣稱羅顯情虧，妄將金銀詐稱是僧買求，再告一詞，替我逋飾，得嘉官司重謝。」
這不是筆者的原創，而是供狀文獻里的原話。看到這裡時，真是服了法椿了，虧他能從絕路中挖出這麼一條縫來。
反正那九個排年已承認收受賄路，乾脆讓他們改一下口供，誣稱這些錢是羅顯給的，也是羅顯教他們說是佛熙賄賂。為什麼羅顯這麼做？因為他心虛啊。
這套說辭並不求邏輯嚴密，只求把水攪得足夠渾。
吳永升、汪寧等人得了佛熙保證，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記刁狀，詐稱那筆金銀是羅顯給的。羅顯一聽這幾個人居然還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
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讓自己的侄子羅興去了巡撫都院，找毛斯義毛老爺申訴。你不是要鬧大嗎？那我就再鬧大一點。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這條訴訟線，這次走一回巡撫衙門，把兩院補齊，聲勢搞得大大的。
巡撫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轉給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煩又來了，推官曹世盛連忙請到同知李邦，按程序這事還得您來審明…..
李同知打開案卷一瞧，好傢夥，一樁案子變成了四樁案子；羅顯、鄭文訴楊干院僧人毆死鄭來保兼誣告羅良璽、羅偉案，法椿訴羅良璽、羅偉毆死楊干院僧人謀奪風水案，九排年訴羅顯賄賂排年偽證案，羅顯訴九排年誣告案。
這四樁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牽連，有來有回。本來挺簡單一事，現在硬是被法椿攪得錯綜複雜。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這個地方以「健訟」著稱，民間特別愛打官司。能在這個地方當父母官的，都是久經考驗之輩，他展卷一捋，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到了關鍵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羅氏祖墳案。
那樁案子雖然審結，後續餘波卻漣漪不斷。要了結眼下的四樁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可是，徽州府井沒有關於此案的資料。
當時羅氏祖墳案一審是在歙縣，二審涉官，由巡按劉乾亨安排，轉去寧國府異地審問。結案後的執行，也是由寧國府太平縣負責。此案所有的相關檔案，都存在那邊，徽州府沒有經手，自然也沒記錄。
李邦想要了解羅氏祖墳案的情況，還得去寧國府找。於是他便派遭一個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寧國府調閱檔案。
法椿覷到這個機會，又出手了，還是盤外著數。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筆錢。潘元心領神會，假裝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請調閱卷宗的文書和自家身份憑證，給了楊干院一個叫能儒的和尚。這個能儒和尚沒有剃度，拿著潘元的憑證，大搖大擺去了寧國府。
那時候身份證沒照片，寧國府哪裡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頂替，一看文書勘驗無誤，便把檔案找出來，交給了能儒。
能儒拿到檔案之後，直接把它給了佛熙。佛熙偷偷打開，發現裡面分成兩卷。一卷是歙縣知縣高琦判案的文件，對楊干院有利；一卷是寧國府推官郭鳳儀判案的文件，對羅顯有利。當年寧國府二審之時，曾把斂縣一審卷宗調過來對照，因此並在了一處。
佛熙把寧國府卷宗偷偷抽出來，只留下歙縣卷宗在裡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藉此瞞天過海。
可惜李邦並不糊塗。他看了看卷宗，發現只有款縣高琦的手筆，便多留了個心眼，召來羅顯詢問。羅顯一聽就急了，懷疑卷宗被人愉換，他大叫大嚷，要求徹查。
可這怎麼徹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丟失，誰也沒轍。明代這種手段很流行，本來案情清楚，結果被人故意湮滅檔案，最終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見過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膽如此施為。可法椿沒料到，羅顯這一嗔嚷，自己的同夥佛熙倒先心虛了。畢竟這是竊取官府文書，算是重罪。佛熙把寧國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亂之時，過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頭就走。
有一個叫程寬的推廳小吏，他收拾公堂時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開一看有寧國府字樣，遂送到清軍廳。
清軍廳是徽州府同知的辦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來了，又把羅顯喚來。羅顯仔細檢查了一下，發現還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結。
前面說了，甘結是結案後雙方簽署的文件，表示服從判決。這份文件若是丟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認判決結果，又把案子拿出來重審。
李邦沒有尋找遺失文書的義務，他只能依照現存文件做判斷。羅顯沒辦法，只能自力更生。
這件事倒是不難查，羅顯略做詢問，很快便發現是快手潘元找人頂替的緣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愉換文書湮滅證據的罪過。
巡按照例轉發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現在成了五樁案子了。不，不止五樁。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寧國府卷宗遺失案發生的同時，楊干院又出事了。
楊干院有個小和尚叫仁膏，氣不過羅氏作為，提了兩桶大糞潑到羅氏祖墳和祠堂，搞得污穢不堪。恰好這一幕被羅顯的族弟羅時看到了，跟仁膏兩個人廝打起來，鬧到歙縣公堂。知縣責令一個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種做婚姻訴訟生意等中介的職業，類似於牙人—去調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沒看住，讓仁膏跑掉了。
