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的祖廟 楊干院律政風雲 第四章
所以，有沒有可能，鄭來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卻被羅顯拿來給楊干院潑污水，而徽州、寧國兩府沒有被羅顯蒙蔽，認為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沒有被重判？
更不要說羅顯被先後判了數次「奏事不實」，說不定都和鄭來保案有關。
對於整個楊干院事件，我們得保持一個清醒的認知：所有關於這件案子的資料，都是出自羅顯編撰的《楊干院歸結始末》，內容不可避免地從羅氏主觀立場來敘事。他們是否文過飾非，是否誇大其詞，無從知道。法椿未必有那麼邪惡到底，而羅顯，也絕非一隻善良的小白兔。
歷史的複雜性和迷人之處，也許就在這裡了。
無論如何，折騰了一大圈，局勢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點。楊干院的僧人們，照舊在寺內誦經禮佛；羅氏一族，照舊每年來墳前祭拜。孤墳與古寺終究沒有分開，一如從前。
楊干院的官司結束了，可歷史的進程，還在繼續。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議開禁祭禮。民間祭祖立廟之風大盛，令宗族社會形態進一步鍛成，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當地保存文獻的好習慣，羅顯把這場官司的相關文書，纂成了一部《楊干院歸結始末》，留給子孫後代，希望他們「未必不興感警創以動其孝思，亦期保久遠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願以償地為父親追尊廟號，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廟。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將楊干院的興建時間定於宋寶祐六年，為護羅秋隱墳而起，為這起爭訟畫上最後的句號。
羅氏一族繼續在呈坎繁衍，綿延至今；楊干院也始終坐落在楊干，不曾遷移。遠山近溪，晨鐘暮鼓，幾百年來，那座孤墳依舊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揚的鐘聲始終相伴。當地至今還流傳著一句俗話：「陰塢口的風，楊干院的鐘。」兩者皆是興旺不衰的象徵。
楊干院在明末尚存，兩朝領袖錢謙益還曾寫過一首《三月七日發灊口，經楊干寺，逾石砧嶺，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後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賦》里提及，楊干院敗落於清末，只有建築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點著了蚊帳，把這座空寺徹底焚盡，只有一道灌斗磚牆殘留。
後記
我跟這個故事的緣分，說來很是奇妙。
絲絹案之後，我對徽州文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阿風老師的《從＜楊干院歸結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與宗教之關係—明清徽州地方社會僧俗關係考察》，從中第一次得知了楊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論文的重點在徽州僧俗關係，關於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講述了一下過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楊干院歸結始末》全文，論文注釋里卻只提及原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我在網上找了一通，未果，看來那本史料並沒有被電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關論文，可也一無所獲。我絕望地發現，唯一的辦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著書包，騎著共享單車，興沖沖地跑到了社科院門口。奇蹟發生了，門衛並沒攔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較符合經常來這裡的人設吧……胖胖的、背書包、戴眼鏡、騎自行車，眼神還有點獃獃的。
我找到辦圖書借閱證的地方，一個小姑娘正坐在電腦後。我說我想辦證，小姑娘問，你哪個所的？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對不起，我們這兒不對普通市民開放。」
我一陣失望，但也有心理準備。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機。我在她報警之前，趕緊轉身。馬上要到門口了，忽然聽到背後喊了一聲：「你是親王？」
我嚇得一哆嗦，這麼快警察連網名都查到了？趕緊點頭承認。
然後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是劍三里的師徒，剛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機偷拍了一下，發去微信跟我朋友確認。
確認身份之後，小姑娘十分激動，然後還是拒絕了我辦證的請求。
我哭著表示理解，又靈機一動：「那你能不能幫我查一下資料庫，看有沒有館藏《楊干院歸結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這沒問題，查了一下，發現這個原件是藏在社科院歷史所里，和社科院圖書館還不是一個系統。而且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狀況敏感，別說外借了，就連借閱都極有難度。
我一聽，完了，這回肯定沒戲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謝，失望而去。然後我忽然又靈機一動，問她能不能聯繫上阿風老師。
小姑娘十分激動，然後又拒絕了。不過她答應如果碰到阿風老師，可以幫我問問看。
後來經過多方尋找，我總算加到了阿風老師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問，有沒有《楊干院歸結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風老師說沒有。
我哭著表示理解。沒想到阿風老師隨即說，你別費勁去看原件了，很難辨讀。有一位已故的周紹泉老
先生做了一部分點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為基礎，把全書點校完了，馬上就會在下個月出版的《明史
研究》上登出來。
我差點仰天長嘯，這實在是太有緣分了，連續兩次的奇蹟啊！阿風老師還很熱心地把他的很多論文發給我參考，他對一個陌生人實在是太好了。
因為俗務耽擱，這篇文章到現在才算寫完。它基於周紹泉、阿風兩位老師點校注釋的《楊干院歸結始末》，以及參考了阿風老師的《明清徽州訴訟文書研究》《從＜楊干院歸結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與宗教之關係—明清徽州地方社會僧俗關係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訴訟文書為中心》等一系列論文。與其說是寫作，其實更像是一個學習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