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之死和曹魏建國是一個不祥之兆,意味著曹操已徹底由亂世英雄變成了亂世奸雄,也意味著他將以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反對派。實際上曹操一直就是兩面作戰的,既要對付公開的敵人,又要對付隱藏的敵人。那麼,在此之前,他又是怎麼做的呢?
前三集我們講到,曹操破馬、韓,征孫權,伐張魯,軍事上半途而廢;起先「如蕭何故事」,繼而封公爵建國家,最後晉爵魏王,政治上得寸進尺。這說明曹操的戰略重點已由軍事軍事轉向政治,由戰場轉向官場,而且在背離自己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當然是他野心膨脹的結果。於是,進退失據的荀彧只好去死,同樣退無可退的曹操則繼續殺人。
實際上曹操早就在殺人了。自從曹操進入朝廷,「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挾天子而令諸侯」以後,反對派就一直存在。這也並不奇怪。一個人,把持朝政,大起大落,為所yù為,居然沒人反對,那才是咄咄怪事。何況曹操是要兩面作戰的,朝廷內外的敵人都要對付。比如荀彧之死,當時就有人大做文章。孫權把這消息公開告知劉備,劉備馬上說:「老賊不死,禍亂未已。」可見當時曹操確實腹背受敵,內外交困,非心狠手辣不可。
問題在於,曹操並非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多聽不同意見對自己有好處,因此鼓勵大家實話實說,多提意見。這有他的言行為證。所謂「言」,就是他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十月頒布的《求直言令》;所謂「行」,就是他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重賞反對他征烏丸的人,這事我們前面講過。在《求直言令》中,曹操指出,作為下級,最不可取的,就是當面說是,背後說非;而重賞反對征烏丸的人,則是明確告訴大家,只要你是出於好意,又說得對,哪怕和我意見不同,一不會得罪,反倒還會受賞。
那麼,你怎麼區分「善意反對」和「惡毒攻擊」?你又怎麼在營造輕鬆環境、鼓勵正當批評的同時,防止有人利用輿論圖謀不軌?當你打擊那些敵對勢力時,會不會也弄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鴉雀無聲?這可是考水平的。
曹操的做法,是「三個區分」。一是區分「提意見」和「唱反調」;二是區分「鬧彆扭」和「搞yīn謀」;三是區分「一個人」和「一伙人」。如果只是一個人,又不過是鬧彆扭,那麼,哪怕是故意唱反調,曹操也未必殺他,比如禰衡(禰音mí,舊音ní)。
禰衡,字正平,平原郡般縣(今山東省樂陵市西南)人,《後漢書》將其專列入《文苑》傳,並說他「少有才辯」,看來是個文人,也是個才子。文人兼才子多半有個通病,就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禰衡便正是這樣。所以,儘管他滿腹經綸,卻沒人用他,只有孔融深愛禰衡之才,上表朝廷,極力推薦,把禰衡說得簡直天下第一,後來,又多次向曹操舉薦。曹操自己也是愛才的人,便也想見一見這位名士。可是禰衡卻看不起曹操,自稱狂病,不肯前往,背地裡又大放厥詞,譏諷曹操。曹操哪裡受得了這個?但考慮到禰衡才氣大名氣大,也並不想殺他,只想殺殺他的威風。聽說禰衡善擊鼓,便召禰衡為鼓吏,並大會賓客,閱試音節。這回禰衡倒是來了,而且鼓擊得十分精彩漂亮,據說是「榮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禰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卻被負責禮儀的吏員呵住,說鼓吏應該換上專門的服裝,你怎麼就這樣走進來了?禰衡說:喏。於是當著曹操的面,不慌不忙地一件一件脫下自己的衣服,脫得赤身**一絲不掛,然後又慢慢吞吞換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臉上沒有半點羞愧的意思。這一來,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過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對賓客說:我本來是想羞辱一下禰衡的,沒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這事連孔融也覺得太不像話,下來就責備了禰衡一番,並再三申說曹操的慕材之意。禰衡便答應見曹操。孔融十分高興,立即跑去對曹操說了。曹操聽了也很高興,吩咐門人,禰衡來了立即通報。誰知一直等到下午,禰衡才來,而且也不是來道歉,而是來罵人的。只見他身穿一件單布衣,頭戴一頂粗布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營門口一坐,開口就罵。一邊罵,還一邊用木棒擊地,罵得抑揚頓挫,有聲有sè。曹操勃然大怒,回頭對孔融說:禰衡小子,算什麼東西!孤要殺他,不過殺一隻麻雀老鼠罷了!
