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魏武揮鞭 第七集 先入為主

曹操的政治天才，集中表現在他迎奉天子遷都許縣這件事上。這件事的動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必須維護作為國家統一象徵的皇帝，剷除導致國家分裂的諸侯，即「奉天子以令不臣；另一種解釋則是曹操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把皇帝作為牌來打，趁機消滅異己，即「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麼，曹操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麼？
　　上一集我們講到，曹操到洛陽見到皇帝以後，便採納董昭的計謀，把天子客客氣氣地請到了自己的根據地，從此遷都許縣。許多人認為，曹操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了。但我們前面說過，曹操的政治綱領，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麼，「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句話是怎麼來的呢？
　　是袁紹的謀士說的。
　　袁紹有兩個謀士說過這句話，一個是沮授，一個是田豐。沮授的說法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田豐的說法則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田豐的說法見於《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獻帝chūn秋》，沮喪授的說法見於《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沮授的說法在前，而且詳盡，我們就說沮授。
　　沮授是袁紹從韓馥手裡騙倒冀州之後，順便接收的謀士之一。袁紹的水平比韓馥高多了，沮授當然願意為他效勞。據《三國志?袁紹傳》，沮授投靠袁紹後，兩人有過一次談話。正如毛玠的談話可以算作「曹操版」的《隆中對》，沮授的談話也可以算作「袁紹版」的《隆中對》，而且說得文采飛揚。沮授說，將軍您是一個曠世英雄、少年才俊。年紀輕輕剛一進入朝廷，就名揚四海（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面對董卓的倒行逆施，您表現得大義凜然（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槍匹馬突出重圍，董卓就心驚膽戰（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渡過黃河就職渤海，渤海就伏首稱臣（濟河以北，則渤海稽首）。您依靠渤海一個郡的力量（振一郡之卒），獲得了冀州一個州的擁戴（撮冀州之眾），真可謂「威震河朔，名重天下」呀！現在天下雖然還不太平（黃巾滑亂，黑山跋扈），但是，又有誰能阻擋您前進的步伐呢？您現在「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完全可以「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成為舉世矚目舉足輕重的救世英雄。那時，您就應該把皇上從長安迎回來（迎大駕於西京），在洛陽恢復社稷和祖廟（復宗廟於洛邑），然後「號令天下，以討未服」。將軍有了這樣一個政治優勢，又誰能夠和您一爭高下呢（以此爭鋒，誰能敵之）？用不了多久，就大功告成了（比及數年，此功不難）。這話說得袁紹也熱血沸騰，當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並未實行。
　　這事後來又議過一次，而且話說得更明確，時間則是在曹操迎奉天子前不久。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沮授說，自從董卓造孽，天子流離失所，宗廟破敗毀壞，各路諸侯名義上大舉義兵，實際上自相殘殺（外托義兵，內圖相滅），沒有一個尊崇天子體恤百姓的（未有存主恤民者）。現在，將軍您已經初步安定了州域，就應該迎奉天子定都鄴城，「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又有誰能夠抵擋您呢？
　　這話袁紹倒是聽進去了，可惜其他人反對。反對的人，據《獻帝傳》說是郭圖，但《三國志》說郭圖說贊成的，而且說主張「迎天子都鄴」的正是郭圖。這個我們也弄不清楚。反正那些人七嘴八舌說大漢王朝眼看就要完蛋了，咱們還去扶它，不是沒事找事嗎？現在大家都在問鼎中原。這個時候，先下手為強，先得手為王。如果把皇帝這寶貝弄到身邊來，天天向他請示，事事向他彙報，實在麻煩。聽他的吧，顯得咱沒分量（從之則權輕）；不聽他的吧，說起來又算是違命（違之則拒命），實在劃不著（非計之善者也）。袁紹自己呢，一想到獻帝是董卓擁立的（天子之立非紹意），心裡就犯噁心，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袁紹一再猶豫，曹操就搶了先。這一回輪到袁紹大跌眼鏡了：曹操迎奉獻帝遷都許縣後，不但沒有損失什麼，或受制於人，反倒撈到了不少實惠。他得到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關中地區的人民也紛紛歸附（收河南地，關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撈到了一大筆政治資本，不但自己成了匡複漢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以的反對派都置於不仁不義的不利地位。從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擴大地盤，還是討伐異己、打擊政敵，都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再不義也是正義的。對手呢?則很被動。他們要反對曹操，先得擔反對皇帝的風險。即便打著「清君側」的旗號，也遠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義下詔來得便當，來的理直氣壯。比如後來袁紹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說「天子在許」，攻打許「於義則違」。諸葛亮也說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曹操捷足先登，佔了個大便宜。