羅時把這事告訴羅顯，羅顯大怒。祖墳被潑穢物，這誰能忍？他大張旗鼓去到巡撫都院那裡，又一次提告。佛熙聽說這件事之後，跟法棒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個仁膏被羅時尋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撫、巡按分別把狀書轉至徽州府時，同知李邦手裡剛好湊夠七樁案子，可以召喚神龍了…..李邦沒有召喚神龍的能耐，只好召喚休寧縣知縣高簡、夥縣知縣賴暹兩個人，讓他們合議併案審理。上級移交下級司法機構審案，是明代一種常見的做法。尤其是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案子里牽連著歙縣知縣，為了確保順暢，最好是讓鄰縣來審。
這案子本身，真沒什麼好審的。兩位知縣調取了過往卷宗，又到楊干院現場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結論：祖墳歸屬無誤，維持原判。至於那幾樁毆斃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圓、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沒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並無謀殺情節。
從這份判決中可以看出來，兩縣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斬亂麻儘快結案，不要深究細枝末節。所以判決大原則上對羅家有利，但像鄭來保、汪仁堅、吳塔監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鄭來保的—居然報成了病故，顯然是不願深究。
總體來說，這次判決維護了好人利益，但也沒讓壞人受罰。法椿的攪亂之計，終究還是發揮了作用。
他深惡官場心態，知道官員最怕的就是混亂。一旦發現混亂開始趨向失控，官員們便會下意識地去彌縫、抹平，把事情儘快了結，哪怕中間有些許不公正也無所謂。秉持著這個認知，法椿硬是把一場敗仗，攪成了一場亂仗。
當然，官府對羅氏一族，也不是沒有愧疚之心。兩個知縣特意委託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將楊干院內的墳祠範圍重新測量了一下：「東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橫闊六丈五尺，墳右空地一丈六尺，墳前以溝，墳後以街沿各為界，聽從羅秋隱子孫永遠摽祀，不許浸損。」
這算是把羅氏墳祠的歸屬徹底坐實，與楊干院划出了明確界限，辦成一樁鐵案。兩縣的判決還沒完。
羅顯和法椿，都判了個「奏事不實」，李廷綱等九個排年收取賄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賄、竊換文書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強制還俗（上一次未得執行）；其他諸如羅興、羅時、義珍、能儒等次一級的參與者，也俱各受罰。
你們這麼折騰官府，多少也得付出點代價吧？
當然，這個判決，還是留有餘地的。羅顯和法椿年紀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頓板子只怕會當場死掉，兩縣准許他們用繳納米糧的方式來贖刑。九個排年裡的胡通進、吳永升家裡闊綽，也採用同樣的方式抵扣刑罰。義珍和尚沒錢，就用勞動的方式來抵扣—叫作「折納工價」。
接下來，徽州府給兩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們那兒把案子銷掉，先後得到巡按御史劉乾亨、巡撫都御史陳軾的批准（毛斯義已調任），同意李同知的判決。這件事從程序上算徹底完結。
可這時有一個人，仍舊不甘心。還是法椿。
他居然還沒放棄。
法椿注意到一個事實。那九個受罰的排年裡，李廷綱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罰的待遇；胡通進、吳永升納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個人，只能乖乖挨打。
這裡頭，仍有可乘之機。
法椿找到那六個倒霉蛋，又撒出銀錢去，聯絡了其他里的十四個排年，湊足了二十人聯名具表，去告羅顯。
告羅顯什麼呢？
告他為了隱瞞實情，賄賂了那九個排年，給了每人50兩銀子，一共450兩。這個數目，對普通百姓來說可以說是天價了。那麼有證據嗎？
有明。
當初李廷綱自首的時候，掏出了佛熙給的3兩銀子作為證據，我們也有。然後汪寧等六人分別掏出了50兩白花花的紋銀，上繳官府。
不用問，他們拿出來的這300兩是法椿給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筆，一抬手就扔進300兩銀子打水漂，再加上額外送他們六人的酬勞以及收買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這些銀子花得相當值。
汪寧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50兩白銀，這些錢肯定是別人給的。別人怎麼會無緣無故給你錢？一定是要換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麼在官司上，誰最後得利了？自然是羅顯嘛，按這個思路想下去，簡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寧提告的，是羅顯賄賂了九個排年。他們六個現在已經把贓款交了，那麼剩下的三個人—李廷綱、胡通進、吳永升，也會被官府催繳贓款，可他們哪兒有啊，這不等於平白多了50兩債務嗎？
活該，誰讓你們選過一劫，我們卻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義，派仁膏—一就是先前跟羅時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狀，聲稱找到新的證據，能霓、佛圓並非如兩縣判決時說的那樣病故，而是被羅顯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兇手叫羅祿，楊干院已經掌握了他「圍捉嚇騙銀兩、卷擄家財」的證據。
證人不可靠，又冒出一個兇手，法椿如此安排，等於是要徹底否定兩縣的判決。只要這樁七合一的案子翻轉過來，連帶著羅氏祖墳祠堂也就能剷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