禰衡這事做得確實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該把孔融也賣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讓曹操看不起。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極度的蔑視,加上不願意背「不能容之」的惡名,曹操沒有處死他,而是把他打發到劉表那裡去。劉表素有寬和愛士的名聲,禰衡去了以後,如能改弦更張,和睦相處,倒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可惜禰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最終於劉表鬧翻,又被劉表打發到黃祖那兒去。黃祖是個大老粗,哪裡吃禰衡這一套?一次宴會上,禰衡又出言不遜。黃祖再也忍無可忍,便下令殺人。正好黃祖的主簿平時就痛恨禰衡,就忙不迭地把他殺了,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
禰衡的死,在後世博得了許多同情。同情的原因,也無非三個:第一,禰衡有傲骨;第二,禰衡罵曹操;第三,禰衡死的冤。死的冤也有兩層意思,一是他不該死,而是他死於曹操之手,是曹操借刀殺人。其實,這些說法都似是而非。不加分析,就會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做出錯誤的判斷。
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問題,禰衡有傲骨嗎?好像有。因為他所到之處,都要辱罵最高當局。在曹操那裡他罵曹操,在劉表那裡他罵劉表,在黃祖那裡他罵黃祖。有幾個人敢這樣做?沒有幾個。這就很有些人欽佩。但我們不能這樣簡單地看問題。罵當局,也未必就是錚錚傲骨。我們還要問:一,這個當局該不該罵?二,這個人為什麼要罵?三,他是不是從來就罵,從來就不和當局合作的?這樣一問,問題就出來了。
首先,禰衡並非「不合作主義者」,他其實很想和當局黃祖合作的。《後漢書?禰衡傳》說,禰衡原本是「避難荊州」的。當時在荊州避難的人很多,因為劉表創造了一個對本土人來說相對比較寬鬆的環境。這個時候,禰衡如果真是高士,他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像諸葛亮說的那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種是像諸葛亮做的那樣,待機而動,擇時而出。但禰衡沒有選擇任何一種。他按捺不住表現自己的衝動,離開荊州,來游許下。據說,禰衡出來尋找發展機會時,曾「yīn懷一刺」。刺,就是名片,也叫名帖。也就是說,禰衡的身上悄悄地揣上了張名片,準備投給他看中的老闆。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當時許多人也都是這樣做的。問題是禰衡走來走去,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讓他「高就」的地方(無所之適)。這就讓他非常失望,也就開始罵人。
史書所載禰衡的開罵,是在許縣,時間則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典略》,那時曹操剛剛迎奉天子,許縣也剛剛建都,四方豪傑,雲集於此,可謂人才濟濟。於是有人就好心好意地建議禰衡與陳群、司馬郎交往,誰知他竟一臉的不屑,說我豈能和屠戶賣酒的人打交道!陳群字長文,祖父、父親、叔父都是當時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為官,並不是屠戶。司馬郎字伯達,世家子弟,是司馬懿的長兄,當然也不是賣酒的。趙某是當時的蕩寇將軍,飯量頗大。於是禰衡便嘴巴一瞥說:荀某可以憑他的臉蛋去司儀弔喪,趙某憑他的肚皮可以去監廚請客。請大家看看,這都是什麼話!總之,禰衡誰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順眼一點的也就是孔融和楊修。但禰衡對他倆也不客氣,常常對人說,也就大兒子孔文舉(孔融),小兒子楊德祖(楊修)還湊合,其他小子都提不起來。禰衡說這話時,自己不過二十齣頭,孔融已經四十歲了,竟被呼為「大兒」!這哪裡是什麼傲骨?分明是狂悖!