　　袁紹則吃了個大虧。據《後漢書?袁紹傳》，曹操剛把天子迎到許縣，就一本正經地以皇帝的名義給袁紹下了一道詔書，責備他「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沒見他出師勤王，只見他不停地攻擊別人。袁紹接詔，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卻也只好忍氣吞聲上書為自己辯解一番。後悔之餘，袁紹又想出一個補救辦法。他以許都低濕、洛陽殘破為由，要試圖和曹操共享這張王牌。這可真是做夢娶媳婦，盡想好事。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氣地予以拒絕。這時，袁紹的謀士田豐對他說，遷都的事既然辦不成，那就趕緊打許縣的主意（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否則就來不及了。袁紹不聽。
　　實際上，這事從一開始曹操就高了袁紹一頭。高在哪裡？高在格調，高在品位。要知道，沮授的建議（挾天子而令諸侯）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等量齊觀的。道理上一集講過：奉，是尊奉、維護；挾，是挾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實現國家統一，「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目的是要實現個人野心。一個光明磊落，一個鬼鬼祟祟，豈能同rì而語？毛玠說得對，「兵義者勝」。不義，氣度上就差了一截。
　　退一萬步說，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議迎奉天子，並非真心要把行將就木的漢室再扶起來，不過只是把皇帝當牌來打，策略上也比袁紹高明。因為皇帝不但可以當牌打，而且是張好牌。這張牌，好就好在它既虛又實。說它虛，是因為這時的皇帝，不要說「乾綱獨斷」，就連人身zì yóu都沒有，完全聽人擺布，有如提線木偶。所以，它是一張可以抓到手的牌。說它實，則是因為儘管誰都知道這皇帝是虛的，是個擺設，可又誰都不敢說他是虛的，可以不要，就像童話里誰也不敢說那皇帝沒穿衣服一樣。皇帝有個什麼吩咐，有個什麼號令，大家也都得裝作服從的樣子（事實上有些事還得照著做），不敢明目張胆唱反調。惟其如此，當時敵對的雙方便都要宣稱自己的行動得到了皇帝的授權。在朝的逼著皇帝下詔書，在野的則謊稱有皇帝的密詔，這樣他們的行動才師出有名，才有正義的性質。所以，皇帝又是一張有用的牌，而且是王牌。只要這張牌是王牌，你管他是哪兒來的？
　　至於說把皇帝弄到身邊，事事要向他請示，不如遠離皇帝可以隨心所yù，為所yù為，則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識，一點政治頭腦都沒有。天高固然皇帝遠，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近一點豈不更便當？請示彙報，磕頭行禮當然還是要的。但只要稍微有點頭腦，就該知道那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那小皇帝當時才十六歲，還是個孩子。先是被捏在董卓手裡，後來又被捏在王允等人手裡，從來就沒有真正掌過權。李傕、郭汜火併，在長安城裡兵戎相見，皇帝派人兩邊講和，誰也不買他的帳。可見這位堂堂天子，不要說號令天下，就連當個和事佬都當不成。這樣可憐的皇帝，到了袁紹這裡，怎麼會擺天子的譜，和袁大人過不去呢？政治鬥爭和做生意一樣，講究的是搶佔商機。王牌只有一張，你不去搶，就會有別人搶。沮授就說：「權不失機，功在速捷」，「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可惜袁紹聽不進去。
　　可見，迎奉天子這事，也有兩說。毛玠是一種說法，沮授是另一種說法。那麼，曹操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是要「挾天子以令不臣」呢,還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呢？
　　曹操的謀士顯然是主張前者的。毛玠是這個觀點，荀彧也是這個觀點。荀彧原本是袁紹的人，但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早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就離開了袁紹投奔了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曹操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張良啊！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決定迎奉天子的時候，許多人都不贊成的（諸將或疑），是荀彧和程昱堅決支持。程昱說過什麼我們已無從知曉，荀彧的說法則記載在《三國志?荀彧傳》中，我們且看他怎麼說。
　　荀彧說，第一，搞政治鬥爭，必須正義，至少要有一面正義的旗幟。想當年，晉文公迎奉被王子帶驅逐的周襄王返回王城，結果諸侯影從；高皇帝為被楚霸王殺害的楚懷王披麻戴孝，結果天下歸心。這就是正義旗幟的號召力。第二，將軍您一貫正義。董卓禍亂國家的時候，是您第一個舉起正義的旗幟兵付諸行動（首唱義兵）；天子顛沛流離的時候，又是您冒著天大的風險派去了使節（蒙臉通使）。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您的心無時無刻不在王室（乃心無不在王室），您的夙願是要匡複天下啊（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現在，天子正在顛簸（車駕旋軫），洛陽一片破敗（東京榛蕪），忠義之士無不希望捍衛國本（義士有存本之思），人民群眾懷念大漢往rì的輝煌而更加悲傷（百姓感舊而增哀）。那就應該立即行動起來，做將軍一直想做的事。錯過了時機，人心就會大亂。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四方生心）的時候再來收拾局面，恐怕就為時太晚了。
　　為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綱領，即尊奉天子以順從民意（奉主上以從民望），大公無私以降服豪強（秉至公以服雄傑），弘揚正義以招攬英雄（扶弘義以致英俊）。荀彧說，「奉主上以從民望」，是最大的趨勢，即「大順」；「秉至公以服豪傑」，是最大的戰略，即「大略」；「扶弘義以致英俊」，是最大的德行，即「大德」。大順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義。有此三大綱領，就堂堂正正，氣壯山河，無往而不勝。即便有人唱反調，鬧彆扭，倒行逆施，那也只能是小丑跳梁，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荀彧這段話說得大義凜然，不能不讓曹操肅然起敬。如果比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說辭，則品位和格調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著眼於「義」，沮授著眼於「利」。荀彧始終緊扣一個主題：捍衛現任皇帝，就是維護國家統一，這是「大義」。沮授則反覆強調一個策略：掌握現任皇帝，就能擁有政治資本，這是「大利」。所以，他們都認為必須抓緊時機，但著眼點不一樣。荀彧說，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時候再來收拾局面，就為時已晚。沮授則說，如果不先下手為強，讓別人把皇帝這張牌搶走了，就來不及了。當然，沮授也說了「今迎朝廷，至義也」的話，但說得輕描淡寫。輕描淡寫倒不見得就是沮授格調低，歸根結底還是袁紹格調低。謀士要說服東家，總是要順著對方的心思說的。沮授曉之以「利」，說明袁紹重「利」；荀彧曉之以「義」，說明曹操重「義」。至少，在公元196年的時候，曹操是重「義」的，或裝著重「義」的樣子。
　　不過，任何說法和決策都是雙刃劍。毛玠和荀彧為曹操設定的這個「政治正確」和「正義旗幟」，給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給曹操戴上了緊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無私和弘揚正義這三大綱領，全方位地遏制著曹操的個人野心；而「乃心無不在王室」和「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這兩句話，則等於用曹操自己的話把曹操管得死死的，使他終其一生都不敢取現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稱帝。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脹的時候對他們產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迫自殺，毛玠也下了大獄，差一點死掉。
　　這當然是後話。在公元196年這個時候，曹操基本上還是想做「亂世英雄」的，也是主張尊奉現任皇帝，維護國家統一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六年前袁紹提出要另立劉虞為帝時，曹操就曾這樣回答袁紹。曹操說，董卓的罪惡，暴於四海。我們的聯軍之所以得到那麼多人的擁護和響應，就因為我們的行動是正義的。現在皇上年幼，勢單力薄，受制於奸臣，自己並沒有什麼過錯。一旦更換，天下還有誰能安心？最後，曹操悲憤地說：「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說，你們到幽州朝拜新的皇帝去吧，我自己一個人西進長安，到那裡保衛當今皇上去！
　　曹操這段話不長，意義卻很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場：主張統一，反對分裂，因為分裂意味著戰爭，也意味著人民的痛苦。曹操曾經寫過一首詩，叫《蒿里行》，回顧了關東聯軍四分五裂的故事，描繪了戰爭狀態下人民的痛不yù生。那可真是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慘不忍睹。曹操說：「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種景象，曹操他看不下去。
　　因此曹操堅決主張國家的統一，並為此奮鬥終身。國家要統一，就要有一個統一的象徵。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就是皇帝。皇帝是誰並不重要。如果條件成熟，自己來當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沒有，也不能有兩個。他反對董卓，是因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於沒有。他反對袁紹，是因為袁紹要把皇帝搞成兩個。他堅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條件實際上已經成熟的時候也不取代漢獻帝，則因為「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所以，為了國家的統一，他寧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來。