現在我們也弄不清楚禰衡是因為到處碰壁而破口大罵,還是因為喜歡罵人而到處碰壁。依我看多半是第二種情況,或者兼而有之,惡性循環。《後漢書》說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氣用事,非常剛愎狂傲,喜歡故意和時尚唱反調,故意和別人過不去,也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的意思。《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典略》則說他「恃才傲逸,臧否過差」。如果認為某個人不如自己,就懶得和他說話(見不如己者不與語),所有的人都因此而討厭他(人皆以是憎之)。
討厭他也是當然的。如此狂悖無禮的人,人際關係怎麼好得了?而禰衡似乎也不想搞好關係。《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典略》說,禰衡被曹操驅逐出境,眾人來送他,相約說:「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因此,禰衡來到時,眾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禰衡卻一屁股坐下來放聲大哭。大家問他為什麼哭,他說坐的是墳堆,躺著的是屍體,我夾在墳堆和屍體之間,能不難過嗎?這樣喜歡罵人,而且罵起來這樣尖酸刻毒的傢伙,有誰會喜歡?所以很多人都把他恨到了骨頭裡(眾人皆切齒)。
顯然,討厭禰衡的,並非只是曹操、劉表、黃祖,而是除孔融以外的大多數人。禰衡對抗的,也不僅僅是大局,而是整個社會。事實上禰衡的所謂傲骨,毫無正義的內容,只不過他自我表現的惡性循環膨脹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的地步。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其實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現。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所以他誰都看不起。為了表現他的所謂傲氣,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倒極為尷尬的境地。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何況禰衡也不是見了當局就開罵的。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傅子》,他對劉表,就曾經讚不絕口(稱表之美盈口),也是歌功頌德的。只是到了後來,老毛病又犯了,開始口出狂言(《後漢書》的說法是「後復侮慢於表」),這才被表打發到黃祖那裡。到了黃祖那裡,黃祖對他也很客氣(祖亦善待焉),雙方也曾和睦相處。但他忍不住又出言不遜,還罵黃祖是「該死的」(死公),黃祖這次殺了他。所以,禰衡並非傲骨錚錚,而是心理變態,罵人罵慣了,逮住誰就罵誰。
弄清楚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回到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曹操該不該罵。
曹操無疑有該罵的地方,但不等於禰衡罵了他就是英雄,還要看他罵了什麼,為什麼要罵?當然,我們也弄不清具體內容。不過,根據禰衡的一貫為人,怕也沒有多少正義性。有人說禰衡罵曹操,蓋因曹操篡漢,是「漢賊」。其實曹操是否篡漢,本身就是個問題。建安元年時的曹操,也還沒有什麼篡漢舉動,反倒十分遵奉天子。再說了,就算曹操篡漢,荀彧卻是忠於漢的,為什麼也要挨罵?這就只能認為是禰衡愛罵人。實際上禰衡罵曹操,是因為他對曹操既蔑視,又厭惡;既厭惡,又憎惡。《後漢書》的說法是「素相輕疾」,《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文士傳》的說法是「疾惡之」。為什麼蔑視、厭惡、憎恨呢?不知道。但除了孔融、楊修,這個世界上,好像也沒有什麼人是禰衡不蔑視、不厭惡、不憎恨的。何況曹操對禰衡,實在在夠意思的了。他受到禰衡的羞辱,並沒有報復。聽說禰衡肯來見他,還十分高興,等到很晚(待之極晏)。禮賢下士如此,怎麼就該挨罵?