　　當然，要說曹操這時一點個人野心都沒有，也不是事實。據一條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張璠《漢紀》，當時有個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皇帝說，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漢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聽說這話以後，就讓人對王立說:「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漢者魏也」這句話，不大可能在曹操剛剛迎奉天子的時候就有人說出來。不過該書所引曹操的話，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實。這個時候，曹操可能已經有了野心，至少這話他聽了心裡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說。
　　不能說，不等於不能做。曹操遷都許縣以後，便悄悄地開始由「奉天子」變成「挾天子」。這個轉變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是早有預謀還是順其自然，現在已經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來越專橫，越來越跋扈，越來越霸道，越來越不把皇帝當皇帝，皇帝自己也越來越覺得是從「被尊奉」變成了「被軟禁」，終於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發生了所謂「衣帶詔」事件。這件事《三國志》和《後漢書》都有記載，當是事實。《三國志?先主傳》說：「獻帝舅（岳父）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事覺。承等皆伏誅。」《後漢書?獻帝紀》也說：「五年chūn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仲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我們知道，漢獻帝是在動亂中和災難中成長起來的，早就養成了逆來順受的隱忍功夫。如果不是被逼無奈忍無可忍，應該不會下此密詔，可見曹操當時猖狂到什麼程度。
　　不過這事也很難講，因為正史所載也未必是實。陳邇先生就說「衣帶詔」事件「實千古之疑案」，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也表示懷疑。這事我們以後再說。其實，「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挾天子以令諸侯」並不矛盾。因為要維護國家統一，就必須剷除導致國家分裂的諸侯，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須消滅異己。目的雖不一樣，事情和結果卻是相同。這事在曹操那裡就更不矛盾，因為他的個人野心已經和國家的統一大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實現個人野心，就得實現國家統一；只有實現國家統一，他才能實行個人野心。因此，在戰略上，在大庭廣眾之中，他必須「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裡，則不妨「挾天子以令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號，是旗幟。「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手段，是牌。什麼時候舉旗，什麼時候打牌，什麼時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麼時候「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心裡清清楚楚，而且做起來遊刃有餘。
　　何況這事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曹操將能夠比誰都更為有利的網羅人才。他可以用中央zhèng fǔ的名義廣納賢良甚至招降納叛，那些希望為國家效勞為天下出力的人，也只有到他的zhèng fǔ里來，才顯得名正言順光明正大。這也是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必須把他定位為「漢賊」，把曹操和漢室區別開來的原因之一。但不管怎麼說，曹操在這方面要比他們便當。因為替皇帝效勞總比替諸侯效勞正當，而替皇帝效勞和替曹操效勞實在難以區分。至少，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和國家的俸祿為自己的人才加官進爵。官位是國家的，人才是自己的，曹操這筆生意做的合算。
　　總之，把皇帝弄到許縣以後，曹操就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他擁有了最大的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源。於是，曹操一隻手高舉起維護漢室這面在當時是正義的旗幟，號召天下，號令諸侯，儼然大漢王朝的救世主；另一隻手卻從背後悄悄地拔出了刀子，而且出手極快。他要用這把刀，蕩平四海，一統九州。那麼，曹操他順利嗎？
　　請看下集：鬼使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