現在回答第三個問題:禰衡死得冤不冤?我的回答是,也冤也不冤。說他冤,是因為無論禰衡多麼可惡和討厭,至少罪不當死。說他不冤,則因為他多少有些咎由自取。實際上禰衡正死於他的盛氣凌人。據《三國志?荀彧傳》裴松之引注《傅子》,他到劉表那裡,劉表把他奉為上賓,他對劉表也不吝讚美之詞,卻又不斷諷刺劉表的左右親信。於是這些人便到劉表那裡去打小報告,說禰衡讚美將軍仁愛寬厚,其實是暗示將軍不過婦人之仁,沒有決斷能力,必敗無疑。這話擊中了劉表的要害,禰衡卻並沒有說過。然而說它出自禰衡之口,卻誰聽了都信。結果劉表惱羞成怒,便把他打發到黃祖那裡,《後漢書》的說法是「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橫與之」。我們知道,曹操送禰衡到劉表那裡,是知道劉表寬厚,對禰衡也尚能網開一面,希望他能好自為之,或者以觀其後效(視當如何)的意思。劉表明知黃祖暴躁,還要把禰衡往他那裡推,就是存心和禰衡過不去,甚至有借刀殺人之意了。但黃祖是個什麼樣的人,你禰衡難道不知道?怎麼就不能收斂一點呢?恐怕是病入膏肓,不罵人沒法活。
所以,禰衡之死,有三個原因,一是禰衡自己找死,二是劉表借刀殺人,三是時代社會黑暗。而且,說到底,禰衡是死於沒有法制和人權。一個江夏太守,僅僅因為沒面子,就可以隨便殺人,這是什麼主義?是**主義!這是什麼社會?是黑暗社會!但即便是在**制和人權的社會,禰衡也不會討人喜歡。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太不尊重別人,也太不會做人,一開口就是狂悖之言,既不給對方面子,也不給自己留餘地,而且打擊面極廣,等於自絕於人民。他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結論是:禰衡不該死,但也不值得學習,更不能當作英雄來歌頌。
孔融的死則有所不同。
論者常常將禰衡和孔融歸為一類人物,在當時文士中他們兩個的關係也確實是最好的,稱得上是臭味相投。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的時候,就有人揭發說,孔融和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則誇禰衡是「顏回復生」。這個舉報材料一再提到禰衡,可見孔融一案,在某種意義上是禰衡一案的延續。不過,孔融的來頭比禰衡大,是孔子的第十二世孫;官也大,是將作大匠(建設部長)。所以,他死得也晚。
孔融被殺,也是得罪了曹操,而且不止一次。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術稱帝,曹操便想公報私仇,趁機殺掉和袁術有婚姻關係的太尉楊彪。孔融聽說後,立即去找曹操,說《周書》有云:「父子兄弟,最不相繼」,何況楊彪和袁術只是親家。曹操打官腔,說這是皇上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媽的淡!便反問:莫非成王要殺召公,周公也說不知道?如今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個,我孔融堂堂魯國男子漢,明兒個就不來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說得也有道理,就不殺楊彪了,但心裡肯定結了個疙瘩。
然而孔融卻不放過曹操,一有機會就找他的岔子,用譏諷挖苦和故意搗亂的方式來發泄他對曹操才不滿。據《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引注《漢紀》,曹操為了節約糧食,下令禁酒,孔融又跳出來唱反調,說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間有酒德,酒怎麼可以禁?再說從古以來就有因女人而亡國的,怎麼不禁女人?這些話,當然讓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來頭大,名氣大,曹操輕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說些風涼話,或者話說得刻薄一點,也許曹操忍一忍也就罷了。可惜孔融還要攻擊曹操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綱領,對曹操的每一重大決策都要表示反對,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比方說,官渡之戰時,孔融就在朝廷散布袁紹不可戰勝的言論,遭到荀彧的駁斥,事見《三國志?荀彧傳》。又據《後漢書?孔融傳》,孔融曾上書朝廷,提出應該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內不封侯。曹操便疑心是沖著自己來的,是要把自己這個侯爵打發到千里之外去。加上孔融和劉備關係非同一般,曹操便決定在用兵荊州之前,先消滅了孔融。
但孔融畢竟不是什麼無名鼠輩,殺他還得講點程序。正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改革官制,恢復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新任御史大夫(監察部部長)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郗慮。郗慮原本與孔融不和,對曹操的任命也心領神會。據《孔融傳》,郗慮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狀,並讓一個叫路粹的人寫了舉報材料。其中最嚴重的一條,是揚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字。這便是謀反了,當然該殺,可殺。於是孔融就很快被下獄、處死,時年五十六歲,老婆孩子也統統受到株連。
不過曹操殺孔融,用的卻不是「謀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據《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引注《魏氏chūn秋》,因為孔融名氣太大,曹操怕別人不服,還特別公布了罪狀。據說,孔融有兩條「不孝言論」。一是說,父與子,有什麼恩?論其本義,不過當時情yù發作而已。子與母,有什麼愛?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里,倒出來後就什麼關係都沒有了。二是說鬧饑荒時,有點吃的,如果父親不好,便寧肯拿給別人去吃。這樣的言論,當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惡狠狠地說:「融違天反道,敗倫亂離,雖肆市朝,猶恨其晚。」也就是說,孔融不但該殺,而且還殺晚了。
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政治。首先,我們並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論,布告上講是聽禰衡說的。禰衡從孔融那裡聽說後,便到處傳播,影響惡劣。然而禰衡已死,死無對證,哪裡說得清?依我看,這話倒像是禰衡說給孔融聽的。但曹操說是孔融所說,那就是,不容申辯的。其次,即便這話是孔融所說,也頂多是不像話,有錯而無罪。但曹操那個時代是不講人權的,連「腹誹心謗」都有罪,何況「猖狂攻擊」?當然該死。第三,曹操自己說「唯才是舉」,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緊,怎麼可以因為不孝而殺人呢?豈非出爾反爾、自打耳光?再說,孔融只不過有不孝的言論,曹操還把它用到組織路線和人事政策上去了,豈不是該殺?不過,這些話我們不能去問曹操。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其實,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殺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極有心計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氣用事的書獃子。首先,漢王朝歷來主張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殺孔融,說明他維護孝道,而維護孝道就是維護漢室。這就光明正大,同時還洗刷了自己「謀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撈了一票。其次,這樣做,不但消滅孔融的**,還能詆毀孔融的美譽。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孫居然主張不孝,他的人品還靠得住嗎?一個連祖宗都背叛的人,難道還不該死嗎?顯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還要讓他遺臭萬年。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非常厲害的。因此陳壽作《三國志》時,便不敢為孔融立傳。
說來曹操的殺孔融,除消滅異己外,也確有正一正風氣的目的。只不過這風氣與孝不孝沒有什麼關係,卻與政治關係頗大。我們知道,東漢末年,許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標榜。其中自然有潔身自好的高潔之士,也不乏沽名釣譽之徒。但不論何種「清流」,共同的特點,是才氣大脾氣也大,或沒有才氣脾氣卻很大。他們都自命清高不肯與所謂俗人來往,也不肯和當局合作,或假裝不和當局合作。如果只是個人生活鬧鬧脾氣,還不要緊,然而他們還要把這種風氣帶到政治生活中來,而且弄得影響很大,這就不能不讓曹操頭疼。曹操是一個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專政,豈容別人天天說他的怪話?他要用人,豈容大家都不來合作?這就要殺一儆百,而孔融正好是這樣一隻大公雞。
禰衡死了,事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孔融死了,事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荀彧死了,事在建安十七年(212年)。以後,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又先後殺了崔琰和楊修。他們的死,在當時也既是大案,又是疑案,而且情況與前三人不同。那麼,崔琰和楊修又是為什麼被殺的呢?
請看下集:命案真相。